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自由主义、后东亚模式与新东亚模式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模式论文,自由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091.352 F13
一、经济赶超战略的主要分歧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已经在一些基本理论上达成了共识，即认为经济发展是物质资本、制度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现代化的不断高级化，无形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制度资本的投资将更为重要；在经济发展中应该兼顾公平与效率，兼顾战略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等等。但是，经济学家们却很难就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即政府与市场，集权与分权，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的关系——达成共识。①
对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新自由主义者强调自由贸易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大部分发展经济学家则强调出口替代、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对于东南亚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者强调威权政治的终结和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的必要性，而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则强调进一步加强政府干预、控制市场的必要性。随着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的民主化实践，智利模式的兴起，休克疗法的实施，北京共识的提出，相关的争论不断升级，直接影响到今天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选择。
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有四种：民主政治—自由贸易、威权政治—自由贸易、民主政治—出口替代、威权政治—出口替代。②第一种是当前新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模式，是发达国家的普遍经济发展模式，也是智利、东欧国家、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革命后正在靠近的模式。第二种模式是智利皮诺切特和大部分非洲国家推崇的模式，也是俄罗斯斯托雷平的改革模式和中国当前正在实施的模式。第三种模式是18世纪的英国和19世纪的美国的发展模式，也是中国台湾、韩国正在转型的模式。第四种是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经济起飞时的发展模式。其中第二种模式造成了严重的腐败、经济依附性、社会分裂和国家剧烈动荡，大部分发展绩效很差，新自由主义者和发展经济学家都不欣赏。第三种模式要求建立民主制度，时间太长，并且受到制度的路径依赖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发展中国家的当权者不喜欢，而出口替代也不符合新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因此模仿的很少。这样，就只有第一种发展模式和第四种发展模式被经济学家所推崇，前者的代表为新自由主义，后者的代表为东亚模式。新自由主义从西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出发，从经济规律的普遍性出发，提出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普适性，认为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自由贸易模式是历史的终结模式。因此，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第一步应该是建立民主政治。东亚模式则认为，后发展中国家有其特殊性，威权政治与出口替代有其合理性，发展道路有很多种。后发展中国家应该循序渐进，由弱政府—弱市场到强政府—弱市场，再到强政府—强市场，逐渐过渡到发达国家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最终民主政治将确立，民族企业获得竞争力，自由贸易将实行。③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拉美大国在国内外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压力之下，纷纷向智利模式靠拢，由进口替代向新自由主义模式转型，进入了后新自由主义模式阶段。其他东亚国家也纷纷模仿“四小龙”的发展模式，进入后东亚模式阶段。韩国和中国台湾则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及时地进行了政治转型，进入了新东亚模式阶段。三种发展模式相互竞争，彼此借鉴，在经过将近20年的发展后，都取得了一些成就，也各自受到不同问题的困扰。然而，与新自由主义模式受到西方追捧并形成华盛顿共识，东亚模式魅力依旧并被北京共识所推崇相比，新东亚模式却遭遇制度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特别是台湾地区的民主化一波三折，使新东亚模式的魅力大减，受到发展经济学家的质疑。那么，后新自由主义与后东亚模式真的优于新东亚模式吗？
二、对三种经济赶超模式的绩效比较
对于三种战略的比较，可供选择的因素很多，但考虑到重点突出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可以选取四个指标，即制度指标（腐败指数、清廉指数）、社会指标（基尼系数、民主指数）、竞争力指标（全球竞争力指数、科研与教育投入指数）和经济指标（经济增长率、经济自由度）。之所以选择制度指标，是因为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无论是什么赶超战略，没有一个好制度，战略都难以成功。选择社会指标是因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个稳定和公平的社会环境，这已经为经济学家所公认。竞争力指标主要体现一国科技能力和教育发展水平。这三个指标都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在选择好比较的指标后，首先需要比较四个因素之间的权重。由于社会发展是一个综合体，因此制度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同样重要，并且三个因素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经济增长指标由于其短期性和片面性而处于相对不重要的地位。在因素之间的权重比较，1＝同等重要，5＝相对重要，10＝重要得多，1/5＝相对不重要，1/10＝根本不重要。
接下来要进行每个因素中各个战略之间的比较，在每种经济战略中选取两个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新东亚模式选中国台湾和韩国，后新自由主义选巴西和墨西哥，后东亚模式选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先进行经济因素中各个战略的比较，将经济增长率作为反映一国经济绩效的指标。由于自由竞争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减少交易成本和寻租机会，实现公平竞争，促进技术进步，一国经济自由度指数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因此，经济自由度也可作为衡量一国经济绩效的重要指标。
从表2可以看出，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韩国与中国台湾虽然受到发达国家和后发展中国家的两面夹击，面临着贸易条件恶化的危险，但通过政治体制转型，它们都克服了东亚经济危机的影响，保持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与新东亚模式相比，后新自由主义与后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略显逊色，并且由于经济自由度较低和资源配置效率较差，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和技术进步受到严重影响。如果考虑到后新自由主义产业结构的依附性发展，后东亚模式社会的动荡，经济发展差距还可能扩大。再考虑到随着经济的高级化，后发展中国家优势递减，经济增长速度应该递减，新东亚模式取得的增长业绩更显得难能可贵。
1.制度因素中各个战略的比较
制度属于上层建筑，难以进行量化比较，但是不同制度的优劣却可以通过制度的绩效表现出来。虽然一个专制的政府在一段特定时期可能获得较好的经济绩效，但是，在个人主义与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专制必然导致腐败和寻租的蔓延，政府治理能力必然不断下降，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在那些民主传统悠久的国家，政府一般比较清廉，腐败受到制约，行政效率比较高，个人发展机会比较均等，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得到了有效控制。而在那些缺乏权力监督与制衡的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失败。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清廉指数和腐败指数这两个指标来评价各国制度的优劣。
从表3可以看出，同样在东亚文化圈，新东亚模式由于采取民主宪政制约政府失灵，使政府效率和强度较高。而后东亚模式由于软约束的消失，硬约束的缺乏，导致严重的政府失灵，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
2.社会因素中各个战略的比较
体现社会资本的指标很多，如人类发展指数、基尼系数等。考虑到人类发展指数的历史性和综合性，基尼系数的差距更能敏锐地反映社会的分化程度，对社会稳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基尼系数与清廉系数、腐败系数相反，基尼系数越大，表示社会资本越少，其相对指数就越小。另外，由于民主对于缓解社会矛盾、加强阶层对话、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保障基本人权、保持社会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也可作为衡量一国社会资本的重要指标。当然，影响社会稳定的还包括意识形态，如东亚文化对贫富差距很敏感，而拉美文化则不然。因此东亚国家可能在中等基尼系数的情况下发生社会动荡，如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拉美国家则可能在基尼系数较高的情况下保持稳定，如巴西、智利和墨西哥等。此外，国内、外环境也会影响到国家和地区的凝聚力和社会稳定，但这些因素过于特殊，难以量化，因此在此作为次要因素忽略。
从表4可以看出，与后新自由主义模式和后东亚模式相比，新东亚模式由于采取比较民主的政治体制，打破了权力与经济的垄断，促进公平竞争和机会均等，使增加的社会财富能更公平地分配到社会各个阶层，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后新自由主义模式与后东亚模式由于社会分化严重，分配极端不均，导致了社会冲突激化，严重影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3.竞争力指标中各个战略的比较
反映一国竞争力的主要有科技竞争力和全球竞争力，考虑到科技竞争力数据获得比较困难，在此选用全球竞争力指数作为反映一国竞争力水平的指标。此外，科研投入与教育投入对于技术进步、国家持久竞争力有着长期意义，因此各国研发(R&D)活动支出占GDP的比值和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值也可作为衡量一国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从表5可以看出，由于在教育、科技方面的超前投入以及制度、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新东亚模式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不断增强。相反，后新自由主义与后东亚模式过于强调出口导向，形成了技术的依附性发展；政府失灵与市场机制不完善以及教育的落后使经济竞争力低下，而且相对于其他国家竞争力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就可以得出每个因素中各个战略之间的比较。（见表6）然后，根据各个因素的权重，我们可以求出各战略的总体得分，找出最优战略。=
从表7可以得出结论，新东亚模式在近18年的经济发展中绩效最好，并且在四个指标中都处于领先地位。随着政治转型的成功，科技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新东亚模式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后新自由主义模式追随智利模式，导致了逆工业化现象的出现。虽然在短期内由于静态比较优势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导致了短期的较快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逆工业化发展会深化经济的依附性，降低技术竞争力。近期的原材料、农产品价格上涨使其基尼系数在短期内有所降低，但随着以美国次贷危机为标志的全球经济衰退时期的到来，原材料价格恶化是必然趋势，基尼系数又会逐步增大。后东亚模式由于腐败问题的蔓延、社会动荡的加剧和过度的出口导向而导致对技术与市场的过度依赖和国际竞争力的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较大幅度波动，整个经济发展环境恶化，最终导致了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降低。因此，对于工业化已经处于中期的拉美大国和东亚各国来说，除非有像智利这样的特殊优势，否则要保持经济的持续赶超，就必须实行发展战略转型，通过民主宪政约束政府失灵，减少市场扭曲，促进机会均等，并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不断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改善资源配置效率；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教育政策促进社会公平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经济发展的停滞与崩溃。韩国和中国台湾是东亚模式转型的先行者，虽然出现了一些波折，但民主体制已经不可逆转，经济发展已进入稳定阶段，正在向赶超目标迈进。
三、对三种战略绩效差异原因的初步分析
对于今天的后发展中国家而言，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建立在静态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贸易并不可行。因为静态的比较优势分工容易导致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低端化、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和资源锁定，甚至在一些国家造成了贫困化加剧，最终不断扩大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强化了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技术的依附，固化了依附性的经济与政治结构。④只有不断地、有选择地推进进口替代战略，灵活地平衡静态的比较优势与动态的比较优势，兼顾长期的竞争优势与短期的比较优势，后发展中国家才能不断优化自己的产业结构，改善贸易条件，获得动态的比较优势，改变经济的依附性地位，巩固国家的独立。
当然，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后发展中国家可用的技术更多。对于一些常用技术，可以通过招商引资、技术购买来获得，从而节约技术开发成本，加速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国民收入。然而，可以廉价引进的技术一般是发达国家已经淘汰或没有比较优势的技术。虽然对这些技术的引进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提高一国的贸易收益，但要实现一国经济的赶超，还必须不断地根据发展需要来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对于后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化的赶超就是技术的赶超，传统的保护贸易—自由贸易两阶段发展论已经不符合当前的现实，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应该根据比较优势的转换不断改变自己的技术发展模式。根据当前的情况，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赶超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自由贸易和技术引进为主。因为随着发达国家技术的不断进步，很多技术已经失去了垄断价值，成为常用技术，引进容易，而且价格便宜。虽然，该商品的贸易条件相对于发达国家商品来说依然处于绝对恶化状态，但我们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生产率的提高改变了一国相对的贸易条件，这时静态的比较优势是分工的基础，资源配置效率高。但技术引进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会成本递增，当产业结构对发达国家造成竞争压力后，其可获得的可能性急剧降低，导致技术进步受阻、产业结构升级困难和贸易条件恶化的损失大于生产率提高的收益，形成贫困化增长，资本由于产业利润低，大量闲置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就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应是技术引进与技术开发并重，实施适度的贸易保护，国家对资源进行重新配置，通过有选择的产业政策来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进一步提升产业结构，改善自己的贸易条件和贸易收益。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后发展中国家能够引进的技术越来越少，其技术发展政策就进入第三阶段，即以技术的自主开发为主，面对的是新兴的高技术产业。国家主要通过产业政策，加强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合作与交流占领产业制高点，获得先发优势和规模经济。⑤
对于今天的后发展中国家来说，威权政府并不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与一些国家渐进式的现代化模式不同，后发展中国家一般采取赶超式发展战略，通过威权政府的各种干预政策，积极引导资源投向政府预定的发展产业，以纠正市场失灵；通过有限的贸易保护，促进幼稚产业的发展与壮大，并通过不断的产业升级，改变自己的不利贸易地位，实现赶超式的发展；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产业具备竞争力以后，再逐渐扩大该产业的开放度，进入下一轮的产业干预与升级。同时，根据经济的不断发展，对政治体制不断进行变革，扩大民主，完善法制，最终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赶超成功的德国、日本，还是战后崛起的韩国，都实行的是这种威权政府推动下的不平衡发展战略。虽然威权政府的路径依赖也留下了不少政治转型的后遗症，使这些国家后来的发展走了不少弯路，但从总体来看，它们的赶超战略还是比较成功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个强有力的威权政府在赶超战略中十分重要，它有效地纠正了市场失灵，弥补了市场不完善的缺陷。⑥然而，对这个威权政府也有严格的要求，它首先自己不能失灵，否则一个失灵的政府来纠正一个失灵的市场，必然导致双重失灵。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政府作为经济人组成的机构，也有自己的利益，因此，必须通过一定的措施来防止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尽量减少政府官员的寻租和腐败。一般来说，约束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有两种手段，一是西方式的民主法制硬约束，另一种是文化与意识形态软约束。一般认为，防止德国、日本、韩国政府在赶超过程中政府失灵的原因是其悠久的民族历史、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精神、浓厚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较小的国内阶层分化和精英政治的历史合法性与合理性。这些因素保证了这些国家较高的国民凝聚力，约束了政府的寻租行为，使政府的动员能力达到最高，有效地减轻了市场失灵。当然，后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够发展成功，除了其独特的社会资本外，其相对有利的赶超条件和国际环境以及及时的战略转型也都十分重要。
然而，促使后发展中国家发展成功的国内外条件对于今天的绝大部分国家来说已不复存在。当前的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正面临着全球性的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出口市场竞争十分激烈，需求约束十分严重，而且长期的殖民统治所造成的依附性产业结构依然存在。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后发展中国家经历过长期的殖民统治，造成了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进一步分裂，使同质化的社会瓦解，在外部殖民的同时又形成了内部殖民，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⑦个人利益、集团利益或部族利益经常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在民主法制不完备的情况下，文化软约束的消失导致政府完全失去约束，腐败和寻租十分普遍，政府失灵十分严重。在这种背景下，再盲目地模仿赶超模式，实行威权政治，必然导致双重失灵。要减少政府失灵，惟一的办法就是加强制度建设，通过民主宪政来约束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然后，再用这个高效、廉洁的政府纠正市场失灵，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⑧当然，这需要长期的过程，在最优选择传统的赶超战略已不可行的情况下，民主宪政作为次优的选择或许就是后发展中国家最好的选择。
四、结论
对于今天绝大部分后发展中国家来说，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既不可行，东亚模式由于时代的变迁也不可模仿。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高级化，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赶超更加困难。对于绝大部分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失灵已经很严重，社会贫富差距、机会不均等不断扩大，威权政府的延续只能导致拉美化。当前应该首先实行政治的民主化、法制化，在控制政府失灵的基础上，再积极迎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在最小成本、最短时间内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技术的进步，然后通过灵活的出口替代战略、有选择的产业政策减少市场失灵，促进技术的进步，实现动态的比较优势，优化本国的贸易条件，实现现代化的赶超。
虽然新东亚模式并非后发展中国家的惟一选择，但对于今天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大部分后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已经是最优选择。当然，对于这些国家，由于社会结构、发展水平不一样，实行民主宪政的时间、需要准备的条件也不一样。民主宪政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种制度设计，它的实行需要满足诸多的条件。随着西方文明的全球洗礼，教育的发展，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公民社会的逐渐形成，人权运动的影响，民主已经在很多国家具有一定经济、社会基础，权力阶层有必要加快民主化的进程。否则，路径依赖导致的爆炸式革命将带来严重后果。
注释：
①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F.Targetti and A.Foti,Growth and Productivity:A Model of Cumulative Growth and Catching up,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Vol.21,1997,pp.37～38.
③宋鸽：《也谈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对杨小凯、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的一些看法》，《金融纵横》2004年第5期，第21～24页。
④何国勇、徐长生：《比较优势、后发优势与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经济学家》2004年第5期，第16～22页。
⑤邹明波：《中国企业国际经贸“后发劣势”的转化与科学发展》，《轻工机械》2005年第3期，第136～139页。
⑥晔枫：《技术创新与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系统效应》，《学术月刊》2004年第2期，第45～50页。
⑦谢作诗：《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硬币之两面——兼评林毅夫、杨小凯后发优劣势之“争”》，《经济体制改革》2003年第4期，第9～12页。
⑧简新华、许辉：《后发优势、劣势与跨越式发展》，《经济学家》2002年第6期，第30～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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