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
现代国际关系视角下的伊斯兰朝觐活动变迁＊
钮 松
［内容摘要］ 朝觐是伊斯兰教“五功”之一，也是有别于其他宗教的义务性宗教功课。现代国际关系的演进对伊斯兰朝觐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特别是从全球政治的高度与广度促进了相关国家对朝觐人员选拔与名额分配等制度的创立与整合。二战及冷战后两波伊斯兰国家的诞生、国际体系的转型、冷战后全球治理的深化、地区热点问题的层出不穷，为全球穆斯林朝觐几率的提升、朝觐机会上的公平兼顾创造了条件。那些经济发展、人民健康与卫生、国家治理以及朝觐管理等领域水平较高的国家，更受沙特的青睐，而这实际上与公认的穆斯林展开合法朝觐的前置条件相互强化。朝觐政治化加剧了朝觐机会分配的国际博弈。在现代国际关系视角下促进全球朝觐治理领域的进一步建章立制，将会对朝觐乃至伊斯兰教对国际关系的积极参与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 伊斯兰朝觐 国际关系 沙特 全球朝觐治理
进入20世纪以来，伊斯兰朝觐与现代国际关系的关联度不断提升。朝觐不论是对圣城所在地沙特王国的宗教、政治、经济和多元外交，还是对国际关系的具体领域，如以伊斯兰信仰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伊斯兰激进主义的转型、中东地区安全及全球卫生安全等，均产生了重要且关键的影响。① 参见钮松:《伊斯兰朝觐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4期。 这反映出宗教，特别是世界性宗教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参与度正日益增加。在现代国际体系中，朝觐并非单纯的履行伊斯兰教义的纯宗教活动，穆斯林朝觐麦加的终极目标关乎跨国宗教情感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平衡，而且朝觐带来的跨境人口流动关乎各国边界管理与边检制度的衔接。穆斯林信徒遍布全球的格局使得朝觐名额的分配真正成为全球议题，相关配套服务业成为国际经济分工中的重要一环，同时朝觐以短时性、密集性聚集与流散为特征的双向人口流动关乎全球卫生治理。朝觐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只是两者关系的面向之一，现代国际关系的演进对朝觐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对朝觐进行了重塑，并从全球政治的高度与广度促进了朝觐参与国朝觐选拔与名额分配等制度的创立与整合。二战及冷战后两波伊斯兰国家的诞生、国际体系的转型、全球治理的深化、地区热点问题的层出不穷，对全球穆斯林朝觐几率的提升、朝觐机会的公平兼顾创造了条件。那些经济发展水平、人民健康与卫生水平、国家治理水平以及朝觐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更受到沙特的青睐，而这实际上又与穆斯林展开合法朝觐公认的前置条件相契合。不仅如此，作为特殊领土的宗教圣城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差异及其前景，以及宗教性国际组织在全球性议题中的决策民主化问题，都对全球朝觐治理的探索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从个人事务到全球议题的朝觐活动
自从先知穆罕默德在公元7世纪创立伊斯兰教，并将麦加偶像崇拜时期的“麦加节”改造为伊斯兰教的朝觐以后的一千多年里，穆斯林的地理分布与伊斯兰教的传播有着直接的联系。伴随着阿拉伯帝国通过武力或者和平的方式，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向外传播伊斯兰教及以其为内核的政治制度，伊斯兰教逐渐在西亚、北非、巴尔干、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扎根，并构成了延续迄今的最基本的伊斯兰信仰版图。朝觐活动从个人事务转变为全球议题，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奥斯曼帝国传统统治时期。直至20世纪初期，伊斯兰信仰版图并未发生重大改变，朝觐者主要来自于这些传统的地区。总体来看，此时的朝觐远未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议题。从地理幅员上来看，朝觐只能称得上是“半地区事务”。从朝觐者的管理方来看，阿拉伯帝国及后来的奥斯曼帝国等并非现代国际体系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由于这些帝国地跨亚非欧多地，幅员辽阔，很大程度上朝觐管理只是帝国的内部事务，远未达到上升至多国共商的层面。即便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之后，奥斯曼帝国有限参与其中，但其仍旧保留了传统帝国的特质和对外关系的准则。管理者还包括以荷兰为代表的欧洲殖民者。特别是荷属东印度的穆斯林朝觐问题引发了荷兰殖民官员的高度重视，进而推动渗透进奥斯曼帝国境内诸多半独立地区的欧洲殖民列强对朝觐的态度的转变。他们从最初的严格限制和打压，转变为一定程度的支持，以换取朝觐者对其殖民统治的认同。① Christiaan Snouck Hurgronje，The Mecca Festival ，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12．从这个层面来看，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朝觐管理与欧洲殖民列强的朝觐管理之间充满着矛盾且缺乏有效的制度性及实践性的对接。由于取道地中海的朝觐者，尤其是欧洲巴尔干等地区的朝觐者，会受到麦加恶劣卫生条件及由此而来的传染性疾病的严重影响，欧洲列强唯恐传染性疾病伴随着朝觐者返程的步伐，流向欧洲大陆或其穆斯林人数众多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他们将朝觐视为影响欧洲国家利益的公共卫生问题，并于19世纪末在朝觐事务利益攸关的欧洲国家间开展卫生合作。
为了检验开展动物实验后人体解剖学实验教学效果，我们分别选取了我校2009、2010、2011、2012级临床和护理两个专业的新生进行实验，结果发现开展动物实验不但激发了学生学习解剖学的兴趣，加深其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而且学生的动手能力、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能力等都明显高于没有开展动物实验班的学生。
第二，从一战爆发到二战之前，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与现代沙特王国的兴起促成了朝觐管理权的转移。对奥斯曼帝国而言，伊斯兰教是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守护麦加与麦地那两大伊斯兰圣城是奥斯曼苏丹与哈里发宗教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奥斯曼帝国对圣地的统治较为松散。这与伊斯坦布尔和麦加之间路途遥远且交通不畅有极大关联。而且从公元10世纪开始，麦加及其周边地区便由麦加谢里夫进行直接统治。麦加谢里夫职位得到了阿拉伯帝国、埃及马木鲁克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认可，因此麦加长久以来处于一种相对独立的管理模式之下。此外，先知圣裔哈希姆家族成员长期担任麦加谢里夫之职，其血统的神圣性和在麦加地区的管治合法性高于奥斯曼苏丹。麦加谢里夫一方面直接处理与穆斯林朝觐相关的事务，另一方面试图将割据化的统治长期化，如联合英国反对奥斯曼帝国在德国的帮助下修建从大马士革贯通至麦加的希贾兹铁路，并导致其终点站不得不调整为麦地那。
拥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健康的身心和抵达麦加的安全环境是穆斯林完成朝觐功课的基本前提。由于国家已成为朝觐管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水平在诸多领域对该国穆斯林的整体条件产生了影响，朝觐者派出国和地区成为了放大的朝觐者个体，即朝觐者选拔标准的国家化倾向。全球治理时代与后冷战时代可谓相互重叠。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治理、卫生治理和安全治理水平极大影响了国家在全球朝觐格局中的地位，并最终对穆斯林个人的朝觐事务产生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那些经济发达、人民康健、社会稳定的国家在全球朝觐格局中更容易受到沙特的青睐，而那些国债缠身、疾病盛行、冲突动荡的国家往往遭到沙特的轻视和防范。
A Load Calculation Method about Support Plates of Belt Conveyor Fr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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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家的数量达到历史峰值体现了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自然形成的国家或人造国家，最终从殖民统治或联邦制共和国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其数量仍只占全世界主权国家的一小部分。从地缘上来看，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所占面积也相对有限。事实上，20世纪下半叶以来，非伊斯兰国家中也普遍存在着穆斯林人口。除了中国、俄罗斯、泰国等拥有大量历史悠久的本土穆斯林的非伊斯兰国家以外，欧美国家也广泛分布着由移民和难民带来的穆斯林人口。穆斯林移民前往欧洲国家工作与定居的过程主要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英法等前殖民国家在其原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之后，试图通过新的方式加强与这些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如英国建立了英联邦，法国建立了法兰西共同体。这些亚非新独立国家许多是伊斯兰国家。按照过去殖民统治的特点，英国穆斯林移民主要来自于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法国穆斯林移民主要来自于地中海东岸、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随着穆斯林在英法等国的数量以及占人口的比重大幅攀升，伊斯兰教已成为法国的第二大宗教。第二种是德国因为战后重建中劳动力缺失，从土耳其引入的大量客籍工人。德国因为一战的战败而失去了殖民地，面对二战后德国的分裂与重建，西德缺乏英法那样的与广袤的旧殖民地的特殊联系，特别是在柏林墙修建以后，只得转而向土耳其引入大量劳工。原本只是以招聘客籍劳工为目的的计划最终导致了德国土耳其移民群体的产生。① 汪波、王佳尼:《德国土耳其穆斯林的政治诉求、参与和影响》，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一辑)，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 与普通的工作移民所不同的是欧洲对大量中东难民，特别是战争难民的接纳。中东是二战后局部战争和冲突最为频繁的地区，而欧洲与中东毗邻，中东战争难民往往经由土耳其通过陆路抵达欧洲，或经由北非国家通过海路前往欧洲。接受穆斯林难民的欧洲国家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英法德等西欧和欧盟主要国家。他们出于自身民主治理理念以及长期与伊斯兰国家接触，融合穆斯林移民的经验，大力吸收中东难民。这一方面是基于民主与人权思想，另一方面既可以促进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发展，又可以在选举政治中吸引穆斯林选民。② Song Niu and Bing Fan，“An Overview of the Middle East Immigrants in the EU:Origin，Status Quo and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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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Istanbul Gelisim University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Vol．3，Issue 2，October 2016．第二类是北欧国家。他们主要基于和平主义思想，在战争与和平相关问题上发挥着独特的推进作用。巴以和平中的“奥斯陆进程”便是在挪威开启，而且瑞典成为首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主要欧盟国家。尽管历史上北欧与伊斯兰世界之间联系较为薄弱，但近年在吸收中东难民问题上表现出较强的积极性，尤其是叙利亚难民涌入西欧导致这些国家政界和民意出现反弹之后，北欧国家仍旧保持着积极的欢迎态度。得益于去殖民化和欧洲政治思潮的转变，伊斯兰教在欧洲广泛传播。全世界非伊斯兰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被纳入朝觐事务之中，其在朝觐管理上也积极加强与沙特的协调。
（3）进行光纤纤芯调换，将保护通道有故障的纤芯段调换为空闲的或者业务重要性不高的且满足衰耗要求的纤芯段。调换后OTDR测试，故障点消除后，流程转入第（1）步再次测试光链路。
选择数字图像原始表示的RGB颜色空间作为后续图像处理的颜色空间。RGB颜色空间中R，G和B分别代表红、绿和蓝三色通道，取值范围均为[0,255]。
冷战的结束为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内部的加盟共和国走向独立创造了历史机遇，并促成伊斯兰国家诞生的第二波浪潮。苏联境内6个穆斯林为主的加盟共和国走向独立，包括中亚5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在东欧地区，阿尔巴尼亚放弃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也在积极恢复其传统的伊斯兰因素。以上这些新独立国家都加入了伊斯兰会议组织。除此之外，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加盟共和国独立之后成为伊斯兰会议组织观察员国，其穆斯林人口约有200万。原属南斯拉夫的科索沃地区则在科索沃战争之后处于一种实际上的独立状态，该地区人口主要为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目前“科索沃共和国”得到了沙特等伊斯兰国家以及许多西方国家的承认。从一战后零星出现的几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独立和半独立国家，到二战和冷战后出现的两波伊斯兰国家的独立浪潮，形成了从东南亚贯通中亚、南亚、西亚，并由此延伸至非洲和欧洲的伊斯兰国家群。当前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已达到57个，涵盖了全球多数穆斯林人口。
第三，二战结束后，民族解放运动的最终胜利，以及冷战结束导致苏联和南斯拉夫等联邦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解体，促成了大量伊斯兰国家的出现和伊斯兰世界版图的形成。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度开展和国际关系中去殖民化的最终完成，促成了伊斯兰国家的诞生出现的第一波浪潮。在西亚非洲地区，最终诞生了22个阿拉伯国家，以及土耳其和伊朗两个非阿拉伯的伊斯兰国家。在南亚地区，则产生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伊斯兰国家。在东南亚地区，则产生了印尼、马来西亚和文莱等伊斯兰国家。这些遍布亚非的伊斯兰国家是战后国际关系基本行为体的一部分。沙特政教联盟为基础的统治模式加上战后石油资源的大量开采，使得其在保卫圣地，确保朝觐顺利开展上不遗余力。1967年中东战争的爆发及圣城耶路撒冷完全陷入以色列之手，促使阿拉伯宗教民族主义开始取代世俗民族主义。在此背景之下，沙特于1969年牵头策划成立伊斯兰会议组织(OIC)。② 2011年，该组织更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 1971年该组织正式成立，其总部位于沙特吉达。伊斯兰会议组织负责处理伊斯兰国家与穆斯林相关的事务，其中就包括朝觐问题。“伊斯兰会议组织是关于朝觐妥协机制的设计师。妥协机制为伊斯兰国家提供了一个论坛，可以将朝觐改革与对许多问题的讨价还价联系起来。”③ ［美］罗伯特·比安奇著，王佳尼、钮松译:《世界政治与国际法视野下的朝觐制度》，《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3期，第44页。
1961年出生的蔡振华，7岁开始练习乒乓球。进入无锡市少体校后，经过短短四个月训练，就拿到市少年组冠军。在1981年的第36届世乒赛上，蔡振华获得男双冠军、混双以及男单亚军。之后的两届世乒赛，他的成绩依然耀眼。
总的来看，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促使大量伊斯兰国家以独立主权国家的身份出现，这使得穆斯林朝觐权益能够更加有效地通过民族国家的形式得到实现。除此之外，随着沙特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及其在全球能源格局中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美欧中俄等非伊斯兰国家也高度关注本国境内穆斯林的朝觐问题，并根据国情形成了不同的朝觐管理模式与实践活动。伊斯兰教在20世纪的全球传播史，是现代国际关系推进的直接结果。伊斯兰教通过一种和平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扎根。随着穆斯林在世界各大洲的广泛存在，朝觐已成为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不得不高度重视的议题。朝觐的成功开展离不开世界多数国家的共襄盛举。在以沙特为核心的伊斯兰合作组织框架下，沙特对于朝觐管理的总体制度和朝觐者派出国的朝觐选拔及管理制度，是国际社会整合朝觐并迈向全球朝觐治理的重要一环。
二、经济、安全和卫生治理与作为全球议题的朝觐
随着人类逐步从分散走向整体，特别是西方从15世纪末正式开启了探索新航路的征程，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及其利益驱动，客观上使得广大亚非拉地区被动卷入殖民主义政治与经济体系，在更广阔的世界范围内参与殖民主义经济分工。殖民者政治上的压迫与经济上的奴役使得殖民地主要的利益都被榨取且完全依附于宗主国。二战前，由于穆斯林主要生活在殖民统治之下，朝觐很大程度上仍只是穆斯林的个人事务，因而与其自身的条件息息相关。即便欧洲殖民列强对朝觐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但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殖民统治，特别是通过鼓励朝觐以消除麦加城内外籍穆斯林形成的社区中的反殖情绪。这一时期，朝觐能否完成与朝觐者的个人条件直接挂钩。由于缺乏国际层面的合作，朝觐者个人所处的具体地区的经济水平、交通便利程度直接影响到其朝觐的可能性。大国之间围绕朝觐之路的交通建设也存在博弈。奥斯曼帝国以打通朝觐之路为名建设希贾兹铁路的政治宣传便被英法视为具有军事目的，特别是希贾兹铁路是在德国的帮助之下且此时德国正在大力推进3B铁路① 即柏林—拜占庭—巴格达。 的建设。② 参见 Jacob Landau，The Hejaz Railway and the Muslim Pilgrimage :A Case of Ottoman Political Propaganda ，Detroit: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1．一战结束后，铁路沿线及希贾兹地方不同势力持续破坏已建成的铁路，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此后数十年全球朝觐的便利性。不仅如此，苏俄在革命初期也尝试利用沙俄时代的铁路线来输送东方的朝觐者，但却将其境内的穆斯林排斥在外。随着一战后苏俄内外环境的改变，这一朝觐计划很快走向停滞。③ Eileen Kane，Russian Hajj :Empire and the Pilgrimage to Mecca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5．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尤其是70年代以来，朝觐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议题，主权国家或地区成为朝觐管理的基本单元。换言之，朝觐不再是穆斯林个体与麦加之间的互动，而是各国和地区与沙特之间的互动，伊斯兰合作组织在其中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国际关系的发展、全球治理时代的到来，使得穆斯林个人的朝觐利益与国家的整体发展紧密联系。
那些遭遇国际制裁、地区冲突或频繁战乱的国家，其穆斯林朝觐活动的顺利开展受到极大影响。1992年4月15日，利比亚因“洛克比空难”问题而遭遇联合国的制裁，安理会748号决议包括对利比亚的禁飞令和武器禁运。禁飞令对利比亚穆斯林的朝觐之路产生了影响。为了打破禁飞令，一方面，利比亚穆斯林改变朝圣地。1993年5月，利比亚派出载有192名利比亚穆斯林的豪华车队经由埃及进入加沙并最终抵达耶路撒冷，开展对伊斯兰第三圣城的朝圣活动。利比亚表示，其之所以“临时”选择朝圣耶路撒冷，是因为无法入境沙特，并指责沙特与西方合谋，阻止利比亚穆斯林乘飞机前往沙特的麦加和麦地那展开朝觐。② 廖振云:《利比亚人赴耶城朝觐的背后》，《瞭望周刊》1993年第25期，第38页。 另一方面，利比亚政府多次以本国飞机运送朝觐者。1995年，利比亚派出一架载有朝觐者的飞机抵达沙特，但联合国并未提出抗议。1996年，一架载有115名比利亚朝觐者的利比亚飞机降落在沙特吉达。① “Libyan Jet Breaks Rule on Air Ban，”New York Times ，April 17，1996．1997年，针对利比亚的故技重施，联合国安理会对此进行了谴责，联合国大会发表了主席声明，“1997年3月29日，一架利比亚注册的飞机从利比亚的黎波里飞往沙特阿拉伯吉达。安全理事会认为，这种明显违反安理会1992年3月31日第748(1992)号决议的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并呼吁利比亚不要再发生此类违反行为。安理会回顾了已按第748(1992)号决议所作出的旨在空运利比亚朝觐者来完成朝觐的安排。如果发生进一步的违反行为，安理会将对此进行审查。”② UN，“Security Council Calls Flight of Libyan Aircraft to Jeddah Clear Violation of Sanctions Regime，”https://www．un．org/press/en/1997/19970404．sc6352．html． 此外，卡扎菲还派出驼队经由埃及进入沙特，其目的是向沙特宣传利比亚人在前往麦加中遇到的问题。
沙特偏好经济发展较强国家的穆斯林前来朝觐。欧美发达国家的穆斯林受到沙特的青睐，其朝觐名额甚至大幅超过应有的配额。不仅如此，英法等发达国家吸引大量具有双重国籍的穆斯林来开展朝觐，这无形中帮助这些原本在母国遭遇“朝觐难”问题但能负担欧洲相对昂贵朝觐套餐的穆斯林尽快且稳妥获得朝觐机会。沙特还将大量廉价旅馆推倒并在原址修建豪华酒店，其过度消费倾向受到诸多指责。由于来自经济欠发达国家的朝觐者滞留不归极大影响了沙特的社会安全和经济安全，沙特对其充满警惕。针对巴基斯坦总体经济发展的滞后，一名巴退役军人指出:“巴基斯坦是一个必须端着化缘钵前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弥补其年度贸易与财政赤字的习惯性债务国。他争辩道，因为债务人不被要求履行朝觐，所以巴基斯坦作为一个国家应该考虑放弃朝觐直至其经济提升到足以证明每年能抛掉数百万美元外汇的时候。”① ［美］罗伯特·比安奇著，钮松译:《航空时代的全球朝觐》，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六辑)，时事出版社2017年版。 这反映了伊斯兰世界经济欠发达国家内部从国家的视角对朝觐问题所做的深刻反思。
其次，全球卫生治理和国家卫生水平对朝觐的影响。随着人类交往的频繁，特别是航空时代的到来，传染性疾病的传播速度与广度都是史无前例的。欠发达国家的卫生治理水平往往相对较低，这极大影响了沙特对这些国家的态度，也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关注。除了国家经济水平直接影响卫生治理成效以外，气候及自然生态环境也会增加卫生治理的难度并对经济投入有着更多的需求。朝觐的卫生安全问题在19世纪便得到了欧洲殖民列强的高度关注。当前沙特也高度重视朝觐的卫生安全问题，并在医疗和卫生的硬件投入与朝觐卫生制度的建设方面不遗余力。在沙特与国际社会的不懈努力之下，近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和“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均未因朝觐之故而加速传播。沙特将朝觐者的健康要求与朝觐签证的申请牢牢捆绑。沙特卫生部及时与世界卫生组织加强互动，通过该组织发布针对朝觐者健康要求的年度具体要求。沙特卫生部《赴沙特参加麦加朝觐旅行者的卫生条件2016》首先列出了黄热病，并列出了黄热病传播危险国家或地区的清单，要求来自这些地方的朝觐者提供黄热病疫苗接种证书，其有效期为接种后的10天。针对没有此类证书的个人，将会对其进行严格检查，并在临时居住点进行隔离。沙特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清单列出了清单，包括非洲和美洲两个地区。① 非洲国家包括:安哥拉、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利比里亚、马里、毛里求斯、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苏丹、苏丹、多哥和乌干达;美洲国家包括:阿根廷、委内瑞拉、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法属圭亚那、圭亚那、巴拿马、巴拉圭、秘鲁、玻利维亚、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沙特卫生部还列出了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并着重提及“非洲脑膜炎带”国，② 相关国家是贝宁、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乍得、中非共和国、科特迪瓦、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苏丹和南苏丹。 要求这些国家除孕妇外的成人以及12岁以上的儿童在入境口岸服用1片500毫克的环丙沙星化学预防药物，以降低携带者的比例。③ WTO，“Health Conditions for Travelers to Saudi Arabia for the Pilgrimage to Mecca(Hajj)，2016，”https://www．iph．mk/en/health-conditions-for-travellers-to-saudi-arabia-for-the-pilgrimage-to-mecca-hajj-2016/． 不难看出，鉴于拉美穆斯林数量的有限，与朝觐卫生安全相关的传染性疾病的多发地区为非洲，其中苏丹为唯一的伊斯兰—阿拉伯国家，这反映了广大伊斯兰世界在卫生治理上取得的成效，而非洲在世界范围内的整体卫生状况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成正相关关系。也正因如此，沙特对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朝觐者的健康问题充满忧虑，如“沙特警察基于对毒品交易、卖淫、走私、洗钱、携带传染病、流浪、扒窃和签证逾期的怀疑，时常扣留尼日利亚朝觐者”，“沙特官员在脑膜炎及其他疾病暴发期间试图对尼日利亚朝觐者实施全面禁令。”④ ［美］罗伯特·比安奇著，钮松译:《航空时代的全球朝觐》，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六辑)，时事出版社2017年版。 在尼日利亚等国看来，这是沙特的“污名化”举措。
最后，全球安全治理、国家总体安全水平或危害安全的行为对朝觐的影响。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之路安全与否，也是一项重要的标准。随着圣地保卫者沙特通过统一国家，打击游牧部落劫掠者，对入境朝觐者保护力度的加大，朝觐者在沙特境内的安全问题有了基本保障。在航空时代，空路朝觐已成为全球朝觐者的主要交通形式，其安全性较过往的数月乃至数载的长途跋涉有着革命性的提升。就目前来看，穆斯林所在国家的国内安全或地区安全形势对于朝觐功课的履行有着直接的影响。中东是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也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但中东在二战后是全球最为动荡的地区。中东已经历了5次规模较大的中东战争，此外局部战争不断。1979年以来，伊朗伊斯兰革命和沙特麦加大清真寺被占事件极大影响了伊斯兰教内部两大教派之间的关系，并波及海湾地区格局，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冷战结束前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动海湾战争，这对欧洲冷战的结束也有着关键的作用。① 参见钮松:《海湾战争与欧洲冷战的结束》，《军事历史》2017年第6期。 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以后，美国连续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得中东地区动荡不已。“阿拉伯之春”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以后，诸多国家出现了政治动荡、政权更迭甚至持续内战。除此之外，伊斯兰极端主义走向泛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的出现，反映了中东乃至整个穆斯林群体面临着严峻的去极端化任务挑战。
首先，全球经济治理与国家经济发展对朝觐的影响。二战结束前后，美国开始主导建立战后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这也不可避免波及到亚非“中间地带”国家。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的瓦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性问题越来越多，如何参与西方为主开创的经济秩序事关国家经济治理水平的提升，广大伊斯兰世界国家程度不一卷入其中，如世界贸易组织(WTO)、经合组织(OECD)和二十国集团(G20)等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伊斯兰世界内部经济整合度较低，缺乏有效的经济治理工具或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既是因为西方国家设计的制度容纳性强，也是源于伊斯兰世界诸多国家的有意为之。加入国际经济组织便是最具代表性的选项。正是1994年在摩洛哥举行的乌拉圭回合部长会议上，世贸组织决定从1947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转型为全球性的贸易组织。摩洛哥、科威特、巴林、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伊斯兰国家于1995年1月1日成为首批世贸组织成员。此后，土耳其、突尼斯、毛里塔尼亚、吉布提、埃及、卡塔尔、阿联酋等国于1995～1996年加入;吉尔吉斯斯坦、约旦和阿曼、沙特、塔吉克斯坦、也门、哈萨克斯坦和阿富汗分别于1998年、2000年、2005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加入。目前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科摩罗、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亚、索马里、苏丹、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为观察员。世贸组织被称为“经济联合国”，其全球经济的支柱地位难以撼动。不仅如此，尽管世贸组织并没有对其成员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身份进行严格界定，但它采纳了联合国的标准，列出其正式成员中“最不发达国家”，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吉布提、也门等伊斯兰国家。① WTO，“Who are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WTO?”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evel_e/d1who_e．htm． 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参与全球经贸合作，伊斯兰世界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促进了全球穆斯林朝觐经济能力的提升，但多数未加入世贸组织的是亚非伊斯兰国家，这也反映了伊斯兰世界内部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世界经济的融入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经合组织则是由36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其成员国绝大部分是欧美发达国家，土耳其是其中唯一的伊斯兰国家。二十国集团是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其目的是促进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的稳定。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开始举行。目前其成员国中包括沙特、土耳其和印尼3个伊斯兰国家。
一战不仅重塑了国际关系格局，也为现代国际体系的进一步扩张创造了历史机遇。一战中同盟国集团的战败加快了“欧洲病夫”奥斯曼帝国的崩溃。1915年，英法在战争尚未结束便秘密谈判，策划吞噬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地区。1916年5月，英法秘密签定了“塞克斯—皮科特协定”。与此同时，两国煽动麦加谢里夫从内部反抗奥斯曼帝国。1916年6月，麦加谢里夫侯赛因·本·阿里发动“阿拉伯大起义”。但英法并没有支持阿里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的设想，也不承认其“阿拉伯之王”(King of the Arab Countries)的自封头衔，只承认其为希贾兹国王。即使如此，这使得麦加所在的希贾兹王国成为较早获得承认的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希贾兹王国作为唯一的阿拉伯国家跻身27个正式与会国之列，其主权国家的身份更是在国际舞台上得到普遍的确认。巴黎和会上一些高加索地区新独立的国家也派遣了代表团，其中包括来自阿塞拜疆与北高加索等穆斯林人口居多数的国家的外交官。但这些国家仅仅是昙花一现。巴黎和会以后，土耳其共和国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核心区域小亚细亚建立起来，而原属奥斯曼帝国地方省份的诸多地区沦为英法的势力范围，并以委任统治的方式进行瓜分。尽管英法在西亚地区创造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等“人造国家”，但实际上独立性极为有限。由于沙特王室建立的纳季德王国控制区较为偏远且尚未勘测出巨额石油储量，英国因其不太重要而默许其存在。此后沙特王室逐步通过征伐吞并了希贾兹王国，最终形成了沙特阿拉伯王国。到二战结束前，全世界仅有沙特、土耳其、伊朗、埃及、伊拉克、阿富汗、黎巴嫩、叙利亚等事实上或名义上独立的伊斯兰国家。沙特因为自身实力相对有限而无法在朝觐问题上起到完全的主导作用，其不仅面临欧洲殖民大国的挑战，而且与埃及、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国也在围绕朝觐旅队、朝觐礼仪等问题与圣地统治者展开延续了数个世纪的竞争。1926年朝觐期间，沙特与埃及爆发小规模军事冲突，此后埃及进献“迈哈米勒”的传统被禁止。这“终结了埃及人‘装扮’伊斯兰教最神圣之神殿的6个世纪的特权。”① ［美］罗伯特·比安奇著，路璐译，钮松校:《朝圣与权力》，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二辑)，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页。 此时的朝觐也不是全球议题，因为沙特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扮演朝觐者的迎来送往角色，朝觐管理的国际整合度颇低。
因巴勒斯坦内部的政治纷争、埃以在封锁加沙上的默契、沙特对巴解组织拥有整个巴勒斯坦朝觐主导权的承认等，加沙地带穆斯林的朝觐困难重重，只能在卡法口岸有限的开放时间绕道埃及前往沙特。③ 吴昊昙、林昕煜:《巴以地区穆斯林朝觐管理研究》，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八辑)，时事出版社2019年版。 不仅如此，统治加沙的哈马斯甚至曾通过暂停朝觐来向巴解组织和沙特施压，这也遭致了诸多舆论的谴责。叙利亚内战与政治对立及域外国家的干预极大影响到该国穆斯林朝觐活动。与巴沙尔政权断交之后，沙特于2012年起授权其承认的、由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全国联盟”控制的“叙利亚最高朝觐委员会”负责叙利亚穆斯林在第三国获得朝觐签证事宜。为此，叙利亚政府指责沙特对叙利亚穆斯林进行诸多限制并将朝觐政治化。④ “Syria Slams Saudi Arabia for‘Politicizing’Hajj Pilgrimage，”https://www．foxnews．com/world/syria-slamssaudi-arabia-for-politicizing-hajj-pilgrimage．
Contact between precipitation anomaly in Asian-Australian monsoon region and low-level cross-equatorial flow
三、朝觐政治化加剧了朝觐机会分配上的国际博弈
二战结束后，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参与经历了几个关键阶段，正逐步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以色列通过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夺取整个耶路撒冷，促使以纳赛尔主义为代表的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开始让位于宗教民族主义。面对以色列人夺回哭墙并控制整个老城，阿拉伯人内部出现了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倾向。1979年是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真正“登堂入室”的特殊年份，该年发生的诸多事件与伊斯兰教有着极大的关联。伊斯兰教两大主流教派之间的争端也延伸至国际关系领域。伊朗与沙特之间的教派政治冲突严重影响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朝觐则成为伊朗对抗沙特的重要工具。由于伊沙之间朝觐冲突的加剧，沙特一方面抵制圣城麦加国际化的思潮，坚决捍卫其对麦加的主权，另一方面以此为契机，通过伊斯兰会议组织来引入朝觐名额分配的比例制，这客观上促进了朝觐机会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迈进。在年度朝觐总名额的增减和具体国别朝觐名额的分配问题上，沙特往往受到族群、政治、经济以及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其单边主义行为与伊斯兰合作组织的集体决策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伊斯兰合作组织在国别上的代表性有限，这也影响了非该组织成员国对本国穆斯林朝觐利益的保护。总而言之，当前朝觐政治化趋势明显，既可以表现为朝觐活动引发的政治事件及对国家之间关系的影响，也可以表现为国家关系对朝觐活动的影响，即朝觐议题成为国家之间互动的工具。
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教派政治对伊朗什叶派穆斯林的朝觐机会造成影响，对此，伊朗在不同的时期通过暂停朝觐的方式与沙特对抗。教派政治，特别是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两大教派之间的冲突，自两派围绕正统哈里发的继承问题产生争端并分裂以来一直存在。教派政治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与教派问题对现代国际关系的深度参与，以及与诸多中东热点问题的重叠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什叶派问题的国际影响主要来自于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此前相对高度世俗化的巴列维王朝与逊尼派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对平稳。1979年的伊朗革命虽然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什叶派教士最终取得了政权。整个20世纪80年代，伊朗与沙特之间冲突明显。除了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基于抵抗伊朗伊斯兰革命输出而支持伊拉克与之武力抗衡以外，沙特与伊朗之间并未有直接的激烈冲突。但由于伊朗在采取了相对激进的对外政策，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利用年度朝觐的机会在圣城麦加进行反美反以游行活动，这招致沙特的极度不满。1987年，伊朗朝觐者因未按照约定的朝觐线路前进而遭到沙特方面的拦截并爆发冲突，最终造成包括伊朗朝觐者在内的多国朝觐者和沙方人员伤亡的重大事件。为了向沙特抗议，伊朗单方面暂停了1988～1989年的朝觐者派出计划。伊朗什叶派朝觐者在朝觐期间过度政治化的表现引起了沙特的极大不安，同时沙特的朝觐政策与管理也面临着来自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下，沙特与伊斯兰会议组织就沙特以外的全球朝觐者国别配额达成一致，这事实上结束了全球朝觐名额分配上的无序状态，一方面大幅削减了伊朗可获得的名额，起到了打击伊朗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削弱了沙特在朝觐名额分配中“一家独大”的局面。由此形成的按照穆斯林人口千分之一比例派出朝觐者的政策延续迄今。为了缓和沙伊关系，沙特同意在配额外增加名额，而伊朗也充分约束其朝觐者在沙特的政治行动。2015年9月的朝觐期间发生了踩踏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伊朗方面称有464名伊朗人丧生，这导致伊朗方面的极度不满。沙伊双方此后就2016年伊朗朝觐方面的诉求进行了多次谈判，但2016年初沙特处死本国什叶派教士事件使得沙伊关系进一步恶化，伊朗最终暂停了2016年的朝觐者派出。① “Iranian Protest against Saudi Arabia before Hajj Pilgrimage，”The Guardian ，September 9，2016．在2016年朝觐即将到来时，伊朗国内展开针对沙特的游行。一名抗议者称:“我们与沙特阿拉伯人民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他们是逊尼派也是我们的兄弟”，“但沙特王室是英国与美国的傀儡。他们正在打针对什叶派及所有穆斯林的代理人战争。”另一名抗议者称:“他们已扎伤了穆斯林的心。”① “Iranian Protest against Saudi Arabia before Hajj Pilgrimage，”The Guardian ，September 9，2016．不仅如此，伊朗虽然单方面不参加2016年的朝觐，但也反对沙特单方面处置伊朗空出来的朝觐名额。针对有消息称沙特将伊朗的名额重新分配给巴基斯坦，伊朗朝觐组织负责人欧哈迪表示，沙特无权重新分配伊朗的人数配额，这只能由伊斯兰合作组织来决定各国的配额。② 雷湘平:《伊朗表示沙特无权重新分配伊朗的朝觐人数配额》，http://news．cri．cn/20160725/2ce573becfbc-8c62-ad33-5b8e3072d35b．html。 尽管沙伊冲突不完全是教派因素所致，但教派因素在两国的朝觐冲突问题上的主导影响作用显而易见。伊朗试图通过某些年份暂停派出朝觐者的方式来对沙特施压，但朝觐机会的丧失对于伊朗穆斯林而言是难以完全弥补的，因而恢复朝觐也是伊朗内部难以无视的强大意愿。
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族群政治、热点问题以及双边关系等都对沙特的朝觐机会分配产生明显影响。在正常的朝觐名额配比之下，沙特政策向国际社会中的穆斯林少数族群、阿以冲突中的烈属、信仰伊斯兰教的外国领导人倾斜，形成了少数族群朝觐、烈属朝觐、首脑朝觐等具有特殊意义的朝觐形式。沙特高度关注非伊斯兰国家中穆斯林少数族群的朝觐权益问题，并积极对其进行扶助。印巴分治以后，穆斯林人口占印度总人口比例大幅锐减。出于地区及国内族群政治等因素考量，印度政府高度重视穆斯林公民的朝觐问题，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长期以来无视法院及印度教界的反对声，积极为本国穆斯林朝觐者提供补助，这与巴基斯坦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与巴基斯坦私企控制朝觐市场的大部分所不同，印度的政党大佬们通过将3/4的市场置于国家直接控制下的方式来保持对朝觐政治收益的牢牢掌控。”③ ［美］罗伯特·比安奇著，钮松译:《航空时代的全球朝觐》，载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六辑)，时事出版社2017年版。 2017年，印度的朝觐配额是17万人。应莫迪政府的要求，印度2018年的朝觐配额为17．5025万人。针对2019年的配额，印度少数民族事务部部长莫克塔尔·纳科维(Mukhtar Naqvi)在吉达指出:“我们已请求沙特当局将我们的配额从17万增至19万，以与国家的穆斯林人口比例相称。我们非常有信心沙特当局会积极地考虑我们的请求。”① “India Wants Its Haj Quota Increased to 190，000，Inclusion in Makkah Road Initiative，”http://www．ummid．com/news/2018/December/17．12．2018/india-wants-haj-quota-increased-from-170k-to-190k．html． 少数民族事务部下属的法定机构印度朝觐事务委员会负责大部分朝觐名额的分配。该机构2017年获得的名额是12．5025万，实际派出朝觐者12．4852万人;2018年获得的名额是12．8702万，实际派出朝觐者12．8690万人。② Haj Committee of India，“Previous Records，”http://www．hajcommittee．gov．in/previous_records．aspx．
沙特高度关注围绕伊斯兰世界所产生的冲突与战争，特别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与宗教权益。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可谓沙特的重点关切。从2009年开始，沙特开始为巴勒斯坦烈士家庭提供免费朝觐的名额，最初3年为1000个家庭提供2000个名额，后来改为为500个家庭提供1000个名额。巴勒斯坦宗教事务部部长马哈茂德·哈巴什(Mahmoud Al-Habash)说:“从跨过桥进入约旦开始，他们为一切买单，如航班、签证与他们在麦加期间的开销”，原因在于巴勒斯坦人值得“钦佩与赞赏，因为他们为耶路撒冷与巴勒斯坦圣地做出了巨大牺牲。”不仅如此，沙特还为保卫国家牺牲的1000个埃及安全部队烈士家庭的成员提供免费朝觐的机会。③ Dima Abumaria，“Saudi Arabia Funds Families of Palestinian‘Martyrs’to Make Hajj Pilgrimage，”Jerusalem Post ，December 31，2017．
除此之外，沙特还大力邀请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参加朝觐。苏丹总统巴希尔曾多次参加朝觐。2008年他前往麦加朝觐，国际刑事法院以达尔富尔问题为由发出逮捕令。2014年，他再次前往麦加开展朝觐，国际刑事法院发表声明呼吁沙特在其朝觐期间将其逮捕，但沙特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并不承担此项义务。④ Mohammed Amin，“ICC Asks Saudi Govt to Arrest Sudan President Bashir during Pilgrimage，”Daily Nation ，October 6，2014．沙特无视国际压力积极发展与苏丹之间的关系，而苏丹总统朝觐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契机。近年伊朗总统内贾德、土耳其总统居尔、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总理哈尼亚、几内亚总统孔戴、马尔代夫总统亚明也曾赴麦加朝觐。
现代国际关系中以信仰为导向的国际组织也对朝觐机会的分配产生巨大影响。1967年中东战争以后，宗教民族主义的兴起在伊斯兰世界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这直接促进了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立在1969年提上了议事日程。伊斯兰会议组织是以伊斯兰信仰为基础的国际组织，伴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推进以及冷战后新的伊斯兰国家的独立，其成员国目前已覆盖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地区的57个国家，其中绝大部分成员国分布在亚洲和非洲地区。伊斯兰合作组织现已成为全球伊斯兰事务最为重要的国际组织，其观察员国中包括“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这一不被普遍承认的“国家”① 北塞浦路斯1979年起以“土耳其族塞浦路斯国家”(Turkish Cypriot State)的名义成为伊斯兰会议组织观察员国，其官方名称“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在2017年沙特举行的伊斯兰合作组织关于保护婚姻与家庭制度价值观的会议上首度被承认。与会的北塞浦路斯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部长”埃尔桑·撒奈尔(Ersan Saner)讲话称:“迄今在我们作为观察员国的会议上，第一次提到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这个名字，对此表示感谢。”参见:“Saner:‘KKTC，BirKonferanstalk Kez Turkish Republic of Northern Cyprussmile An
ld’，”http://www．kibrispostasi．com/index．php/cat/35/news/212572/PageName/KIBRIS_HABERLERI． ，观察组织包括摩洛民族解放阵线(MNLF)，观察伊斯兰机构包括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议会联盟(PUOICM)、伊斯兰会议对话与合作青年论坛(ICYFDC)，观察国际组织包括阿盟、联合国、不结盟运动、非盟、经济合作组织(ECO)。伊斯兰合作组织对包括朝觐在内的全球伊斯兰事务及成员国内部共同面临的问题有较强的影响力。“相互竞争的国家乐于接受有关朝觐政策的交易，因为他们愿意在那些与朝觐本身无直接关联但又同等重要的领域中做出让步”，“伴随朝觐改革争论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伊斯兰会议组织内部的权力平衡”，“阿拉伯、亚洲和非洲② 此处的“亚洲”特指不包括亚洲阿拉伯国家的亚洲地区，“非洲”特指不包括非洲阿拉伯国家的非洲地区。 三个不同集团的涌现标志着一种朝着对立派别之间权力分享的转向。”③ ［美］罗伯特·比安奇著，王佳尼、钮松译:《世界政治与国际法视野下的朝觐制度》，《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3期，第43～44页。 沙特在伊斯兰合作组织内部通过政治与经济等手段来换取相关国家在朝觐等议题上的支持。“朝觐配额的主要受益者是亚非国家，他们要求在伊斯兰会议组织决策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长远看，伊斯兰国家利用伊斯兰合作组织平台的民主化来争取更多的话语权，“甚至在配额上受损的国家也接受了这种朝觐机制，并认为这是更加平等的权力安排，而且从长远来看这种安排还会壮大自己。”④ 同上，第46页。 除了北塞浦路斯以外，目前只有波黑、中非、泰国和俄罗斯等4个国家被接纳为观察员国，不仅中国与美洲、欧洲许多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国家在伊斯兰合作组织内部缺乏制度性的存在，而且获得全球102个国家包括30多个伊合组织成员国承认的“科索沃共和国”也不断谋求获得成员国身份。换言之，伊斯兰合作组织自身在处理伊斯兰事务中的合法性限度仍有待拓展。
四、余 论
长期以来，现代国际关系的全球演进与伊斯兰朝觐事务的历史变迁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进程。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随着现代国际体系的地理版图逐步实现了全覆盖，以及宗教在国际关系中“回归”步伐的加快，现代国际关系与伊斯兰朝觐之间产生了紧密的关联性。现代国际关系与朝觐之间的互动与影响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而现代国际关系对当前朝觐所具有的超大规模、最为广泛的国家和地区代表性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换言之，朝觐作为伊斯兰教独有的宗教功课在现代国际关系诸要素的合力之下，真正成为了一个全球议题。国家在此过程中取代穆斯林个体扮演了核心与主导的角色。朝觐不仅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中伊斯兰国家间以及伊斯兰国家与诸多非伊斯兰国间交往的议题，而且也成为几乎所有拥有一定规模穆斯林群体的国家内部治理的重要议题。在现代国际关系的背景之下，朝觐事务早已不是单纯的宗教问题，而是涉及综合领域治理的全球议题，即全球朝觐治理。伊斯兰世界内部参与全球经济、安全与卫生治理在深度与广度上的不均衡性、西方国家在三大治理领域的明显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人口数量为核心参照的朝觐配额制。教派政治、族群政治、热点问题及信仰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内部的权力政治，都对朝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朝觐的政治化也进一步激化了国际博弈的烈度。如何在现代国际关系视角下促进全球朝觐治理领域的进一步建章立制，将会对朝觐乃至伊斯兰教对国际关系的积极参与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简介］ 钮松，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国际关系视角中的伊斯兰朝觐研究”(项目编号:13CZJ017)和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六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现代国际关系视角下的伊斯兰朝觐政治研究”(项目编号:16108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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