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社会主义#183;教条社会主义#183;实践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论和概念辩证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教条论文,概念论文,过程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是笔者“邓小平理论研究”系列论文之四。之一为《应确立一个新范畴：邓小平理论》（载《人大复印资料·毛泽东思想研究》1993年第5期）；之二为《再建构一个新范畴：实践社会主义》（原载《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1996年第4期转载）；之三为《试论社会主义的五形态》（载《理论探讨》1995年第4期）。
过程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毫无疑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人类社会当然地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并抽象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五个由低级到高级依次递进的形态。这就使得我们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得以进一步明晰化、科学化、精确化和规律化。同样，我们如果对几百年来的社会主义历史进行过程论的分析，则不难发现，它同样可以分出这么五个阶段：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教条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
一、社会主义历史过程的五形态
其一，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这是两个早已被人们所熟悉的概念。对这两个概念所涵盖的现实内容，理论界历来有一种偏向，即绝对地或过份地否定空想社会主义和绝对地或过份地肯定科学社会主义，甚至把它神圣化和教条化。因此，未能充分地研究它们各自的历史性、条件性和具体性。
从16世纪开始，在西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发展和鼎盛，依次出现了以莫尔和闵采尔为代表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以摩莱里和马布里为代表的中期空想社会主义以及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晚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空想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的，主要是因为“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2]。他们从唯心史观出发，不懂得无产阶级为翻身解放而进行斗争的根本意义，不能把自己的理论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结合起来，不能指出实现神圣理想的现实道路，也找不到实现伟大目标的现实力量——他们只能是空想。
然而，虽然是“空想”，却同样具有其理论和现实意义，同样有其真理的颗粒。哥达巴赫猜想的价值从来无人否定，我们为什么要否定关于社会主义的合理“猜想”呢？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前，是不成熟的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是当时社会条件下所能出现的最先进的思想，因而它同样是进步的、积极的和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3]。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天才，更重要的是，有了产生这种理论的客观条件。其客观经济条件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速发展；其社会政治条件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其思想理论条件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而实现从空想到科学飞跃的杠杆则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
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因此，它不能不具有“科学”所固有的种种特性。这些特性是科学的优点，但同样也体现了科学的局限性。比如：科学的纯粹性、抽象性是在抛弃了事物的表面现象和具体形态之后，在纯粹的、单一的、理想的条件下揭示的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它在具体条件、具体环境中的具体运用不能不带有某种程度的摆动[4]。因此，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5]。
其二，革命社会主义和教条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科学。对于这个判断，应该是已无异议了。何为革命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即在革命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为目的所进行的革命。这样的革命，既是达成社会主义的手段，又是一种目的；目的决定手段，目的就在手段之中；手段制约目的，手段之和就是目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准备时期，而社会主义革命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恰是为共产主义做了准备。从这两层意义——哲学意义和现实意义看，把社会主义革命称作革命社会主义是无可非议的、合情合理的。笔者正是要用“革命社会主义”这个范畴来概括一个如火如荼、轰轰烈烈的时代，抽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所进行的、成功的、以暴力革命为主要形式的、正确的社会主义活动和社会主义理论，并区别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当然，革命社会主义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应用和发展。
20世纪初，当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列宁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做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取得胜利的科学论断，并认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从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中实现突破。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胜利后，列宁本打算直接通过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生产和分配。由于14国围攻和国内战争的爆发，俄国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践证明，“祖国在危急中”时，用这种办法救亡是行之有效的，但用它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却行不通。列宁尊重实践的裁决，从实践出发，用新经济政策及时取代了战时共产主义，变直接过渡为迂回过渡，使俄国摆脱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
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理论，依据中国国情，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并领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夺取了政权，使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在战争危险日益加剧的形势下，用战略的观点规划和部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抢在战争爆发之前，领导苏联人民高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战备时期、战争时期和战后恢复时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许多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在产生之前，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时，由于战争的需要，由于面对强敌，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建国后，面临着繁重的建设任务，面对着国内不甘心灭亡的反动势力的反抗和国外帝国主义的侵略颠覆威胁，又必须强化这种体制；加之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几十年来实行的正是这种体制并取得了成功，而且，这种体制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特征是如此符合、一致，经过几十年革命战争的共产党人对此驾轻就熟；还有，由于复杂的原因，社会主义总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获得胜利，这些国家的封建专制主义未经资本主义扫荡。因此，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便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天时地利人和俱备，名正言顺地在这些国家不但确立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巩固了。
斯大林、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在于，把特殊历史环境下行之有效的一套做法，当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而且谁不按这一套去做，就被斥为离经叛道、修正主义。这样，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过革命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洗礼之后，在获得巨大的成功之后，不仅没有得到进一步丰富发展，反而深深地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泥坑，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文化大革命”；东欧——令人痛心的剧变；苏联——举世瞩目的解体……正是为了总结社会主义历史上长达数十年的曲折经历和沉痛教训，我们抽象出“教条社会主义”这个范畴，以让我们的党、人民和后代永远记住这段历史，以让理论界永远记住并研究这段历史。“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6]。历史已经成为了铁的事实，铁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如此，把这样一段血的事实、泪的历史命之为“教条社会主义”，难道不是恰如其份吗？难道不是极有价值吗？我们并不否认，在这一历史时期，社会主义也有辉煌的成绩。但是，成绩不说跑不掉，教训不记不得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教条主义这个抽象比“经典社会主义”、“正统社会主义”等更生动、更深刻、更反映本质、更有价值。虽然，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任何深刻的东西都是片面的。
其三，社会主义实践与“实践社会主义”。
在《再建构一个新范畴：实践社会主义》[7]一文中，笔者从历史的发展、邓小平理论的现实作用、邓小平理论的特点、理论与现实意义四个方面论述了建构“实践社会主义”范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不仅如此，纵观社会主义思想史和实践史，便会发现，社会主义有着从理论到实践、从一般到特殊的发展过程。在早期社会主义者那里，社会主义主要是对社会发展的一种美好愿望，对完美合理社会的一种憧憬；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主要表现为通过历史唯物地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现实地理性地认识资本主义的必然命运，最后得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最终必由之路；在列宁那里，社会主义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革命手段，为达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神圣目的而采取的战略和策略；而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社会主义则显现出一种明显的特殊性和实践性——在自己国家这块由诸多因素积淀的热土上建设具有自己国家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经抛弃了那种纯理想的光环和纯科学演绎的色彩，开始了以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为目标为基础的艰难而伟大的长征。这个社会主义以实践为特点；笔者把这样的社会主义实践称之为“实践社会主义”，并用实践社会主义这个范畴，来涵盖邓小平理论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
这个社会主义五形态的思想，笔者在《试论社会主义的五形态》[8]一文中已详述，本文旨在从理论上分析其历史必然性和这一理论概括的意义。
二、建构三个新范畴是逻辑对历史的统一
建构了关于社会主义的三个过程范畴，社会主义发展史出现了五个阶段，这和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五阶段有某种偶合之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其中有什么必然性吗？
其一，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看，这具有内在必然性。
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统一体，都有着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矛盾两方面。当矛盾的肯定方面处于主要方面时，事物保持自身特性；当矛盾的否定方面取代肯定方面居于主导地位时，事物便转化为它物。但是，这个它物并非是凭空而来的它物，它是否定方面对肯定方面进行“扬弃”而来的，因此，它不能不保留肯定方面优秀的东西。肯定方面已经规定了否定的方向——只能是肯定的对立面，而否定之否定只能是否定的对立面。因此，否定之否定作为又一次肯定，便不能不和肯定方面具有某种同一性。人类社会五形态正是这样：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在公有制方面（原始社会公有制、封建社会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在文化趋向、社会模式、道德理想等方面，也有外在的极相似之处。而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其残酷性方面也有同一性。“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9]。奴隶社会是这样，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这样，在劳动的被迫性上，在劳动者一无所有这一点上，在生产方式上，都有其惊人的同一性。社会主义的五阶段或五形态也有这种否定之否定、“隔代遗传”的特性。空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在其没有关于未来社会的完整、系统、可操作性的实施计划，实践性、尝试性、摸索性及对以往社会甚至社会主义思想模式的革命性批判方面，有很大的相同点；而科学社会主义和教条社会主义则有某种外在形式的一致性——正是因为把科学社会主义神圣化、固定化、绝对化，才导致了教条社会主义程式化的。
其二，从认识论的原理看，社会主义五阶段的发展有不可逆性。
从认识和实践的最终层面和最高意义上看，当然是一个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但是，就人类每一个具体活动、具体行动看，却总是先有认识再有行动——人类是思维的动物。人类的认识有这样一个特点、优点，即对任何事物、任何现象，都想从最终原因、最终结果、最终意义上去认识它、了解它；正是这种认识的冲动，导致了人类的进步；也正是这种冲动，导致了人类一次又一次地把具体真理、相对真理当成普遍真理、绝对真理。美和丑，利和害总是相关的，对立统一规律决定了这一点，社会主义思想史和运动史也未能幸免。
当社会主义思想的启蒙人面对资本主义的罪恶，进行着不切实际的然而又是美丽的、天才的幻想时，空想社会主义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化、科学化，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列宁、毛泽东等在面对强敌，面对恶劣的环境进行革命斗争时，不得不采取军事共产主义手段，并且取得了胜利——对未来的共产主义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实验，成功了。于是，便认为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将其教条化，进而导致了重大的失败。从头做起，实践社会主义应运而生。这正是一个追求绝对、追求完善、追求永恒的认识和实践过程。
在现实中，认识和实践是不能分开的，而为了理论研究，我们在思维中把它们分开了——这便于研究。从另一方面看，从空想社会主义到实践社会主义，也恰是一个实践——认识——实践的过程。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空”在没有实现它的条件。但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了实现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制度，却进行了可贵而艰难的“实践”——“感性”的直观的具有创新性、开拓性的实践。而马克思、恩格斯则主要是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进行了理性的“科学的”思维创造。列宁的革命社会主义主要表现为“实践”——用刀与剑、血与火去实现前辈们——从圣西门到马克思——的理想，斯大林和毛泽东在晚年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教条化又表现为认识、理论的失误。邓小平的实践社会主义又一次突出体现了实践的伟大作用。实践——认识——实践——认识——实践，社会主义五形态理论为认识的辩证法进行了一次生动的证明，而认识的辩证法则又证明着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固有规律。
其三，从历史条件看，社会主义五阶段有其不可避免性。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实质上是唯条件论，“一切以条件、地点、时间为转移”[10]。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灭亡，都是由特定条件决定的。相应的条件决定相应的事物；要想消灭一个事物，首先必须消灭这个事物赖以存在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的存在是必然的，那么这个事物的存在便是现实的，而现实的就是合理的。
对于空想社会主义来说，其产生和存在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时工人阶级自己一方面还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足够的锻炼并被充分地组织起来，以便作为历史动力登上世界舞台；另一方面，他们取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在旧世界本身内部也还没有充分成熟起来。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是存在着的，但他们开展自己的运动的条件尚未具备”[11]。这时候的社会主义思想只能是空想，“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12]。“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个阶段的象征和先声”[13]。“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4]。
19世纪上半叶，产业革命的胜利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熟和其固有矛盾的深化，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水平的日益提高，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多方探索和深层开掘，科学技术成果和多种文化成果的大量积累及由此而对人们眼界、思路的进一步拓宽，研究能力、创造能力的加强……这一切，都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准备了客观前提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创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继承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科学，它仅仅是依据科学的世界观给我们指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一再告诫我们：“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15]。列宁通过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以其作为进行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列宁主义一般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16]。而这一“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正是基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提出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阶段后经济危机的不断发生和强化，把经济危机转嫁给落后国家的同时“转嫁”了革命形势；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受到了本国资产阶级和发达国家资产阶级的多重压迫而苦难更为深重……
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的历史进入了凯歌行进的革命社会主义新阶段。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和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达50余个。似乎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来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充满生命力的、活泼泼的社会主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教条社会主义！教条社会主义——难道它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吗？
关于教条社会主义出现的社会历史条件，前面已经评述了。这里笔者想强调一下主体因素——作为个人的主体和作为历史创造者群体的主体。马克思曾经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17]。社会主义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动，呼唤着自己的英雄，也创造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人物。从马克思、恩格斯经过列宁到斯大林、毛泽东，社会主义运动从思想宣传、组织动员到浴血奋战，最终结出丰硕的果实，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无产阶级的领袖之威望也达到了“顶峰”。人民衷心拥戴这些“自己的伟大人物”，却在拥戴的时候，忘记了他们也是人——是有七情六欲、会犯错误、会有失误、也会生病、也有喜怒哀乐的人。人民把他们当成了救星、太阳、导师和舵手，却不再当成“儿子”（甚至认为这是亵渎、攻击和污蔑）；“公民”（认为这是贬低），不再去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制约他们。社会历史的客观环境是那样，主体环境又是这样，他们集多种权力于一身而无制约，听到的却只是颂歌而无批评反驳甚至无建议，进而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包围，能不失误、不教条、不僵化、不主观意志决定吗？
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更多地或者更本质地说，是历史唯“群”主义。这个“群”，是群众，是人民。由于落后国家生产力低下，封建传统深厚，人民教育水平低等历史原因，加之我们理论研究宣传的失误，我们的人民总是想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某些人或某个人去掌握。这也是导致以个人崇拜为重要特征的教条社会主义发生并持续多年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划分社会主义五阶段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其一，它有助于人们破除“科学社会主义包容一切”的错误观念。
在传统认识中，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范畴——也是“正确”的代名词，真理的同义语，“革命”、“进步”的象征物。这样，一旦出现了问题，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成了替罪羊，便也不科学了。
其实，我们早应该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进行严格的界定了。作为理论形态，从最基本最核心的意义上讲，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社会历史进程所做的科学预见，及为达此目的而设计的战略策略理论。再扩大一个层次，科学社会主义是马、恩革命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同义语。再广而论之，它可以包括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学说所做的丰富和发展。作为实践形态，笔者认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只应指马、恩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而不应再无限度地扩展。
从认识和实践的发展看，任何理论、学派、科学，都有一个从普遍到特殊、从一般原理到具体运用，从建立框架到丰富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运动的五阶段或五形态，也正是这样一个过程。社会主义学说、社会主义运动是普遍的，是一般的，而科学社会主义却和空想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教条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一样，是个别的。个别固然体现着一般，一般就在个别之中，但是，如果把个别完全等同于普遍，甚至于用个别代替普遍，就会出现认识上的失误，并导致实践上的失误。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个别，具有“科学”的特点。而科学的纯粹性、抽象性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具体地应用它。教条社会主义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忽视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个别性，忽视了共性和个性辩证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其二，它准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进程不同阶段的特点，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历史过程的规律性，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开拓前进。
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二字何其生动，而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二字又何其准确。但是，由于没有对科学社会主义以后的过程进行历史定位，因而我们感觉不到“科学”二字的内涵、特点和份量。一旦建构革命社会主义、教条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三个范畴，我们就对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有了一个栩栩如生的过程性理解。由于主客观诸多原因，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以“科学性”、“体系性”、“揭示历史规律”见长，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化科学为行动”的阐释和战略策略的发展为特点，斯大林、毛泽东以对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尝试为任务，邓小平则是以实践性的创造为特点。社会主义五阶段的概念抓住了各自的特点。
其三，建构革命社会主义、教条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三个范畴，对社会主义历史进行五阶段的划分，符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符合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性、阶段性和客观性要求。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8]。社会主义历史既然明显地由从空想经过科学，到革命社会主义、教条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这么几个阶段，那么，建构这些范畴，如实地反映它，不但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科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如此，方符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
其四，建构革命社会主义、教条社会主义、尤其是实践社会主义范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它有助于我们防“左”反右。邓小平一再强调主要危险是“左”，但一些“左”的思想却总是不易扫除，他们特别善于痛定忘痛（而非痛定思痛），对于中国历史上的那场浩劫，有的人讳莫如深，不敢提及，而偏偏忘不了用“主义”、“原则”来对生动活泼、生龙活虎、生机勃勃的现实指手划脚，评头论足。教条社会主义范畴的建构和确立，将把“左”的一套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时时提醒我们牢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它有助于进一步确立并宣传、理解邓小平理论。自从笔者1993年提出“应确立一个新范畴——邓小平理论”[19]以来，邓小平理论已经在实际上被人民群众接受，被理论界广泛使用。笔者在此基础上，针对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又提出了“再建构一个新范畴：实践社会主义”[20]的观点。正如马克思主义有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称谓一样，邓小平理论也有了一个相应的概念。而革命社会主义、教条社会主义两个范畴的明确提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实践社会主义”的概念、地位和意义。
注释：
[1][3][5][11][12][14][15][17][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第2卷，第300页；第2卷，第301页；第2卷，第425页；第3卷，第405页；第2卷，第83页；第2卷，第301页；第1卷，第450页；第2卷，第122页。
[2][13]《列宁选集》第2卷，第445页；第2卷，第430页。
[4]《从科学的特性看“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甘肃高师学报》，1996创刊号。
[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
[7][20]《许昌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研究》1996年第4期。
[8]《理论探讨》1995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文献题录》1996年第1期录题。
[9][16]《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30页；上卷，第185页。
[19]《长白学刊》，1994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毛泽东思想研究》199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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