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美国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964[2009]07-090602-0409
一、引言
2007年3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Corporation)被停牌。4月，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次贷危机初现端倪。8月，美国最大的住房抵押贷款公司康特里怀特金融公司(Countrywide Financial Corporation)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并且濒临破产，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一夜之间，美国金融市场从“流动性过剩”跌入“流动性不足”。信贷风险也开始从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扩散到整个抵押贷款市场。2008年9月，美国政府宣布接管两家最大的住宅抵押贷款融资机构——房利美(Fannie Mae)与房地美(Freddie Mac)。至此，次贷危机全面升级，并毫无疑义地演变为金融危机。
美国金融危机以其破坏力之巨、波及面之广，引起世人的极度关注。鲁比尼(Roubini，2008)将其视为大萧条之后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他指出，由次贷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可能给美国造成近3万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20％强。格林斯潘更是断言美国已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探究危机成因、寻求对策自然就成为当务之急。
1.文献述评
迄今为止，关于美国金融危机成因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类较多地关注金融层面，试图从金融自由化进程、货币政策等角度提出各自的观点。第二类则较多地关注实体经济层面，着眼于美国的过度消费、低储蓄率或经常账户逆差来解释此次金融危机的缘起。当然，也有学者兼及金融与实体经济层面展开论述，因此上述两种类型存在一定交集，而非截然分开。
在第一类研究者看来，随着金融自由化浪潮的迅速推进，证券化将原本不具有流动性的贷款转化为流动性证券，衍生金融工具的创造和运用则使银行等住房金融机构可以将风险转移给第三方，这就极大地促成了信贷供应的扩张(余永定，2008；Keys et al，2008；Demyanyk 和Van Hemert，2008)。此外，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加深了流动性过剩的程度，后者则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不断累积(罗奇，2009；Adrian和Shin，2008)。在第二类研究者看来，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过度的消费需求或低储蓄率(余永定，2008；张曙光，2008；雷达、赵勇，2009；李石凯，2007)。其中，莱因哈特与罗高夫(Reinhart和Rogoff，2008)注意到了次贷危机与美国经常账户长期逆差之间的联系。卢锋(2008)也将次贷危机与美国经济的外部失衡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认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近年来过度依赖外部储蓄的消费驱动增长模式。卢宇峰(2008)则进一步将过度消费与低储蓄率归因于美国的收入差距。
审视已有的诸般解释，可以发现两点值得注意之处。首先，虽然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探究金融危机的成因，但它们之间与其说是竞争关系，还不如说是互补关系。换言之，不同的主张并非针锋相对、非此即彼，而是可能同时成立的①。其次，无论是侧重于金融层面还是实体经济层面，现有解释均是基于经济学视角进行阐发，进而得出结论和政策建议。毋庸置疑，它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解读路径。然而，如果我们止步于此，却可能错失将理解推进更深层次的机缘。人类历史与现实生活告诉我们，在经济与政治因素之间，往往有着深刻而复杂的互动关联，单单关注其中之一而忽视其余，很可能会失之偏颇。
2.结构安排
因此，本文试图提供一种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我们将表明，这一新的视角有助于更深入、全面地理解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从而为现有诸般理论提供有益且必要的补充。
二、对危机传导链条的“逆推式”探究
1.危机传导链条回顾
时至今日，人们对本次危机的背景与发展历程已有了较为完备的认识。就危机背景而言，普遍看法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衍生品的迅速膨胀，催生了美国房地产乃至整个资本市场的泡沫。数据表明，1994-2006年美国房贷市场的总发放额年均增长率为15％，次级房贷发放额的年均增长率更是达到27％；12年间增长近20倍，其中2000-2005年次级房贷发放量几乎翻了3番(刘克崮，2007)。到2006年，美国次级贷款总规模占抵押贷款市场总规模的比率已上升至21％，而2001年该比率仅为5.6％(张明，2007)。在此过程中，整个市场体系内的潜在风险不断累积，局势已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及至2007年，次贷推迟偿还与违约现象剧增，从而引爆了此次金融危机。
在危机的第一阶段，流动性突然出现短缺，这也成为该阶段的基本特征。随后，局势又从流动性危机发展为信贷紧缩危机，进入了第二阶段。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信贷紧缩，对实体经济造成重要影响，从而使危机发展到了第三阶段，实体经济的收缩，这一阶段至今尚未结束(余永定，2008)。纵观本次金融危机从酝酿、爆发到全面升级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绘制下图来表示危机传导链条的各个环节：
图1 金融危机传导链条示意图
2.两个关键问题
如前所述，本文的核心目标在于探究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为此，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应当从何处入手展开分析？观察图1所示的危机传导链条可以发现，临界点左侧依次是泡沫形成、泡沫破裂两个阶段，右侧则依次是危机正式爆发后的三个发展阶段。整个传导链条从左至右既显示了时间上的继起关系，也蕴含着现象之间的因果关联，通常而言，事物发展的逻辑顺序必定是先有因后有果。因此，若要探究临界点右侧之“果”，就应当着眼于临界点左侧之“因”。为了论述的清晰起见，我们认为采取“逆推式”方法可能是较好的选择，即首先考察危机传导链条上更靠近当前时点的环节，随后再进一步回溯至更久远的环节。
于是，凭借对危机传导链条的理解，我们现在可以将研究目标分解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泡沫何以破裂？二是泡沫何以生成？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回答这两个关键问题，那么对危机成因的解释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泡沫何以破裂？——对“过度消费”的再审视
1.泡沫破裂的触发点与根源
美国房地产(次贷)泡沫何以在2007年突然破裂？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美国利率环境变化是诱发危机的导火索。自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联储连续17次上调联邦基金利率。联储的不断升息导致房贷市场利率上升、房价下跌，进而导致还贷成本激增，拖欠、违约率不断上升(余永定，2008；刘克崮，2007)。不过，利率上升、房价走弱只是泡沫破裂的触发因素。就实体经济层面而言，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危机根源在于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余永定，2008)。概言之，即“过度消费”(罗奇，2009)或“需求过度”(雷达、赵勇，2009)。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过度消费”的含义？
2.对“过度消费”的再审视
事实上，对于“过度消费”可以有两种不同侧重的理解。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关系式来表述“过度消费”，即消费需求＞收入。然而，在分析泡沫破裂的成因时，强调不等式的左方或右方却意味着两种不同的取向。其一，侧重于消费需求的“过度”，将泡沫破裂更多地归因于美国民众的生活方式，谓之寅吃卯粮、超前消费等。其二，侧重于民众收入的停滞，将泡沫破裂更多地归因于居民购买力不足以支撑正常的消费需求。应该说，这两种理解并非截然对立，而更接近于一体之两面。但是，我们的目标不仅在于探讨危机的诸般可能，更在于辨析其主次之分。换言之，我们想要知道：上述哪一种理解更具解释力？
鲁比尼曾经指出，60％～70％美国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依靠借债来维持过去的生活水平，还有20％的美国人依靠借债来维持超出其收入的生活水平②。那么，是不是通过借债来维持的生活水平过高、过于奢侈，才导致了泡沫的破裂？仔细推敲之下，可以断定这一看法难以成立。克鲁格曼(2008)指出，美国当今的生产效率远高于一代人之前，因此也远为富裕，然而普通美国人却未能从中受益。事实上，总体经济增长与普通美国人的境遇之间存在着空前严重的脱节，表现在数据方面，工资与中值收入均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近年来，多数美国人感到生活压力不断加重，根据PEW研究中心(2006)的调查：美国劳工阶层大都认为，与二三十年前相比，如今的普通工人必须更加辛勤地工作才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另外，沃伦与塔亚吉(Warren和Tyagi，2005)的研究结果也反驳了那种“美国居民不顾支付能力，借债用于购买奢侈品”的观点。她们指出，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现今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奢侈品开销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至于债务上升主要是反映了住房开支的上涨，而后者的推动力在于，人们争相为了子女能够进入较好的校区而购买住房。罗奇(2009)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指出，在过去的经济增长中，美国居民并未得到收入上的好处；事实上，中产阶级在收入水平停滞的同时还面临着通货膨胀的问题，当前这一轮周期所产生的收入比起以往要低得多。这些研究都表明了一个事实，绝大多数美国居民并非以借债来维持所谓“超前”、“奢侈”的生活水准。也就是说，问题更多地不在于消费需求过高，而在于收入过低。
3.收入不平等及其根源
既然问题更多地在于收入过低而非消费需求“过高”，随之而来要解释的就是，普通美国居民的收入何以停滞不前？对该问题的回答是理解此次危机的关键。回到次贷泡沫破裂的源头——违约现象剧增，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出这一点。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美国，借贷人若在金融机构留下不良记录，将给自己带来严重且持久的负面影响，因此，拒绝还贷的违约成本非常之高，不到万不得已，借贷人绝不会轻易选择违约(李石凯，2007)。可见，对违约的借贷人来说，还贷之事“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其所以“不能”，就是由于前文提及的收入过低所致。需要强调的是，无论金融产品创新还是信贷标准降低，都只是为借贷人提供了暂时的支付手段和购买能力。如果借贷人没有充足的实际收入作为支撑，就意味着其偿还能力存在欠缺，而正是后者为次贷泡沫的破裂埋下了祸根。
美国普通居民的收入为何停滞不前？考虑到近年来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它们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财富处于增长状态，即就整体而言，美国是富裕的，而且一直在变得更加富裕，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收入分配的结构，即不平等程度。数据也佐证了这一判断，美国当前的收入不均几乎与20世纪20年代同样严重。直观地来看，如今收入集中在一小群精英手中的程度与20世纪20年代相当：2005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群体获得了总收入的17.4％，收入最高的10％群体获得了总收入的44.3％；20世纪20年代这两个比例分别是17.3％和43.6％(Piketty and Saez，2003)。据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内家庭消费支出调查报告称，至2005年，美国的基尼系数已连续3年上升。2005年基尼系数达0.469，创下40年来的新高，2006年也达到0.41，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③。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其背后隐含着深刻的政治根源。克鲁格曼(2008)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致力于逆转“新政”成果的右派势力接管了共和党。随后，右派的掌权加剧了不平等状况，工会遭到压制、工人议价力量被大大削弱，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率得到大幅削减等。概言之，美国国内政治的右转是经济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政治上的变迁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的政策目标逐渐向一小群精英倾斜，变得不利于广大中低收入阶层④。在这种形势下，不仅初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上升，可支配收入即考虑税收与政府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在加剧，其部分原因就在于美国的税收与福利体系远较其他发达国家更倾向于富裕阶层。例如，1996年8月美国通过《社会福利改革方案》，其核心就是从1997年到2002年6月将联邦社会保障开支减少约550亿美元⑤。毫无疑问，这导致了中低收入阶层福利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四、泡沫何以形成？——平等与效率之争
缅恩与萨非(Mian和Sufi，2008)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何高风险的次贷在2001-2005年增长得如此迅猛？他们考察了两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是从供给角度出发，认为贷款者愿意承担更高风险，从而使贷款的风险溢价下跌，次贷供给上升；其二是从需求角度出发，认为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增长带来了持久收入效应，从而推动了次贷需求。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次贷增长在更大程度上是由供给推动的，而不是由于需求条件的改善。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问：为何供给层面的因素发生了上述变化？答案至少可以追溯至以下两点：美国近年来的住房政策与货币政策。我们将表明，两者对次贷泡沫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1.美国住房政策的演变
居住是人类的基本需求。由于住房具有一定的社会保障性质，绝大多数现代国家的政府都会为中低收入阶层解决住房问题而实施某种形式的干预，以保障公民基本的居住权，因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住房政策。就美国的情况来看，公共住房的规模一直很小，从未对住房需求的满足起到过主要作用。尽管1949年《住房法》提出“居者有其屋”，但实际上仅仅流于口号，政府对住房的公共投入力度非常有限。自1981年共和党执政之后，美国的住房政策越发强调市场机制而远离社会目标⑥。
至于此次金融危机中泡沫的源头——次级抵押贷款，其发放对象通常是低收入、少数族群、受教育水平较低、金融知识匮乏的家庭或个人。在20世纪80、90年代之前，这些群体一般是无法从银行获得借款的。然而，在此后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次贷市场兴起并且实现了迅速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住房政策的变化(汪利娜，2007)。1980年的《存款机构放松监管和货币控制法案》解除了对房屋首次抵押的诸多限制，允许贷款机构向信用风险较高的借款人收取较高利息。《社区再投资法案》促使银行向中低收入者发放贷款，联邦住房委员会也放松了为住房贷款提供担保的条件，房利美与房地美则为许多直接贷款机构手中的次贷债权实施了证券化运作(刘克崮，2007)。此外，作为次贷的重要衍生品之一，抵押担保证券(MBS)本是美国政府支持企业为解决住房贷款融资问题而发行的，一度由美国政府提供担保。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纯私营机构发行、美国政府并不提供担保的抵押担保证券逐渐增加，其中以次贷为核心的抵押担保产品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开始盛行⑦。在此情形下，这些产品蕴含的风险远高于前。
可见，对于次贷泡沫的形成，美国政府难辞其咎。纵观近三十年来住房政策的演变，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政府在住房保障方面承担的责任不断弱化。在置身事外的同时，政府将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交由市场机制去解决，这种做法虽然暂时通过金融媒介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了支付手段，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其实际收入(与偿还能力)不足的问题，从而催生了次贷泡沫。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作为金融手段的次贷，仅适合具备一定支付能力、可通过市场化方式申请贷款购买住房的部分中低收入群体，对于支付能力较低甚至完全缺乏支付能力的低收入群体而言，其住房问题决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方式。换言之，政府在这方面必须切实担负起职责(刘克崮，2007；汪利娜，2007)。
2.货币政策的效应及其渊源
如前所述，许多学者已指出，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酿成此次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助长了泡沫的生成(罗奇，2009；Adrian和Shin，2008)。那么，美联储当时为何要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动机何在？雷达、赵勇(2009)认为，1996年之后，美国经济的增长动力由新经济时期信息通信技术(ICT)部门的投资增长转为非ICT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增长动力的变化一方面使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ICT部门的就业率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深化程度上升，非ICT部门的就业率并未出现明显上升。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收入水平下降和有效需求不足。为了维持总需求水平、避免经济衰退，美国政府采取接连降息的手段进行调节。
问题在于，避免衰退、刺激经济的手段决非仅有降息一途，提高转移支付力度、增加社会福利开支等，同样是可行的备选方案，为何美国政府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坚定地倾向于货币政策？要知道，降息几乎丝毫无助于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和真实购买能力，当然也就无从推动其有效需求。正如雷达、赵勇(2009)所言，这一时期积累起来的只是“虚拟需求”，而后者恰恰是此次危机的渊薮。
理解上述问题，仍然需要从政治层面寻求答案。简单地说，与降息等货币政策相比，扩张性财政政策、更不要说具有再分配性质的社会政策，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凯恩斯主义逐渐被美国的决策者所放弃，与之相对的是宏观经济政策更多地表现为货币政策，美联储的地位也随之显得越发重要。这一时代背景正是美国政府在不同政策方案中舍彼而取此的重要原因。
3.平等与效率之争
无论是住房政策的演变，还是货币政策的盛行，都折射出近三十年来美国在平等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发生了重大变化。更具体地说，随着美国政治的右转，“平等”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份量或权重已被大大削弱了。克鲁格曼(2008)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共和党大步右转，反对给予穷人和中产阶级福利，反对向富人征税，致力于摧毁福利国家。无疑，在此过程中，福利国家的两大功用——保障民众免遭某些生活风险，对收入做出某种程度的、更倾向于下层的再分配——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正如阿瑟·奥肯(Arthur M.Okun)所言，美国社会呈现出双重交错的制度结构：一方面是信奉和追求平等的政治与社会系统，另一方面却在经济福利上造成不断加大的差距，这体现了一种困难的折衷。在他看来，造成社会不平等的市场经济机制和那些追求平等目标的社会与政治组织一样，都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然而，奥肯坚定地指出，实现生存权利和消灭贫困，是美国这一丰裕国家力所能及之事。他特别强调，最迫切的是帮助那些在收入等级上处于最低20％的人们，使其得以进入丰裕社会的主流。遗憾的是，斯人言犹在耳，美国经济社会的现实却似乎离他所乐见的越来越远了。
五、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解决之道
至此，我们已经为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提供了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解读。对危机传导链条的逆推式探究表明，在泡沫破裂、泡沫形成这两个关键阶段的背后，都有着共同的政治经济根源，即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美国政治的右转，新自由主义开始盛行，从而导致平等与效率之间的权衡朝着不利于前者的方向大大倾斜。这一时期，在住房政策、货币政策等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泡沫逐渐成形。然而，金融产品的创新与供给扩张只是暂时为中低收入阶层提供了支付手段，却无法解决实际收入与真实购买能力不足的根本问题。正是由于缺乏实际收入的支撑，泡沫最终破裂，引发了本次金融危机。我们认为，这一政治经济学的解读是合理的，它为此前各种解释提供了有益甚至是必要的补充。
探究危机成因之后，余下的任务就是寻找解决之道了。迄今为止，学者们已经提出的对策大致分为两类：其一侧重于金融层面，其二侧重于实体经济层面。前者多强调应当完善和整合监管体系、改革当前的金融模式等(刘克崮，2007；余维彬，2009)。后者则强调应当采取措施为美国家庭提供收入保证，积累储蓄并将其投入到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方面(罗奇，2009)。
这些对策无疑很有价值。不过，从本文所关注的角度出发，我们还是可以提供一种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解决方案。我们相信，这一解决方案可能更具根本性和长远意义，同时也更需要美国政府具备决心和付诸努力，即平衡收入分配、提高社会保障力度，使经济增长的果实能够惠及广大中低收入阶层。正如克鲁格曼(2008)所言，高度的不平等已经给美国造成了重重问题，不论是从经济还是现实政治的角度而言，缩小贫富差距、再度把美国塑造成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国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正当其时。站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今天来看，克鲁格曼的这番话真可谓意味深长。
最后，有必要对本文的某些局限或不足做出说明。尽管我们将本次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美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但这决不意味着收入不平等就是危机的唯一原因。事实上，本文想要表明的只是，收入不平等确实是危机的成因之一，而且是一个重要因素。正如前文所言，我们的解释意在为已有的各种理论提供补充，而不是取代。另外，本文主要着眼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变迁来理解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但后者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必定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限于研究目标和篇幅，本文并未论及全球化的收入不平等效应，然而不应忽视的是，与国内政治因素相比，全球化完全可能对美国的收入不平等有着同等甚至更为重要的影响。就这一意义而言，本文仅仅关注国内层面而忽视全球层面的做法是存在局限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提供更为完备的解答。
注释：
①事实上，这一可能性完全合乎情理：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中，一种现象(“果”)背后往往有着多种推动力量(“因”)。对于金融危机这种异常复杂且宏大的现象而言，更是如此。
②转引自余永定，《美国次贷危机：背景、原因与发展》，第30页。
③转引自卢宇峰，《收入差距：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与本质》，第110页。
④关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国内政治右转如何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克鲁格曼在其著作中有详尽的说明与阐述，尤其是第4、75、118-119页。这里不再赘述。
⑤转引自陈晶，《美国个人消费发展规律与宏观消费调控政策的演变》，载《国际经济合作》，2006年第12期，第55页。
⑥参见Doling,John F.Comparative Housing Policy:Government and Housing in Advanced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London:Mcmillan Press Ltd.1997.转引自阎明：《发达国家住房政策的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东岳论丛》，2007年7月，第3页。
⑦参见杜邢晔、刘辉、刘晓红，《“美国金融危机及其影响”研讨会纪要》，载《美国研究》，2008年第4期，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