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集经济、市场拥挤效应与城市规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拥挤论文,效应论文,规模论文,城市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306(2014)08-0120-09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城市化进展缓慢，1949-1978年30年，城市化率从10.64%增加到17.92%，仅提高了7.28%。而在1978-2013年，城市化率从17.92%增加到53.37%，提高了35.45%，城市化步伐显著加快。与城市化相伴的就是城市发展问题，确定适度的城市规模是城市发展的重要问题。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总体方针，这种政策放宽了对城市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的限制，但是，也导致了城市化发展的不均衡。城市规模分布理论认为，在一个国家或区域内，城市数量随着规模等级而变动，规模等级越高，城市数量越少，规模等级越低，城市数量越多，也就是所谓的城市等级规模金字塔。城市规模的金字塔分布常常是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规模是否正常的依据。目前，我国不同规模等级的城市都有了较快发展，但是，城市的“过大化”和“过小化”并存现象严重，像重庆、上海、北京等城市人口已经达到了1761万、1347万和1197万，而全国1500多个县城平均人口规模不足10万，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那么，不同等级的城市规模是如何形成的？影响我国城市规模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我国城市化的发展，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这也是本文研究和分析的问题。 长期以来，城市规模的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Brueckner(1997)研究了城市基础设施与城市规模的关系；[1]Black和Henderson(1999)用一个体现外部规模经济的生产函数分析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及城市间收入不平等问题；[2]Au和Henderson(2006)的文章发现城市最大聚集效应的峰值大致处在250万—380万之间。[3]对于城市规模问题，国内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不少是具有启发性和借鉴价值的。概括起来，中国学者关于城市规模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城市规模的经济效应研究，[4][5][6][7][8]这些研究主要涉及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城乡收入差距及就业等方面的关系；二是关于最佳城市规模的研究，[9][10]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聚集效应、外部成本、农产品贸易成本、土地财政等不同的视角实证了最优城市规模的范围；三是关于城市规模分布的研究，[11][12][13][14]这些文章运用不同的数理方法研究了城市规模分布的演进规律。 综合相关的文献综述，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具有丰富的多视角特点，这给予本文一定的启示。但是，我们也看到已有研究对于城市规模内在机理的探讨方面还有待完善的空间，这也使得实证研究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克鲁格曼、藤田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开辟的新经济地理学，用主流经济学方法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问题，其中对城市规模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构成了本文理论框架的基础。虽然我国学者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对城市规模也进行了研究，[15][16][17]但他们的研究更多的是原有理论基础上的延伸，缺少实证检验的研究。本文的不同之处在于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框架，采用2003-2012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目前，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框架对城市规模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章还不多见，这也是本文对已有文献的补充，希望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城市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①认为，在规模收益递增、市场开放度和生产要素的流动等的相互作用下会形成三种效应：市场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这三种效应形成了聚集力和扩散力两种相反的力量，这两种方向相反的力量相互作用决定了城市的产业份额、市场规模以及资本的增减，从而解释了城市经济格局形成的背后机制。 城市是聚集经济的产物，聚集经济来源于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市场接近效应是指企业倾向于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进行生产，企业之所以向城市聚集，是因为城市的市场规模大，对企业产品的需求相应也大，从而有利于产品的销售，企业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同时接近大市场，也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生活成本效应是指企业的集中对当地居民生活成本的影响。在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由于本地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较多，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较少，因而支付的运输成本较少，使得商品的价格相应也较低，降低了消费者的生活成本，在名义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实际收入相应提高，生活成本效应促使人口不断地向城市聚集。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的存在为人口向城市迁移提供了聚集经济的效应，下图1展示了聚集经济与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但是，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效应，即市场拥挤效应。市场拥挤效应是指不完全竞争性企业趋向于选择竞争者较少的区位。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企业之间争夺消费者的竞争加剧，这种竞争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和利润率下降，进而使工资水平和居民收入下降，这时企业倾向于选择竞争较少的区位，城市人口也开始向郊区转移。所以，市场拥挤效应阻碍了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张。
图1 聚集经济循环因果图 资料来源：殷广卫.空间经济学对称核心—边缘模型解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8). 城市经济中的三种效应能产生两种性质的作用力：聚集力和分散力。市场接近效应产生吸引企业向市场规模大的区域集中的力量，生活成本效应产生吸引工人向企业数量多的区域集中的力量，这两个力称为聚集力；市场拥挤效应产生的力量则正好相反，抑制企业向企业数量多的区域集中，这种力就是分散力。聚集力和分散力作用到一起就会形成一个合力，当这个合力不等于零时我们称之为非均衡力。在城市经济中，这种非均衡力总是存在的。当聚集力大于分散力时，企业和人口开始向城市迁移，城市规模相应扩大。反之，城市规模发生相反变化。因此，正是由于非均衡力的存在和变化，形成了不同等级的城市规模，非均衡力也成为影响城市规模变化的重要因素。 三、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计量分析 (一)变量选取 本部分主要是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检验聚集经济和市场拥挤效应在中国城市规模的决定中所发挥的作用。城市规模包括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地域规模两种指标，国内学者通常把人口规模作为衡量城市规模的决定性指标，本文也以城市人口规模衡量城市规模。聚集经济主要包括市场接近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根据Fujita、Krugnan和Venables(1999)的研究，市场接近效应主要取决于人口和企业向城市的迁移形成的市场规模，因此，市场规模不仅体现于城市GDP，也体现在城市中人口规模和企业数量。人口规模和企业数量越多，相应的市场规模也越大，市场接近效应越大。本文采用城市GDP、前期城市人口规模和工业企业数量表示市场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主要影响劳动力的实际收入水平，而实际收入水平与工资水平直接相关。工资水平越高，越吸引工人向城市迁移，城市就越具有吸引力，相应地会有更多的劳动力进入城市谋生。本文把城市职工的平均工资作为生活成本指数的代理变量。我们知道，市场拥挤效应主要是由于随着人口和企业密度的增加而引起的人口和企业外迁行为，因此，本文把城市的人口密度和企业密度作为市场拥挤效应的代理变量。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本文利用2003-2012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统计分析数据来源于2004-2013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由于个别地市数据的缺失，本文选取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样本，对于选取地级市中个别变量数据的缺失，本文采用插值法进行弥补，本文所选取数据都为市辖区数据。在模型选择上，我们将模型设定为如下的半对数模型形式：
(三)稳定性检验与实证分析 首先需要对变量的稳定性进行检验，我们采用LLC(Levin、Lin和Chu，2002)检验方法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以考察面板数据的稳定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本文采用三种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固定效应估计(fixed-effects OLS)、差分广义矩估计(difference GMM)和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由于式(1)中解释变量存在因变量的滞后项，与模型随机扰动项可能相关，从而可能使得模型有内生性问题。如果直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会存在组内估计量的不一致。Arrellano和Bond(1991)认为，当模型中的一些变量是内生变量时，普通面板回归结果是有偏的，一种有效的处理办法是进行差分处理，将模型两边分别进行一阶差分，使用所有可能的滞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广义矩法估计(GMM)，这种方法也称为差分广义矩估计(difference GMM)。差分广义矩估计可以消除模型的内生性偏误，从而得到更有效的估计量。[18]由于差分广义矩估计容易产生弱工具变量问题，Arellano和Bover(1995)、Blundell和Bond(2000)提出将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广义矩估计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系统广义矩估计的优点在于可以提高估计的效率，并且可以估计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的系数。[19][20]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对式(1)进行差分处理，我们得到式(2)，并且，基于式(1)和式(2)的模型设定，采用固定效应估计、差分GMM和系统GMM进行实证检验。
计量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是固定效应估计的结果，模型2是差分GMM的估计结果，模型3是系统GMM的估计结果。由于差分GMM和系统GMM是建立在随机扰动项无序列相关的假定之上，因而，我们有必要对该假设进行检验。在动态面板的AR检验(Arellano-Bond test for AR)中，残差项不允许存在二阶序列相关。根据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模型2的AR(1)拒绝原假设而AR(2)接受原假设，其统计量不显著也说明了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的原假设成立，而模型3存在二阶序列相关，所以，模型2的回归结果更加有效。本文采用模型2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市场接近效应的市场规模和企业数量是显著的，前期人口规模不显著，作为生活成本效应的工资水平也是显著的，而作为市场拥挤效应的人口密度和企业密度并不显著。尽管北京、上海、重庆等城市已经出现了人口压力，总体来看，中国城市规模主要受到聚集经济的影响，市场拥挤效应不显著，聚集经济并不取决于已有人口规模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市场规模、企业数量和工资水平三个变量。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边缘模型认为，聚集过程一旦开始就会自行维持下去并不断自我加强。根据模型的回归结果，由于缺乏市场拥挤效应的影响，城市规模主要受到聚集经济的影响，并且，随着市场规模扩大、企业向城市的迁移和工资水平提高的影响，城市规模会自行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
四、不同等级城市规模的进一步讨论 1989年的《城市规划法》对城市规模做过规定：按市区和郊区非农业人口划分，大城市是指50万以上的城市，中等城市是指20万以上、不满50万的城市，小城市是指不满20万的城市。2010年的第七届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高峰论坛暨2010年《中小城市绿皮书》发布会中，学者们对划分界定大中小城市提出了新标准：市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50万—100万的为中等城市，100万—300万的为大城市，300万—1000万的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为巨大型城市。本部分着重从不同等级城市规模的角度探讨城市规模影响因素的一些特点，这些不同之处也许更值得进一步研究。 按照2010年的划分标准，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差分GMM估计方法对不同等级的城市规模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是小于50万人口的小城市的回归结果，模型2是人口在50万到300万的大中城市的回归结果，模型3为人口大于300万的特大城市的回归结果。表4显示，不同等级城市规模主要受到聚集经济影响，市场拥挤效应都不显著。但是，聚集经济的影响变量并不相同。小于50万人口的小城市，聚集经济来自于前期人口规模和平均工资水平，市场规模和企业数量不显著，这可能源于小城市市场规模过小和企业数量过少；人口介于50万到300万的大中城市，聚集经济来自于市场规模、企业数量和职工平均工资，人口规模变量不显著；人口大于300万的特大型城市，聚集经济主要来自于市场规模，前期人口规模、企业数量和平均工资水平都不显著。表4的回归结果也说明，无论城市规模的大小，只要受到聚集经济的影响，不同等级的城市都有扩张的趋势。通过对三个模型系数的比较，大中城市的聚集经济效应高于小城市，特大城市高于大中城市。例如，就市场规模的系数而言，大中城市为13.4253，也就是说，GDP增加1%，城市人口将增加13.4253万人，而特大城市的系数为173.3927，即GDP增加1%，城市人口将增加173.3927万人，聚集经济效应要远远高于大中城市。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框架探讨了聚集经济和市场拥挤效应对城市规模的影响，通过选取285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2003-2012年的面板数据，我们对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进行了实证研究。总体来看，中国城市规模主要受到聚集经济的影响，市场拥挤效应不显著，这也说明，由于聚集经济的存在，城市规模具有自我膨胀的趋势。基于不同等级城市规模的实证研究显示，无论城市规模的大小，城市规模都显示出聚集经济效应，市场拥挤效应都不显著。也就是说，不同等级的城市都有自我扩张的趋势，并且，城市规模越大，聚集经济效应就越大，城市自我膨胀的趋势也就越显著。 上述的结论可以延伸出以下启示：第一，防止特大城市的过度膨胀。目前，在我国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盲目的“追大”倾向，认为城市规模越大，经济效益就越好，有的学者基于城市规模的经济效益，主张优先发展大城市。但是，根据我们的研究，由于聚集经济的存在，城市规模具有自我膨胀的内生性，而且，城市规模越大，自我膨胀的趋势也就越大，因此，当前的城市发展的重点是如何防止特大城市的“过大化”，防止城市过大产生的“城市病”。第二，打破分割的市场格局，建立统一大市场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经济区域分割仍比较严重，很多经济活动相当程度上仍囿于行政区划，城市规模也成为行政博弈的产物，城市发展成为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建设过程，而完全不顾及市场和城市本身的自我调节机制，这种格局不利资源配置的优化。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统一大市场，实现资源的自由流动，通过要素选择而形成的城市规模才是更有效率的。第三，稳妥有序地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实现从业人员合理有序的流动。由于聚集经济的内生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引导从业人员合理有序流动，将是我国城市化面临的重要的课题，我们认为从业人员流动要与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相结合，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有序地组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迁移造成的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的瓶颈。 ①相关内容可参考安虎森等编著，于2009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经济地理学原理》(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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