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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普鲁塔克说，西西里远征失败后，雅典的俘虏通过背诵欧里庇得斯的作品给俘获者听，可以获得自由或减轻厄运。①年代久远，传闻的真实性已不可考，但透过这一信息，欧里庇得斯的流传程度和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希腊悲剧诗人完整传世的作品中，埃斯库罗斯8部，索福克勒斯7部，而欧里庇得斯有18部之多。这组实实在在的数字，似乎也可间接印证这个传闻。
难怪欧里庇得斯去世之后，酒神狄奥尼索斯立即感到了落寞。他在船上读欧里庇得斯的《安德罗墨达》时，一阵渴望像箭一般射进他的心（《蛙》，行50以下）。②这种渴望如此强烈，使得一贯心灵柔弱、贪图享乐的酒神下定决心，要不怕麻烦，去冥府把欧里庇得斯带回阳世来。
由此，《蛙》剧开始了。酒神和仆人一路插科打诨，有惊无险地到了冥府，那里正在发生大事：欧里庇得斯正与埃斯库罗斯争夺悲剧的首席之位。在冥王的要求下，酒神担任裁判。两位诗人唇枪舌剑，分别攻击对方的开场白、韵律和措辞等，争夺激烈，难分伯仲。于是，文学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一个有趣场面出现了：两位诗人把各自的诗句放到天平上去称。经过这一轮争夺，比赛似乎快见分晓，因为埃斯库罗斯放上的河流、战车、死亡、尸体啊什么的，明显比欧里庇得斯的快船、劝说、大棒什么的要重很多。可是，酒神说他还是无法评判，因为一个那么智慧，一个他那么喜欢（行1410以下）。冥王敦促酒神要做出选择，选出一个获胜者，带回阳世，酒神此时仿佛才想起自己来冥府的目的。由于从诗歌风格和戏剧技巧方面无法抉择，酒神转而考察二人的政治智慧。他问二人对阿尔喀比亚德的看法。两位诗人相继给出答案，可酒神更加为难，呼告宙斯，说他无法裁决，因为一个说得那么机智，一个又说得那么清晰（行1430以下）。最后，酒神要两人说出一个拯救城邦的计划。在听了两位诗人的回答之后，酒神终于做出选择，却没有给出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只是按“选择我心里喜欢的人”（行1465以下）这样飘忽的标准。
酒神最终选择了埃斯库罗斯，文学史上最早的一次“文学批评”到此结束，可我们的追问却刚刚开始：为什么是埃斯库罗斯？
一
为什么是埃斯库罗斯？因为他是酒神“心里喜欢的人”？这显然不能服众。酒神一开始不是无比强烈地喜欢欧里庇得斯么？是什么让他改变了主意？纵观整个比赛，从“专业性”的角度来看，欧里庇得斯并不逊于埃斯库罗斯；从政治智慧的角度来看，欧里庇得斯与埃斯库罗斯的建议，也是各有千秋。
于是我们明白，最后的选择，其实是诗人阿里斯托芬做出的。对酒神来说，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比赛也许总会“无果而终”，但对阿里斯托芬而言，选择的结果在比赛没有开始之前就已经注定。阿里斯托芬怎么会把“高贵的”、把人们“变得伟大崇高的”“希腊第一诗人”埃斯库罗斯留在地狱死掉，而把“爱收集胡言乱语的”、“创作瘸子的自吹自擂的”、“把乱伦之事写进自己作品的”、只是“被小偷和弑父者”崇拜的、“把高尚的人变成坏人”的欧里庇得斯带回人间去呢。
埃斯库罗斯是真的高贵，悲剧之父的名声亦不可没，但欧里庇得斯真的是《蛙》中说的那么不堪吗？阿里斯托芬不选择欧里庇得斯是因为不喜欢他，甚至厌恶他吗？
一直以来，这样的看法的确在很多学者心中延续，不容辩驳的事实似乎也支持他们的观点：从公元前425年的《阿卡奈人》，到前411年的《地母节妇女》，再到前405年的《蛙》，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的嘲讽和批判，简直称得上是坚持不懈且不遗余力，甚至到欧里庇得斯去世之后，也不放过他。但是，在剧中的嘲讽和批判，就意味着实质上的厌恶吗？阿里斯托芬在《云》中对苏格拉底的攻击，远比在其任何作品中对欧里庇得斯的攻击都更为尖刻，但柏拉图的《会饮》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苏格拉底和阿里斯托芬在生活中是最要好的朋友。而且就算是被嘲弄的对象本人，也未必就觉得是攻击。普鲁塔克就曾经讲过，阿里斯托芬创作了《云》之后，把各种各样的侮辱都加在苏格拉底身上，在场的某个人就问这个哲人，他被如此嘲笑，是否觉得很生气。“以宙斯的名义，根本不生气”，苏格拉底答道，“因为我在剧场被取笑，就如在一次盛宴上被取笑一样”。③我们无法考证生活在差不多同时代的阿里斯托芬和欧里庇得斯在生活中是不是好朋友，但我们也从来没有看见史实或逸闻证明欧里庇得斯对阿里斯托芬的嘲讽和批判表示不满或者愤怒。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阿里斯托芬之所以一直关注欧里庇得斯，是源自对他的喜欢。就如著名学者默雷(Gilbert Murray)所言：尽管欧里庇得斯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阿里斯托芬对他深为喜爱，并不可避免地被他深深吸引。阿里斯托芬爱埃斯库罗斯，也爱欧里庇得斯。在《蛙》中，虽然诗人让酒神把埃斯库罗斯带回阳世，但像魔咒一般在阿里斯托芬心里萦绕、让他无力逃离、也不愿逃离的，是欧里庇得斯的那些美丽诗句。④维切尔雷(R.E.Wycherley)不仅赞同默雷的观点，甚至进一步提出，在某些重要的事情上，阿里斯托芬甚至积极而热烈地与欧里庇得斯保持一致，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的情感微妙而复杂，在喜爱(love)之中，混杂着逗乐和惊恐(amusement and alarm)的情绪。⑤
的确，综观阿里斯托芬的多部剧作，我们很容易发现，他非常熟悉欧里庇得斯的作品，随时可以脱口吟诵或灵活模仿。若是厌恶欧里庇得斯，很难想象阿里斯托芬这么多年会对之久读不辍。况且，即使是无情的滑稽模仿，也并非意味着彻底的谴责或者不欣赏，实际上，有时候情况恰恰相反。不仅如此，从两人的作品中我们还可看到，阿里斯托芬在某些方面与欧里庇得斯有着深刻的一致：他们都对普通的民众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同情，对遭受战争痛苦的无辜人民，更是满怀怜悯；他们都深深意识到大多数战争的无用性和破坏性，都知道如果人们以一种更理智的精神联合起来，将能够避免战争。
到这里，我们可以说，阿里斯托芬不选择欧里庇得斯，不是因为个人的憎恶。而且从《蛙》剧中比赛的激烈程度，我们也可以看出，如果真的那么不喜欢欧里庇得斯，诗人大可不必把这次比赛设计得这么势均力敌。
既然不是厌恶，那不选欧里庇得斯，是因为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比埃斯库罗斯的差？这样的推断，显然也难以自圆其说。文学史上对欧里庇得斯与埃斯库罗斯各自的优缺点和地位自有公论，在此无需赘述。关于欧里庇得斯的艺术魅力和影响，本文开头所讲的故事，如果只是一个民间版的佐证，那么在其逝世之后希腊人镌刻在他墓碑上的讣词，应该是最有力的证明：全希腊是欧里庇得斯的纪念碑，诗人的骸骨在客死之地马其顿永埋，诗人的故乡是雅典——希腊的希腊，这里万人对他赞颂，欣赏他的诗才。⑥
不是厌恶，也不是艺术，那么，是什么原因让阿里斯托芬放弃欧里庇得斯，或者，换言之，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了埃斯库罗斯？
二
在《古希腊喜剧艺术》中，勒维(Katherine Lever)认为，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半是赏识，半是鄙视，他欣赏欧里庇得斯的独创性和艺术性，但却鄙视欧里庇得斯的宗教和道德怀疑论，认为那样的怀疑论破坏了传统的行为规范，却不能提供新的可以依循的准绳。⑦
的确，我们看到，比赛开始前，酒神让两位诗人先进行祈祷。在后面每轮争论都抢先发难的欧里庇得斯仿佛置若罔闻，而一贯沉默的埃斯库罗斯却立即响应：
得墨忒尔女神，我心灵力量的源泉，
啊，让我配得上您神秘的仪式。 （885行）
之后，酒神提醒欧里庇得斯敬香，欧里庇得斯却说，“我祈祷的不是这些神灵，是另外的神”：
苍穹，我的牧场，流畅的语言，聪敏的才智，犀利的嗅觉，
啊，让我能干净利落地击败他的戏剧！（890行以下）
对比二人的祈祷，埃斯库罗斯的虔诚和欧里庇得斯的不敬形成鲜明对比。得墨忒尔是希腊城邦传统的敬拜神明，欧里庇得斯所谓的“另外的神”却是天空。在《地母节妇女》行451处，阿里斯托芬也明确指出，欧里庇得斯向观众宣称没有神明。对希腊人而言，拒绝城邦传统的神明无疑是不可饶恕的罪过，这种行为被认为是个人故意脱离城邦。想想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就知道这样的后果有多严重。欧里庇得斯本人正是被认为深受苏格拉底影响（1491-2行）。埃斯库罗斯的祈祷关注的是自己的表现能不能配得上女神神秘的仪式，希望的是不辜负神明的教养，其谦卑恭敬之心昭昭可鉴；而欧里庇得斯却专注于夸耀自己的口才和聪明，一心只想着击败对方，其炫耀不敬和急功近利，昭然若揭。从祈祷一开始，欧里庇得斯的败局就已露端倪。诚如尼采所言：“亵渎神灵的欧里庇得斯啊……纵使你为你的主人公们的言论磨砺、加工出一种诡辩的辩证法——你的主人公们也仍然只有仿造的、乔装打扮的激情，只说仿造的、乔装打扮的言论。”⑧
接下来的论争，中心问题是悲剧的任务。这是一个文学的问题，但更多涉及道德。如前所述，两人的胜负，并不是靠文学水平的高低决出来的。那么，在阿里斯托芬的眼中，欧里庇得斯的道德，是不如埃斯库罗斯高尚？这样的问题显然有偷换概念之嫌，因为从下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明白：不是诗人的道德问题，而是诗人作品的影响问题。
其实，关于悲剧的任务，欧里庇得斯与埃斯库罗斯的意见并没有分歧。当埃斯库罗斯问欧里庇得斯，诗人因为什么得到赞扬，欧里庇得斯毫不迟疑地回答：
因为他的机智和教导，
因为他使城邦的公民变得更好。 （行1005以下）
尽管二人看法相同，但在阿里斯托芬看来，两人作品的效果却大相径庭。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描写英雄人物，个个都是“身高六尺的堂堂英雄，从不逃避公民的义务”（行1010以下），有着一颗“七重牛皮”的勇敢的心。这些思想崇高的作品能鼓励人们，使他们成为勇敢的公民，更好的公民。欧里庇得斯把日常生活写进悲剧，不仅降低了悲剧的高贵性，而且他的剧中充满了诡辩的言辞，使得“所有的公民胡言乱语、闲扯没完、争辩不休。使所有体育学校的训练场地冷冷清清，空无一人”（行1070）；他的悲剧描写普通人，还有那些小偷、骗子、不道德的妇女、装穷叫苦的国王和富人，这些都对城邦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以至于“什么坏事不是他引起的？”（行1079）。埃斯库罗斯坚持认为，高尚的诗人不应该宣扬那些下流的坏事，更不应该在舞台上展示给观众。诗人是成年人的老师，永远应当讲合乎道德的事。但欧里庇得斯揭示世界的真相，把形形色色的人，呈现在人们面前，他倒想知道，这又有何妨（行1064）。确实，人们会模仿他们所看见的行为，那么，诗人或者说教育者，就应该只告诉人们好的行为，而把实际存在的坏行为掩盖起来？或者是只告诉人们事实，无论是好是坏，让人们自己去思考？这样的一个两难境地，孰优孰劣，讨论直到今天还在继续。于是我们看见，面对这样的指责，欧里庇得斯没有再说话辩驳。也许原本以他的“流畅的语言，聪明的才智”，他还可以再雄辩滔滔地争上几个小时，但阿里斯托芬没有再给他这样的机会。
因为，就如维切尔雷所言，欧里庇得斯让阿里斯托芬有些惊恐。对当时“新教育”和智术师的时代来说，有些保守的阿里斯托芬显得像个小孩，睁大的眼睛看着不可逆转的变化，内心充满了忧伤和恐惧却也无可奈何；相反，欧里庇得斯则像个从容的成年人，面对新的变化游刃有余。欧里庇得斯把人们教“坏”了，他的影响实在太大，阿里斯托芬甚至觉得，所有的坏事，都是欧里庇得斯引起的。也许阿里斯托芬的恐惧既非空穴来风，也非杞人忧天，我们看到，由于欧里庇得斯的名气越来越大，希腊当局都害怕其作品中一些对立的思想会影响民众，最终将他赶出希腊，以至晚年的欧里庇得斯不得不前往马其顿，客死异乡。尽管希腊当局与阿里斯托芬害怕的原因和内容都不尽相同，但当时的欧里庇得斯就像苏格拉底，怎么说都算个“异类”。尽管阿里斯托芬对欧里庇得斯客死他乡也心怀痛惜与怜悯，但既然他的作品这么能“败坏”民众，那肯定是怎么都不会把他从地狱里带回阳世再活一次了。更何况，还有埃斯库罗斯可以选择。埃斯库罗斯之于阿里斯托芬，代表的不仅仅是高尚的悲剧，还有光荣的马拉松精神，以及雅典全盛时期的荣光。
但欧里庇得斯的影响真的那么恶劣吗？阿里斯托芬的担心显然有些夸大。雅典民众道德的恶化，高尚公民的缺失，真的是几部戏剧作品可以造成的？读一读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第二年雅典大瘟疫的描述，也许能为这个问题找到一个回答：“由于瘟疫的缘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情况……对神的敬畏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拘束的力量了。至于神祇，他们认为敬神和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看见好人和坏人毫无区别地一样死亡……”⑨
篇幅所限，我们无法整段引述，但是，当我们阅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从那些凝重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彼时雅典“礼崩乐坏”的一些原因。不是欧里庇得斯教人们做坏事的，也不是欧里庇得斯叫人们不信神的，导致雅典城邦和雅典人巨大变化的罪魁祸首，不是欧里庇得斯。考虑到他作品的影响，我们不否认他难辞其咎，但他至多算个“小帮凶”，起了点推波助澜的作用。是肆虐的战争和无情的瘟疫，摧毁了雅典这座富足而美丽的城邦，夺去了她健壮而高尚的公民，让人们堕入末日来临之前的绝望狂欢与放纵。
雅典曾经的光荣与梦想，正随着伯罗奔尼撒战火一天天一年年的绵延而烟消云散。诗人未敢忘忧国，公元前405年，当战争进行到第26个年头的时候，经历了雅典从繁荣到衰败的阿里斯托芬，在这部讲文学批评的喜剧里，严肃而清晰地发出了拯救雅典的政治性呼喊。
要拯救深陷战争之中的雅典，需要金戈铁马，需要舍生忘死，需要有着七重牛皮之心的赳赳战士。战争让那些受阿弗洛狄特魅惑的女人和伶牙俐齿、空洞闲聊的辩士走开。在这样的背景下，阿里斯托芬能舍埃斯库罗斯其谁？但为了对欧里庇得斯公平，我们不能就此断言是埃斯库罗斯的道德水准比欧里庇得斯更高尚所致，我们应该看到，是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不同风格的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生活的那个英雄时代需要对抗强敌，于是他创造出英勇武士鼓舞民众，而在欧里庇得斯生活的时代，智术师式的辩论流行，人们对古老的信仰和宗教产生了质疑，于是欧里庇得斯带了修辞的风格、诡辩和怀疑论来顺应渐盛的风气。
拯救雅典是政治性的呼喊，那么，选择埃斯库罗斯有没有政治因素？当再次回到文本，我们发现，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看见，讨论过了开场白、韵律和措辞，给诗句称过重量，也讨论过了悲剧的任务及其所涉及的道德问题之后，酒神依然无法评判，他认为埃斯库罗斯那么智慧，而他又那么喜欢欧里庇得斯。折腾半天，难道无果而终？这时一直沉默的冥王发话了，让酒神做个决断，带走获胜者，也不算来而无功。于是酒神告诉两位诗人，他到冥府是来要一位诗人的，以“挽救城邦，举行歌舞”（行1419）。而我们清楚记得，酒神到冥府完全是为了个人的愿望，想带回新逝的欧里庇得斯，应该说，他最初的愿望是文学性的，因为酒神喜欢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但现在，“挽救城邦”这个目的被明确地提出来，与其说是因为到冥府路上的经历和受了鞭打让酒神在思想上发生了改变，还不如说这个愿望一直在阿里斯托芬心中。在带着观众一起欣欣然回味、品评了两位他喜欢的诗人的某些作品之后，现在阿里斯托芬又带领大家，回到人们心心念念的话题——我们之所以说回到，是因为，早在686～705行的那段著名的插曲中，拯救城邦的话题就已凸显，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恢复那些因参加了四百人寡头政变而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的公民权。⑩
从这里开始，诗歌风格和戏剧技巧，已经不再是评判标准，取而代之的，是对两位诗人政治智慧的考验，酒神明确告知：谁能给城邦最好的忠告，就带谁回到阳世（行1420）。
遥想公元前405年1月勒奈亚节上的观众，刚刚看完两位诗人称量诗歌的有趣一幕，在听到挽救城邦这样的话语时，一定立刻收敛了笑容，正襟危坐，凝神屏息，他们想知道究竟哪位诗人能给出最好的忠告，想知道阿里斯托芬用来考量两位诗人的问题，是不是他们最牵挂的话题。
果然，阿里斯托芬一点都没有让自己的观众失望。他问两位诗人对阿尔喀比亚德有什么看法，那个让城邦“又想念他，又恨他，又渴望他回来”（行1425）的人。
要不要把正在第二次放逐中的阿尔喀比亚德召回来，在公元前405年，这是个非常困扰雅典人的问题。无疑，处于战争危急时候的城邦，需要他的军事才能和外交手段，尤其是阿吉纽西战役之后，8位海军将领中6位被处死2位逃亡，雅典迫切需要一个像阿尔喀比亚德这么能干的人。可是，他人虽聪明，魅力十足，能力非凡，但是，却肆无忌惮，不择手段，道德败坏，风流成性，更何况，他还背叛过雅典。对这样一个人，现在还能不能信任？
欧里庇得斯和埃斯库罗斯的看法或许分别代表了雅典人当时存在的两种观点：欧里庇得斯认为，对这样一个“对祖国援助何其迟，伤害何其快，对自己的私事有办法，对城邦公益却束手无策”（行1427以下）的叛徒，人人见而恨之，不能再用；而埃斯库罗斯则说，城邦最好不要养狮子，如果把它养大了，就应该顺着它。言下之意，虽然阿尔喀比亚德危险而不守法，但应该容忍他的不是，而让他发挥自己的能力拯救城邦。
这下让酒神更加犯难了，他觉得一个说得那么机智，一个说得那么清晰。没法裁决，只有再进行一次考察，让两位诗人各自说出一个拯救城邦的计划。
欧里庇得斯建议说：不再信任现在所信任的公民，任用那些现在没有任用的人（行1445以下）。这与歌队在727行以下的建议实质上是一样的，只不过说得更简洁一些。歌队在插曲中说，城邦现在用的人都是些铜质的外邦人，不是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所以呼吁人们纠正自己的过失，重新启用贤良之材。
埃斯库罗斯则建议：只要他们把敌人的土地当作自己的，把自己的土地当作敌人的，把战船当作财富，把财富当作贫穷（行1465）。他的建议实质上是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开始时采取的策略的一部分。(11)他的意思是把所有的资源都用到舰队上，因为没法把敌人赶出阿提卡，所以雅典人要集中一切力量，来保持对爱琴海的控制权。换言之，雅典现在的策略是正确的，但是必须更加一心一意地来做这件事。征税人搜集的所有资金，如不花在有用的地方，就等于是贫穷。钱应该用在舰队上。
欧里庇得斯和埃斯库罗斯的建议都挺好，但为什么最后还是选了埃斯库罗斯？酒神给出的“从心所喜”的理由是简单而飘忽的，阿里斯托芬自己的理由，综合而确定。对于到冥府的目的，作为戏剧之神的酒神最关心的是拯救城邦之后“举行歌舞”庆祝，而具有爱国热忱的阿里斯托芬在意的，是“拯救城邦”。酒神自然也希望雅典城邦恢复繁荣，但至于“怎么”恢复，那是阿里斯托芬关注的事情。关于最后两个政治性问题，埃斯库罗斯的建议或许更符合诗人阿里斯托芬本人的思考，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最终选择埃斯库罗斯，是欧里庇得斯留在阿里斯托芬心里所有那些复杂的印象的综合反应。
三
从两位诗人的论战中我们看到，欧里庇得斯沾沾自喜的是他教会人们雄辩、怀疑和思考，埃斯库罗斯引以为傲的是他教会人们勇敢高贵，带着一颗七重牛皮的心，急着想奔向战场。前者认为的“最可爱的”（行1395）劝说术鼓励那些有钱人逃避责任（行1065），而埃斯库罗斯最后的建议是要全民一心，集中所有的力量。毋庸置疑，拯救城邦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而不是“流畅的语言”和诡辩。在阿里斯托芬眼中，欧里庇得斯是一个“语言”的诗人(a poet of words)，而埃斯库罗斯是一个“行动”的诗人(a poet ofaction)；(12)欧里庇得斯用“语言”破坏了传统的行为规范，而他的宗教和道德怀疑论又不能提供新的可以依循的准绳，但埃斯库罗斯的“行动”，却与阿里斯托芬一贯坚持的要在诗歌中“发扬真理，支持正义”、“为国家教育好公民，把人们引上幸福之路”的文学道德理念不谋而合。
阿里斯托芬最终的选择，不是因为他厌恶欧里庇得斯，也非欧里庇得斯在悲剧诗歌艺术上比埃斯库罗斯逊色，而是因为，在宗教虔敬、道德教化和政治智慧各方面，埃斯库罗斯都符合诗人阿里斯托芬拯救城邦的爱国理想，选择代表雅典光荣的英雄时代的埃斯库罗斯，寄托着阿里斯托芬恢复雅典荣光的深沉希望。
注释：
①W.C.Green,The Frogs of Aristophan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88,introduction,xiv-xv.
②本文中有关《蛙》的引文，均采用罗念生（《罗念生全集·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和张竹明（《古希腊悲喜剧全集·阿里斯托芬喜剧》，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的译文。文中括号中的行数，均指《蛙》中的行数，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③刘小枫，陈少明：《雅典民主的谐剧》，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④Gilbert Murray,Aristophanes:A Study,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33,p.134.
⑤R.E.Wyeherley,'Aristophanes and Euripides',Greece & Rome,1946,Vol.15,No.45,pp.98～107.
⑥罗念生：《罗念生全集·欧里庇得斯悲剧六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页。
⑦［英］凯瑟琳·勒维：《古希腊喜剧艺术》，傅正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83页。
⑧［德］尼采：《悲剧的诞生》，杨恒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66页。
⑨［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59～160页。
⑩《蛙》在当年的勒奈亚节上获得头奖，并被给予二次上演的殊荣，而且人们还给诗人戴上象征巨大荣誉的橄榄枝编成的花冠，主要是因为人们喜欢这段插曲，赞赏诗人所提的建议。
(11)［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27～135页。
(12)Alan H.Sommerstein,'Aristophanes,Frogs 1463-5',The Classical Quarterly,New Series,1974,Vol.24,No.1,p.2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