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视野下中西思维模式对比研究
刘志成
摘 要： 语言决定思维，还是思维决定语言，这是语言学中至今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从英、汉两种语言的逻辑特性及两类人群思维的方式来看，语言与思维不仅密不可分，而且语言特点与相应的思维模式是完全一致的。一个民族的语言特点，就是一个民族的思维特点，反之亦然。由于语言与思维密不可分，语言是体验的，亦说明思维是体验的。由于英、汉语言与思维起源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体验，因此，英、汉语言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系统和思维方式，“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片面性，恰好反映了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对西方思维的影响。此外，辩证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观点在解释语言的体验性、语言与思维关系等方面，同样具有不可置疑的正确性。
关键词： 语言学；英语；汉语；思维模式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一直是众多哲学家、语言学家关注的问题，一直未有定论。正如“语言与思维，言语与思维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属于最复杂和最有争议的问题之列的”。① [苏联]鲁宾斯坦：《论语言、言语和思维的问题》，东 海译，《语言学译丛》1959年第1期。 一些语言学家提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一假说的“学名”叫做“语言决定论”“语言相对论”。“决定论即语言决定思维；相对论即思维相对于语言而存在，语言不同的人，思维亦不同。”② [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高一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译序。 “语言相对论原则（linguistic relativity principle），用通俗的语言来讲，就是使用明显不同的语法的人，会因其使用的语法不同而有不同的观察行为，对相似的外在观察行为也会有不同的评价；因此，作为观察者他们是不对等的，也势必会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世界观”；③ [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高一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36页。 还有一些自然逻辑学家认为：“观念的形成是一个独立的过程，称为思维或思想，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与具体语言的特征无关。”④ [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高一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19页。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语言与思维是相互独立的，思维并非取决于语法，而是取决于逻辑或推理的法则；还有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语言与思维是彼此独立但相互影响的。如“思维是在自己的领域内产生的，然后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语言不仅在表达思想中是必要的，而且是思维过程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在语言之外进行思维，也不能在思维之外运用语言”。⑤ Bolinger, Dwight，Aspects of Language ，translated by Fang Li，Li Gucheng et al.，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3, p.28.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我们的思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语言。”⑥ 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的世界，是人类的栖息之地；伽达默尔认为，世界本身体现在语言中，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⑦ 徐友渔：《人文立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第156页。
正如“一个人的思维形式受制于他没有意识到的固定的模式规律。这些模式就是他自己语言的复杂的系统，它目前尚未被认识，但只要将它与其他语言，特别是其他语族的语言做一公正的比较和对比，就会清楚地展示出来。他的思维本身就是用某种语言进行的—英语、梵语或汉语”。① [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高一虹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72页。 本研究正是试图通过英、汉语言的对比，以及英、汉语人群思维模式的对比，指出英、汉语言与各自的思维模式是如何纠缠在一起，以及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照应的，正如“人既创造出语言，又为语言所引导”。② [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5页。 换言之，本研究通过英汉语言与各自思维模式的对比，不仅揭示了英、汉语言系统下面的不同的概念体系，以及这些概念体系又是如何与各自的语言特点保持完全一致的，同时论述了语言与思维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二者既不是谁决定谁，也不是相互独立的，二者是同生同灭，同质异名的关系。希望能对以后学者的进一步的相关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1页。 可见，语言与思维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关键问题是它们究竟是如何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呢？
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思维的形式，思维是语言的内容。对于这种说法，笔者认为是欠妥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形式和内容，就语言而论，语言的形式是语音、词形等，语言的内容指的是语言的意义，并不是思维中的概念和逻辑关系等；同样，思维本身也有形式和内容，思维的形式并不是语音和句法等，思维本身的内容也并不是意义。正如“我们在着手研究思维和作为思维的体现者的语言的时候，一开始就不能把语言与思维看成是彼此孤立的东西，而应当作为一个统一体，表面上是一个方面，而内部已经是不可分离的、包括语言与思维两个方面的统一体。我们把这个整体叫做‘语言的思维’，这是为了特别强调它的存在的不可分离性”。④ [苏联]谢德洛维茨基：《语言的思维及其分析》，《语言学译丛》1959年第1期。 笔者认为，把“语言—思维”当做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理解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可能会更加妥当，更能体现二者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关系，二者关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首先，语言是借助于思维而产生的，思维也是借助于语言产生的。此处的思维主要指的是抽象思维，有些动物亦能发出几十种声音，但是这些声音没有跟抽象思维结合在一起，故不能称为语言，语言并不是纯粹的声音，它是思维的载体和承担者；同样，人类在生产实践中，随着大脑的进化产生了进行抽象思维的物质基础，同时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了交往的需要，人类才产生了语言。语言与思维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正如“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不是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问题，而只是物质外壳和思维内容在‘语言·思维’这个统一体内的关系”。⑤ 高名凯：《语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86页。 可见语言与思维是相互影响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中的“语言决定论”不仅预设了语言与思维是二分的，而且过高地估计了语言对思维的决定作用。
综上可知，语言是体验的，而思维也是体验的，语言的体验性与思维的体验性是完全一致的。正如“从最深层的意义上来说，心智是体验的，意义是体验的，思维是体验的，这是体验哲学的核心”。⑪ Johnson，M.& G.Lakoff，“Why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quires Embodied Realism”，Cognitive Linguistics ，vol.13，no.3，2002.这也表明“语言—思维”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二者是相互照应、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毫无疑问，人类最早的身体经验和心灵经验均来自于外在的地理环境。正如“从物理方面看，也就是从自然条件方面来看，影响人类文化发展的第一因素是生态环境，也可以说是地理环境”。① 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页。 因为人类作为自然的产物，人类的语言和思维同样亦是自然的产物，不同的自然环境或地理环境带给中西民族不同的心灵经验和身体经验，这些不同的经验慢慢地被各自的认知主体转化为不同的概念，可见，语言与思维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与其体验性的共同发展是完全一致的，正如“大地、人和语言，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② [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46页。
第二，汉字意象的内在逻辑。内在逻辑指的是古汉字是以象形为基础，即“画成其物，随体诘诎”，也即是根据实物的形状，画出实物外形的特征。画成其物，如山、门、人等；或画部分，如：羊、牛画牛角，木画枝干；“车”画车厢或轮。随体诘诎：动作行为只能突出活动的生物器官，如，“见”以目象，“闻”以口、耳象；“企”以足尖着地象；“拱”以双手象等。
同样，思维的存在也依赖于语言。人类与动物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类具有抽象思维能力，而抽象思维正是通过语言来进行的。正如“在人的大脑额叶部分另外增添的一种新的信号系统，新的机能。在这里，言语器官的动觉刺激物代替了第一信号系统，借此进行对第一信号系统的抽象和概括。这个系统也就是第二信号系统”。① [苏联]普拉屠谢维奇：《论言语运动分析器及其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载《言语思维意志感情及其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6～7页。 在普氏看来，没有语言作为刺激物，就不会有思维活动。此外，思维活动主要体现在判断和推理，而判断和推理需要概念，而概念是以往思维活动的成果。正如“人们的思维活动就是在语言中的词和语法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词和语法规则作为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各种关系的物质材料，具体的思维就不能进行”。② 高名凯：《语言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93页。 也正如“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在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的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术语和词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③ [苏联]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8～39页。 因此，研究一种语言的词法和句法的特点，就成为研究使用该语言的认知主体的思维模式的最佳途径。
再次，语言与思维密不可分亦体现在“人始终被束缚在语言的圈界内，无法在语言以外争得一个立足点”。④ [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页。 可见，人类得以出场或者现身的依据就是所操持的语言，而不同的语言则显示了人类出场或者现身的方式。
综上可知，语言与思维是存在于“语言—思维”这个完整整体的对立统一的两面，他们既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同时又各不相同，二者相互照应、相互影响。简言之，二者是既统一，又各不相同的关系。
1)GB7258—2017《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明确规定，总质量不小于12 000 kg的专项作业车应装备缓速器或其他辅助制动装置。因此对于质量超过55 t的煤层气钻机车安装由发动机制动和液力缓速器组成的联合制动系统是非常必要的。
二、 语言的体验性及与思维的关系
语言是天赋的还是认知主体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体验而成的？语言是体验的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正如“我们的全部知识是以我们的感官向我们提供的报告为基础的”，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57页。 而且由于语言与思维是对立统一的整体，考察了语言的体验性，其实也表明思维亦是体验的，如果语言与思维均是体验的，那么就有必要进一步考察英汉语言与思维来自于不同的体验。
语言是如何产生的呢？语言的体验性与思维的关系究竟如何？正如“语言源出于人类心灵，语言是通过人的感官和知觉形成的！语言并非先验之物，而是感性活动的产物。一切观念都只能通过感觉形成，就不可能存在任何独立并先存于感觉的观念”。⑥ [德]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4页。 可见，语言的产生只能是来源于认知主体对客观世界的体验和实践，最直接的来源在于所处地理环境所赋予的身体经验和心灵体验。正如“言语代表心灵的经验”。⑦ 胡明扬：《语言和语言学》，北京：语文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一）语言的体验性
要考察语言的体验性，就要考察语言的基本要素或者说语言的本质。而“语言的语法构造及其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特点的本质”。⑧ [苏联]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载《斯大林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17页。
同时，文学课程中又有着丰富的地域文学和文化资源，借助这些资源对青年学生进行乡土情怀和人文情怀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这也是目前我们进行教学改革必须大力关注和坚持的思路与方向之一。
当我们走在三崖湾沿岸的长路上时， 夏日阳光的灼热已经开始褪去。这是威尔士半岛上的一个中世纪城堡的废墟，Alyn Wallace对这里非常熟悉，他最近在这个海湾拍摄的蓝色荧光生物组照备受关注，因此也让这个地方更加出名了。尽管自然现象不可预知，但今晚我们有可能会看到，其他抵达海滩的人显然也怀着同样的希望。
第一，词汇的体验性。首先，汉语词汇的构造主要是靠六书，而六书当中，象形和会意又是汉字造字的基本方法，象形和会意造字法都是基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体验，通过发现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进行的。比如“旦”，表明“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正如《周易》指出：“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① 《周易》，杨天才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67页。 另外，词汇的社会性也能表明词汇的体验性。比如繁体字“寶”，这个字肯定是在有货币流通之后才出现的。正如“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人类的范畴、概念、推理和心智是基于身体经验形成的，其最基本形式主要依赖于身体部位、空间关系、力量运动等的感知而逐步形成的，归根到底，认知、意义是基于身体经验的”。② 王 寅：《认知语言学探索》，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48页。 比如，基于身体部位的体验，人们创造了“山头”“山腰”“入海口”等新的词汇。此外，对一些事物的命名，在不同地域，不同的认知主体根据不同的体验和不同的认知角度选择了不同的概念化和词汇化的方式。比如“眼镜”，汉语命名是基于事物的“使用场所”，而英语民族往往根据事物的“使用材料（glasses）”或者事物的“功能（spectacles）”。对于同一个事物，不同的认知主体采用不同的认知角度和不同的概念化的方法进行了不同的命名，这恰好说明词汇的体验性。正如“所有词汇的所有意义最终是来自身体经验”。③ Halliday，M.A.K.& R.Hasan，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 ，Victoria: Deakin University，1985，p.7.
（二）分析电路图，找到问题与已知条件间的关系。在做电学题时，要在读清题之后，仔细的分析电路图，先要正确的判断电路的串并联情况。教师可以用去掉一个用电器的方法，教学生正确的判断电路。若去掉用电器后，电路相互影响则为串联，若不会相互影响，则为并联。其次要找清楚电表测量的对象，在看电压表时，可以观察他并联在谁的两端，就是测谁的电压。在判断电流表时，可以去掉电流表，看哪个用电器被影响到就是测谁的电流。最后根据欧姆定律，运用所学的电学公式解题。
第二，句法的体验性。句法不是自治的、天赋的，句法的形成亦是基于身体体验和心灵经验。正如“语言的表层结构直接来自表示概念的结构，概念结构又是来自于人类的身体经验。人类因自身的生理构造而用特殊的、一贯的方法来感知客体、人、空间、时间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人类所生活的物质世界和人体的生理构造施加一定数量的约束于人类的感知和语言”。④ 戴浩一（Tai，James）：Temporal Sequence and Chinese Word Order ，1985，黄 河译，《国外语言学》1988年第1期。基本句法往往通过隐喻而实现不断地拓展，而隐喻也是基于体验的。如“他走进房间”，可以进一步拓展为“他走进我的心里”等。
人类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首先会确立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而人类对时空概念的确定也是基于体验的。正如“人类在对时空的感知和语言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中心作用”。⑤ Clark，H.H.Space，“Time，Semantics and the Child”，In T.E.Moore（ed.），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3，p.51.亦如“人们将自我（ego）置于宇宙的中心，然后以此为参照，形成视角（perspective），确定‘上下、前后、左右、高低、近远、中心与边缘’等概念”。⑥ Miller，G.& P.Johnson-Laird，Language and Perception ，Cambridge: Belknap Press，1976，p.395.可见，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知，首先是通过身体的感知理解了现实空间，然后形成一个空间意象图式，同时建立起一个内在的空间逻辑，人类再利用自身的理性思维和想象力，发展出新的概念意义、句法结构。正如Anderson⑦ Anderson，J.M.，The Grammar of Case :Towards a Localistic Theory ，CUP，1971，p.36.等均论述过时间表达是空间表达的延伸，即时间是空间的隐喻。而隐喻是体验的，因此，句法的构成是体验的。比如：“屋前有棵树”，可以进一步引申表达为“新时代到来之前文章出版了”等，不仅汉语可以这样表达，英语中也可以这样表达。正如“总的来说，时间介词与表达空间的介词是相同的”。⑧ Jackendoff，R.S.，Semantics and Cognition ，Cambridge，MA: MIT Press，1983，p.189.这些都表明句法是体验的，而不是自治、天赋的。正如“我们应当从人类的基本体验感知能力，尤其是空间和时间方面的体验感知能力来解释汉语的语法结构。这样，语法就不是任意的、自主的、自足的形式系统，它原本就是概念化的现实的符号表达，受语义的直接支配，体现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⑨ 王 寅：《认知语言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6页。
第三，隐喻的体验性。隐喻是一种从始源域到目的域的映射。正如“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类事物”。⑩ Lakoff，G.& Johnson，M.，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63.可见，隐喻是要找到事物之间的联系，尤其是需要形象思维，比如，“婚姻是牢笼”“婚姻是殿堂”等这样的隐喻，还有众多的歇后语及谚语，如：“保护伞”“拳头产品”“半空中挂口袋——装风（疯）”等一定是基于认知主体的心灵经验。正如“隐喻是用具体的、可视可触的、可嗅可闻的形象性强的词语作喻体，来表示相对应的另一概念（常为抽象概念）这一本体，用具象的事物表示抽象的概念似乎是人类一种常见的思维方式，在其建构和运用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要依赖形象思维”。① 王 寅：《认知语言学探索》，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这就表明隐喻与人的身体经验和心灵经验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所有概念隐喻都是以日常经验为基础的”。② Lakoff，G.& Johnson，M.，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4.
此外，“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它其实还是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③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8页。 隐喻的体验性说明，人类的思维也是体验的。Richards甚至指出：“人的思维是隐喻性的，它通过对比而进行，语言中的隐喻由此而来。”④ Richards, A.，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94.人类通过隐喻去认知客观世界，通过体验、感知，然后形成概念。正如“隐喻不但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在本质上是人类理解周围世界的一种感知（perceptual）和形成概念（conceptualize）的工具。如果语言表达的概念是隐喻性的，通过视觉手段表达的同样的概念也是隐喻性的”。⑤ 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0页。 隐喻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建构了人类的概念系统。正如“我们人类的概念系统就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⑥ Lakoff，G.& Johnson，M.，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8.此外，英汉语中的一词多义现象，隐喻是其中最主要的词义拓展手段之一，正如“一词多义是人类话语的一个基本特征，而比喻性语言是造成一词多义的主要原因”。⑦ Ullmann, S.，Semantics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Meaning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62，p.29.这不仅进一步说明了词汇的体验性，也进一步说明了隐喻是人类重要的思维方式和重要的认知手段。
可见，隐喻是体验的，隐喻是人类重要的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同时，由于语言与思维是同质而异名的关系。因此思维也是体验的，人类的思维活动和心智活动都是体验的，是基于身体经验或者心灵经验的，而作为语言与思维体验来源的外在的物质基础，如自然环境和语言使用的社会环境无疑会对思维起到重要的模塑作用。
（二）语言的体验性与思维的关系
语言的体验性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论的基本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劳动本身就是人类生活实践和生产实践当中最重要的一种体验。正如“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个解释是唯一正确的，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91页。 以及“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1页。
象形汉字在表意中，为了克服“画成其物”的局限，早已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象进行分析，进行高度抽象，根据物象的特点和意义的要素的组合，设计汉字的结构。因为汉字是表意文字，还具有高度抽象化的特点。这种高度抽象化无疑也有利于塑造汉语使用者的悟性思维和想象力。
肖恩(D.A.Schon)在对上述技术理性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专业实践所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不确定的、多变的、独特的、并呈现出价值冲突。[3]因此，如杜威所说，教学工作不是教师去实施一系列逻辑化、理性的操作程序。相反，教学是一种反思活动，教师需要进行直觉判断，有情感投入，而这些是无法简单地打包给教师使用的。[4]现代学习理论也提出，教学不是简单地使用教材，而需要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活动进行缜密判断。例如，课堂中哪些学生在学习？他们是如何学习的？哪些学习活动能够支持他们的学习？学生的学习差距是什么？哪些教学策略能够确保学生获得共同的进步？等等。[5]因此，教学不是机械的，是反思的、探究性的。
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应用Duncan氏新复极差法进行各处理间的差异显著性分析。
三、 中西不同语言文字与不同的思维模式
(1)分别于插管后5 min(T1)、建立气腹后5 min(T2)、体位建立后5 min(T3)、建立气腹后30 min(T4)、解除气腹后5 min(T5)时以旁流通气监测法检测2组呼吸力学指标，包括气道压(Paw)、气道峰压(PIP)，并计算肺泡动态顺应性(Cdyn);(2)于术前24 h及术后24 h时，采集2组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5 mL，3 500 r/min离心10 min分离血清，采用ELISA法测定血清白细胞介素-6、10(IL-6、IL-10)及C反应蛋白(CRP)水平，免疫透射比浊法检测2组患者血清C3、C4补体水平;比较2组患者HR、SpO2及平均动脉压(MAP)。
由于“语言从产生的时刻起就不知不觉地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这个模式反过来又会影响人的思维。我们在思维时总会不知不觉地以语言（有时以形象）想问题，虽然没说出口，但是却有一种语言流动，我们的思维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语言”。④ 辜正坤：《中西文化比较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8页。
首先巡回护士需由严格培训过的护师以上人员担任，术前1d到病房认真阅读患者的病历，同时与手术医生和责任护士沟通，间接了解患者的性格特点及心理需求。根据不同患者心理特点，制定个性化的心理护理方案。对于一些文化程度高的多用医学术语、治疗性沟通语言。对文化程度低者多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告知其心理调节的重要性。鼓励患者家属多与患者交谈，给患者以精神上的支持，减轻患者孤独、紧张、焦虑和抑郁等负面的心理，使其树立信心[10]。
同时，“在内在或外在的言语中，语言也起着组织思想的作用，并由此决定着观念的联结方式，而这种联结方式又在所有的方面对人产生着反作用”。⑤ [德]洪堡特：《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67页。 那么，中西方不同的语言与不同的思维模式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呢？此外，由于语言与思维均是体验的，均是来自于认知主体的身体经验和心灵经验，那么中西方语言各自的经验来源是什么呢？
（一）中西语言与不同的经验来源
中西语言文字产生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而地理环境则会带给中西原始初民最早、最直接的身体经验和心灵体验，这些因素在遥远的古代对一个民族的思维模式、文化发展方向等起着极大的模塑作用。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语言的特点制约着文字的特点。
1.汉字主要来源于“天人合一”的体验
汉字和中华文明起源于农耕文化和定居生活。为什么会“天人合一”？中国自古是农业国，靠天吃饭、定居生活、土里刨食的农耕社会，让我们的先民对天地和大自然怀有无限的敬重和感恩之情，由此导致“天人合一”的思维，产生出“天子、老天爷、电公、雷母”等概念，人与自然界是和谐统一的。可以说，汉语是一种天人感应的语言，汉人的思维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正如《易经·乾卦·文言》指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⑥ 《周易》，杨天才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6页。 《庄子·齐物论》也指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⑦ 《庄子》，孙海通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8页。
首先，从词法上看，汉字的基本构词方式就是“象形”和“会意”，而“会意”只不过是为了克服“画成其物”的局限，是“象形”的拓展。其次，从句法上看，汉语句法的“天人合一”主要体现在汉语的句式主要是话题结构，而不是主谓结构；而对于话题结构的句式的理解，也往往是基于类比、语境以及横向的相关性联想。正如连淑能指出：“汉语缺乏严谨的主谓结构与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密切相关。”⑧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0页。 正如“没有句子结构中的主谓模式，中国人就没有发展逻辑上的同一性原则，也没有发展哲学中的实体概念”。⑨ Meskill，John.（ed.），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ivi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p.603.
2.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的文字主要来源于“天人相争”的体验
西方的文明起源于地中海。不管是古埃及，还是古希腊的早期文明均起源于此，地中海土地贫瘠，不适合农耕，但地中海不仅是重要的贸易中心，更是西方希腊、罗马、波斯古文明、基督教文明的摇篮。大海被陆地包围，大海为经商提供了方便的海上通道，而大海的凶猛与狂暴自然激发出人类征服大海的雄心壮志，同时向外拓展，由此导致“天人相争”。《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在大海的漂流，形象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可以说，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是一种“天人相争”的语言，西方人的思维也是典型的“天人相争”的思维。
首先，从词法上看，印欧语系的文字斩断了人与自然的联系，从这些抽象的文字本身看不到任何自然的痕迹，体现了“天人二分”，但是这种抽象的符号很善于进行逻辑推理，去发现事物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善于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其次，从英语的句法来看，英语的主谓结构深刻地体现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正如“英语句子必须有主语和谓语。这种结构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基础，这种结构反映的是同一性的概念。这种主谓命题引发了物质和属性的哲学概念”。① Meskill，John.（ed.），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ivilizatio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p.601.此外，英语的句式向右拓展，亦可以理解为向外拓展，呈现句尾开放的特点，体现了向外拓展，征服外部世界的张力。
词缀法是在已有单词或词根（也称为词干）的前面或后面通过加词缀构成新词的方法。词缀法包括前缀法、后缀法、前后缀法。
综上可知，中西民族身处不同的环境带来不同的身体经验和心灵体验，不同的体验塑造了不同的思维模式，同时思维模式的差异亦体现在不同语言的词法和句法结构之中，语言形式与思维模式是完全一致并相互照应的。
（二）天人合一与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
中西语言所产生的最初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完全不同的。农耕文明导致“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海洋文明导致“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这也是中西方语言、思维、文化最根本的差异。可以说，这也是导致中西方一切文化差异最根本的原因。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导致了不同的身体经验和心灵体验，从而诱发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字和思维模式，语言文字与思维模式又相互巩固和强化、相互影响，一些长久的固定的身体经验和心灵体验慢慢地形成概念、从而进一步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
首先，汉语语言形式的特点。汉字产生的基础就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语言产生之后，语言与思维就相互影响、再也无法分割。
汉语的语言形式是典型的方块字，四通八达，通融圆满，象形和会意的意味浓厚，尤其是汉语繁体字的会意和象形意味尤其浓厚。每一个汉字，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汉字，都是一副风景绝伦的画面。
张公瑾及丁石庆曾描述汉字形体的基本特征：
其一，它是一种表示单音节语素的表意文字，其符号是音、形、义的结合体；其二，其基本符号是点、横、竖、撇、折、捺等笔画，通过笔画的组合构成部件（偏旁），再由部件构成完整汉字，即汉字笔画、部件（偏旁）和整字三个结构层次（部分汉字只有两个层次）；其三、制字理论为“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其四、各个部件在拼合成字时讲究平衡对称，字形呈结构规整的方块形。② 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78页。
接下来讨论汉字基本的意象途径和汉字意象的内在逻辑。
第一，汉字基本的意象途径。汉字的制字虽有六书，但是基本的认知框架，或者说最基本的意象途径就是“观物取象”。汉代许慎认为，在仓颉造字之前，古人已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开始了象征符号的创造（就是表意）。“观物取象”，也就是从客观现象中提取主观意向，并通过方块字的结构化将表意表达为一种文理，这是汉字建构的基本方式。
其次，语言与思维的各自特点也说明了语言与思维不可分割的关系。语言是抽象思维的承担者和体现者，而思维是人脑反映客观世界的机能，语言则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语言作为抽象思维的物质外壳，反映了抽象思维的成果和抽象思维运行的方式，故没有思维，则没有语言；同时，语言的意义完全是抽象思维赋予的。可以说，因为语言具有意义，语言才会是抽象思维活动的物质刺激物。“良言一句三冬暖”的俗语何尝不是典型的例证呢？马希尼科曾指出，前苏联的语言学家施瓦尔茨曾经通过实证的方法验证了这一点。⑥ [苏联]马希尼科：《巴甫洛夫关于两种信号系统的学说》，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88页。 他曾把无条件的光的刺激物的作用（电灯光）和条件的词的刺激物（主动性的词）结合起来。过了一段时间，使处于黑暗中的被试者形成了条件反射，即不需要光，只运用“主动性的”词就能像光一样引起被试者瞳孔缩小，后来只要与“主动性”的词具有相近意义的词均能引起瞳孔缩小。可见，思维具有意义，没有思维，语言就不会有任何意义，作为物质外壳的语言是依赖于思维而存在的。同时，语言会对思维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
列宁曾指出：“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存在的形式，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完全一致，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思维、感觉是第二性的东西。”⑩ [苏联]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4页。 这些都表明，思维是体验的，是受制于外部客观世界的，是第二性的。换句话说，外部客观世界的特点一定可以在一定的思维模式和语言模式中发现。
语言与思维是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语言与思维同时存在、同时消亡，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正如“词语缺失处，无人出场”“人以语言使自己出场或现身”。③ 钱冠连：《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04页。
每一个字的构型，都是造字者看待物象的一种样式，或者说造字者对事象内在逻辑的一种理解，是由简单象形到会意象形的过程、而会意正是汉族辩证思维的一种原始的运作，这也是汉字重在悟性思维的根本原因所在。
那么，汉字的语形特征是什么呢？那就是汉字的立体结构和象形性。古人所谓的“以形状物、合形会意、象形为本”，就是汉字造字的最基本的原则，也就是“观物取象”。正因为这一点，汉字是“天人合一”思维的最好体现。可以说，我们伟大的祖先在发明汉字的时候，已经把这种伟大和智慧的理念融进到我们的汉字和我们的思维习惯中了。这种理念的基本含义就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都是高度统一和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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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航标，又称目视航标，是可以直接目视观测的助航标志，颜色与形状特点是非常容易让人辨认的，航海人员在白昼直接观察标身的颜色、形状和顶标，视觉航标也可安装灯器及其他设备，在夜间识别需要观察航标的灯光节奏和灯光颜色。视觉航标包括有水上灯桩、浮标、灯浮标、灯船等水上浮动航标和灯塔、立标、导标等固定航标。
在世界文字体系中，汉字构形洋溢着浓郁的人文精神和人本精神，汉字体现了明显的主体思维方式，即象形的汉字诱导出“天人合一”的思维。这种主体思维方式从内在主体意识出发，按照主体意识的评价和取向，表达意义。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① 《庄子》，孙海通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9页。 孟子也认为：“万物皆备于我”，② 《孟子》，万丽华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90页。 这种建立在主客体统一、人与自然合一意义上的主体思维方式，是一种人本精神。如“匕”是表示爬在地上的人；“身”是大肚子的人。正如姜亮夫指出：“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尝出来（而尤其以‘见’为重要）。”③ 姜亮夫：《古文字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8页。 有些汉字为了简化，出于语言的“经济原则”和“省力原则”，慢慢地把一些复杂的笔画去掉了，正如“汉字最初的形式是对事物的描绘。现在所使用的普通汉字中有大量的字属于这样的图画，中国人称之为‘意象’……这些字在它们的原始阶段必定提供了更完整更详细的图画，为了使用方便，这些图画被省略成了很少的笔画”。④ Karlgren, Berhard，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2，p.75.
其次，英语语言形式的特点。西方语言产生的基础就是“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英语是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下的语言，由26个字母组合而成，英文字母源于拉丁字母，而拉丁字母源于希腊字母，而希腊字母源于腓尼基字母。由于属于典型的拼音文字，利于“睹字识音，据音断义”。其外形特点是典型的豆芽式的“弯弯扭扭”，单词的书写呈现流线型特点。但从外形上看，由于斩断了人与世界的联系，也就是说从单词外形上看不见与这个世界的象形味道，无法直接诱导人们对外部世界和客观世界加以形象性地联想，也就是与客观世界完全脱离的、纯粹的、抽象化的符号系统。单词是由字母组成的，单词没有立体感和象形的味道，无法诱导其认知主体的形象思维，长此以往，人们往往脱离现实世界的物象，只能依据纯粹化的符号系统进行高度抽象的逻辑化思维和理性思维。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纯粹的抽象化的符号系统，促使认知主体在认知客观世界的时候把客观世界对象化，形成“主客二分”“天人相争”的认知模式。这种思维模式，需要高度发达的冷峻的理性和抽象的逻辑。
（三）整体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模式
英、汉不同的语言对各自认知主体思维模式的影响还体现在分析性思维和整体性思维上。汉语往往诱导出整体性思维，而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的语言往往诱导出分析性思维。
首先，中国哲学思维强调的“天人合一”“主客合一”往往容易诱导出整体性思维。中国的哲学思维首先倡导的是“一生二”，“一”代表整体，可见中国哲学首先倡导的就是整体观。《老子》四十二章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⑤ 《老子》，杨漳平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65页。 《易传·系辞上》亦指出：“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① 《周易》，杨天才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58页。 “天人合一”的思想进一步诱发了中国古代的其他哲学思想，但是其他的哲学思想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统一性”或者叫“整体性”，即便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当中有一些强调“对立”的成分，但是这种“对立”也是“对立统一”的辩证转化和辩证统一。比如《易传》所言“一阴一阳谓之道”，由“阴阳”可以进一步引申为一切对立统一的关系。再比如：天地、君臣、上下、强弱、明暗、疏密等；此外“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更强调了“阴阳”等一切对立关系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统一关系。
“天人合一”的文字和思维模式让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处于主客一体，合二为一。正如《礼记·乐记》指出：“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② 王 玮：《〈礼记·乐记〉研究论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9页。
除了社区调查，研究人员还访问了国家林业局昆明堪察设计院、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普达措国家公园管理局、普达措森林生态旅游公司、香格里拉红坡村委会、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及其下辖的五个景区运营公司，以及怒江大峡谷国家公园管理局。
中国传统中医从不会分为具体的外科、内科等细小的科目，强调的是“整体着眼、辨证施治”“辩证求因、审因论治”，绝不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兼顾身体的“形”与心理的“神”，注重定性把握，人是“形神兼备”的统一体。此外，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一直有追求大一统的传统，中国文明几千年以来没有断层，汉字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时间冯一余恍惚起来，想起昨天晚上的事情，不知道怎么会做出这种莫名其妙的梦，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个梦，更不知道是不是昨晚抽了老崔一根烟的缘故。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受“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儒家为首的中国传统哲学始终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主张积极入世，经世致用，而不会虚构一个超越于现实世界之外的抽象世界。
其次，西方“天人二分”的文字和思维模式让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处于主客对立的两端，往往容易诱导出分析性思维。柏拉图首先提出了“主客二分”的思想，笛卡尔作为西方近代哲学的开创者，明确提出了“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把认知主体与客体完全对立起来，同时提出了“精神”与“物质”同时存在但彼此独立的二元论世界观，然后对这个二元世界进行分别研究。正如“对两种范畴的痴迷贯穿于整个西方思想史上。每一个世纪都充斥着二分法，并构成西方世界辩论的基础”。③ Nisbett，R.E.，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New York and London: Free Press，2004，p.158.而这种“二元思想”对西方的彼岸思维、哲学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从哲学上讲，产生了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柏拉图在《国家篇》通过“洞穴理论”详细地阐明了西方“二元论哲学”，④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3页。 他指出，在我们生活的可见世界之外，还有一个超越于我们所处的世界之上的更为真实的理念的世界。走出洞穴的人，才能被称为哲学家，而囚禁于洞穴之内的人喻指普通的常人，而洞穴之内喻指现实的可感世界，洞穴之外指代理念的世界。
从宗教上讲，“天人二分”的“二元论”思想进一步产生了“此岸与彼岸世界”的思维模式。正如“‘内在真理’或曰‘绝对普遍的东西’消除了普遍与个别的对立，它作为知性的对象而启示了现象界（感官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超感官世界’；后者作为‘真的世界’超出消失着的此岸（现象界），是一个静止的、有规律的彼岸王国；但同时也现存于感官世界之中，即其为此岸世界之直接、静态的摹本”。⑤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 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97页。
此外，“天人二分”的分析性思维会让认知主体对认知客体进行无限的切分。比如，从世界的本源是原子、再到对原子的分割到质子、中子等更为微小的粒子。正如“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5～396页。 现实生活中的西医就是很明显的例子。西医分为内科、外科、五官科等，强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西医的医疗理念往往注重微观分解、忽视宏观调控；注重定量分析，忽视定性研究。西医的基本理论也是以解剖学为基础，人的生命整体及综合功能状态往往不在其考察范围之内。
（四）辩证统一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语言与思维紧密纠缠、不可分割，因此语言模式与思维模式也相互影响、相辅相成、不可分离。汉语的语言特点往往会诱导出辩证统一的思维模式，而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往往会诱导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首先，汉语的语法特点往往会诱导出通融的、圆满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模式。所谓语法差别，包括词法和句法。词法上看，汉语文字没有印欧语系前缀、后缀、词根、语态、数、格等问题，这样汉语的定位功能非常灵活，放在任何位置都可以，名词动用、动词名用、形容词动用非常普遍。老子的哲学思想深刻地阐释了这一点：“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① 《老子》，杨樟平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8页。 体现了非常辩证、模糊和通融的文化；从汉语句法上看，由于没有性、数、格和词尾变化，同一个句子，在不同的地方停顿，体现的意思也完全不一样。如“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也可以这样断句：“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由于没有形式上的变化，有些句子甚至可以双向朗读：“太太怕我”，也可以理解为“我怕太太”。可见，汉语的句法并不会诱导出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用字母表示就是：它是A和B的互补结构，既可以是A，也可以是B。代表中国思维模式最形象的表达方式就是太极。太极由首尾两条相互缠绕的阴阳鱼构成，而且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太极图在静止的时候，人们还可以分辨出阴和阳，如果一旦转动起来，阴与阳则完全合二为一，再也无法分辨彼此。从哲学思维来看，中国传统哲学思维中很少讨论“物质与意识”关系的问题，更没有讨论二者谁是第一性的问题。比如，从中国传统哲学的“心学”思维来看，王阳明指出：“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② 王觉仁：《王阳明心学》，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第59页。 这就是“知行合一”。此外，汉人思维中的“文史不分”“药食同源”“书画一体”正是辩证统一思维模式的具体体现。从中国传统的兵家思维来看，“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③ 《三十六计·孙子兵法》，陈 曦，骈宇骞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52页。 亦正是二元辩证统一思维的具体反映，而这些思维模式的语言学理据，正是汉语辩证统一的句法特点。
其次，英语的语法体现了非常严格的理性、有严格的性、数、格的变化。哪个是动词、哪个是名词、哪个是主语、哪个是宾语一眼就能看出来，追求的是真实、理性、精确，即便是一个句子倒装，主语处在宾语的位置，但由于有形式上的变化，因此其句子成分也能一眼识别。如：“Her love I”，表达的含义还是“I love her”，又如：“Here he comes”“Here she came”等。可见，西方的语言体现了一种严密的理性和逻辑关系，是一种科学性的语言，表意精确，但是机械、死板。正因如此，英语的句法往往会诱导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A就是A，B就是B，A不可能是B，B也不可能是A。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就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中的“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的语言学理据。在探索“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中，西方语言学家往往倾向于在二者之间找出谁是第一性的，谁是第二性的。从哲学思维上看，西方世界往往会提出“to be，or not to be”这样的问题，这个二元对立的问题，不仅是莎士比亚戏剧中最重要的台词之一，而且亦是整个西方哲学思维的基础，而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的句法特点，正是西方二元对立哲学思维的语言学理据。此外，哲学的最高问题往往就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西方的思维受到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句法的影响。印欧语系二元对立的句法特点，往往会让认知主体去追究谁是第一性的问题，以及谁决定谁的问题，如果物质决定意识则是唯物的，反之则是唯心的。但是这种观念对科学的挑战也是极其巨大的。正如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曾指出：“在20世纪，一方面唯物主义哲学（它把物质说成是唯一真正的实在）不仅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成为现行官方世界观的组成部分，而且即使在西方哲学中，譬如在所谓身心讨论的范围内，也常常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恰恰是这个物质概念始终是使这个世纪的科学感到最困难、最难解决和最难理解的概念”。④ 王觉仁：《王阳明心学》，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第63页。
综上可知，通过对英、汉语言特点和思维模式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思维模式与语言特点是相互照应、相辅相成的。“语言—思维”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语言，是一个民族最深刻的文化基因，思维模式与语言特点是完全一致的。
四、结 语
本文主要讨论了语言与思维的辩证关系，语言的产生和思维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基于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环境，同时通过对比语言学讨论了语言与思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中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如何受到各自语言的影响，而不同的思维模式又是如何与各自的语言特点保持一致的，可以说，一个民族的语言特点就是一个民族的思维特点，反之亦然。
本研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语言不是自治的，也不是天赋的。“语言—思维”的辩证关系，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正确性，同时也证明了“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的片面性，二者过分强调了语言的决定作用，而没有意识到“语言—思维”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
A Contras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Patter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s
LIU Zhicheng
Abstract: Whether language determines thinking or thinking determines language is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linguistics.From the 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the way of thinking of the two groups of people，not only language and thinking are inseparable，b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languages are also completely consistent with their corresponding thinking patterns.The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a nation are als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thinking pattern，and vice versa.Since language and thinking are inseparable，the fact that language is experiential means that thinking，too，is experiential.Moreover，as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thinking originated from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s，English and Chinese reflect two different conceptual systems and thinking patterns.The one-sidedness of 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 may in fact reflect the influence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 represented by English on western thinking.In addition，the viewpoint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Marxist theory of practice are equally indisputably correct in explaining the experiential nature of languag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thinking.
Keywords: linguistics，English，Chinese，thinking pattern
中图分类号： H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78X（2019）04-0162-11
基金项目： 云南大学“英汉语言对英汉民族思维和文化影响实证对比研究”阶段性成果（C176240104）；云南大学“一流大学大学英语教学现状及质量提升措施实证研究”阶段性成果（C176230100）
作者简介： 刘志成，云南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副教授、博士（云南 昆明，650091）。
（责任编辑 陈 斌）
标签：语言学论文; 英语论文; 汉语论文; 思维模式论文; 云南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