刘勰避“衍”讳确凿无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确凿论文,刘勰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拙文《〈文心雕龙〉撰成年代综考》提出十个证据，用以考证《文心雕龙》撰成年代不是“南齐之世”，而是萧梁之初。具体说，就是撰成于梁武帝萧衍天监二年。这十个证据中，第一个证据就是避讳，避梁武帝萧衍名讳。本文拟对此做补充考述，以说明《文心雕龙》避“衍”讳确凿无疑。
一、从历代避讳方法与类别，看其避“衍”讳的确凿性
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礼制律令。它始于周，兴于秦汉，继于历代，延至明清。秦以前，讳死人，不讳活人；自秦始，死活皆讳。避讳之讳，从所讳之内容分类，可分两种：一是，瑕讳，包括忌讳。《公羊传》闵公元年所说的“春秋三讳”，其主要所指就是瑕讳。满清帝王最反感“夷”、“狄”等称谓，这属于忌讳。一是，名讳，即“尊者”、“贤者”、“亲者”的名讳，其中主要是帝王名讳。一般所说的避讳，指的就是避帝王的名讳。从所讳之对象分类，可分三种：一是，国讳，即帝王名讳。全国臣民皆讳，故名。二是，公讳，圣贤名讳，一般指的是孔子名讳。因各朝各代皆讳，故名。一说，公讳就是国讳，两者合为一。三是，私讳，即私家之讳。“君所无私讳”（《礼记·曲礼上》）。“于大夫所……无私讳”（《礼记·玉藻》）。[1]故私讳只限于私家范围之内。
历代著述述及避讳之事的为数不少，如：《周礼·春官宗伯下·小史》、《左传》桓公六年、《公羊传》闵公元年、《礼记·曲礼上》、《礼记·檀弓下》、《礼记·王制》、《礼记·玉藻》、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梁任昉《朝堂讳榜议》、宋王楙《野客丛书》末附其父《野老纪闻》、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引元孔齐《至正直记》等等。应着重提出的是陈垣（1880—1971）《史讳举例》，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历代的避讳，并归纳出四法、十七类。其中，常用的避讳方法有三种：[2]
一是，改字法。把犯讳的字改为与其同义、近义或其他有关联的字。如：《史讳举例》说：《汉石经残碑》中，《论语》、《尚书》的“邦”字，多改为“国”，为的是避汉高帝刘邦名讳；因避晋康帝司马岳名讳，邓岳改名邓嶽；《史记·封禅书》为避汉高后吕雉名讳，把“野雉”改为“野鸡”；汉避文帝刘恒讳，改“恒山”为“常山”。再如：晋愍帝司马邺即位，为避邺讳，改“建邺”为“建康”；荀卿，避汉宣帝刘询讳，改为孙卿。以上引例说明，为了避开帝王名讳，免遭犯讳之祸，不仅人名、地名、物名等要改字，就连经传行文也必须改字。
二是，称字法，即避名称字法。其实质是改避人名，故陈垣先生将其纳入“改名”之类。与改字法相比，此法用途范围较窄，一般只用于有名有字的人。如：《史讳举例》说：“《宋书·王懿传》：‘懿字仲德，叡字元德，兄弟名犯晋宣、元二帝讳，并以字称。’”这里追述晋元帝司马睿时因避讳而称字不称名。各朝开国帝王，本朝各代大多避讳。晋武帝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司马懿为晋宣帝。又，“《宋书·王景文传》：‘名与’明帝讳同。’”宋明帝讳名刘彧，王彧字景文，因犯讳，只能称字，不许称名。可知，避名称字法是古代著述中简便的常用的避讳方法。
三是，缺笔法。缺，亦作阙。《史讳举例》认为，缺笔法始于唐高宗李治之世。如：李世民的世，缺笔为卅，或
；民，缺笔为
。孔丘的丘，缺笔为
。
常用的避讳方法，已如上述。《文心雕龙》恰恰是用改字法和称字法避梁武帝萧衍名讳的。在这方面，全书共有四讳：
一是，用改字法把“大衍”改为“大易”。《周易·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序志》则改为：“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对于精通《周易》的刘勰来说，把“大衍”说成“大易”，这绝对不是误记，而是出于避讳的需要。《文心雕龙》全书出现“大易”词语的还有一处，即《正纬》所说的“马龙出而大易兴，神龟见而洪范耀”。显然，两者所指完全不同：《正纬》的“大易”，指的是《易经》，“大”者，具有赞美之义；《序志》的“大易”是“大衍”的改字，“大衍”那一段文字指的是揲蓍占筮法。
二是，用改字法把“驺（邹）衍”改为“驺（邹）子”。《诸子》：“驺子养政于天文。”《诸子》：“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时序》：“邹子以谈天飞誉。”值得注意的是，《时序》全篇述及的人物多达一百五十七人，以“子”称谓的只有“邹子”一人。《诸子》述及五十一人，除“驺（邹）子”外，还有一人也是以“子”称谓的，这就是“文子”。可以肯定地说，称谓“文子”不是为了避讳。自古以来，人们只知其姓文，而不详其名其字，所以只能以古代尊称称其为“文子”。尽管有的后人对其名与字做过考证，但不足信。可知，《诸子》和《时序》惟独把“驺（邹）衍”改为驺（邹）子”，就是为了避梁武帝萧衍名讳。
三是，用称字法避开冯衍之名而称其字“敬通”。《铭箴》：“敬通杂器，准矱武铭。”《论说》：“敬通之说鲍邓，事缓而文繁。”《才略》：“敬通雅好辞说。”《程器》：“敬通之不循廉隅。”《文心雕龙》述及的人物逾千，仅评论的作家就达九百一十八人之多。对这些人物中既有名子又有字号者的称谓是随意而定的，如果意在避讳，而其名犯讳其字不犯，就必然是避其名而称其字。如《铭箴》述及的人物共有三十七人，其中，称姓名的十九人，称姓的三人，称名的二人，称字的二人，称谥号的六人，其他称谓的五人。在称字的二人中，一是“仲尼”，避孔子名讳，属于公讳；一是“敬通”，避梁武帝名讳。
四是，用称字法避开王衍之名而称其字“夷甫”。《论说》：“夷甫、裴頠，交辨于有无之域。”这又是一个避梁武帝名讳的例证。
以上四讳足以证明，《文心雕龙》因撰成于萧梁之初，故必然要避梁武帝萧衍名讳。其所用的改字法和称字法，与自周迄梁常用的避讳方法完全相同。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避“衍”讳确凿无误，毋庸置疑。
二、从齐梁时代避帝王名讳之严，看其避“衍”讳的确凿性
避讳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它与社会时代息息相关，受社会时代制约。因此，其要求与方法均具有时代特点。对孔子的避讳，就是一例。在要求上，从总体说，历朝历代都要避其名讳，但要求之程度有异。在方法上，唐以前，多称其为“仲尼”、“尼父”、“夫子”、“孔子”、“至圣”等；自唐始，又出现了阙笔“”。到了元代，又对“”的读法做了具体说明。孔齐《至正直记》：“字，圣人讳也。子孙读经史，凡云孔者则读作某，字以朱笔圈之。”清雍正四年诏谕天下：避公讳丘，改为邱，或阙笔为。这些都说明，避讳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密切关系。《史讳举例》：“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应补充的是，在大多场合下，口头上也不能直呼其名。这里所说的“当代”，就是当朝之当代。从《文心雕龙》避讳角度说，就是梁武帝时代，以及与之有关联的南齐时代。因此，要搞清《文心雕龙》是不是避“衍”讳，必先了解这两个时代的避讳情况。
先看南齐的避讳情况。南齐在避帝王名讳方面，依然甚严。如：《南齐书·薛渊传》说，薛渊本名道渊，为了避齐高帝萧道成偏讳“道”，改名为薛渊[3]。《梁书·太宗王皇后传》：其父本名玄成，字思寂，齐时避齐高帝萧道成偏讳“成”，改名骞[4]。《史讳举例》：《南齐书》将萧道先改为萧景先，避“道”讳。又：“《南史·齐文惠太子长懋传》：‘宋末转秘书丞，以与宣帝讳同，不就。’”此为避嫌名讳。宣帝，即齐高帝之父萧承之，文惠太子的曾祖，萧道成即位后追尊为宣帝。这些讳例说明，南齐时代不仅避正讳，即正名讳，有的还避嫌名讳。足可见，南齐避讳之严。可以说，从所能查到的南齐各代之文得知，尚无犯讳者。
再看梁武帝时代的避讳情况。梁武帝是一个非常崇重文化学术及传统礼制的帝王，其避讳之严，有的地方甚于南齐。本来，避讳是避帝王的正名之讳，不包括小名，可是梁武帝时代，就连其小名也要避讳。《梁书·本纪·武帝》：“高祖武皇帝讳衍，字叔达，小字（即小名）练儿……皇考讳顺之，齐高帝族弟也。”《颜氏家训·风操》在谈到避讳时说：“梁武（帝）小名阿练，子孙皆呼练为绢。”此为用改字法避“练”讳。应说明的是，小名之讳不出宫，只限于宫内。除上述外，齐梁两代避讳总体相同：正名讳，必须避；二名讳，多按“二名不偏讳”原则行事；嫌名讳，有的依从“礼不讳嫌名”而不避，有的则根据具体情况去避；当朝当代帝王父讳，有的避，多数不避。
根据齐梁避讳总况即可确切了解，《文心雕龙》到底避哪个帝王名讳，不避哪个帝王名讳。
南齐（公元479—502）共有七个帝王，按历史顺序，其名为：齐高帝萧道成、齐武帝萧赜、齐郁林王萧昭业、齐海陵王萧昭文、齐明帝萧鸾、齐东昏侯萧宝卷、齐和帝萧宝融。这些帝王名讳的文字，除“鸾”字（行文不需要）外都出现过，而且大多是出现频率很高。如，“宝”字十三次，“融”字十五次，“卷”字一次，“勌（同倦）”字一次，“昭”字二十八次，“业”字八次，“赜”的“嫌名”字二十九次。至于“文”、“成”、“道”出现的次数更多。这足以证明，《文心雕龙》对南齐各代帝王名讳一律不避。
梁代（公元502—557）共历四主，与本文有关系的是开国之帝梁武帝。他在位四十八年，历经天监、普通等七个年号。天监，历经十八年。根据前面所述，梁武帝时代的国讳是“衍”，而《文心雕龙》应当出现“衍”字的地方共有九处却都避开。可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避“衍”讳是确凿的史实。
三、从《文心雕龙》关于避讳的论述，看其避“衍”讳的确凿性
《文心雕龙》述及避讳之事的有二处：其一，《史传》：“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这段论述，源于《春秋公羊传》。《公羊传》闵公元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此《传》旧题战国齐人公羊高著，唐徐彦疏引后汉戴宏序谓：汉景帝时，由公羊高之玄孙公羊寿与胡母子都根据口头流传所记而成。因此，其“三讳”之说，可与《礼记》关于避讳的论述互为补充。前者，侧重于瑕讳；后者，侧重于名讳。二者相合，就是广义的避讳。《史传》征引《公羊传》“三讳”说的目的在于说明，写作史传文不但要以“直笔”为原则，还要遵从孔子的“三讳”的“圣旨”，对“尊者”、“亲者”、“贤者”避瑕讳。
其二，《奏启》：“孝景讳启，故两汉无称。至魏国笺记，始云启闻，奏事之末，或云谨启。”尽管范文澜以东汉末刘熙《释名·释书契》有“启”的释文为据对“两汉无称”提出异议，但就避讳这个观点与主张说，还是无可争议的。汉景帝时，对避帝王名讳的要求是很严的。如，鲁闵公本名启（一作启方），《史记·鲁世家》为了避汉景帝名讳而改启为开。刘勰是在《奏启》中论述启的发展始末时提到避讳的，虽然如此，却在客观上表明了自己对避讳所持之态度，同时也为文字著述提出了一条在那个时代必须遵守的写作原则。
以上，其一讲的是瑕讳，其二讲的是名讳。这直接说明，刘勰对避讳不仅深知而且严行。由此可知，《文心雕龙》不避齐帝讳而避“衍”讳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不容忽视。这里，有一个问题需做补充说明，即：刘勰是怎样对待嫌名讳的。
《礼记·曲礼上》：“礼不讳嫌名。”何谓嫌名？郑玄：“嫌名，谓音声相近，若禹与雨、丘与区也。”孔颖达：“禹与雨音同而义异，丘与区音异而义同。此二者各有嫌疑，如此者不讳。”《礼记》所述说明，根据礼制规定，嫌名讳是不避的。可是，随着避讳要求日趋严格，自汉代始，嫌名讳也要避。直到南北朝时，才宽松下来，避也可，不避也不算犯讳。于是，有的不避，有的则根据自身需要去避。甚至即使是同一作者的不同著述，也存有这部作品避而那部作品不避的现象，刘勰的著述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天监十五年三月十五日所写的《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中，把曾用在《灭惑论》的“一音演法”改为“一音阐法”。而在《文心雕龙》中，却不避嫌名讳。据粗略统计，全书共有七处嫌名讳：《辨骚》“每一顾而掩涕”的“掩”，《颂赞》“化偃一国谓之风”的“偃”，《书记》“掩目捕雀”的“掩”，《体性》“平子淹（读第三声）通”的“淹”，《檄移》“草偃风迈”的“偃”，《丽辞》“西施掩面”的“掩”，《夸饰》“倾崐取琰”的“琰”。这些，都属于“音同而义异”的“嫌名”字，历代多以此为辨别是否“嫌名”字的依据。因为“音异而义同”的现象过于繁杂，不便实际操作。
四、从避“衍”讳的确凿性，足可认定《文心雕龙》撰成年代，以及纪、刘之说的疏漏
《史讳举例》：“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这里所说的“辨别古文书之……时代”，就是通过对避讳的识别能考知古文书的著述时代，或撰成年代。也就是说，搞清《文心雕龙》避谁的讳、不避谁的讳，就可以认定其撰成年代。
关于《文心雕龙》的撰成年代，纪昀推定：“此书实成于齐代。”刘毓崧补充：“此书之成，则不在梁时，而在南齐之末也。”自此至今，一直沿用此说。然而，《文心雕龙》行文的避讳事实说明，纪、刘之说，不能成立。已故的陈垣先生在给避讳释义时强调“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这些文字颇具实际操作意义。意即：凡直书那个时代皇帝之名者，就不是撰成于那个时代；凡不直书而设法避开那个时代皇帝之名者，必是撰成于那个时代。以此而论，完全可以有把握地断定：既然《文心雕龙》直书而不避开南齐各代皇帝之名，那么它就不是撰成于南齐时代，具体说，既不是撰成于齐和帝时代，也不是撰成于齐东昏侯时代，更没有可能和不应该是撰成于南齐他代。与此相反，《文心雕龙》没有直书并以常用的避讳方法极力避开梁武帝萧衍名讳，说明它撰成于梁武帝时代，即梁武帝天监二年。
《文心雕龙》避萧衍名讳的事实，彻底否定了纪昀“此书实成于齐代”的说法。纪昀官居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又是乾嘉时期文界泰斗，于礼（包括避讳）于文无所不通。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纪昀评点《文心雕龙》，提出上述观点。乾隆三十七年，任《四库全书》总纂。众所周知，文字著述包括《四库全书》编写的原则之一就是避讳。清代避讳，实自康熙开始，雍乾和乾嘉时期至严，雍正曾就如何避讳事宜而颁诏天下。清代文字狱中，有不少就是因犯讳而招致的祸端。那么，为什么被誉为一代通才而又身居《四库全书》总纂要职的纪昀，在推定《文心雕龙》撰成年代时却偏偏疏漏了避讳这个礼制律令呢？答案很简单，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学术上的疏漏，人所难免。“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由于一时疏忽，多次出现讹误。在面对乾隆的言谈中也是如此，甚至犯忌。不过，每次都因“铁齿铜牙”，随机应变，而能自圆其说，祛祸免谪。二是，评点或点评之类的著述，往往存有一定的或然性。这是因为，评点一般都是随意而发，不加严密论证。加之，书眉之处，容量有限，不便具体阐发。不过，评点上的疏漏主要还是主观上的一时粗心所致。正是由于纪公的千虑一失，才使刘勰蒙受了二百三十多年的犯讳之冤。
附：搞清《文心雕龙》撰成年代的重要意义。
搞清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的著述年代，对正确理解其思想内容以及探索与之有关系的问题，都至关重要。尤其象《文心雕龙》这样的“体大思精”而又史料匮乏的理论著作，更是如此。同时，它又是解决龙学领域诸历史疑题的关键，是龙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首先，搞清撰成年代，可以直接了解著述的时代背景。作品时代背景是产生与表现作品思想的客观环境与世情，“文变染乎世清，兴废系乎时序”。所以，时代背景是理解作品内容的时间通道，而撰成年代又是联结时代背景的直接通道。《文心雕龙》的时代背景，具体表现在梁武帝时代。与南齐相比，梁武帝时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梁武帝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帝王，他曾是文坛上竟陵八友之一。在他的崇重与倡导下，梁代呈现着儒、佛、道及各种文化流派多元竞立、全面振兴的昌盛景象。《文心雕龙》就是产生于这样的时代，并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学理论思想反映这个时代。刘勰所构建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间有佛学与道家思想成分的文学理论体系，只有在梁武帝时代的文化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
其次，搞清撰成年代，关系到对全书内容的准确理解。时代决定内容，内容反映时代。不同的撰成年代标示着不同的时代，也就标示着不同的内容。所以，对撰成年代的推定误与正，必然影响对内容的理解误与正。先以对《正纬》的理解为例说明。《隋书·经籍志》说，刘宋孝武帝大明中，诏禁纬书，南齐因之，直至梁武帝才解禁，纬书得以复兴。[5]《正纬》篇的论述目的是为纬书正名，在指出真伪并存的同时，肯定纬书，并主张“正”而用之为“文之枢纽”之一。如果把《文心雕龙》撰成年代推定为“齐代”，势必做出这样的错误理解：刘勰不顾皇帝关于纬书的诏令，公然犯禁，为纬书翻案，罪莫大焉。显然，这样理解是错误的，它不合史实，强加于人。与此相反，只有把撰成年代推定为梁代，才能对《正纬》的所有问题做出合理合情的理解。
再以纪昀对《时序》的评点为例。纪昀说：“阙当代不言，非惟未经论定，实亦有所避于恩怨之间。”这里的“当代”，指的是南齐时代的具体作家与具体作品。这段点评，是纪昀基于“书成于齐代”的观点，对“暨皇齐驭宝……其鼎盛乎”这一部分文字的理解。这个理解，有可取的一面，也有不可取的一面。在古代，确有不少人为避恩怨而不论当代；然而，就《文心雕龙》全书来说，纪昀的说法本身又存有矛盾。《练字》：“傅毅制诔，已用淮雨；元长作序，亦用别风。固知爱奇之心，古今一也。”王融（公元468—494）字元长，南齐人。这一事实说明，并非因“避于恩怨”而不论当代。纪昀之说，前后矛盾，实为不可取。不可取的另一个表现是，由于把撰成年代推定为南齐，必然把“暨皇齐驭宝……其鼎盛乎”视为一个整体，后人在分段时因而把它分作一个段落。事实上，不论从所述内容看，还是从文字表述特点看，均指齐、梁两代。因此，应分两段：“暨皇齐驭宝……缉熙景祚”为一段；“今圣历方兴……其鼎盛乎”为一段。分为两段，既是撰成于梁代的必然结果，解决了因《练字》而出现的矛盾，又是撰成于梁代的证据之一（详见拙文《〈文心雕龙〉撰成年代综考》等）。
最后，搞清撰成年代，是解决《文心雕龙》历史疑题的关键，也是最直接的途径。根据现有史料，在未知的历史疑题中，只有一个自述可以有条件地作为已知的信息，这就是刘勰本人在《序志》中所提供的“齿在逾立……乃始论文”。据此，只要确定撰成年代，即可推知刘勰生年。前面说过，已经推定，撰成于梁武帝天监二年。《文心雕龙》的撰写是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故由撰至成，最多不超过二年。这样，正式撰写始于天监元年，刘勰时年三十一岁。撰成于天监二年，公元503年，时年三十二岁。由天监元年算起，上推三十一年，为刘宋明帝刘彧泰豫元年，公元472年，即刘勰生年。
生年确定后，其他一些年代疑题即可顺利解决。如：依居僧頠的起始年代为及冠“不婚娶”（两《传》）之时，那么，其具体年代就可算而知：以生年为起点，数二十年（岁）为齐武帝永明九年，公元491年。再如：奉朝请的起家年代，《梁书》本传只是笼统说“天监初”。知道生年及撰成年代后，即可推知为天监三年，公元504年，时年三十三岁。此外，对受敕撰经的具体年代、“证功毕”后是否北归、刘勰卒年等疑题的解决，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制约作用。
综上可知，《文心雕龙》撰成年代的推定，绝非一般意义下的考证，而是龙学的一项基础研究。它不仅是解决历史疑题的基础，也是准确理解全书思想内容的基础。基础问题不解决，龙学研究就不会顺利发展。故可酌情将撰成年代作为一个专题，象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对待刘勰世界观那样，集中一段时间开展广泛讨论，以期基本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