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关于中国20世纪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外交论文,两条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11)03-0339-11
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中苏结盟，两国关系进入友好合作新阶段。然而，中苏“蜜月关系”持续数年后发生变化。1956年初开始，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高度一致的状况首先受到冲击。1958年，中苏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许多问题上又发生冲突。1960年4至6月，两国论战的序幕被拉开，双方对立更加严重。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召回在华的全部专家和顾问。中苏关系从此破裂，走向敌对。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所恶化。这样，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外交战略逐步从“一边倒”转向“反帝反修”(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两条线”。中国60年代推行此战略，既是对中苏分裂和中美对立加剧的被动反应，但很大程度上也是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国领导人“左”倾思想的产物。“两条线”外交战略的实施，一方面使得中国60年代顶住苏美两超级大国巨大压力，捍卫国家主权，最终摆脱由苏联控制的封闭落后社会主义阵营，真正走上独立发展之路，并在第三世界中站稳脚跟，但另一方面造成中国一度成为美苏共同敌人，并四面受敌。所以，70年代初，中国不得不转而实施“一条线”，开始对西方世界开放，联美遏苏。
早在60年代初，美国就关注中国“两条线”外交战略。后随时间推移，有关研究性著作陆续问世，如：1962年，唐纳德·扎戈里亚的《中苏冲突，1956-1961年》；1963年，亚历山大·达林等主编的《国际共产主义中的差异：文件记录，1961年至1963年》；1964年，威廉·格里菲思的《中苏分裂》；1966年，扎布罗基主编的《中苏竞争：对美国政策的意义》以及雷蒙德·加特霍夫主编的《中苏军事关系》；1967年，郝柏林主编的《中苏关系与军控》，罗伯特·鲁本等主编的《越南与中苏论战》和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修订本)；1968年，小瓦尔特·克莱门斯的《军备竞赛与中苏关系》；1971年，威廉·格里菲思的《冷战与俄罗斯、中国和美国的共存》；1972年，居里斯·阿切尔的《毛泽东》；约瑟夫·纽曼的《对红色中国的新看法》；1977年，鲍大可的《中国和东亚的大国》，薛君度主编的《中国外交政策视角》；1980年，梅尔文·格托夫和韩国学者黄秉沫的《处于威胁下的中国：战略政治和外交》，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1982年，薛君度主编的《中国外交关系》，高龙江的《中国决定与美国和解，1968年至1971年》；1987年，费正清的《观察中国》，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89年，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迁》；1990年，张少书的《朋友与敌人：美国、中国与苏联，1948-1972年》；等等。此外，美国发表不少相关论文和研究报告。1991年以前亦即冷战时期美国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为后冷战时期美国进一步探讨此课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1992年以来，亦即后冷战时期，美国越来越注意利用新解密的珍贵档案和其他文献资料，尤其是使用俄罗斯和中国等国的解密档案以及西方情报部门掌握的相关材料，并与中国学术界加强联系和进行学术交流。所以，此时期，美国对中国20世纪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作了进一步研究，成果亦不断问世，如：1992年，罗德明的《中苏关系正常化及其国际意义，1945-1990年》；1993年，伽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1994年，托马斯·罗宾逊和大卫·沙姆鲍尔主编的《中国外交政策：理论与实践》，孔华润和唐耐心主编的《林登·约翰逊对抗世界》，戴安·孔茨主编的《关键十年的外交：60年代美国对外关系》；1996年，邵国康的《周恩来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建立》和韩德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外交政策的起源》，柯庆生的《有用的敌人：大战略、国内动员与中美冲突，1947-1958年》；1997年，麦克法夸尔主编的《中国政治：毛泽东和邓小平时期》，约翰·盖迪斯的《我们现在明白：重新思考冷战史》；1998年，金淳基主编的《中国和世界：面向新千年的中国外交政策》，克雷格的《人民中国简史》；1999年，约翰·塞克斯顿和英国学者艾伦·亨特的《当代中国》；2001年，陈兼的《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陆伯彬和中国学者姜长斌主编的《冷战时期美中关系再探讨》，张曙光的《经济冷战：美国对中国的禁运与中苏结盟，1949-1963年》；2002年，利费贡的《重新解读毛泽东》，傅高义主编的《1972年至1992年的美中日三角关系》；2003年，安德烈亚斯·道姆、洛德·加德纳等人主编的《美国，越南战争与世界》；2004年，刘国力主编的《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和赵穗生主编的《中国外交政策：实用主义和战略行为》；2005年，邓勇和王飞凌主编的《中国崛起：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力量和动力》；2006年，江忆恩和陆伯彬主编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新趋向》；2007年，谢淑丽的《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季北慈的《崛起之星：中国新安全外交》；2009年，陆伯彬的《中国安全政策：结构、力量和政治》；2010年，克里斯托夫·福特的《帝国的头脑：中国的历史和现代外交关系》和杰密斯·贝拉奎亚主编的《中俄关系的未来》，奚其和郭宝钢主编的《与龙共舞：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上升》以及罗伯特·萨特的《美中关系：危险的过去，实用的现在》；等等。此外，这个时期美国发表一些相关论文和研究报告。后冷战时期美国的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20世纪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作了进一步探讨。笔者拟就冷战时期尤其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关于中国20世纪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包括其成因、内容和影响的研究情况简单作些梳理和述评。
二、关于中国“两条线”外交战略成因的研究
(一)冷战时期美国关于中国“两条线”外交战略成因的研究
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20世纪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的成因作了一定探讨。
1.关于中国推行反苏战略的原因
(1)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苏论战逐步升级，最后导致两国关系恶化。这是中国推行反苏战略的成因之一。斯图尔特·施拉姆指出：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作谴责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毛泽东认为事前苏联没有就此事同他商量，这是“不可原谅的”。这“无疑是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新的亲密关系瓦解的起点”。到了60年代初，中苏公开论战，两党分歧更多。“意志坚强”的毛泽东不向苏联“屈服”。相反，现在他要让更为阴险的敌人——“现代修正主义”来服从他。“中苏关系日益趋于尖锐和更公开的冲突”[1]250,263,267。约瑟夫·纽曼指出：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苏“围绕两国当中谁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展开思想论战”。两国关系逐渐恶化[2]32。
(2)50年代末苏联向中国提出一些涉及中国主权的要求。如1958年苏联向中国建议组建一支在苏联控制下的联合潜艇舰队，并在中国南方由中苏共建一座长波电台，均遭到中国领导人的抵制。此促使中国推行反苏战略。罗斯·特里尔指出：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建议在中国南方建立长波电台和组建苏中联合舰队。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认为苏联想“控制”中国沿海和“封锁”中国，坚决拒绝苏联这些建议。此促使中苏关系恶化。“一年之内，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也停止了，这在1959年的高级会晤后已成不可避免之现实。苏联在1960年中期撤走了它的一万二千名专家和技术人员”[3]339,342-343。
(3)50年代中后期苏联开始推行与美国和平共处的政策。这也是中国推行反苏战略的成因。高龙江(一译高沃龙)指出：“赫鲁晓夫曾怀疑毛泽东企图以1958年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来调动苏美核大战。而且，赫鲁晓夫认为，毛泽东攻击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为了利用苏美冲突从中渔利。有鉴于此，当1963-1964年越南以中国为后盾抗击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时，赫鲁晓夫有计划地减少了对越南的援助。”①
(4)1959年中印边境冲突和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也导致中苏不和，成为中国推行反苏战略的成因之一。斯图尔特·施拉姆指出：1959年8月发生中印边境冲突；9月，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对此次事件表示遗憾，并劝告中印两国政府作出努力解决此次“误解”。中国认为，苏联把一个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和一个“资产阶级”大国置于同等地位就是破坏无产阶级团结。而且北京要求苏联不要发表此声明，但苏联却置之不理，仍然予以发表。“这个事实使中国人更加不满”。当时中苏都把这项声明作为“中苏公开不和的开端”。1962年秋季发生中印边境战争，使得中苏关系更加恶化。这年8月，苏联宣布将向印度提供米格飞机一事激怒北京；“同年10月份中国的进攻可能意在既使苏联人为难，又使尼赫鲁丢脸，这可使莫斯科气急败坏，苏联官员们甚至在与西欧和美国人谈话时也毫不含糊地严厉谴责‘中国的民族主义’。”此后，苏联成为中国的“敌人”[1]266,271。
(5)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国国内“左”倾运动导致中国外交上更加反对苏联。费正清指出：50年代末后，毛泽东发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赶超莫斯科”。1961年4月苏联成功发射宇宙飞船后，处于巅峰时期的赫鲁晓夫把中国“赶超莫斯科”的上述运动指为危险的“左倾”狂热。作为回敬，北京抨击苏联的“修正主义”，斥之为机会主义者卖身投靠资本主义。60年代初，苏联技术人员带着他们的图纸突然撤出中国。苏联国内产生对中国疯狂扩张的强烈恐惧，到了1969年两国军队在黑龙江和中亚边境发生武装冲突。中国开始大规模建防空洞备战[4]397-398。
2.关于中国继续推行反美战略的原因
(1)美国60年代对中国继续推行遏制政策，这是中国60年代继续推行反美战略的主要原因。罗斯·特里尔指出：在此时的毛泽东看来，美国是“坏蛋”，是“帝国主义角色”，是“敲中国大门的强盗”，对中国继续推行封锁、孤立和遏制政策，“固执地要求把中国排斥在国际组织之外”。毛泽东为美国继续反对新中国“感到受了伤害”。所以，他自然反对美国这个超级大国[3]348，351。
(2)毛泽东仍然坚持阶级分析法，这有助于中国60年代继续推行反美战略。罗斯·特里尔指出：此时，毛泽东在理论上“把苏联和美国置于同一水准”，“都是中国的阶级敌人”。“当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在毛看来，国际问题上最主要的是如何对付美国”。“美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毛很难使自己依附于这样一种势力”。这促使中国60年代继续反美[3]378，410，439。
(3)日本因素也促使毛泽东60年代继续反美，罗斯·特里尔指出：“日本似乎是毛亲西方政策的绊脚石，北京给日本起了个恐怖的名字——‘日本军国主义’。华盛顿是日本的保护者，在这种情况下，毛怎能倒向美国一边呢？”[3]413
(4)1962年发生中印边境战争，这场战争促使美国更加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所以，中国60年代不得不继续推行反美战略。费正清指出：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对美中关系有负面影响。此年10月这场战争爆发，导致美国认为中国是“扩张主义者”。“北京的‘扩张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推行遏制政策的正当理由”[5]115。
(5)1965年越南战争开始升级，这场战争同样促使中国继续反对美国。罗斯·特里尔指出：越南战争升级后，毛泽东清楚，“美国对中国存在着威胁”。“在越南问题的压力下”，毛泽东会见了苏联代表柯西金。但毛泽东对苏联“满口嘲讽”，在柯西金飞抵北京前就已经放弃了在越南问题上与苏联“联合行动”，因为毛泽东此时认为，当中国遇到危险的时候，苏联不会帮忙[3]378。
3.关于中国不仅推行“反帝反修”战略，而且60年代中后期对外“四面出击”和进行“世界革命”的原因
(1)中国6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产生负面影响，促使毛泽东提出“世界革命”的口号。斯图尔特·施拉姆指出：中国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向过去的“资产阶级”和“封建”的价值观念发动进攻。“红卫兵发动的恐怖浪潮”造成国内社会严重动乱。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激进的倾向”开始导致“向外冒险”。“在这种情况下，北京的领导人已不再满足于笼统地说非洲和亚洲是革命暴风雨的风暴中心”，他们开始强有力地宣告说，“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和领袖”[1]309-310。
(2)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中央王国”意识也促使毛泽东提出“世界革命”的口号。斯图尔特·施拉姆指出：历史上中国人把中国视为“中央之国”亦即“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这种观念促使毛泽东60年代推行“反帝反修”战略和60年代中后期进行“世界革命”。此时期，他不仅“谴责苏联人的反华傲慢态度”，而且不顾“帝国主义者”的原子弹，“仍然欢呼武装了的群众必然胜利”。他提出的“中国的道路”被看作是中国所特有的，同时又“有普遍意义”[1]280。
冷战时期，美国认为，由于以上这些基本原因，所以中国60年代推行“两条线”外交战略。1991年前美国关于“两条线”外交战略成因的这些探讨虽然过于简单，但基本上还是符合史实。
(二)后冷战时期美国关于中国“两条线”外交战略成因的研究
1.关于中国推行反苏战略的原因
(1)50年代中后期苏联和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促使两国关系不断恶化和中国推行反苏战略。陈兼指出：50年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共同信仰”成为中苏能够团结起来最重要的纽带。但是，50年代中后期，“中苏分歧开始露头，并在短短几年间便发展到了几乎势不两立的地步”。这里的关键在于，“双方领导人对于利益及双边关系的基本认知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推行“非斯大林化”运动，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对此提出批评；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资本主义能否“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又产生重大分歧。在苏联领导人看来，比之莫斯科，北京已经更具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中心地位的资格。所有这些为6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大论战拉开序幕。在随后的论战中，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背叛”马列主义。两国关系急遽恶化，终于在60年代末兵戎相见[6]22。克里斯托夫·福特指出：正如《礼记》上的一句老俗语，天空上不可能存在两个太阳，地球上因此不可能存在两个皇帝。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不希望世界社会主义里永远存在“两个寡头”(中苏并列)。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缝[7]203。
(2)50年代末苏联向中国提出涉及中国主权的要求，如1958年向中国建议组建联合潜艇舰队和共建长波电台，遭到中国反对，这促使中国反苏。张曙光指出：“中苏‘蜜月’并未持久。”在中共看来，苏联在中苏双边贸易方面“自私”，“不愿意向中国提供核武器和其他高科技，通过建立联合海军舰队和长波无线电台企图控制中国的防务集结，攻击中共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革纲领”。毛泽东很快得出结论说，“赫鲁晓夫正利用中国对苏联的经济依赖来控制人民共和国”。因为苏联推行“沙文主义”，影响中国利益，所以毛泽东对苏联进行抨击。于是，苏联对中国进行“制裁”，如撤走援华专家，减少援助、贸易和技术转让，等等，从而“导致中苏同盟走向灭亡”[8]275。柯庆生指出：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1958年向中国建议由中苏共同建设一个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和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毛泽东认为这是苏联在“进攻中国的主权”，苏联想“较高程度地控制”中国。中国开始关注苏联对华新举动，其外交政策不再受苏联支配。中苏同盟关系开始受影响[9]62-63。
不过，后冷战时期，美国也有研究者对上述传统观点提出异议。高龙江根据俄罗斯解密文件撰文指出：“1958年苏联的这些建议并没有想控制中国的愿望。”如建议组建苏中联合舰队一事，其实，“苏联只是想加强苏联潜艇舰队对付美国海军的能力”。再如关于在中国南方建立长波电台一事，苏联认为这将会满足苏联红军“通讯的需要”。但当时苏联这些建议均让毛泽东产生误解。毛泽东认为这些建议“类似帝国主义的动机”，“赫鲁晓夫对此感到震惊”[10]134-135。高龙江另一篇文章还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赫鲁晓夫打算或想‘控制中国’”。但毛泽东1958年至1960年拒绝苏联这些建议，此对中国“有灾难性后果”，如苏中关系更加恶化[11]207。
(3)苏联推行与美国和平共处的政策，此促使中国推行反苏战略。吉尔伯特·罗兹曼指出：50年代末，当苏联确定其与美国和平共处的战略并拒绝向中国提供核武器时，北京方面便“离开苏联的怀抱”，不再受其控制[12]124。林达·本森指出：50年代末，“毛泽东越来越不满于苏联新领导人亦即赫鲁晓夫，因为他奉行与美国和平共处的政策”，此促使中苏关系恶化[13]36。
(4)1958年台海危机和中印边境战争以及越南问题也促使中国推行反苏战略。其一，1958年台海危机加剧中苏关系的恶化。陈兼指出：1958年8月23日中国大规模炮击金门。但此前中国并未通知苏联，这使中苏的“隔阂进一步加深”。当苏联提议向福建前线派驻一个携带导弹的苏联空军大队以帮助中国夺回制空权并威慑美国时，毛泽东的回答却是，中国只要苏联导弹，不要苏联部队，“仍然怀疑苏联此举的真实意图在于控制中国”。总之，此次台海危机更加拉开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心理上的距离[14]67-68。其二，中印边境战争促使中国推行反苏战略。如约翰·塞克斯顿指出：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时，“莫斯科继续提供军用飞机给印度”，“标志着(中苏关系——引者注)由结盟转向完全敌对”[15]182。但后冷战时期，美国也有研究者就上述传统看法提出质疑。高龙江指出：1959年至1962年中印边界发生冲突，苏联起初实行“中立政策”；但到后期才放弃“中立态度”，支持中国发起对印自卫反击战，以换取中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支持苏联。换言之，中印边界冲突期间，苏联并未明显地站到印度一边，苏联在冲突期间所采取的这种立场并未影响中苏关系。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则是在中印边界冲突结束后。印度在此次战场上的惨败驱使印度以后逐渐走上与苏联结盟以抗衡中国的道路，导致中苏关系更加恶化，以至出现印度与苏联“包围”中国的局面[9]95-125。其三，越南问题促使中国推行反苏战略。柯庆生指出：1965年至1968年，中苏在如何处理越南问题上存在分歧，“直接导致此时期中苏关系紧张，并在1968年达到顶点[9]69。
(5)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也推动毛泽东实行反苏战略。50年代末中国国内“左”倾思潮直接推动毛泽东开始制定反苏战略。柯伟林指出：50年代后期，毛泽东为了实现“大跃进”运动而“放弃”其苏联伙伴。1958年以后，毛泽东为了实现经济独立、摆脱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控制，不与苏联“绑在一起”，开始经济方面的冒进；“对毛泽东来说，大跃进无疑是经济和意识形态要求独立的一部分”。“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中苏同盟关系恶化，毛泽东更加“反抗”苏联[16]36。
60年代中后期中国极端的国内政治现实也促使毛泽东继续推行反苏战略。罗伯特·萨特指出：1966年中国国内开始发生“文化革命”，进入“暴力剧痛”时期。其对外关系方面也受到影响。“60年代里，中苏的公开破裂得到加深和扩大。北京不仅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方面，而且强烈地抨击苏联想与美国在国际事务里进行合作。中国领导人认为，新兴独立的亚非国家为中国不仅同美国而且同苏联进行斗争提供重要舞台”。中国向其中一些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17]60-61。柯伟林和陆伯彬等人指出：60年代，尤其是“文革”高潮时期，中国国内政局继续混乱，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这些极“左”势力为了保持自己的影响，并不愿意恢复国内政治秩序，并希望维持同苏联的紧张状态[18]5。
2.关于毛泽东继续推行反美战略的原因
(1)进入50年代以后，中国站到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一线。美国因而在60年代继续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甚至变本加厉，这促使毛泽东60年代继续推行反美战略。陈兼指出：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派兵入朝作战，从而使中国站到了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帝国主义力量的斗争第一线。在随后的1954至1955年和1958年的两次台海危机中，中美两国关系几度达到战争的边缘[6]18。尤其是1958年发生的台海危机，对中美关系发展有“直接影响”，使得两国的对抗“持续与加深”[14]93。美国决策者(尤其是军事战略制订者)因而逐步认定，比之苏联，“来自共产党中国的挑战具有更为疯狂和危险的性质”。所以，到60年代，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反而变本加厉。美国甚至从1964年下半年、1965年上半年还开始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这些导致60年代美国的战略注意力进一步集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6]18。
(2)美国国内因素对美国政府60年代继续“遏制”中国起推动作用。陆伯彬指出：“国内政治和总统的个性也影响了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民主党外交政策。”因为，“50年代，美国清查自己国内的共产主义敌人”，“国会一心关注共产主义者的扩张主义及其对国内的破坏”。国会联合军方向政府施压，“促成了美国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威胁升级”。另外，由于中国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出现“好战言论”，1964年进行核武器试验，等等，“肯尼迪(总统)对中国的好斗性就更加耿耿于怀了”。其后的约翰逊总统在对华政策上仍深受肯尼迪的影响，对华采取敌视政策。这些影响6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这是中国60年代继续反美背景之一[19]17-18。
不过，后冷战时期，美国也有研究者就上述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在这些研究者看来，60年代的美国政府，包括初期肯尼迪总统和稍后的约翰逊总统，虽然对华采取敌视和遏制政策，但同时开始表现出理智，向中国阐发善意，做出妥协举动。阿瑟·沃伦指出：60年代，美国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一直试图有新的突破。如，肯尼迪担任总统期间“对其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不能开辟新天地感到不满意”，“曾计划在其第二任期内重新考虑对华政策”。肯尼迪遇刺身亡后，副总统约翰逊继任，在对华关系上“试图做有节制的开拓”，“但中国反应消极”；“只有到1969年尼克松上任后，中美关系才开始取得进展”[20]219。翟强指出：“从1965年8月开始，在约翰逊总统的直接推动下，美国政府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做出了一些试探性的初步举动，比如放宽对华旅行限制、在中美大使级谈判中正式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缓和对华言论的语气等。但这些举动并没有带来中美关系的解冻，主要原因是中国方面并没有做出任何积极回应”[21]115-116。
(3)越战升级促使中美严重对抗和毛泽东继续推行反美战略。迈克·沙勒指出：在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期间美中对抗达到顶峰，是在越战升级时期。直到1966-1967年，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高级顾问都在指责中国促使越南北方发动战争。对于美国在越南南部边界的军事集结，中国相应地扩大了对河内的援助。在这种背景下，中美对立升级。1968年5月中国决定暂时中止华沙双边大使级会谈[16]352-363。罗伯特·萨特也指出：“美国对越南战争介入的加深促使美中摩擦加剧。”[17]59
但是，后冷战时期，美国有研究者不完全同意上述传统观点。他们认为，一方面，越战升级促使中美严重对抗和毛泽东继续反美；但另一方面，约翰逊政府在指导美国干涉越南时却小心谨慎。翟强指出：“1964年下半年，约翰逊开始轰炸北越，以惩罚和阻止北越向南越渗透人员和武装。1965年上半年，约翰逊又直接向南越派出军队，帮助南越政权和越共武装作战，从而将越南战争美国化。但与此同时，约翰逊又牢记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因为忽视中国警告而导致中国出兵朝鲜和美军血战的教训，不希望美国这次干涉越南又一次引起一场中美直接军事对抗。所以，在这一时期，约翰逊在作越战决策时，总是在考虑他应如何打消中国对美国的疑虑，如何使中国领导人相信：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只是为了保卫南越盟友，只是为了阻止北越推翻西贡政权，而不是要消灭作为中国盟友的北越。为了避免中国错判美国在越南的意图，约翰逊选择在1965年8月对中国做出希望改善美中关系的举动。”当然，约翰逊的这些举动并没有带来中美关系的解冻[21]99-100。
(4)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也促使毛泽东继续推行反美战略。50年代末中国国内“左”倾思潮直接影响到毛泽东继续推行反美战略。帕特里克·詹姆斯和张恩予指出：毛泽东主张“继续保持革命干劲”，如开展“大跃进”运动，影响了毛泽东60年代的外交战略，包括制定反美战略[22]41。60年代中后期，中国国内极端的政治现实同样影响毛泽东继续实施反美战略。阿瑟·沃伦指出：阻碍60年代中美“和解”的因素之一是中国的内部政治。60年代大部分时间内，中国的迫切需要是与苏联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尤其是，毛泽东试图恢复对党的控制，因而当美国对中国定“调子”时，往往不可能走得很远。总之，中国对国内利益得失的计较是中美“缺乏接触”的根本原因[20]219-245。翟强指出：60年代中后期，“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极端狂热之中”。所以，中美关系僵局依旧继续。“中国仍然视美国为一个主要敌人”[21]116。
3.关于中国不仅推行“反帝反修”战略，而且60年代中后期对外“四面出击”和进行“世界革命”的原因
(1)60年代尤其是“文革”初期中国国内政治因素产生影响。陆伯彬指出：60年代包括“文革”初期，“毛泽东认为任何主张把中国外交政策变得温和些的建议都是国内修正主义的副产品”。“毛泽东不想结束中国的孤立状态；他想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这种状况直到1969年才有所变化”[19]16。60年代上半叶，“王稼祥建议中国缓和同超级大国的紧张局势，并把在第三世界发动革命的高声倡议降低调门，以此来摆脱孤立状态。但是，毛泽东拒绝了王的建议，决定中国将坚持不懈地同时绝对地反对美国和苏联”[19]11。
(2)毛泽东“革命后革命”理念也产生影响。陈兼指出：“毛泽东从来不把在中国夺取政权当作革命的终点，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在于彻底改造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并在打碎‘旧世界’的同时创造出一个根据革命中国的理念而设计的‘新世界’。”由此决定，在毛泽东“革命后革命”的基本设想中不仅要挑战由美国和西方国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而且要挑战苏联这个国际共运中的“老大哥”。所以，“大跃进”时，毛泽东表面上以“赶英超美”为目标，“实际上却以苏联为真正的赶超对象”。而“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仍然坚持在“革命后革命”的道路上走下去。因此，到了60年代，中国不仅继续对抗美国，而且开始“反修”[14]96。
(3)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中央王国”意识同样产生影响。陈兼指出：毛泽东60年代中后期进行“革命输出”，推行“世界革命”，这种现象“还受到了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中国中心主义’因素的影响”。古老的“中央王国”意识对当时毛泽东及其同志们产生了“影响”。所以，他们当时主张让其他国家仿效“中国模式”，通过此方式来“提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此时，“中国实行的是一种基于革命理念并充满自我优越感的‘闭关锁国’政策，同外部世界只存在着极为有限的联系”[6]19。克里斯托夫·福特指出：为了维持“中央王国”的自我优越形象，毛泽东60年代中后期进行“革命输出”和推行“世界革命”[7]218。
显然，与冷战时期相比，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的成因作了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并出现一些新观点和新分析。美国上述研究有助于国际上尤其是西方更全面分析中国60年代推行“两条线”外交战略的历史背景。
三、关于中国“两条线”外交战略内容的研究
(一)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两条线”外交战略内容的研究
冷战时期，美国研究者一般认为中国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1)既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又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或同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罗斯·特里尔指出：60年代，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联合打到国境了”，“他们都是敲中国大门的强盗”。“(毛)同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而不是拉一个打一个，这似乎不明智。然而，这正是毛在六十年代后半期要做的事”[3]350-351。斯图尔特·施拉姆指出：毛泽东要让中国的敌人——公开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和更为阴险的敌人“现代修正主义”来“服从他”[1]263。
(2)为了对抗美苏，努力争取第三世界国家。费正清指出：60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张中国“努力”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以反对两个超级大国集团[5]126。罗伯特·斯卡拉宾诺指出：中国60年代把外交工作的重点“转向第三世界”。中国赞扬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及其领导人，鼓励彼此进行各种文化交流，对这些国家援助一些经济项目，积极参加第三世界的组织[23]121。
(3)推进“世界革命”，并追求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权。费正清指出：“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北京首先试图夺取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权，向亚非各地派出文化代表团，做战争宣传并支持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1965年9月出现的‘农村包围城市’譬喻，鼓吹全世界人民自力更生进行革命，但中国只做一个引路人，并不打算用自己的扩张方式实现世界革命”[4]398。斯图尔特·施拉姆指出：60年代，毛泽东认为，“亚非拉各国人民是当今世界上的主要革命力量”。“毛把自己看作是这些力量的化身，是世界历史舞台上唯一真正能动的和进步的力量，因此，也是当然的世界革命的领袖”[1]263，274-275。
(4)将中国革命的经验推向世界。费正清指出：6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要“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推向世界”，认为中国革命的模式可以运用到占人口2/3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反对工业化帝国主义强国的斗争[5]126。
冷战时期美国关于中国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内容的这些看法基本上是比较客观的。
(二)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两条线”外交战略内容的研究
后冷战时期，美国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继续对中国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内容进行探讨，美国研究者认为“两条线”外交战略大体上有如下内容。
(1)既反对“美国霸权主义”，也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罗伯特·萨特指出：在60年代，“北京不仅反对苏联意识形态方面，而且强烈地抨击莫斯科想与美国在国际事务方面进行合作”。在亚洲，面对美国扩大对越南战争的军事介入，北京坚决支持河内北越，并支持印度支那其他地方，等等[17]61-62。托尼·塞奇指出：60年代，毛泽东的中国致力于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24]308。
美国还探讨中国60年代反美反苏战略的演变过程。柯庆生指出：早在1965年3月，毛泽东就已经看到苏美两国在围绕越南问题进行和谈的过程中串通一气，因此开始做好战争的准备，应对美苏可能联合进攻中国。但是，1965年始至1969年，毛泽东关于中国遭受威胁的看法逐渐地有所改变，“从认为威胁来自南面(美国)变成来自北面(苏联)”。尤其是，1968年至1969年，毛泽东对苏联的担忧有所增加。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后，毛泽东深深感受到来自北面的危险[9]68-69。
(2)还同时反对各国反动派。翟强指出：中国60年代不仅“既反帝又反修”，“同时反对各国反动派”。“基于反帝反修，乃至反对一切反动派的世界革命的主张”，毛泽东此时开始更多地宣传“不怕孤立，不怕战争”的观点[25]180-181。
(3)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依靠亚非拉“第一中间地带”，争取欧洲和日本等“第二中间地带”，以抗衡美苏对中国的压力。翟强指出：1964年，从反美斗争的角度，毛泽东再一次提到了“中间地带”的问题，并且认为有两个“中间地带”，第一个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经济落后国家；另一个是包括欧洲、北美、大洋洲和日本在内的不愿意受美国控制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毛泽东“并没有能够继续这样的思路”。十年之后，毛泽东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开始形成了其“三个世界理论”的[25]181。韩德指出：“60和70年代，中苏分裂和中美继续紧张将这个虚弱和受压迫的国家上升到了重要的新的高度。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那些跟随美国依附者一起斗争的国家寻求更大的独立，这些国家构成了‘中间地带’。通过将这些‘被压迫的’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组织起来，北京希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新的国际联合战线以反对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26]221
(4)主张“世界革命”和“武装斗争”，并追求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权。史莱克指出：“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鼓吹世界革命事业和武装斗争。毛泽东主义这一路线对非洲和拉美革命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中国甚至在津巴布韦问题上支持了东非自由战士。”[27]63帕特里克·詹姆斯和张恩予指出：中国60年代“竭力争取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22]41。
(5)试图向世界输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冷战时期，美国一般认为60年代中国向世界输出中国暴力革命的经验或模式；但此时期美国有研究者却认为当时中国向世界输出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赵穗生指出：“60年代，毛泽东试图将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输出到世界上。”[28]8此观点与以前稍有不同。
可见，与冷战时期相比，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的内容作了更加深入的探讨。
四、关于中国“两条线”外交战略影响的研究
(一)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两条线”外交战略影响的研究
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的影响作了一定探讨，认为中国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的影响十分复杂。
(1)促使中国60年代在国际上十分孤立，处境艰难。罗斯·特里尔指出：“在六十年代前五年，毛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如中国同时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不好，中国被排斥在国际组织之外，等等[3]346-351。鲍大可指出：中国60年代既反美又反苏，所以，“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被排斥在联合国和其他绝大多数国际组织之外。它仍然未被世界上超过半数的国家所承认”[29]3。
(2)促使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出现分裂。鲍大可指出：中苏分歧加速共产主义世界出现“多中心”的趋势。中国直接挑战苏联的威信，试图说服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应该否认莫斯科的领导权，与北京结盟，或者至少在中苏论战中采取中立的立场。这样，共产主义阵营开始出现分裂[29]44。斯图尔特·施拉姆指出：1960年以后，“北京和苏联关系发生了决定性变化”。此前，“共产党集团有着磐石般的团结”；“在此以后”，“很快便导致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共产主义形式同以亚洲为中心的共产主义形式之间的公开冲突”[1]248。
(3)推动中国摆脱由苏联控制的社会主义阵营，朝着面向第三世界的方向发展。罗斯·特里尔指出：“1960年与苏联的分裂似乎去掉了中国外交政策上的负担。毛不再在别人的面前充当低人一等的伙伴，取而代之的是在第三世界更为广阔的舞台上唱起了独角戏。”“从1960年中期到1964年底，有十七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援助开始流向第三世界的一些地区。中国的形象在这里的革命运动中闪光，这里的革命者感到，苏联企图与美国一起充当稳定世界的合伙老板。”[3]346
(4)中国外交战略最终被迫进行调整。推行“两条线”外交战略，造成中国60年代在国际上十分孤立，处境艰难。所以，到70年代初，毛泽东不得不调整其外交战略，放弃“两条线”，转而实施“一条线”外交战略，亦即中国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放，联合西方国家共同遏制苏联全球霸权主义。费正清指出：在60年代，中美对立和中苏分裂，毛泽东实行了“闭关自守”的政策，显然并未有助于“革命取得胜利”。“中国不得不通过扩大与外界的接触来转向外部世界”。“这意味着，在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发生改变这样的前提下，中美(正常)关系将会开始建立”。于是，1972年，尼克松作为美国现任总统首次访问北京[5]114。
冷战时期，美国关于中国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影响的研究总体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二)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两条线”外交战略影响的研究
后冷战时期，美国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对中国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的影响作了更为全面的分析。
(1)“两条线”外交战略是中国60年代失去苏联各方面援助的原因之一。高龙江指出：毛泽东实施“两条线”外交战略后，带来“严重的后果”，“苏联停止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也停止对人民解放军现代化的援助”[11]212。怀廷指出：中国“唯一的援助国”亦即苏联停止向中国提供军事武器和工业援助[30]287。
(2)“两条线”外交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60年代同时面临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柯伟林指出：毛泽东60年代外交上的过激行为带来的是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在面对两个超级大国可能会把中国完全摧毁的同时，毛泽东却把中国置于“前所未有的最危险的国际位置”[31]。
(3)“两条线”外交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60年代外交上树敌过多，国际上处境困难。翟强指出：“与前苏联交恶，使中国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跳出了美苏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但高举世界革命的旗帜，既反帝又反修，同时反对各国反动派，却又使中国一度成为美苏共同的敌人，并且四面受敌，异常孤立。”[25]180罗伯特·萨特指出：中国在60年代既反美也反苏，造成中国“走下坡路”，“国际上空前孤立”。一方面，美国继续极力“遏制”中国，如对华“政治上孤立和经济上禁运”；另一方面，苏联也对中国构成“威胁”，到了60年代末苏联威胁军事上要侵略中国，并摧毁中国核武器及其他战略设施，强迫中国屈从苏联[17]65-66。
(4)“两条线”外交战略对世界共产主义阵营也不利。赵穗生指出：中国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给共产主义集团所带来的危害超过了它所带来的利益”[28]8。翟强则具体考察当时中越关系，指出：“从越南劳动党的角度来说，中苏矛盾的出现和激化对越南的统一事业是不利的，因为越南劳动党需要中苏的共同支援，来对抗得到美国支持的南越政权。”“但中共领导人正处于意识形态争论的极端情绪中。”[32]22
(5)“两条线”外交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60年代和70年代初苏美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极大减少。陈兼指出：中国60年代实施“两条线”外交战略，尤其是中国站到了对抗美国斗争的第一线，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将苏联和美国分割开来的作用，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成为美苏之间的“缓冲地带”，从而“使得美苏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减少了”，这样便减少了全球性冷战转变为热战的可能性[33]3。
(6)“两条线”外交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美国遏制苏联。于滨指出：中国60年代实施“两条线”外交战略，尤其是中苏从“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升级为一场全面的边界冲突”，“世界上这两个最大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对抗为美国遏制苏联——这个对美国安全最具威胁的大国提供了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34]128。
(7)“两条线”外交战略最终导致中国外交战略在70年代初不得不开始调整，转而实施“一条线”的外交战略，亦即中国对西方世界开放，联合西方国家共同遏制苏联全球霸权主义。高龙江指出：中国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使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尤其是国内极端贫穷。同时60年代末出现了苏联扩张主义。所以，到70年代初，毛泽东和周恩来不得不调整其外交政策，“利用战略三角关系”，谋求与美国合作，“抵抗苏联霸权主义”[35]202。
显然，与冷战时期相比，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的影响作了更系统、更深刻的考察。美国这些研究对国际社会全面探讨中国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的复杂影响颇有裨益。
五、结语
以上种种表明，冷战时期，美国对中国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包括其成因、内容和影响均进行了一定研究。尤其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对“两条线”外交战略包括其成因、内容和影响则作了更全面、更深入、更广泛研究，如除了继续坚持以前亦即冷战时期的一些传统观点外，还探讨冷战时期研究中的一些薄弱环节，提出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观点，或涉猎了一些新领域，进行了一些新分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中国“两条线”外交战略的研究，表明后冷战时期美国在此课题研究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新进展。
自然，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在研究中国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中，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有的评价不大全面和客观。如冷战时期，罗斯·特里尔指出：60年代，“(毛泽东)同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而不是拉一个打一个，这似乎不明智”[3]351。后冷战时期，柯伟林也指出：“假如我们观察整个二十世纪的各种主要趋势，那么1958至1971年毛主义大量过激行为的时代只是一个例外。”“在面对一个或者两个超级大国可能会把中国完全摧毁的同时，毛反而把中国置于前所未有的最危险的国际位置。”[31]其实，进入60年代，毛泽东“同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把中国置于前所未有的最危险的国际位置”，固然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此时期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左”倾思想的产物，但另一方面是对中苏分裂和中美对立加剧的被动反应。因为，到60年代初，在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和中美关系没有改善的背景下，中国外交战略不得不逐步从“一边倒”转向“两条线”。换言之，此时期毛泽东“拉一个打一个”这样外交战略的客观形势尚未形成。尤其是，60年代初中期，国际形势还未演变到能让中美求同存异并冷静谈判这样的地步。所以，美国上述评价有些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因而显得不大全面和客观。
其二，有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如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期，美国一直较注意研究中国“两条线”外交战略的负面影响和失误方面，而对其一些积极影响则探讨得极为不够。其实，“两条线”外交战略使得中国在60年代顶住苏美巨大压力，经受住险恶国际形势严峻考验，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还使得中国开始拓宽外交渠道，摆脱由苏联控制的封闭落后社会主义阵营，真正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积极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并在第三世界中逐步站稳脚跟；等等。但是，美国一直很少注意研究这些方面。此外，关于中国“两条线”外交战略的成因和内容等方面，美国仍可继续加强研究，如作更具体、更细致和更深入的考察。
尽管如此，美国在冷战时期尤其是后冷战时期毕竟对中国20世纪60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进行了许多可贵探讨，从而有助于国外深入研究此课题，对当今中国深入研究本国60年代外交亦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
注释：
①John W Garver,Opponent & Ally:Chinese Soviet Relations,1937-1945.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年版；参阅高沃龙：《对手与盟友》，刘戟锋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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