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现代文化发展战略的实现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疆论文,发展战略论文,途径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12)01-0018-11
“一个国家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文化特性决定的。文化虽然从总体上讲是人类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产物，但它一旦形成为传统，就会扎根在人们的灵魂深处，支配国民的精神生活，成为塑造国家精神品格的强大力量。”[1]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现代文化的本质是先进文化，是建设型、进步型、文明型及与国际接轨型的文化，它在推动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中的重要作用无可替代，特别是在新疆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大力倡导以“爱国爱疆、团结奉献、勤劳互助、开放进取”为核心的现代文化理念，弘扬以此为内涵的“新疆精神”，其现实与历史意义既十分重大又深刻而长远。新疆在这个巨变的时代，对文化需求的强劲和急切是完全超出我们想象的。
新疆的现代文化，包括新疆现代文化的建设，都正在经受着国内国外双重需求的牵扯、挤压和期待。这些都在严峻地考验着新疆的智慧、胆识和良知，也让新疆的文化工作者们所肩负的历史职责和使命更为沉重。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科技教育是支撑，而文化具有引领、凝聚、认同和整合的功能。因此，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是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工作。抓好现代文化建设这一战略性的重大工程，从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需要来看，其实现途径是多方面的，认真研究战略实现途径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课题。
一体多元：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发展现代文化、和谐文化
对于中华民族概念的理解，王亚南在《中华统一国民共同体论》中有精辟的见解：追古述今，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所谓的“单一民族”(unitary nation)，也就可能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unitary-nation state)，或视为“复合民族”(compiex nations，多个民族的复合体)，一个“多民族国家”(multi-nation states，即多个民族国家的联邦)。“中国所谓的‘多民族’实质上是国内多民族，而非‘多国民共同体’之间的结盟，更非‘多民族国家’联邦体制。从国家层面上看，中国是一个统一的民族，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2]中华民族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不是56个民族简单累加的总和，“多”统摄在“一”中，“一”化融在“多”中，“一”是共相和本质，“多”是殊相和现象，离“一”无“多”，离“多”无“一”，多元是为一体，一体呈现多元。
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凝聚意识，提高民族精神，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族地区显得尤为重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我国整体社会价值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决定着整个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也决定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精神旗帜，是维系社会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也是现代文化基础工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集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之大成，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中之重”“核心的核心”，决定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质，引领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向。
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新疆的稳定，事关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事关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国家统一和安全。新疆大力发展现代文化，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其第一要务就是必须教育引导全疆广大党员干部模范学习践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增强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断增强“四个认同”、“三个离不开”的责任心、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不断增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使命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执政意识和执政能力。当前，牢固树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新疆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深刻的理论意义。
新疆各族人民具有优良的爱国主义传统，在不同历史时期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特别是近代以来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中，为各族人民所认同的心理素质、思想感情、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的形成，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塑造都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各族群众积极捐款购买“新疆号”战斗机支援抗日战争，到斯拉木父子“种田放牧护国土，世世代代守边关”，体现了爱国就是奉献的精神；就是广大的穆斯林群众也把“爱国是伊玛尼(信仰)的一部分”作为信条，并以民族团结为荣，以分裂祖国为耻，这也是一种爱国的情怀，正所谓天下兴亡，“穆民”有责。当前，反恐维稳是新疆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工作，虽然新疆当前形势总体稳定、总体可控、总体向好，但稳定的基础依然脆弱。“稳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这就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切实从思想观念和理论认识上充分认清新疆维稳反分裂斗争的严峻形势，充分认清反恐维稳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尖锐性，充分认清暴力恐怖活动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敌人，其实质上是一场反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斗争。同时，在这场斗争中，全疆各族人民要高扬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把爱国主义作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坚定的毫不妥协的与“三股势力”作斗争，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坚决反对民族分裂，坚决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爱国不能成为一个名词，而应该是一个动词，对每一个你我他来讲，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对于中华民族来讲，是“我们的”，对于中华民族子概念的各民族而言只是“我的”，要用“我们的”带动“我的”。
大力发展现代文化、和谐文化，应正视国际局势的复杂变化，着力解决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中的现实问题。做好新疆的现代文化引领工作，既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优势，也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打磨铸就已成为相互依存、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政治共同体，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和灵魂。这一历史规律和历史传统，已经成为国家统一完整，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具体到新疆来看，王蒙先生曾指出：“新疆的文化特点是多元一体，多元互补和多元并存的，并不特定地属于某个特定的民族，在这里生活的每个民族都互相感染，互相交融，形成了现在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异彩纷呈的独特文化景观。”[4]面对从古至今就是一块东西方文化交流、东西部文化交流、民汉文化交流、民民文化交流之地的新疆，坚持以现代文化为引领，需要我们尊重、珍惜和发展多民族传统文化。民族团结是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国家民族政策的根本立场和文化传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工作也非小事，任何失误和偏差所造成的影响都可能是长远的。大力发展现代文化、和谐文化，是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战略的根基和动力。因而，必须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不断丰富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增强各族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砥砺各族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新疆的精神品格。必须大胆创新和发展现代文化，努力形成“爱国爱疆、团结奉献、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的现代文化精神，不断提升现代文化的引领力。为此，广大党员、各级干部和文化工作者，要贯彻“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自觉坚持“内容为王”始终是文化发展不变的准则，积极强化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能力，提升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力。
文化是团结人民，推动发展的精神力量。大力发展现代文化、和谐文化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先进文化。和谐文化以崇尚和谐、追求和谐、实现和谐为价值取向和旨归，溶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积淀、行为规范和社会风尚为一炉。和谐文化不等于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就是能体现本质文化精神的文化。其文化形态是既能统领文化潮流、引领社会实践，又具有前瞻性和内驱力。和谐文化是“一种文化状态的界定，而先进文化既是文化状态的界定，又是文化时空位置的界定；和谐文化不受时空定位的限制，可以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表现出来，先进文化则受时空的限制，离开了时间的前置性和空间的前沿性，就谈不上先进文化。”[5]大力开展以人为本的现代文化、和谐文化建设，就是要积极贯彻“三贴近”的原则，牢固树立“文化也是民生”的思想观念。一是自觉把基层文化建设包括农村文化、社区文化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使先进文化的活力和源泉植根于广大群众之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使文化成为有根的文化，根在传统，根在民间，根在发展，根在创造；二是切实将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保障或公共文化服务放在与就业、医疗、教育等同等重要的位置来对待，着力改变文化“可有可无”、“可多可少”、“可上可下”、“可近可远”的消极错误观念，把“文化民生”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相结合。三是有意识地持续提高文化部门和单位，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文化引导力、文化组织力和文化鉴赏力。不断提高文化内容与体系的解释力、文化表达方式的亲和力、文化传播主体的示范性、文化运行机制的高效性、文化与时代发展的同步性，确保文化工作在新的时代节点上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抢占新高地，作出新贡献。
文化认同：多讲共性、多讲包容，追求各民族文化的交融
有人说，了解一个民族，必须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尊重一个民族，必须尊重这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一个民族，必须发展这个民族的文化。那么认同一个民族，则必须认同这个民族的文化，而认同一个民族的文化，也势必要认同这个民族。认同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认同一个民族的必要条件。亨廷顿认为，“文化认同”就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因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而且是最深层的基础。[6]中华民族是多民族的大家庭，强化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首先是要正确区分“民族”这个概念。由于对民族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位和表达，我们习惯上把“国家民族”(中华民族)和“国内民族”(56个民族)统统放到一个层面或平台上用“民族”替代，即造成“集体属概念”和“部分种概念”的逻辑混合重叠现象：中华统一民族国家的“民族(nation)建设”一直为国内层面的“民族(ethnic)运作”，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泛用，甚至被分解为国内各民族“各自表达”的地步，倡导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可能会反弹回来产生负面效应，偏偏使某种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有机会取得合法性。[7]“国家民族”和“国内民族”是真包含和真包含于的关系，不是交叉关系，更非全异关系。
对国族的认同，自然会产生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个人国民身份的认同。个人所谓的“民族(nation)身份的惟一表征即为特定主权国家的国民，其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双重法定标志就是国籍。国民身份更强调是政治和法理意义上，而不是其他意义上的身份属性。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公民性与他的民族性是一致的，是高度统一的。没有脱离民族的公民性，也没有脱离公民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伟大民族，这个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了彪炳千秋、璀璨夺目、誉冠全球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在漫长旅程中，各民族之间相互提携、密切交往，共同谱写了一曲团结奋斗之歌，发展繁荣之歌。在中华民族这个实体里，中华文化是最高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中华民族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经历了从分散多元到结合成一体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共同的文化发挥了凝聚各民族的重要作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中国特定时空条件下多民族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强化文化认同要多讲包容。长期以来，“三股势力”有恃无恐，否认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千方百计否定新疆与祖国的历史联系，竭力歪曲和割裂新疆历史，其险恶用心，路人皆知。因此，坚持以开放包容心态、变革创新的现代文化理念来推进发展，共同应对全新的挑战，多讲共性、多讲交融，追求各民族在中华文化层面的大认同、大团结，应该是新疆现代文化建设的一个重点。“包容性”反映出当今世界特别是亚洲地区对发展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提升。新疆实现“包容性发展”，就是要把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到各族人民群众，让发展过程中的利益和好处惠及所有的地区，在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中实现新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由于新疆南北疆各地发展条件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水平也各不相同，“包容性发展”对于各地的具体含义和任务也各不相同。
新疆现代文化建设对于“包容性发展”的思考和政策实践应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发展中强调四个方面的包容性：一是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的机会，是开放性的、公平的，应能包容到所有人；二是发展成果应能惠及到各民族的所有人员；三是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等各方面都必须具有相互包容性；四是新疆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需求必须同环境与生态的基本规律和承受能力相包容。实践中，现代文化建设要注意引领各方面把握好五个关系：跨越式发展与长治久安的关系，跨越式发展与尊重客观实际的关系，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近期发展与长远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经济增长与共享成果的关系。重视引导各方面，努力在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之间、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在充分尊重个人的全面发展与共促社会和谐发展之间、在文化发展与其他领域发展之间，寻求科学的综合平衡，并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避免因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略社会公平正义、忽略环境保护的增长方式。注重大力倡导和践行科学发展观，顺应包容性发展的时代潮流，努力走在包容性发展潮流的前列。
强化文化认同要多讲共性。讲共性，其本质是一种文化心理、文化认同。讲共性要多讲共同价值和根本利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各民族的灵魂工程和素质工程，也是各民族的核心价值和共同价值之所在。要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于“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等日常工作之中，获得广泛认同并积极转化为各民族的自觉行为，以此来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国家和道路的认同，从而凝聚人心，明确方向，增强力量”，砥砺意志，“让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变成人民内心主导的价值观念，成为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行为规范。”[8]要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会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坚定理想信念。“为了实现这个共同理想，一切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的思想道德，一切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道德，都应当积极鼓励、倾力推动和全力支持。”[9]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倘若中国共产党有什么“私利”的话，那么这个“私利”也只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要保持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整体的共同性，就要注重利益的和谐、同步和协调。客观上说，不同群体会有一部分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取向。这就要求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等之间的关系，把不同利益诉求、利益取向统一到人民最根本利益上来，既让大家利益兼顾，又要大伙义利并举。中国共产党除了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也不希望有什么特殊的利益集团，国内民族利益或是其他不同方面人群的利益。[10]当国内民族利益强化之际，要清醒地认识到，和国族利益相比，国内民族利益到底是第一位的，还是第二位的？
强化文化认同要多讲交融。新疆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及文化的交流史、交融史。从有记载的历史可考证，在西域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自古就先后居住着塞种人、羌人、月氏人、乌孙人、匈奴人、汉人、粟特人、吐谷浑人、鲜卑人、厭哒人、柔然人、突厥人、铁勒人(丁零人)、高车人、吐蕃人、回鹘人、契丹人、蒙古人、满族人；近代以来，中亚白帐汗国的分裂导致了近代哈萨克族与乌孜别克族的形成；塞种人融合月氏、突厥、契丹等部落后形成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在清代的称谓为布鲁特；因戍边需要，清朝从东北调派蒙古、锡伯、达斡尔等到西域驻防；俄罗斯族、塔塔尔族等民族也在近代由国外进入西域。各民族相互混合、交杂，各种文化(戍边文化、中原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等)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交流、传播，为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新鲜的文化因子，也形成了新疆十三个世居民族。各民族在杂居、混居的过程中，彼此的交往与文化交流，既促进了社会的变迁，也促使了文化认同和民族交融，新疆的地域文化已凝聚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同时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建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文化认同与文化和谐是民族认同、民族和谐的重要基础，是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是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体现。加强各民族的大团结，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写好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这部鸿篇巨制，根本要义就是实现新疆各民族文化的普遍繁荣与各民族之间和睦、和谐共处。“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
选择吸收：以开放、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力促新疆多民族文化的转型
传统文化不应是封闭、落后、保守的文化，而应成为包容、开拓、创新的文化。而传统文化也并非是“封闭、落后、保守”的代名词，其优秀的因子，如儒家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虽“问世”数千年，仍掷地有声，日久弥新。当然即便是普世性的真理也不能忘记与时俱进。就如现代性，“既是一个时间过程，也是一个生活世界通过文化和价值的生产，不断回到自身、肯定自身的循环往复的过程。”[11]忧秀的传统文化是与时俱进的活的文化。
文化转型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文化发展明显产生危机和断裂，同时又进行或急速或渐进的重组与更新。[12]文化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化概念是密不可分的，它是人的生存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根本转变。新疆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斜坡上蹒跚负重而行。由于世居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大都与民族和宗教因素交织，有的民族其宗教因素还在传统文化形成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已渗透到思维观念、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统摄着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精神，这就无形中增加了转型的成本和难度，这也是新疆文化现代化的难点、焦点和重点。
文化的发展、创新与转型离不开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对新疆的优秀传统文化而言，传承就是保护，弘扬必须提升。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原创性的资源要素，如医药、歌舞、特技、艺术、习俗、信仰和饮食等都是新疆的文化资源。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新疆地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传统文化愈是民族的，也愈是世界的；如果传统文化越是民族的，又是开放的，就更是世界的。由此带来它对审美的现代性启示也是全方位、多视角的。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的要冲，其文化是多民族文化长期融合、碰撞的产物，底蕴深厚、历史久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成分，对增强“四个认同”，对凝聚力量，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国家投入4.2亿元专项资金，对丝绸之路新疆段的2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遗址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组建新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组，专项负责对口支持新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文化部加大对新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资金补助力度，支持新疆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和传习所等基础设施。建成1个自治区级和3个地州级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传承中心，13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以及兵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到2015年建成比较完备、富有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13]新推出的反映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人性人情美的电影《乌鲁木齐的天空》，就是在表现当代民族关系方面，着力凸显新疆文化工作者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种新的理解和把握。影片通过反映人性人情美高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具有一种能够超越时代、种族、地域、民族和穿透心灵的力量。这种突破文化差异的屏障，消弭了不同民族的心理距离，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族群众共同融入了同一个精神世界。影片告诉人们：民族的精神性存在必然建立在人的精神性存在的基础之上。这是由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所决定的。在人的社会交往中，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理解、关心、友谊和互帮互助更重要的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种文化共存的地域，在各个发展时期，文化都在不停地发展着、交融着，新的内容不断衍生出来。当前，新疆正面临着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历史性机遇，保护、传承、弘扬本土优秀文化，积极推进新疆传统文化发展、创新，实现文化转型，提升新疆文化的软实力正当其时。进一步弘扬新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力推新疆文化的转型，应当坚持以开明、开放和开创的心态学习先进文明成果，以宽容、欣赏和共享的心态对待文化差异。因此，新疆文化的转型，应抓住国家支持新疆“文化兴边”战略实施的机遇，大力实施国家文化与自然遗产地保护工程，推进抢救性文物保护设施建设，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民族文化艺术繁荣发展。文化的转型和现代化概念是密不可分的。它是人的生存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根本转变。
新疆文化建设的生命力取决于能否充分反映各族人民群众最深刻的心灵呼唤和时代最迫切的思想要求。现代文化是一种全球视野，是以时代潮流为引领的。放眼世界、与时俱进、引导时代，是现代文化的时代担当。因此，以现代文化为引领，它的着力点和着眼点是推动新疆的科学跨越、后发赶超、长治久安，这也是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一种责任担当。
新疆各民族文化的现代化首要的关键的问题是观念的转变，因为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必须转变各民族传统中的价值取向、伦理道德、思维方法、审美情趣、生活方式等深层心理积淀，使之文化结构体系与现代化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的观念形态，如开放意识、法制意识、商品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质量意识、品牌意识、服务意识相适应，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同向同线。在文化转型中要摒弃过去一哄而上，“打战役”、“做工程”的心态和做法，充分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以渐进理性的方式，“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新疆各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定位、趋向和实现途径应为：以“理性民族”方向发展为主，使理性民族与诗性民族相结合。哈萨克族著名学者、自治区民语委副主任、夏里甫罕·阿布达里研究员认为：文化转型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性的超越，是对旧文化的辩证的否定；哈萨克族文化现代转型的客观要求处于文化是“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草原文化模式”，必须与现代生产和生活方式相适应。并提出和论证了从“诗歌民族”走向“哲学民族”的转变。[14]在这里，从“诗歌民族”走向“哲学民族”，虽然是夏里甫罕研究员立足于哈萨克族文化转型的结论，但对新疆其他民族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不说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思维惯性，如果新疆人在思维方式上相对来讲更多一些具象、感性的话，那么理应向以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和理性思维的方式转变。从“诗歌民族”走向“哲学民族”是一次凤凰槃涅式的伟大转型，体现了一个民族的视野、开拓性、创造性、先进性和远大抱负。理性主义包括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方面，价值理性体现一个人对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价值理性关怀人性的世界，价值理性视野中的世界是一个人文的世界，一个有意义的世界，这种价值理性也是“诗歌民族”感同身受，获益匪浅的。与充满浪漫美感冲天而起的价值理性相比，工具理性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和发展的结果，是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而人文理性是把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融合得最好的文化，所以要旗帜鲜明地弘扬理性，坚守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契合；所以在新疆，各民族也要坚持以理性为主，诗性与理性相融合的思维方式，把科学理念、自然科学知识、技能和研究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由“诗意栖居”到“理性栖居”，到“诗意”与“理性”共栖共融，高扬科学发展理念，由传统民族向现代民族转变，这应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选择和时代的追求。
坚持以理性而积极的态度推进新疆传统文化的发展，力促文化的现代化。新疆现代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又继承，应该发掘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并加以改造，即所谓的“返本开新”。新疆的文化转型是“长期的”、“复杂的”、“动态的”变迁，需要慢慢地“文”、渐渐地“化”，是与人的精神风尚和生活面貌相关的社会演化过程。新疆日报原副总编巴生说过：要用理性意识推动民族文化转型，推动文化现代化。“要处理好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时代性，处理好扬弃和创新的关系，理性地对待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有个破旧、树新的思想和态势，敢于扬弃那些不适应现代生活的落后、愚昧、消极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情感方式。”[15]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着必然的密切的联系，文化的发展，必须适应新的发展形势的需要。各种文化应该平等交流，相互取长补短。罗素在《中西文化之比较》中说：“不同文化的接触曾是人类进步的路标。希腊曾经向埃及学习，罗马曾经向希腊学习，阿拉伯人曾经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向阿拉伯人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曾向拜占庭学习。在那些情形之下，常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16]实际上，文化转型是非常艰难的，它依赖于我们的文化主体。只有独立、自由而强大的主体，才能完成正确的文化选择，完成优质历史传统的复苏或复兴。因此，各种文化只要相互接触，相互包容，平等交流，就能取长补短，共同发展。而那种认为新疆文化转型后就失去了本民族的自尊，这种狭隘的民族自尊心理是传统文化发展的大敌，也是新疆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大敌。推进新疆现代文化的发展，还必须进一步完善新疆现行的文化管理体制。应积极理顺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能，建立科学的文化管理体系。可按照“大部制”的体制，把相关的文化管理和服务工作部门集中在一个管理委员会的体制下，按照行业，内设若干个小部门，分为直接与文化活动有关的部门，其他则是相关的部门，以便于增强联系与沟通，制定和执行统一的文化政策，明确职责和措施，以利于促进新疆文化的转型、发展与繁荣。
在新疆文化的转型中，要注重打造公共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人文关怀使命，积极地关心政治、参与社会和启蒙文化。正如自治区文化厅原党组书记、著名学者刘宾研究员多次强调的那样，在历史文化积淀非常深、传统势力非常强大的土地上，现代转型之路坎坷崎岖，新疆的当代知识分子应承担思想启蒙的使命，做一名现代文化的引领者和传播者，只有文化的现代化，才能够推进其它领域的现代化。
新疆文化的转型，具有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和迟发外源性变迁的特点，要运用好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和“迟发展优势”，因人因地制宜，正确选择发展方向，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同时也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要通过现代文化的转型和引领，让各族人民群众进一步深刻认识到：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疆的和平解放和又好又快的现代化建设，就没有新疆的繁荣发展和各族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新疆各族人民群众走向繁荣富裕、和谐安康的核心力量，要不断坚定新疆各族干部群众永远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韦伯说过，现代化对西方来讲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一个未完成的使命。对于新疆的文化转型或文化现代化，“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文化转型不是一朝一夕、一挥而就的，但须有朝夕必争的意志、力量和敢于担当的责任、勇气。新疆各族人民要在现代文化引领中，同德同向、创造“新疆效率”，同道同力、弘扬新疆精神，同调同进、提升“新疆能力”，同心同利，追求“新疆卓越”。
互动借鉴：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因素，引导宗教与新疆现代化建设相适应
马品彦研究员早在2005年发表的《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与演变》[17]一文中就指出：现在，新疆的宗教主要有6种：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道教。信教群众约810万人，占全疆总人口的56％以上。另外，萨满教在一些民族中也为许多人所信仰。2009年9月21日，据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新疆的发展与进步》[18]中统计，新疆现有10个少数民族的大多数群众信仰伊斯兰教，人口1130多万。而根据2011年5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刊布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的数字，新疆全区常住人口为21813334人，少数民族人口13067186人，占总人口的59.9％。以上数据表明，新疆少数民族人口早已过千万，信仰宗教的群众也上千万；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占新疆人口总数的近60％，信仰宗教的群众占新疆人口总数的近60％。能否充分发挥这“两个上千万”和“两个近60％”的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关系到新疆大局和国家全局。“两个上千万”和“两个近60％”是新疆的基本区情，是新疆多民族、多宗教特征的立论依据和量化表达。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化从来就是开放包容的，宗教也是一种文化。不同文明相互包容、相互借鉴，才能实现共同繁荣。伊斯兰教的教义就告诉人们，世界要和平，社会要和谐，人类要和睦。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尊重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也要相互尊重。宗教问题是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战略实施中必然要面临的社会问题之一。处理好宗教问题，积极引导宗教与新疆现代文化建设相适应，不仅关系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文化繁荣，同时也能调动广大信众的积极性，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繁荣富裕、和谐稳定新疆这个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上来，意义重大。
宗教是人类社会和文明的一个常数，是超阶级、超社会、超民族的一种文化现象，往往处于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核心地位。正如马克思所言：“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他的包罗万象的纲领，他的通俗逻辑，他的惟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通根据。”[19]宗教包罗万象的纲领自有其进步的意义，要不然就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关键是如何引导的问题。宗教工作事关新疆团结稳定、和谐发展。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在自治区第八届党代会上强调，要积极引导宗教界做好“解经”和“讲经”工作，把伊斯兰教教义中含有和平、团结、爱国的思想贯穿到解经、讲经、学经之中，坚决抵制和消除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张春贤书记切中肯綮的讲话对进一步做好新疆的宗教工作指明了方向。
伊斯兰教经典倡导“和平”、“安顺”、服从执政者，具有爱国主义精神，注重伦理道德。在热爱祖国方面，先知穆罕默德一直身体力行。当他传教受到迫害，被迫离开养育了自己多年的家乡麦加，迁往麦地那时，穆圣当时满怀深情地说：“指主发誓!的确你(麦加)是近主跟前最受喜爱的，也是我最热爱的土地，若不是他们驱逐我，那么，我绝不会离开你。”热爱家乡、热爱国家的情怀溢于言表，令人荡气回肠。在倡导和平方面，《古兰经》[20]认为：“如果他们倾向和平，你也应当倾向和平”(《古兰经》8：61)；“未曾为你们的宗教而对你们作战，也未曾把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者，真主并不禁止你们怜悯他们，公平待遇他们。真主确是喜爱公平者的”(《古兰经》60：8)。在珍爱生命方面，《古兰经》强调：“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5：32)在维护正义和公正上，《古兰经》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维护公道，当为真主而作证，即使不利于你们自身和父母和至亲。”(4：135)；“不义的人们，必受痛苦的刑罚。”f42：21)；“真主的确不喜欢傲慢的人，矜夸的人。”(4：36)在认知求知方面，《古兰经》说：“你说：‘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惟有理智的人能觉悟。”’(39：9)先知默罕默德也强调：“求知，是男女穆斯林的天职”，“学问，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调动和借鉴这些宗教文化的积极因素，施以发展的空间，就能够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好稳定这篇大文章。宗教界的“解经”和“讲经”，要把伊斯兰教教义中含有和平、团结、爱国的思想贯穿到解经、讲经、学经之中，使信众真懂《古兰经》，不被敌对分裂分子别有用心地歪解、曲解伊斯兰教教义所迷惑、所蛊惑、所动摇。不信教群众要以宽容、务实的态度正确理解《古兰经》，把《古兰经》的经典教义与“三股势力”利用《古兰经》，肆意歪解、曲解伊斯兰教教义做一个根本的切割。信众不懂《古兰经》，不信教群众不了解、不理解《古兰经》，都会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带来巨大隐患。伊斯兰教是可以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当年马克思·韦伯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以“他者”的眼光认为儒教与资本主义和现代化不相耦合，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儒家文化圈的广泛实践充分证明，这一立论是站不住脚的。就连豪言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不战而胜，将成为一种最合理的普世终极社会形态的弗朗西斯·福山，眼见近20年中国社会主义翻天覆地的巨变后，最近也不得不承认：历史尚未终结，社会道路的选择并非惟一性。
在新疆，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因素，引导宗教与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相适应，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战略实施的必然要求。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现实依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宗教的作用基本限定在精神领域，宗教在社会中具有非主导性特点。不能简单地把宗教看作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和科学相对立的意识形态，一种异己的力量加以排斥和防范，也不能把宗教信仰自由等同于宗教自由发展。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已不再是“依附”和“利用”的关系，而是宗教信仰者独立自主、自办、自养的事业，宗教的命运已经掌握在信仰者和宗教界自己的手中。宗教越发的世俗化和个人化，宗教信仰问题愈发成为公民个人的私事。公民个人自由选择，宗教组织和宗教团体也必须把不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学校教育、婚姻、计划生育等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底线”。因此，无论是作为实体的宗教界、宗教团体，还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宗教思想、道德观念或是作为文化传统的宗教礼仪习俗，都能够从中找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切合点，使宗教沿着适应社会的道路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在思想信仰上的差异是次要的，而在根本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实现新疆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基础。我国的宪法、法律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为行政部门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宗教界依法从教，提供了法律保障。任何宗教只有在法律规范的约束下，才能成为健康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除了道教和原始的萨满教以外，其他都属外来宗教。外来宗教在传入我国的长期过程中，吸收融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了中国化的基本特点。又因我国地域和民族的差异而形成了地区化、民族化的特点。就新疆各民族的宗教状况来说，有不同民族信仰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信仰同一宗教、同一民族信仰不同宗教、同一民族信仰同一宗教或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等不同情况，单一宗教与多重信仰并存。这些宗教经过长期适应性演变，已经成为我国多元思想意识和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总体上说，这些宗教长期以来已经适应于我国的国情、区情、民情，因此，只要积极、适当地加以引导，也是应该而且能够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特别是民族化的特点往往决定了引领决不能是简单化的、模式化的，而应该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不同问题，具有针对性、灵活性，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实事求是地加以科学的引导，才能使各宗教不断适应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要求，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因素。
民族宗教无小事，这是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去看待民族宗教问题的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的。宗教工作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但并不意味着就不能用市场的、文化的、法制的视角和方式去看待、去解决民族宗教问题。诚如北京大学马戎教授所说的：“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在吸收中国历史上的成功经验，力图把民族问题‘文化化’，而我们却遵循着西方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把民族问题政治化，这里的错位现象是十分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应当从维持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族群(民族)问题，而不要把欧洲的‘民族国家’、‘民族自决’这样的政治传统简单地拿过来，把我国的一般的民族问题‘政治化’。”_[21]的确，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麻痹大意，行事简单粗暴，从而贻误时机，激化矛盾，造成后患和无法挽回的损失；也不能弦绷得过紧，什么都往民族宗教问题上靠，避免出现经济问题政治化，一般问题民族化宗教化，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倾向。
要厘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宗教极端势力的思想根源，从而在思想上与之划清界限。从7世纪伊始，历史上曾出现多次伊斯兰复古复教运动，也涌现出像9世纪的伊本·罕百勒教长、11世纪的伊本·哈兹姆(拒绝理性和后世的经验知识)、13世纪的伊本·泰米叶，当代的哈桑·班纳、阿布·阿拉·毛杜迪、赛义德·库特卜这样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创立，则标志着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兴起，“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成为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重要表现形式。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创始人哈桑·班纳的思想被归纳为二十条，他在首条上就指出：“伊斯兰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全面制度。他是国家和祖国，也是政府和民族；……他是文化与法律，也是知识和判决；他是物质和财富，也是收益和富裕；他是圣战和宣教，也是军队和思想；同样，他是忠实的信仰和正确的崇拜。两者毫不偏颇。”[22]哈桑·班纳把伊斯兰教说成是全能的宗教，主张回归《古兰经》和圣训的原旨教义，反对穆斯林社会的西方化和世俗化，否定一切现行社会制度，主张通过圣战以恢复伊斯兰秩序，并倡导世界范围的泛伊斯兰主义，并创立了秘密军事机构“保卫伊斯兰社团”。赛义德·库特卜是穆斯林兄弟会更为激进的思想理论家，他认为当代世界正处于蒙昧、无知、黑暗(贾希利叶，jahiliyya，ageofignorance)之中，只有透过宣教和武装圣战(吉哈德，iihad)的方式，才能彻底改变这个罪恶的社会；惟有伊斯兰能够解决任何危机，救人类于水火之中。“惟有伊斯兰能解决”已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主义学说的政治总纲领，赛义德·库特卜因此被推崇为“全球极端伊斯兰运动之教父”、“武装圣战之父”、“伊斯兰恐怖哲学家”。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想虽都主张复古，“回到《古兰经》里去”，但“托古”确是为“改制”，是想通过夺取政权以建立伊斯兰神权国家，使社会和日常生活领域全面伊斯兰化，具有政治色彩浓厚、暴力倾向明显和排他性强的特点。在这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代表人物的蛊惑、煽动和行动下，伴随着“信仰极端化、行为狂热化、宗教政治化、组织诡秘化”倾向的加速和上述四要素的日益融合，使宗教本身发生了质变，出现了宗教极端势力和宗教极端组织，蜕化为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是产生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23]新疆的宗教问题往往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新疆的宗教极端势力也往往同民族分裂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相结合，极力鼓吹“我们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教”，“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民族”，妄图把新疆从祖国分裂出去。他们在新疆进行了一系列罪恶滔天、惨绝人寰的恐怖活动，是各民族共同的敌人，他们的目的是绝不会得逞的。目前，针对新疆的恐怖活动已呈现出非组织性、突发性的苗头，需引起高度的重视。
新疆在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将会奋起直追实现快速崛起。但在追赶中，加强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是极为必要的，是有利于世界认知新疆的。对待文化差异，如果我们采取相互歧视的态度来处置，就会导致文化冲突。如果被敌对势力利用，就会发生动乱甚至战争。如果对文化差异采取“毫不在意”的态度，就会引起交流障碍，造成隔阂。这些都是与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战略相对立的[24]。因此，只有相互尊重包括宗教文化在内的不同文化，通过取长补短，才能够发展新疆现代文化，不断增强新疆现代文化引领力。为此，要求党政干部始终坚定不移的贯彻落实这一政策。党政干部尤其是基层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不仅要保障党的宗教政策得到正确、全面、长期的贯彻执行，而且要尽快建立健全宗教法律法规，加速立法工作，以适应新疆现代文化建设和新形势下宗教事务管理工作的需要。要坚持积极引导，不能采取行政干预、强迫命令的办法。宗教问题实际上日常的和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必须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耐心做思想开导工作，持之以恒才能奏效。要积极创造有利的客观环境，促使宗教文化在现代文化的引领下，不断适应新疆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新形势要求。
总之，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宗教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去指导和处理新疆的宗教问题；要充分认识“根本是长期性、关键是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的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发展规律，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宗教方针和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必须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充分发挥宗教界爱国人士的积极作用；必须坚持维护法律尊严、人民利益、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原则，正确区分和处理宗教方面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充分尊重、正确评价少数民族宗教文化，弘扬优秀文化成果，为现代文化和先进文化建设服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战略相适应，是新疆当前宗教工作必须坚持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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