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学研究新方向：1980—2002，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方向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美国文学研究情况进行综述，但凡设定限制，必有诸多有价值的作品因无法归入作者所厘定的类别、范式及研究领域，而被排除在外。任何评论美国文学研究最重要运动及趋势的文章，都难免顾此失彼。鉴于此，我们希望本文能抛砖引玉，有助于学习和研究美国文学者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文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方向是什么。
近年来，美国国内外的文学批评家将 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一些重要理论和美学研究项目加以拓展，形成了一些激动人心的新方向。一方面，部分传统主题和研究领域重现活力；另一方面，众多新的理论、思路及历史语境得以确立。于是，在文本范围急剧扩大的同时，旧有文本体系中的作家、作品也被赋予了新的解释。或许，美国社会和思想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一直是文学中那些与种族、阶级和性别研究相关的领域。过去十年中，对上述广义研究范畴中的每一个方面，人们都展开了激烈的批评性重估。于是，这些话题的研究理论变得更为细腻，史料也变得更为丰富。
与种族融合、种族混合、跨文化以及种族划分的建构性和不稳定性等话题相关的一些观点，丰富了很多领域的话语。同样，性别研究也得以扩展和修正。其中的同性恋问题，既是性别问题中最具影响的，也是最受争议的。随着焦点愈发集中到性别、种族和身体研究，当下学界打破各领域的疆界、调研种族和性别相互影响的尝试于是愈加流行起来。在一些研究继续对准阶级问题之时，“贱民”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研究却将对阶级和民族的讨论推向了后民族主义方向。对传统上起着组织作用的文学研究术语、分野和模式而言，上述范畴的变化已经显示出一种重新评估的趋向。这正代表了一种普遍的运动趋势，逐渐向融合型研究靠拢，远离了“各自为阵”的研究模式。
文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
在讨论文学研究逐渐向融合型靠拢、并远离“各自为阵”的研究模式这一趋势前，花点时间追述一下过去20年来文学史演进的大致方向是很值得的。20世纪40至60年代的传统文学和思想史对美国文学作品及其所蕴含的主题、神话和元叙事影响深刻。从马西森（Matthiessen）的《美国文艺复兴》（American Renaissance,1941）到亨利·纳什·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的《处女地》（Virgin Land,1950）、R.W.B.刘易斯（R.W.B.Lewis）的《美国亚当》（The American Adam,1955）、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的《美国小说及其传统》（The American Novel and Its Tradition,1957）、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Fiedler）的《美国小说中的爱情与死亡》（Love and Death in the American Novel,1960）及里奥·马克思（Leo Marx）的《花园中的机器：美国的技术和田园理想》（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1964），这一代的文学史创造了影响巨大的美国神话，坚持了讨论和争议多年的独特的美国主题和宏大叙事。但进入 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解构主义对美国文学研究的影响，也由于对女权主义与少数民族问题话语的兴趣，早期文学史那些单一主题的作品及元叙事开始受到置疑。在差不多整个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都是一个有点令人可疑的领域。
20世纪80年代，理论上的发展催生了对文学史合法性的高度怀疑。人们对学者有可能在社会事件与某部文学作品内容与特点之间找到因果联系的假设，发出挑战。 G.S.杰伊（Gregory S.Jay）和大卫·伯金斯（David Perkins）正是这种怀疑主义文论的旗手；他们质疑，如果不把史学家的主题具体化，也不把女性和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边缘化或排除在外，能否产生文学史？在《文学史可能吗？》（Is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1992）一文中，大卫·伯金斯虽也承认文学史在传统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也表达了对其合法性的怀疑。在《美国文学及文化大战》（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ulture Wars,1996）中，G.S.杰伊提出，断言美国文学在形成过程中具有“美国主题”是有问题的，暗示问题与排除少数民族和女性文本相牵连。他说：“主题批评并不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为从定义上说，所谓主题，就是总体中被重复的那些因素，或者是以一种受历史局限的观点为中心的元叙事，尽管主题批评经常将这种观点泛化，从而将一种颇具洞见的角度变成了具有压迫性的意识形态构成。”
虽然文学史深受怀疑主义困扰，但学生、出版商和广大读者为了理解文学文本、运动和方法之故，仍希望能有一个历史框架，以便知道它们所处的位置。因此，哪怕由于哲学怀疑主义的兴起，文学史被扣上了“不可能”的帽子，但对文学史的需求却并未消失。于是在1982年，哥伦比亚和剑桥两大学术出版机构便承担起了编撰新的美国文学史的使命。埃默里·埃利奥特（Emory Elliott）同意担任《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The Columbi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988）主编，萨克文·伯科维奇（Sacvan Bercovitch）则接受了《剑桥美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1994）主编一职。但二人在各自编著的序言中都坦言，他们也认识到搞文学史在理论上存在问题。《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是一部单卷论文集，收录了六十多篇论文。而《剑桥美国文学史》则为多卷本，每卷由二至五位学者撰写专文，篇幅都很长。继《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后，埃利奥特又出版了《哥伦比亚美国小说史》（1991）。上述著作都试图为文学史勾勒出一幅新的跨文化和后现代框架，因而都具有鲜明的当代文学史特征。用埃利奥特自己的话说，这叫做“承认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并以此作为结构上的原则，既不妄议就此定论，也不奢求众声附和”。最近，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和M.J.瓦尔第（Mario J.Valdes）编辑的文集《再议文学史：一场关于理论的对话》（Rethinking Literary History:A Dialogue on Theory,2002）从理论上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下的文学史重新进行了思索。文集收录了哈琴和瓦尔第，以及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马歇尔·布朗（Marshall Brown）和W.D.米尼奥拉（Walter D.Mignola）等人的论文。
于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研究文学史的新方法，即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方法，破土而出。这些方法力图将圈外或未经检验的范式、修辞法、结构和类型结合在一起，包括研究演讲术、修辞、哲学及被边缘化的“低级”文学类型的文学史。当前，一些最令人感兴趣的研究都汇集于文学、文化和思想史方面。而文学史中的大部分，都可以归入女权主义和跨文化文学史名下。部分属修正主义范畴的女权主义作品有艾丽西娅·萨斯金·奥斯特里克尔（Alicia Suskin Ostriker）的《偷走语言：美国女性诗歌的出现》（Stealing the Language:The Emergence of Women' s Poetry in America,1986）、吉莉安·布朗（Gillian Brown）的《国内个人主义：19世纪的美国自我想象》（Domestic Individualism:Imagining Self in 19th Century America,1990）、S.K.哈里斯（Susan K.Harris）的《19世纪美国女性小说：阐释策略》（19th Century American Women' s Novels:Interpretive Strategies,1990）以及尼娜·贝姆（Nina Baym）的《女权主义与美国文学史：论文集》（Feminism and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Essays,1992）。
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黑暗中的游戏：白人现象及文学想象》（Playing in the Dark: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1992）是修正主义跨文化文学史领域的一部关键作品。书中，作者主张了一种新范式，藉此展开美国文学史再思考。这种范式，就是美国文学及文化中非洲属性和黑人属性的存在。她宣称，美国文学是依赖于一种“真实或者虚构的非洲主义存在，才得以通过对照的方式创建出一种美国属性的感觉”。进而，她对白人作者和白人文化淹没了黑人的声音和文化、以至于“将冲突降格为‘空无一物的黑暗’、降格为方便地束缚起来并野蛮地加以消声、从而只剩下黑人身体”的方式感到担忧。这种担忧不仅是因为她将这种对黑人身体的隐喻性占有视为一种偷盗行为，还因为她将这种占有的后果视为“为黑人说话的主人叙事”，而不是让黑人为他们自己说话。其他研究隐藏在表象之下的黑人存在的评论家还有埃里克·洛特（Eric Lott）、迈克尔·诺金（Michael Rogin）、苏珊·古柏（Susan Gubar）和杰瑞德·加德纳（Jared Gardner），其作品《大师的构思：1787—1845美国文学的种族和创立》（Master Plots:Race and the Founding of an American Literature,1787—1845）探索了建立在种族纯洁的虚幻之上的民族身份问题。莫里森的观点影响到了非裔美国研究圈子之外的评论家们。就像莫里森看到非洲主义存在的作用一样，他们也看到了印第安、拉丁、犹太及女权主义存在的作用。例如莎伦·帕特里夏·荷兰（Sharon Patricia Holland）在其作品《唤醒死者：死亡与（黑人）主体性读解》（Raising the Dead:Readings of Death and ( Black) Subjectivity,2000）中，又将莫里森的学说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声称，包括印第安人、妇女和同性恋者在内的黑人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都是美国社会中一种“几乎不可言说”的存在。P.J.德罗里亚（Philip J.Deloria）在《充当印第安人》（Playing Indian,1998），S.M.汉多尔夫（Shari M.Huhndorf）在《以本土的方式：美国文化想象中的印第安人》（Going Native:Indians in the American Cultural Imagination,2001）以及乔舒亚·大卫·贝林（Joshua David Bellin）在《大陆的魔鬼：印第安人与美国文学雏形》（The Demon of the Continent:Indians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Literature,2001）中，都比喻性地描绘出了隐藏的印第安人存在及美国文学和文化中白人将“印第安属性”据为己有的情况。就女权主义及多元文化文学史的上述新范式，已有三部论文集问世，即由萨克文·伯科维奇编辑的《重建美国文学史》（Reconstructing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1986）以及由戈登·哈特纳（Gordon Hutner Gordon Hutner）编辑的《美国文学史读本》（The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Reader,1995）和《美国文学、美国文化》（American Literature,American Culture,1999）。
文学时期的界定问题，历来是传统方法下文学史研究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当我们走过20世纪后三分之一跨入到21世纪后，如何定义现代和后现代之类术语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学者们。他们常常疑问，这些词所描述的，究竟是一个文学时期、历史时期、文化时期，还是一种概念、一场美学运动、一种哲学，抑或是一种类型。在文学时期的重新评估方面，大量著述问世，其中不乏对美国文艺复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和美国哥特式文学中所包含的课题和文本的重新描绘和定义。围绕有关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进行的学术研究，为我们了解文学史领域争论的庐山真面目，提供了典型例证。
对于文学史家们来说，“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既会带来麻烦，也会带来机遇。之所以会带来麻烦，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不幸的或者并不总是有用的与现代主义的二分法。正如马乔里·帕尔罗夫（Marjorie Perloff）在《诗篇内外：紧急场合论文集》（Poetry On 
Off the Page:Essays for Emergent Occasions,1998）中所阐述的那样，后现代被假定为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并被视为对元叙事、怀旧和封闭等思想和美学“陷阱”——人们经常诟病现代主义坠入其中——的拒绝。在1971年撰写的《后现代主义：副批评书目》（POSTmodernISM:A Paracritical Bibliography，见1987年重印的《后现代转折：后现代理论及文化论文集》，The Postmodern Turn: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一文中，帕尔罗夫认为将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进行对照，部分应归功于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在哲学上的二分法），部分应归功于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在美学上的二分法）。大多数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史都对这种二分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后现代”因素和修辞其实并不新鲜，在“鼎盛现代主义”中早已有之。此外，在一度被解读为高度一致的某一时期、某一概念、某种美学或类型的核心之中，现代主义批评家们却不断发现并不一致的因素。甚至连T.S.艾略特这样被人们认为是现代主义“罪行”之缩影的人物，其作品也被人们解读出“后现代”成分。例如，他曾将“低级”和“市井”文化和语言引入到自己的诗作之中。迈克尔·比勒（Michael Beehler）在《T.S.艾略特、华莱士·史蒂文斯及差异话语》（T.S.Eliot,Wallace Stevens,and the Discourses of Difference,1987）中，启动了对艾略特的现代主义美学本质的再思考过程。迈克尔·诺斯（Michael North）也在《现代主义方言：种族、语言及20世纪文学》（The Dialect of Modernism:Race,Language and 20th-Century Literature,1994）中，通过展示艾略特等现代主义者对方言的运用及与黑人现代主义者的关系，赋予艾略特这样的现代主义者新的概念。詹姆斯·隆根巴赫（James Longenbach）在《现代主义之后的现代诗》（Modern Poetry After Modernism,1997）中，将美国后现代诗歌视为对现代主义的延伸而非批判，从而为研究美国后现代诗歌提供了一种新角度。其他研究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诗学问题的著作还有马乔里·帕尔罗夫的《诗歌许可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抒情诗论文集》（Poetic License:Essays on Modernist and Postmodernist Lyric,1990）和《21世纪现代主义：“新”诗学》（21st Century Modernism:The" New" Poetics,2002）、史蒂文·古尔德·阿克塞尔罗德（Steven Gould Axelrod）的《西尔维亚·普拉斯：语词的伤与疗》（Sylvia Plath:The Wound and the Cure of Words,1990）、温迪·斯塔拉尔德·弗洛里（Wendy Stallard Flory）的《美国的埃兹拉·庞德》（The American Ezra Pound,1989）、伦纳德·代尔比文（Leonard Diepeveen）的《变化中的声音：现代引用诗》（Changing Voices:The Modern Quoting Poem,1993）、玛丽娅·达蒙（Maria Damon）的《黑暗街头：美国先锋诗的空白》（The Dark End of the Street:Margins in American Vanguard Poetry,1993）、鲍勃·派勒曼（Bob Perelman）的《诗的边缘化：创作语言及文学史》（The Marginalization of Poetry:Language Writing and Literary History,1996）、托马斯·特拉维萨诺（Thomas Travisano）的《世纪中叶四重奏：毕肖普、洛威尔、贾雷尔、伯里曼及后现代美学的创建》（Midcentury Quartet:Bishop,Lowell,Jarrell,Berryman,and the Making of a Postmodern Aesthetic,1999）和迈克尔·诺斯的《解读1922年：重返现代场景》（Reading 1922:A Return to the Scene of the Modern,1999）。
现在有人会问，既然后现代这个术语甚至跟现代主义都无法产生清晰的彼此二分，那么，其用途何在？在《后现代的解释：1982—1985年通讯》（The Postmodern Explained:Correspondence,1982—1985,1992）中，利奥塔认为，后现代早已存在于现代之中。但尽管他一方面认为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同属于一个大的哲学运动，却仍然对二者进行了区分。他认为面对元叙事不可能、“真实”无以表现，报以遗憾反应的是现代主义艺术家，而报以高兴、自由、游戏和实验反应的则是后现代主义艺术家。”琳达·哈琴的《自恋型叙事体：元小说悖论》（Narcissistic Narrative:The Metafictional Paradox,1980）、《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虚构》（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History,Theory,Fiction,1988）和《后现代主义政治》（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1989）、布赖恩·麦克黑尔（Brian McHale）的《后现代主义小说》（Postmodernist Fiction,1987）以及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的《后现代主义，或者，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1991）确立了后现代主义的中心问题，并提供了供讨论用的术语。由马乔里·帕尔罗夫编辑的《后现代类型》（Postmodern Genres,1988）收录的论文以跨类型的手法探索了后现代主义，部分论文则探讨了后现代音乐、表演艺术、历史、摄影及安装艺术。
在其他文学时期、时代和运动方面，人们也从文学史方面进行了大量极具价值的研究。研究早期美国的一些有价值著作包括：萨克文·伯科维奇的《赞同的仪式：美国象征性构建中的转型》（The Rites of Assent:Transformations in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America,1993）、史蒂芬·卡尔·阿切（Stephen Carl Arch）的《对过去授权：17世纪新英格兰史修辞》（Authorizing the Past:The Rhetoric of History in 17th Century New England,1994）、K.M.布朗（Kathleen M.Brown）的《好老婆、糟女人和焦虑的族长：殖民时期弗吉尼亚的性别、种族和权力》（Good Wives,Nasty Wenches,and Anxious Patriarchs:Gender,Race,and Power in Colonial Virginia,1996）、M.J.科拉古西奥（Michael J.Colacurcio）的《学说与区别：新英格兰文学论文集》（Doctrine and Difference:Essays in the Literature of New England,1997）、安德鲁·德尔邦科（Andrew Delbanco）的《清教折磨》（The Puritan Ordeal,1989）、埃默里·埃利奥特的《剑桥早期美国文学入门》（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2002）和P.H.荣德（Philip H.Round）的《因本性和风俗而被诅咒的：跨大西洋民间话语及新英格兰文化生产，1630—1660》（By Nature and by Custom Cursed:Transatlantic Civil Discourse and New England Cultural Production,1630—1660,1999）。研究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著作有利昂·柴（Leon Chai）的《乔纳森·爱德华兹及启蒙哲学的局限性》（Jonathan Edwards and the Limits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1998）、吉姆·埃根（Jim Egan）的《授权体验：17世纪新英格兰写作中身体政治的重新定形》（Authorizing Experience:Refigurations of the Body Politic in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England Writing,1999）J.C.D·克拉克（J.C.D.Clark）的《自由的语言，1660—1832：盎格鲁美国世界中的政治话语和社会动态》（The Language of Liberty,1660—1832:Political Discourse and Social Dynamics in the Anglo American World,1994）、埃默里·埃利奥特的《独立战争中的作家：新共和国的文学和权威，1725—1810》（Revolutionary Writers:Literature and Authority in the New Republic,1725—1810,1982）、杰伊·弗里格尔曼（Jay Fliegelman）的《宣布独立：杰弗逊、自然语言及表演文化》（Declaring Independence:Jefferson,Natural Language,and the Culture of Performance,1993）、R.A.弗格森（Robert A.Ferguson）的《美国启蒙运动，1750—1820》（The American Enlightenment,1750—1820,1997）、E.G.格雷（Edward G.Gray）的《新大陆通天塔：早期美国的语言及民族》（New World Babel:Language and Nations in Early America,1999）、苏珊·贾斯特尔（Susan Juster）的《混乱的妇女：独立战争期间新英格兰的性别政治和福音主义》（Disorderly Women:Sexual Politics and Evangelicalism in Revolutionary New England,1994）、简·卡门斯基（Jane Kamensky）的《对语言的统治：早期新英格兰的言语政治》（Governing the Tongue:The Politics of Speech in Early New England,1997）、M.P.克雷默（Michael P.Kramer）的《想象美国的语言：从独立战争到内战》（Imagining Language in America: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1992）和G.B.纳什（Gary B.Nash）的《种族与独立》（Race and Revolution,1990）。
关于19世纪美国创作的学术研究中，有很多以传统大师为主题。其中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和马克·吐温（Mark Twain）等作家受到极大关注，例如赫舍尔·帕克（Hershel Parker）的《赫尔曼·麦尔维尔传第一卷及第二卷》（Herman Melville:A Biography,vols.I and I,1996及2002）以及维奥拉·萨克斯（Viola Sachs）的《从法国角度看想象大师麦尔维尔》（L' imaginaire Melville:A French Point of View,1992）。除此之外，有关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哈莉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以及女作家凯特·肖邦（Kate Chopin）和查尔斯·切斯纳特（Charles Chesnutt）这样的有色人种作家的著述，也大有增加。研究“美国文艺复兴”的作品有萨克文·伯科维奇和米拉·杰伦（Myra Jehlen）的论文集《意识形态与古典美国文学》（Ideology and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1986）、R.H.布洛德海德（Richard H.Brodhead）的《文学的文化：19世纪美国的阅读及写作情景》（Cultures of Letters:Scen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in 19th Century America,1993）、米拉·杰伦的《美国的化身：个人、民族及大陆》（American Incarnation:The Individual,the Nation,and the Continent,1986）、辛迪·温斯登（Cindy Weinstein）的《劳动的文学与文学的劳动：19世纪美国小说的寓言》（The Literature of Labor and the Labors of Literature:Allegory in 19th Century American Fiction,1995）、约翰·卡洛斯·劳（John Carlos Rowe）的《爱默生墓旁：古典美国文学的政治》（At Emerson' s Tomb:The Politics of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1997）、蒂默西·鲍威尔（Timothy Powell）的《残忍的民主：美国文艺复兴的多元文化解释》（Ruthless Democracy:A Multi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2000）、沃尔特·本·迈克尔斯（Walter Benn Michaels）和D.E.皮斯（Donald E.Pease）编辑的论文集《美国文艺复兴新解》（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Reconsidered,1985）以及小A.L.艾克尔曼（Alan L.Ackerman Jr.）的《袖珍剧场：美国文学及19世纪戏剧》（The Portable Theater: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tage,1999）。
研究世纪之交的作品有玛莎·班塔（Martha Banta）的《想象美国妇女：文化史中的思想与理想》（Imagining American Women:Idea and Ideals in Cultural History,1987）、《量体裁衣的生活：泰勒、范布伦和福特时代的叙事体创作》（Taylored Lives:Narrative Production in the Age of Taylor,Veblen,and Ford,1993）和《野蛮的交流：操行文化漫画1841—1936》（Barbaric Intercourse:Caricature and the Culture of Conduct 1841—1936,2002）、迈克尔·大卫特·贝尔（Michael Davitt Bell）的《美国现实主义的问题：文学理念文化史研究》（The Problem of American Realism:Studies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a Literary Idea,1993）、安娜·达西尔（Anne DuCille）的《配对惯例：性别、文本和黑人妇女小说中的传统》（The Coupling Convention:Sex,Text,and Tradition in Black Women' s Fiction,1993）、弗兰西斯·史密斯·福斯特（Frances Smith Foster）的《自我写就：非裔美国妇女的文学创作1746—1892》（Written by Herself:Literary Production by African American Women 1746—1892,1993）、法拉赫·杰思敏·格里芬（Farah Jasmine Griffin）的《“谁放你飘扬”：非裔美国移民叙事》（" Who Set You Flowin" :The African American Migration Narrative,1995）、盖尔斯·耿（Giles Gunn）的《美国思想纵横谈：意识形态、学术及新实用主义》（Thinking Across the American Grain:Ideology,Intellect,and the New Pragmatism,1991）、萨米·卢德维格（Sami Ludwig）的《实用现实主义：美国现实主义文本的认知范式》（Pragmatist Realism:The Cognitive Paradigm in American Realist Texts,2002）、沃尔特·本·迈克尔斯的《黄金标准与自然主义逻辑：世纪之交的美国文学》（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Logic of Naturalism:American Literatur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1987）、S.L.米祖奇（Susan L Mizruchi）的《历史知识的力量：讲述霍桑、詹姆斯和德莱塞的过去》（The Power of Historical Knowledge:Narrating the Past in Hawthorne,James,and Dreiser,1988）、卡尔拉·彼得森（Carla Peterson）的《“语词实干家”：非裔美国女作家发言人及北方作家（1830—1880）》（" Doers of the Word" :African American Women Speakers and Writers in the North ( 1830—1880) ,1995）、瓦莱丽·史密斯（Valerie Smith）的《非裔美国叙事体的自我发现和权威》（Self Discovery and Authority in Afro-American Narrative,1987）及玛丽·海伦·华盛顿（Mary Helen Washington）的《臆造的生活：黑人妇女叙事，1860—1960》（Invented Lives:Narratives of Black Women 1860—1960,1987）。
近年，以20世纪文本和作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著作有迈克尔·沃克瓦德（Michael Awkward）的《求同存异：种族、性别和定位政治》（Negotiating Difference:Race,Gender,and the Politics of Positionality,1995）、R.J.考伯（Robert J.Corber）的《冷战时期美国的同性恋：雄性的抵抗与危机》（Homosexuality in Cold War America:Resistance and the Crisis of Masculinity,1997）、T.M.戴维斯（Thadious M.Davis）的《哈莱姆文艺复兴小说家内娜·拉尔森：揭开一个女人的一生》（Nella Larsen,Novelist of the Harlem Renaissance:A Woman' s Life Unveiled,1994）、迈克尔·邓宁（Michael Denning）的《文化前沿：20世纪美国文化的分娩》（The Cultural Front:The Laboring of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1996）、安·道格拉斯（Ann Douglas）的《恐怖的诚实：20世纪20年代的混血曼哈顿》（Terrible Honesty:Mongrel Manhattan in the 1920s,1995）、安娜·达西尔的《换肤交易》（Skin Trade,1996）、伊莲·弗兰兹堡（Hilene Flanzbaum）编辑的论文集《大屠杀的美国化》（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Holocaust,1999）、菲利普·布赖恩·哈勃（Philip Brian Harper）的《难道我们不是男人？：男性焦虑及非裔美国身份的问题》（Are We Not Men? :Masculine Anxiety and the Problem of African-American Identity,1996）和《私事密行：社会关系文化中的关键性冒险》（Private Affairs:Critical Ventures in the Culture of Social Relations,1999）、特鲁迪埃·哈里斯（Trudier Harris）的《门廊的威力：左拉·尼尔·赫斯顿、格洛丽娅·泰勒和兰达尔·克南的故事讲述技艺》（The Power of the Porch:The Storyteller' s Craft in Zora Neale Hurston,Gloria Naylor,and Randall Kenan,1996）、C.E.亨德森（Carol E.Henderson）的《划伤黑人身体：非裔美国文学的种族及再现》（Scarring the Black Body:Race and Representation in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2002）、迈·亨德森（Mae Henderson）编辑的论文集《边界、界限及框架：文化批评及文化研究论文集》（Borders,Boundaries,and Frames: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and Culture Studies,1995）、保罗·劳特尔（Paul Lauter）的《作品与语境》（Canons and Contexts,1991）、乔治·里普西兹（George Lipsitz）的《时间通道：集体记忆与美国通俗文化》（Time Passages:Collective Memory and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1990）和《危险时刻的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 in a Moment of Danger,2001）、沃尔特·本·迈克尔斯的《我们的美国：本土意识、现代主义和多元化》（Our America:Nativism,Modernism,and Pluralism,1995）、斯蒂芬·迈洛斯（Steven Mailloux）的《接受历史：修辞、实用主义和美国文化政治》（Reception Histories:Rhetoric,Pragmatism,and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1998）、V.K.巴顿（Venetria K.Patton）的《枷锁下的妇女：黑人妇女小说中的奴隶制遗产》（Women in Chains:The Legacy of Slavery in Black Women' s Fiction,2000）、约翰·瓦伦·布里奇（John Whalen-Bridge）的《政治小说及美国自我》（Political Fiction and the American Self,1998）和大卫·维亚特（David Wyatt）的《五把火：种族、浩劫及加州的形成》（Five Fires:Race,Catastrophe,and the Shaping of California,1997）。
对包括演讲、修辞、哲学和法律文件等一度被遗忘和边缘化的文类重新加以整合，是文学史上的一大潮流。例如，在《美国宣言：美国文化史中的反叛与忏悔》（American Declarations:Rebellion and Repentance in American Cultural History,1999）中，哈罗德·布什（Harold Bush）探索了美国演讲史范围内的一种“进行中的文化对话”。他认为，这种对话在美国文学和文化中占有核心地位，处于一种广义的美国式、基督式忏悔神话之中，既含有保守派的声音，也含有自由人士的声音。布什的观点是，这种忏悔神话源于圣经和基督思想，在《独立宣言》中也体现出了美国属性，因而有着足够的广度，可以同时激发保守派和自由派的热情。其他研究文学和法律交叉影响的著作有夭·彻·蒂莫克（Wai Chee Dimock）的《正义余波：文学、法律和哲学》（Residues of Justice:Literature,Law,Philosophy,1996）、R.A.弗格森（Robert A.Ferguson）的《美国文化中的法律与文学》（Law and Letters in American Culture,1984）、布鲁克·托马斯（Brook Thomas）的《美国文学现实主义及未履行的合同诺言》（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 and the Failed Promise of Contract,1997）和普丽西拉·沃尔德（Priscilla Wald）的《美国人的构成：文化焦虑与叙事形式》（Constituting Americans:Cultural Anxiety and Narrative Form,1995）。
主题批评
文学史方面，对文学时期的重点研究从未间断过。同时，一种很久以前就受到置疑的文学史类型也复活了，那就是以主题为焦点的研究。现在就声称主题史或思想史研究已经归来，可能稍嫌夸张。但是至少，从 A.O.那夫乔伊（Arthur O.Lovejoy）的《伟大的存在链：思想史研究》（The Great Chain of Being: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1936）来看，对思想、主题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已经以崭新、复杂而具体的形式，开始了健康复苏的进程。当然，20世纪末 21世纪初的思想和主题研究与过去相比，还是截然不同的。过去的思想和主题批评强调连续性和统一性，而当代则将注意力集中在历史和哲学的非连续性上，并试图对具有哲学性的内容“重新体现”，而使之成为历史。这种研究的结果很有说服力，很有影响力，却也大受争议。此外，它还催生了大量话题各异的著作，内容包括宗教、精神、环境、童年及各种新形式的文学史和文化史。
以主题为焦点的批评也是一种经历过某种复苏且较古老的文学批评形式。但现在，这种批评已应用到诸如身体、书本、“奇迹”和“童年”之类此前未曾探索过的话题和主题之上。沃纳·所罗斯（Werner Sollors）的论文集《主题批评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matic Criticism,1993）既展示了这种有趣的主题批评的复苏，也展示了对此一直挥之不去的理论怀疑。这种怀疑，在G.S.杰伊的《美国文学及文化大战》（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ulture Wars,1997）一书中，也同样得到了表现。但是，主题研究已然回归，而且还用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批评的理论武装了起来。在主题研究复苏的情况下，试探性地提出一种主题研究方法，以促进美国文学的新型多元化研究，就有了某种希望。例如，从未间断过的儿童文学的研究现在已经成了一种跨学科领域，涵盖了“童年研究”、“女孩研究”和“家庭空间与家庭成员研究”等方向。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是茹杰斯大学儿童与童年研究中心。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P.S.法斯（Paula S.Fass）和玛丽·安·梅森（Mary Ann Mason）编辑的论文集《童年在美国》（Childhood In America,2000）、J.R.金蔡德（James R.Kincaid）的《情欲童真：儿童骚乱的文化》（Erotic Innocence:The Culture of Child Molesting,1998）、迈克尔·穆恩（Michael Moon）的《一个小男孩及其他：从亨利·詹姆斯到安迪·沃霍尔的美国文化中的模仿与独创》（A Small Boy and Others:Imitation and Initiation in American Culture from Henry James to Andy Warhol,1998）、R.O.萨克斯顿（Ruth O.Saxton）编辑的论文集《女孩：女作家当代小说中的女孩构建》（The Girl:Constructions of the Girl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by Women,1998）和盖尔·舒曼克·默里（Gail Schmunk Murray）的《美国儿童文学及童年的构建》（American Children' s Litera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hood,1998）。专注于家庭观念和母性研究的作品有吉莉安·布朗的《国内个人主义：19世纪的美国自我想象》（Domestic Individualism:Imagining Self in 19th Century America,1990）、S.A.史密斯（Stephanie A.Smith）的《自由所孕育的：母亲形象与19世纪美国文学》（Conceived By Liberty:Maternal Figures and 19th 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1994）和洛拉·罗梅罗（Lora Romero）的《家庭前沿：美国南北内战前的家庭生活及其批评家》（Home Fronts:Domesticity and Its Critics in the Antebellum United States,1997）。
在主题批评中，环境批评是一个新兴领域。它研究的对象，是环境对文学作品的影响，以及富有想象力或讲究修辞的作品对环境的影响。环境批评包罗万象，可以是以城市或某地区环境的描写为主的文学史，也可以是一部作品的生态批评，如劳伦斯·布约尔（Lawrence Buell）的《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写作及美国文化的形成》（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Thoreau,Nature Writing,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1995）。生态批评另外两部著作分别是布约尔的《为濒危世界写作：美国文学、文化、环境及其他》（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 Environment in the U.S. and Beyond,2001）和由彻里尔·格洛特菲尔蒂（Cheryll Glotfelty）和哈罗德·弗罗姆（Harold Fromm）编辑的《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1996）。在当前对建筑艺术、城市、太空和想象世界研究的著作里，有三部典范性作品，分别是理查德·雷汉（Richard Lehan）的《文学中的城市：学术与文化史》（The City in Literature: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1998）、赛西丽娅·蒂希（Cecilia Tichi）的《民族的体现：美国各地人的形式》（Embodiment of a Nation:Human Form in American Places,2001）和凯瑟琳·朱尔卡（Catherine Jurca）的《白人散居地：郊区与20世纪小说》（White Diaspora:The Suburb and the Twentieth-Century Novel,2001）。
《彼此孤立的领域可以休矣！》
当一种相对传统的文学史类型仍在产出丰富且多样化的产品时，最新的文学批评的主方向已经拐了一个弯，走上了被称为“彼此孤立的领域可以休矣”的道路。标志着文学批评离开“彼此孤立的领域”，走向融合型研究道路的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由 C.N.戴维森（Cathy N.Davidson）编辑的《美国文学》1998年特刊，名称就叫做《彼此孤立的领域可以休矣！》（No More Separate Spheres! ）而且，同名专著也于2002年出版了。在这期具有高度影响力的专刊中，戴维森呼吁重新评价过去那种分野森严、将女性作品划入一个独立领域进行孤立的研究的做法。这种做法通过“性别二重对立”观点来组织研讨，使得在讨论“独立领域的范式，特别是种族、性征、阶级、地区、宗教、职业和其他变量”时，本可以加以综合而获得极大成果的希望化成了泡影。戴维森于是呼吁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对性别问题和其他众多的问题和范畴重新进行思考，将过去分别孤立地在各研究领域取得的有关性别的建设性成果综合起来。戴维森的专刊收入了一些新的重量级学者的论文，如朱迪思·费特莱（Judith Fetterley）、马乔里·普赖斯（Marjorie Pryse）、小J.F.阿兰达（Jose F.Aranda Jr.）、劳伦·伯兰特（Lauren Berlant）和艾米·凯普兰（Amy Kaplan）。作为专著单独出版时，戴维森又增加了两篇文章，即伊丽莎白·伦克尔（Elizabeth Renker）颇受争议的《赫尔曼·麦尔维尔、打老婆及已写完的一页》（Herman Melville,Wife Beating,and the Written Page，《美国文学》第66期， 1994年3月）和莫里斯·华莱士（Maurice Wallace）的《构造黑人男子气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B.T.华盛顿、非裔美国自传的次极限》（Constructing the Black Masculine:Frederick Douglass,Booker T.Washington,the Sublimits of African American Autobiography，原载于《主题及公民：从噢荣奴考到安妮塔·希尔的民族、种族和性别》（Subjects and Citizens:Nation,Race,and Gender from Oroonoko to Anita Hill），由迈克尔·穆恩和凯茜·N·戴维森于 1995年编辑）。
种族与种族性
戴维森要美国文学研究在性别问题上走综合型道路的呼吁，与早些时候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的《黑色的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The Black Atlantic: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1993）所产生的影响不谋而合。该书激活了对种族问题的研究，其方式，与戴维森激活对性别问题的研究别无二致。吉尔罗伊的著作是建立在W.E.B.杜波伊斯（W.E.B.Du Bois）和C.L.R詹姆斯（C.L.R.James）的作品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对杜波伊斯双重意识概念的借用，并用这种概念，对种族和种族性一成不变的看法从理论上加以拒绝。吉尔罗伊认为，“种族绝对论”和“文化的完整性和纯洁性”皆源于民族主义，这种论调忽视了文化的穿透能力，是有缺陷的，于是他便对这两个概念加以拒绝。他呼吁在研究种族和文化的问题时要有更宽广的胸怀，要建立在混合、混血、双重意识和融合的理论之上。吉尔罗伊研究“超出种族话语并避免被代理人所俘获的文化转变和无休止的（不）连续性的进程”的企图，似乎也是受了玛丽·路易丝·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著作《帝国的眼睛：旅游文学与文化转变》（Imperial Eyes: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1992）启示的结果。同样，对吉尔罗伊有重要影响的还有众多拉美评论家的作品。最先是20世纪40年代古巴社会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兹（Fernando Ortiz），后来是20世纪70年代的乌拉圭文学评论家安吉尔·拉马（Angel Rama），最后则是20世纪80年代奇卡诺（即墨西哥裔美国的）女诗人和评论家格洛丽娅·安莎迪娅（Gloria Anzaldua）。尽管美国作家的旅游文学并非普拉特的首要研究对象，但她对早期拉丁美洲和欧美文本的详尽解读，在欧美旅游文学和奴隶文学之间找到了有用的关联。她的努力，在对美国文学进行批评时极为有用。她的研究焦点是“接触区”，即那些“大相径庭的文化之间发生遭遇、冲突和斗争”的社会空间。她研究的，是她觉察到的一种非对称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就是欧洲、欧美和本土作家借以通过旅游文学构建“本国主题”的根源。她揭示了这些结构复杂的融合情况，以及帝国性和反帝国性旅游文学的内涵。她的研究超越了学科界限，找回了由早期殖民题材创造、且以之为题材的早已丢失或遗忘的文本。另一部关于早期“接触区”的重要著作是史蒂芬·格林布拉特的《令人惊异的财富：新世界的奇迹》（Marvelous Possessions:The Wonder of the New World,1991）。该书探究了在“历史大发现时代”欧洲人应用奇迹、惊异的审美来体验并描绘了土著美洲人，这一审美反过来让欧洲人操纵、殖民、剥削、并占有了土著美洲人及他们的文化。
在吉尔罗伊之前，另有一位研究非洲文化和非洲属性对美国黑人和白人作家的影响的人物，即史学家斯特林·斯塔基（Sterling Stuckey）。他的开山之作是《奴隶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及黑美洲的基础》（Slave Culture:Nationalist Theor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Black America,1987），随后又出版了《穿越风暴：历史上非裔美洲的影响》（Going Through the Storm:The Influence of African American Art in History,1994）。在这两部作品中，斯塔基探究了包括舞蹈、音乐、诗歌和民间传说在内的非洲文化形式对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W.E.B.杜波伊斯、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和赫尔曼·麦尔维尔等各种风格迥异的美国作家和艺术家的影响。在《奴隶文化》（Slave Culture）一书第一章中，斯塔基说明了非洲精神舞蹈和站圈叫喊的艺术形式对美国艺术和文化创作的持久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甚至在进入20世纪后还影响了很长一段时间。斯塔基认为，源于非洲奴隶文化的历史需要，产生了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美感。这种美感，一直存在于很多非裔和欧裔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之中。斯塔基和与他作了相似研究工作的埃里克·桑奎斯特（Eric Sundquist）提出，非洲文化的修辞和行为传统仍然存在，并没有被完全转变或融合掉。在《唤醒各民族：美国文学形成过程中的种族问题》（To Wake the Nations:Race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Literature,1993）中，桑奎斯特试图超越融合理论，进行一些更为艰难的实际工作，来研究非裔美国文化对具有多文化特质的美国文学创作的影响。桑奎斯特拒绝把它们作为孤立的领域进行研究，而是将美国黑人文学和白人文学从本质上当作同一种传统加以解读。此外，谢利·费希尔·费希金（Shelley Fisher Fishkin）在《哈克贝里是黑人？：马克·吐温及非裔美国人的声音》（Was Huck Black? :Mark Twain and African American Voices,1993）中声称，哈克贝里那种明显的市井语言的原型，是一位名叫杰米的非裔美国青年的黑人语言，马克·吐温曾为此人写过札记。因此，桑奎斯特、斯塔基和费舍金都不约而同地指出，非洲属性——非洲口语、文化、音乐、知识和修辞形式——对美国文化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也对美国文学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同样， H.A.贝克尔（Houston A.Baker）的《布鲁斯、意识形态及非裔美国文学：一种本国的理论》（Blues,Ideology,and Afro-American Literature:A Vernacular Theory,1984）、《现代主义与哈勒姆复兴》（Modernism and the Harlem Renaissance,1987）和《精神的作用：非裔美国妇女创作中的诗学》（Workings of the Spirit:A Poetics of Afro-American Women' s Writing,1991）、小亨利·路易丝·盖茨（Henry Louis Gates,Jr.）的《指称的猴子：一种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The Signifying Monkey:A Theory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1988）以及朱迪丝·杰克逊·弗赛特（Judith Jackson Fossett）和J.A.塔克尔（Jeffrey A.Tucker）共同编辑的《种族意识：新世纪的非裔美国人研究》（Race Consciousness:African-American Studies for the New Century,1997）也是研究上述问题的。
受到吉尔罗伊、普拉特等在融合性这一大领域内的研究影响的批评家大有人在，约瑟夫·罗奇（Joseph Roach）即为其一。他比较重视表现理论，将其带到了融合和跨文化研究之中。在《死亡城市：环大西洋行为》（Cities of the Dead:Circum-Atlantic Performance,1996）中，罗奇在他称为环大西洋的整个环境中，研究了记忆、遗忘、历史、行为和失却这些相互关联的话题。他所说的环大西洋，指是的被欧洲、非洲和南北美洲所包围的这一后民族区域。文化移民、融合、行为性和记忆等相互关联的问题，令罗奇很感兴趣。他认为，记忆是液态的、是行为性的、是具有想象力的、是被他物体现出来的，并认为“文化通过一种过程繁殖并重新创造自己，而对这一过程的最佳称谓是‘代理’（surrogation）”。他进一步指出，行为使文化内交际和跨文化交际成为可能。而创建现代文化的核心，是非洲、欧洲和南北美洲的“居民离散和种族灭绝史”。
另一本研究种族和融合问题的著作，是埃里克·洛特的《爱情与偷盗：扮演黑人的吟游技艺和美国工人阶级》（Love and Theft:Blackface Minstrelsy and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1993）。该作品的研究角度，即使算不上是后民族主义的，也是行为主义的。洛特集中研究了吟游诗人的表演。他发现，由白人扮演黑人显示出某种心理上的冲突。既有欲望，更有恐惧；既有侵犯，更有牵制；既有种族主义，更有同情心和联络欲。按照洛特的看法，吟游诗人的表演“源自白人意识中无法摆脱的黑人（男性）身体”，从而揭示出白人对黑人大量复杂的社会和心理态度，包括“恐慌、焦虑、恐怖和快感”。洛特的跨学科研究说明，不能仅把白人扮演黑人视为简单的种族主义表演，还应该把它解读为“试图具有‘黑人’特征和展示肤色界限的可跨越性的独特欲望的表现”，从而把它视为跨种族和跨文化融合的潜在力量。吟游诗人的表演是一种行为，它的作用就是冲破白人的力量，“以安全的方式促进原本受到严格限制和管制的文化进行能量交流”。以扮演黑人的方式逃避白人中产阶级的世俗限制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行动。这种行动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如在埃米能（Eminem）这样的白人说唱者中仍有体现。
研究上述20世纪文化融合问题的学者为数众多，迈克尔·诺金和乔治·里普西兹是其中的两位。在《黑色的脸、白色的声音：好莱坞熔炉中的犹太移民》（Blackface,White Noise:Jewish Immigrants in the Hollywood Melting Pot,1996）一书中，诺金将洛特有关白人扮演黑人的观点扩展到了美国电影及犹太裔美国演员和制片商中，后者将这种类型用于新的媒体和语境。诺金先研究了在美国由白人扮演黑人的起源，然后通过艾尔·乔尔逊（Al Jolson）这样的犹太演员归化于美国文化“为移民美国化服务”为例，探究了各种使用吟游诗人的形式。在诺金的作品中，“妈咪”和“山姆叔叔”这对孪生人物极为重要。这两个人物暴露出同化中的犹太人以及其他美国移民那种想望与排斥并存的矛盾心理。他们都想象着能够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既与美国文化同化，又保持自己家庭、道德和宗教的独特性。乔治·里普西兹在《时间通道：集体记忆与美国通俗文化》（Time Passages:Collective Memory and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1990）和《危险的十字路口：通俗音乐、后现代主义及地方诗学》（Dangerous Crossroads:Popular Music,Postmodernism,and the Poetics of Place,1994）两书中，通过对从新奥尔良四旬斋前的狂欢节最后一天的印第安人到电影、摇滚乐、瑞格舞、节拍舞及电影等文化形式的研究，探索了上述很多问题。苏珊·古柏的《种族改变：美国文化中的白皮肤、黑脸庞》（Racechanges:White Skin,Black Face in American Culture,1997）考查了美国文学、电影、视觉艺术和新闻中的“跨种族扮演和模仿”问题。古柏对白人占有和模仿非洲文化形式现象进行了研究，研究范围从不登大雅之堂的白人扮演黑人，到尊贵时尚的现代尚古主义对非洲文化形式的采用。对以上新研究领域，下述论文集也极有用：多萝西娅·费彻·荷尔南（Dorothea Fischer-Hornung）和海克·拉菲尔·赫尔南德斯（Heike Raphael-Hernandez）编辑的《掌握自己的：美国多民族文学视角》（Holding Their Own:Perspectives on the Multi-Ethnic Literatures of the United States,2000）、特里萨·阿尔维斯（Teresa Alves）、特里萨·西得（Teresa Cid）和亨兹·艾克斯达特（Heinz Ickstadt）编辑的《仪式与盛典：表演美国文化》（Ceremonies and Spectacles:Performing American Culture,2000），以及亨兹·艾克斯达特编辑的《跨越边界：多元文化社会的文化内和跨文化交流》（Crossing Borders:Inner-and Intercultural Exchanges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1997）。
这种以融合和跨文化为焦点的研究种族、文化的新思路，并不仅局限于研究非裔和欧裔混血的作品。聚焦于拉丁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本土美国人及其他种族融合问题的成果丰硕的作品也不断涌现。还涌现其他的作品，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拒绝了早期研究中那种从欧洲到美洲的单向影响理论，对欧美/美国的文化影响问题进行修正和重新解释。这种新的跨大西洋思路倾向于多向影响的理念，认为文化形式和概念实际上是在大西洋两岸双向流动的，以一种丰富和复杂的异花受粉式相互作用。例如，利昂·柴的《美国文艺复兴的浪漫主义基础》（The Romantic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1987）一书研究了欧洲文化、哲学和文学对19世纪美国作家产生的无数影响。在解读欧洲影响问题上，柴氏的著作尽管非常传统，认为欧洲的影响主要是单向的，但这部作品的价值，在于它的全面性以及避免对欧洲影响作目的论解读的做法。罗伯特·韦斯布赫（Robert Weisbuch）的《越洋出卖：爱默生时代的美国文学与英国影响》（Atlantic Double-Cross:American Literature and British Influence in the Age of Emerson,1986）一书提供了对跨大西洋影响的又一种解读方式。这种方式采用了哈罗德·布鲁姆关于影响的心理学理论，使欧洲影响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韦斯布赫的主要观点是，美国作家面临着一种“影响的焦虑”，力图将在美国文学及文化材料中感受到的虚弱之处变成强势所在，并对主要的英国文本进行误读和误解，以此来对抗英国人的自大和排外。（换言之，就是进行了一次布鲁姆式斗争。）最后一位，保罗·盖尔斯（Paul Giles）在《大西洋彼岸的暴动：英国文化及美国文学的形成，1730—1860》（Transatlantic Insurrections:British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1730—1860,2001）和《虚拟南北美洲：跨民族小说与跨大西洋想象》（Virtual Americas:Transnational Fictions and the Transatlantic Imaginary,2002）中也展示了对文化影响的一些极具建设意义的跨大西洋解读方法。盖尔斯以充满悖论的方式主张，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的民族文化和文学身份，自身的形成都有赖于与对方的相互影响。
骆里山（Lisa Lowe）的《移民行为：论亚裔美国文化政治》（Immigrant Acts:On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1997）是研究亚裔美国文学和文化融合问题的一部重要理论著作。洛声称，亚裔美国移民被视作永久的“内部外来人”。因此，他们所处的环境“延迟并置换了暂时同化的可能性。”由于这种永久性区别，亚裔美国文化在美学和哲学意义上就成了一种另类场所，与世界大同的国民身份形成了矛盾。因此，洛得出结论说，要理解美国作为一种文化、一个民族的“种族化了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就应以理解美国的亚洲移民为基础”。另一部以跨民族和性别观点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的作品，是 R.C.李（Rachel C.Lee）的《亚裔美国文学描述的南北美洲：民族与跨民族的性别小说》（The Americas of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Gendered Fictions of Nation and Transnation,1999）。李认为，对亚裔美国文学的研究历来是以种族主题占主流的。其结果，便是她认为本该更具中心意义的家庭、性别角色、性特征和血亲关系被边缘化了。李因此认为，在研究亚裔美国文学时，应采取新思路，将焦点放在性别和性特征上，并以跨太平洋和跨半球的后民族主义方式重新考虑“美国属性”这一问题。在这一研究领域的众多成果中，其他著作还有张敬珏（King-Kok Cheung）的《跨种族亚裔美国文学手册》（An Interethnic Companion to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1997）、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的《民族主义与文学：来自菲律宾和新加坡的英语创作》（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English-language Writing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Singapore,1993）和《用英语写下东南亚：言不由衷：亚洲英语文学焦点》（Writing S.E/Asia in English:Against the Grain:Focus on Asian English-language Literature,1994）、G.Y.冲广（Gary.Y.Okihiro）的《边缘与主流：美国历史文化中的亚洲人》（Margins and Mainstreams:Asians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1994）、黄秀玲（Sau-ling,Cynthia.Wong）的《解读亚裔美国文学：从必需品到奢侈品》（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1993）、特莱塞·山本（Traise Yamamoto）的《用面具掩饰自我：日裔美国妇女、身份及身体》（Masking Selves,Making Subjects:Japanese American Women,Identity,and the Body,1999）、朱蓓章（Patricia,P.Chu）的《同化亚洲人：亚裔美国作家的性别策略》（Assimilating Asians:Genaerea Strategies of Authorship in Asian America）（2000）、郑安玲（Anne Anlin Chang）的《忧郁的种族》（The Melancholy of Race,2001）、由D.L.恩（David,L.Eng）和A.L.霍恩（Alice Y.Hom）编辑的论文集《亚裔美国同性恋问答》（Q A:Queer in Asian American,1998）以及由R.G.戴维斯（Rocio G.Davis）和伍德尧（Sami Ludwig）编辑的论文集《国际语境下的亚裔美国文学：小说、诗歌和表演解读》（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Readings on Fiction,Poetry and Performance,2002）。
在融合、跨文化、边界地域、混血儿及奇卡诺文学和文化代码转换等问题上，硕果累累。这一领域最有影响、最具独创性的成果，是格洛丽娅·安莎杜阿（Gloria Anzaldua）的《边界：新女混血儿》（Borderlands/La Frontera:The New Mestiza,1987）。该书目前已被奉为拉丁边界研究、文化研究、女权主义研究和女性同性恋理论的经典之作。安莎杜阿对边界的研究既是字面意义上的，也是象征意义上的。说是字面意义，是因为她的研究对象是美墨边界。说是象征意义，是因为她研究的是当两个民族或阶级相互接触时、当“两个个体因关系亲密造成相互之间距离缩短”时出现的“心理边界、性别边界及精神边界”。对奇卡诺作家研究同样具有价值的作品有A.E.昆塔娜（Alvina E.Quintana）的《家中女孩：奇卡诺女性文学的声音》（Home Girls:Chicana Literary Voices,1996）。何塞·大卫·索尔代瓦（Jose David Saldivar）的《边界问题：重绘美国文化研究地图》（Border Matters:Remapping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1997）的研究范围非常宽广，涉及到边界和跨国界问题，使“美国研究中的批评范式脱离了移民、同化和民族性的直线式叙事”，走向了对后民族主义或跨民族空间中移民、跨界和生活的关注。这方面的其他著作还有他的《我们的美国辩证法：宗谱、文化批评及文学史》（The Dialectics of Our America:Genealogy,Cultural Critique,and Literary History,1991）和雷蒙·索尔代瓦（Ramon Saldivar）的《奇卡诺叙事体：差别的辩证法》（Chicano Narrative:The Dialectics of Diffence,1990）。有两部著作将上述边界概念应用到了诗歌研究中，分别是拉菲尔·佩雷斯·托雷斯（Rafael Perez-Torres）的《奇卡诺诗歌诸运动：与神话斗、与边缘斗》（Movements in Chicano Poetry:Against Myths,Against Margins,1995）和阿尔弗雷德·阿尔提加（Alfred Arteaga）的《奇卡诺诗学：异质文本和融合问题》（Chicano Poetics:Heterotexts and Hybridities,1997）。
本土美洲文学、历史和文化研究方面的几部重要作品是波拉·耿·艾伦（Paula Gunn Allen）的《神箍：找回美洲印第安传统中的女性特征》（The Sacred Hoop:Recovering the Feminine in American Indian Traditions,1986）、埃里克·加里·安德森（Eric Gary Anderson）的《美国印第安文学和西南部：语境与配置》（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and the Southwest:Contexts and Dispositions,1999）、海伦·卡尔（Helen Carr）的《发明美国原始人：美洲本土文学传统的政治、性别和体现，1789—1936》（Inventing the American Primitive:Politics,Gender,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tive American Literary Traditions,1789—1936,1996）、阿诺德·克鲁帕特（Arnold Krupat）的《转向本土人：批评与文化研究》（The Turn to the Native:Studies in Criticism and Culture,1996）和《边缘上的声音：美国本土文学及作品》（The Voice in the Margin: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Canon,1989）、谢丽尔·沃克（Cheryl Walker）的《印第安民族：本土美洲文学和19世纪民族主义》（Indian Nation: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19th Century Nationalisms,1997）、杰拉德·维伦诺（Gerald Vizenor）的《显然之礼：残存的后印第安斗士》（Manifest Manners:Postindian Warriors of Survivance,1994）和《亡命姿态：美洲印第安土著的缺失与存在场景》（Fugitive Poses:Native American Indian Scenes of Absence and Presence,1998）、杰士·维弗尔（Jace Weaver）的《假设人活着：本土美洲文学及本土美洲群落》（That the People Might Live: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s and Native American Community,1997）、H.E.维丝（Hilary E.Wyss）的《创作中的印第安人：早期美洲的识字、基督教和本土群落》（Writing Indians:Literacy,Christianity,and Native Community in Early America,2000），还有三部论文集：由安德鲁·韦吉特（Andrew Wiget）编辑的《美洲本土文学评论集》（Critical Essays on Native American Literature,1985）、由苏·艾伦·雅各布斯（Sue-Ellen Jacobs）编辑的《双重精神的人民：本土美洲人的性别身份、性别特征和精神特征》（Two-Spirit People:Native American Gender Identity,Sexuality,and Spirituality,1997）和由海伦·杰士科斯基（Helen Jaskoski）编辑的《早期本土美洲创作：新评论集》（Early Native American Writing:New Critical Essays,1996）。
种族构建/跨种族文学/白人现象研究
学者们在对文化和种族融合问题进行研究的同时，也一直在对跨种族主题、种族混合以及种族划分的建构性和不稳定性，包括将“白人现象”作为种族身份在美国构建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作为种族融合领域的重要人物，沃纳·所罗斯对种族及跨种族问题颇有研究，著述甚丰。作品有《超越种族问题：美国文化的容融与承传》（Beyond Ethnicity:Consent and Descent in American Culture,1986）、《创族记》（The Invention of Ethnicity,1989）和《非白非黑却且白且黑：跨种族文学主题探索》（Neither Black Nor White Yet Both:Thematic E.Explorations of Interracial Literature,1997），并编辑了《跨种族主义：美国历史、文学和法律中的黑白通婚》（Interracialism:Black-White Intermarriage in American History,Literature,and Law,2000）。《非白非黑却且白且黑》是他的典型作品，体现了他对文学、视觉、社会及法律话语演变史的探索。在这部作品中，他将探索的焦点对准跨种族主题，如黑白混血儿的悲惨命运、乱伦与族间通婚的合二为一、群族之间的身份转换以及“哈姆诅咒”在圣经和文学中的修辞体现。
除跨种族主题的探究外，还有大量著述致力于研究种族划分的稳定与不稳定性，其中很多研究的焦点问题是所谓的“白人现象”（whiteness）。T.W.阿兰（Theodore W.Allen）两卷本的《白色人种的创立》（The Invention of the White Race,1994; 1997）为研究白人如何从欧洲众多种族中脱胎而来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出发点，追溯了种族主义的起源，认为将“白人”确立为同一族群有着经济和阶级方面的需要。他以爱尔兰人为实例进行分析，展示了构建同质族群的相对性和易变性，揭示了爱尔兰人从一个被压迫、被孤立的群族跻身上等“白人”行列的过程。作者还展示了某些情况下，那些因贸易、宗教、军事和民族关系而隶属不同组织、团体和种族，因而相互敌视的欧洲人，是如何相互认同为“白人同胞”的。另一部探索爱尔兰人转变为白人的轨迹的作品是诺埃尔·伊格纳蒂夫（Noel Ignatiev）的《爱尔兰人是如何变成白人的》（How the Irish Became White），对爱尔兰人的同化过程和爱尔兰与美非关系进行了研究。凯伦·布洛得金（Karen Brodkin）的《犹太人是如何变成白人的及其对美国种族问题的启示》（How Jews Became White Folks and What That Says About Race in America,1998）一书，可称为伊格纳蒂夫和阿兰作品的趋步之作。马太·弗赖·雅各布逊（Matthew Frye Jacobson）的《另一种颜色的白人：欧洲移民及种族冶变》（Whiteness Of A Different Color:European Immigrants and the Alchemy of Race,1998）则对种族划分的变化性和流动性进行了研究。这种研究不是为了抹杀白人高人一等的事实，而是在人们重新审视欧洲人“移民到美国并被同化的种族大迁徙”这段历史之际，把这一事实放到新的语境下进行研究。迈克尔·欧米（Michael Omi）和霍华德·维兰特（Howard Winant）的《美国种族的形成：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Raci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From the 1960s to the 1990s,1994）则探索了“种族的概念是如何产生并演变的，这种概念是如何成为政治冲突的焦点问题的，以及这种概念是如何渗透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的”等问题。
《明尼苏达评论》（Minnesota Review）则出版了三卷论文集及一期特刊，专文介绍颇具争议性的“白人现象”研究，做了一件很有益的事。迈克·希尔（Mike Hill）的《白人现象批评读本》（Whiteness:A Critical Reader,1997）探索了白人政治、白人文化、白人团体以及白人现象与普遍意义上的自由主题的教化概念之间的联系。该书研究的问题包括拉什·林伯（Rush Limbaugh）、白人垃圾文化、黑白电影、从雅尼·约普林（Janis Joplin）的布鲁斯歌曲到乡村音乐再到渡哇乐等诸多音乐类型，还包括沃伦·海吉斯（Warren Hedges）的一篇题目叫做《如果汤姆叔叔是白人，我们该叫他婶婶吗？——南北战争后美国小说中的种族和性别问题》的文章。因此还涉及莱斯利·菲德勒很有影响力的《哈克宝贝，回到筏子上来吧》一文。该文发表于1948年，对19世纪“新生的同性恋厌恶在规范白人身份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探究。海吉斯认为“同性恋厌恶形象对种族规范所起的作用，绝不亚于对性别规范所起的作用”。他的这一观点，是出自对19世纪“放荡”白人形象的讥笑。他还坚称，在《傻瓜威尔逊》（Pudd' nhead Wilson）及其他当时的作品中，扮演黑人者的取消，还有男女混穿衣服，都表明种族界限的不稳定也同时造成了性别界限的不稳定。理查德·德尔加多（Richard Delgado）及吉恩·斯塔番西奇（Jeau Stafancic）的《批评白人研究：看到镜子后面》（Critical White Studies:Looking Behind the Mirror,1997）探索了白人现象研究的广度，研究的问题有：白人对自己的看法，白人对他人的看法，白人现象的创立，随着每一波新移民的到达“白人”身份划分的转变，历史、法律及文化在定义和重新定义白人时的作用，以及肤色之间的分野及肤色与肤色之间的过渡。由露丝·弗兰肯博格（Ruth Frankenberg）编辑的文集《让白人观移民：社会与文化批评论文集》（Displacing Whiteness:Essay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Criticism）和《明尼苏达评论》1997年特刊《白人问题》（The White Issue,总第47卷）也对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诸多主导问题进行了探索。
过去数年内，一些重要作者单独出版了一批研究美国文化文学中有关“白人现象”的著作。大卫·萨夫兰（David Savran）的《像个男人那样接受：白人雄性、受虐狂及当代美国文化》（Taking It Like a Man:White Masculinity,Masochism,and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1998）研究了美国中产阶级男性白人因想象受到虐待被女性化而日益出现的“受虐狂”倾向。萨夫兰声称，白人男性害怕他者入侵自己的身体，无论这个他者是同性恋者或是黑人，或者干脆就是黑人同性恋者。在《白人》（White,1997）一书中，理查德·代尔（Richard Dyer）研究了白人在西方视觉文化中对白人属性的表现方式，并把这些表现方式放置到基督教、种族和殖民主义的语境之中。瓦莱丽·巴勃（Valerie Babb）在《可见的白人现象：美国文学文化中白人特征的含义》（Whiteness Visible:The Meaning of Whitenes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1998）中，研究了白人现象通过美国文学和文化产生和传播的问题。巴勃认为，“从18世纪开始，白人现象一直是保持美国民族国家身份的关键”。她对《莫比·迪克或者白鲸》（Moby-Dick; or,The Whale）的解读发人深思。她分析说，以实玛利/奎奎格关系中的同性恋因素打断了白人繁衍中白人至上的文学传统，“恢复了它的性爱根源，并使之与作为社会、性和种族借用品的作用分离开来”。大卫·罗迪格尔（David Roediger）的《白人特征的工资：种族与美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Wages of Whiteness:Ra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1991）一书将种族和阶级问题结合起来考虑，追溯了白人工人阶级在美国的构建过程，认为“对于美国白人工人阶级来说，工人阶级的形成和白人意识的系统发展是并驾齐驱的”。最后，D.D.纳尔逊（Dana D.Nelson）的《白纸黑字写着的词：解读美国文学中的“种族”，1638—1867》（The Word in Black and White:Reading" Race" in American Literature,1638—1867,1993）和《民族主义男性特征：资本主义公民身份及臆想的白人博爱精神》（National Manhood:Capitalist Citizenship and the Imagined Fraternity of White Men,1998）两部作品在研究上述问题方面，也占有重要的位置。在《白纸黑字写着的词》（The Word in Black and White）中，纳尔逊认为，英国殖民主义对“种族”的重视来源于哥白尼革命、殖民探索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在《民族主义男性特征》（National Manhood）中，纳尔逊研究了具有白人男性特征的美国政治话语的根源。在对白人男性的博爱精神和美国总统的描述中，这种话语看得再清楚不过了。美国话语将白人男性特征与市民身份相联系，因而培训同时也削减真正的民主思想和实践，对其种种方式纳尔逊作了思考。
后民族/后殖民
后民族和后殖民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也越来越引起美国研究学者们的兴趣。过去十年中，美国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假设，用跨民族方式解读文化，对民族地位概念的构建和具体化的重点研究，以及对国民定义的研究，这些内容都有日益受到置疑的趋势。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中的群落：对民族主义根源和扩散的思考》（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1983,1991），可以说是民族和后民族主义这一年轻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安德森详细考察了民族主义的历史和文化根源，证明“民族”是18世纪基于话语之上产生的一个虚构的概念。他探讨了“民族”的构建性，证明了“民族”想象的、由兄弟亲情和家族关系捆绑在一起的群落。尼尔·拉尔森（Neil Larsen）的《决心：南北美洲理论、叙事体和民族论文集》（Determinations:Essays on Theory,Narrative and Nation in the Americas,2001）将最前沿的后殖民理论应用于民族地位问题研究，重新评价了安德森关于民族与叙事相互缠绕这一论断，并对殖民主义和民族地位的崛起提供了一种极度历史化的解释。由艾米·凯普兰和D.E.皮斯编辑的《美国帝国主义文化》（Cultures of United States Imperialism,1993），以及由皮斯单独编辑的《民族身份与后美国主义叙事》（National Identities and Post-Americanist Narratives,1994）的功绩，在于开启了美国在殖民时期所起的作用以及与后殖民主义的关系这一话题。在第二卷中，皮斯集结了一些研究“从战前奴隶叙事开始直到冷战后解体的美国民族主义的伟大文学”的构建问题的论文，试图“为创建与‘熔炉’相适应的民族主义叙事另辟蹊径”。凯普兰在其《美国现实主义的社会构建》（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Realism,1998）一书中，对她本人和论文集中其他作者讨论到的一些美国帝国主义的问题进行研究。H.J.斯皮尔斯（Hortense J.Spillers）在其编辑的论文集《美国身份比较：现代文本的种族、性别、和国籍》（Comparative American Identities:Race,Sex,and Nationality in the Modern Text,1991）中，提出以后民族主义的方法对“美国”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一问题重新进行思考。她的这一动议，使得人们开始从“南北美洲”的角度研究文学，而不再只将美国文学作为一个孤立的学科进行研究。约翰·卡洛斯·劳（John Carlos Rowe）是后民族主义美国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他编辑的论文集《后民族主义美国研究》（Post-Nationalist American Studies,2000）在文化民族主义和美国例外论的神话基础上，对美国文学史进行了大胆的修正。他的《文学文化和美国帝国主义：从独立战争到二次大战》（Literary Culture and U.S.Imperialism:From the Revolution to World War II,2000）研究了文学界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应。他所研究的作品，既有对其加以攻击的，也不乏与其串通一气的。研究后民族主义、全球化及后殖民主义等问题的作品还包括托马斯·佩塞尔（Thomas Peyser）的《乌托邦与国际大都市：美国文学现实主义时代的全球化》（Utopia and Cosmopolis:Globalization in the Era of American Literary Realism,1998）和夭·彻·蒂莫克的《自由帝国：麦尔维尔与个人主义诗学》（Empire for Liberty:Melville and the Poetics of Individualism,1989），后者试图在麦尔维尔的诗学与美国内战前的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建立联系。
“彼此孤立的领域可以休矣”思路的实践：种族、阶级及性别
有人说，近来进行得较多，也最受欢迎、最具有影响力的研究都是关乎文学和文化研究中“彼此孤立的领域可以休矣”这种思路：这种思路试图研究种族、阶级、民族和性别问题的相互影响；这种思路试图将不同的批评方法交织到一起，包括文化研究、新历史相对论、“贱民”和后殖民研究、种族理论、马克思主义批评、同性恋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以这种方式来跨越学科之间的疆界。人们一度把研究划分为种族、性别及特征、民族属性和阶级的疆界业已打破，相关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本文只略加提及，点到为止。为篇幅起见，笔者只围绕“彼此孤立的领域可以休矣”这个方向上的论点组织几篇文章，聊备争鸣之用。焦点之一是几个热烈争议中的问题：19及20世纪男同性恋或不同种族人的同社会欲望；扮演黑人与狂欢；对种族化身体的描述；以及酷儿理论与白人现象研究的交叉问题。不妨从伊夫·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和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著作开始吧。伊夫·塞奇威克的《密柜里的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1990）将她自己在《人与人》（Between Men,1985）中引入的人类欲望的概念扩展到了美国研究领域，并在《比利·巴德》（Billy Budd）和《丛林野勘（The Beast in the Jungle）这两篇文章中从同性恋角度对问题进行了分析。塞奇威克认为，“同性恋”和“异性恋”是美国和西方身份的两个中心结构，“如果缺乏对现代同/异性恋定义的批评性分析，那么对现代西方文化几乎任何一个方面的理解，就非但不完整，甚至连核心都损毁了”。朱迪思·巴特勒的《身体的重要性：论“性”的话语限制》（Bodies That Matter: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 Sex" ,1993）这部著作可以说处于心理学理论、同性恋理论和种族研究的交叉点上。巴特勒试图将只许异性相恋以遏制同性恋欲望的禁忌和不可与外族人通婚以遏制混种通婚欲望的禁忌结合起来。他认为，对同性他者的欲望和同族他者的欲望是相关类型的对社会、性别规范代码的越界反叛。这些规范代码被内化了，成了象征的一部分，处于超我的防范之下。对巴特勒而言，超我不仅控制着性欲望，也控制着欲望的种族代码。由于主体的超我就像是社会内化了的性警察，或像“社会规范赖以运行的精神代理”，超我于是将男性对男性他者的欲望判断为“罪恶”，随之对其进行压制，使其变形，或者用性暴力取代那种欲望。
在巴特勒给我们提供分析男性欲望与对其他种族的恐惧，以及由此产生的欲恐交加的情感出发点的同时，马库斯·伍德（Marcus Wood）的《盲目的记忆：英美奴隶制的视觉体现，1780—1860》（Blind Memory:Visual Representations of Slavery in England and America 1780—1860,2000）则给学者们提供了英美文本中有关奴隶和奴隶制视觉描写的原始资料。通过这些描写，伍德研究了奴隶制造成的创伤，研究了对奴隶那种让人害怕、让人欲求又让人可怜形象的描写，研究了权力、问题及用视觉形象表达奴隶制的创伤和恐怖时受到的限制。马乔里·加尔伯（Marjorie Garber）的《穿衣的兴趣：混穿衣服及文化焦虑》（Vested Interests:Cross-Dressing and Cultural Anxiety,1993）将焦点放在她讨论的吟游技艺中的性别和同性恋问题上，并着重论述了混穿衣服与白人扮演黑人等跨越种族界限的行为之间的联系，特别注意到了吟游诗人队伍中出现女性角色的高频度。加尔伯的讨论，将同性恋的恐惧与异族通婚的恐惧联系到一起，认为“对跨越种族界限的可能性激起了对跨越性别界限的可能性的恐惧，反之亦然”。讨论上述主题的重要著作还有克里斯托弗·卢比（Christopher Looby）的文章《无辜的同性恋：菲德勒观点回顾》（" Innocent Homosexuality" :The Fiedler Thesis in Retrospect）。该文发表于杰拉德·格拉夫（Gerald Graff）和詹姆斯·菲朗（James Phelan）编辑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批评争议的个案研究》（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A Case Study in Critical Controversy,1995）一书中。卢比宣称，菲德勒的论点太过于保守，并且还陷入了憎恶同性恋的泥潭。他指出菲德勒对同性恋和异性恋的自然化进行了微妙的描述，对后者“清白无罪”的同性恋概念提出了异议，认为这种概念既表明了同性恋的“罪恶感”，又揭示了菲德勒置同性欲欲望和婴儿性欲于不顾的事实，是令人担忧的。卢比在采用并延伸菲德勒的研究成果的时候，是从其根基上加以采用并延伸的：原本对于菲德勒只不过是种族间同性恋比喻的内容，到了卢比手里，就成了对19世纪种族间同性恋现状的一种崭新的历史探索。在哈里·斯特可普洛斯（Harry Stecopoulos）与迈克尔·乌贝尔（Michael Uebel）合编的《种族与男性特征主体》（Race and the Subject of Masculinities, 1997）一书的《菲德勒与儿子》（Fiedler and Sons Fiedler and Sons）一文中，罗宾·韦格曼（Robyn Wiegman）不仅提供了对菲德勒的解读，更提供了对R.K.马丁（Robert K.Martin）的解读。他认为马丁忽视了以实玛利/查奎格关系中跨种族问题的重要性，并认为菲德勒在将“同性恋”这一概念替换成“同性欲”时，其实是在以实际行动压制和掩盖“白人男子与有色女子之恋”这种经典美国神话的内在本质。对我们而言，韦格曼对菲德勒和马丁将这种文学解读为种族和性别问题的批评不啻是一次极好的教训。这让我们意识到，在阅读19世纪美国文学、进行文学批评的时候，还可以将同性恋理论和种族理论之间重要的相互关系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除了研究男性同性恋或人类社会跨种族关系问题的大量成果外，很多重要的女权主义学者还撰写了大量作品，重点从种族、阶级和性别上研究黑人女性的问题。早期以“彼此孤立的领域可以休矣”的方式研究黑人妇女的一部很有影响的作品，是霍顿斯·斯皮尔斯的《妈妈的宝贝，爸爸的未必：美国语法书》（Mama' s Baby,Papa' s Maybe:An American Grammar Book）。该文最先是发表在《对话批评》（Diacritics,1987）上的。斯皮尔斯研究了在可怕的奴隶制压力下的非洲女性话题，以及奴隶制对家庭结构的影响。她的方法是采用心理学理论，并对奴隶制语言和压迫对黑人女性身体的影响给予了重点关注。罗宾·韦格曼的《美国解剖：种族和性别理论化》（American Anatomies:Theorizing Race and Gender,1995）也对黑人女性的主观性从理论上进行了重要研究，并从黑人女权主义视角，指出从理论上删除黑人属性和女性属性是令人不安的。
由伊丽莎白·亚伯（Elizabeth Abel）、芭芭拉·克里斯蒂安（Barbara Christian）和海琳·莫格伦（Helene Moglen）编辑的论文集《黑人和白人的女权主体：种族、精神分析、女权主义》（Female Subjects in Black and White:Race,Psychoanalysis,Feminism,1997）很有用，它将女权主义、心理分析、种族和历史相对论结合起来，把斯皮尔斯和韦格曼以黑人女性为主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该论文集收录了很多类型各异的言论，有安娜·达西尔的《真正黑人妇女的魔力：批评行为及黑人女权主义研究》《The Occult of True Black Womanhood:Critical Demeanor and Black Feminist Studies》、玛格丽特·霍曼斯（Margaret Homans）的《“种族构成”：种族书写中的隐喻和身体》（" Racial Composition" :Metaphor and the Body in the Writing of Race）、朱迪思·巴特勒的《搞种族身份转换、搞同性恋：内娜·拉尔森的精神分析挑战》（Passing,Queering:Nella Larsen' s Psychoanalytic Challenge）和H.J.斯皮尔斯的《假如弗洛伊德的妻子是你的母亲，到目前为止你可能成为的一切”：精神分析和种族》（All the Things You Could Be By Now,If Sigmund Freud' s Wife Was Your Mother: Psychoanalysis and Race）。考虑到在美国文学研究中，人们再度对宗教和精神问题产生兴趣，该论文集也收录了一些研究黑人妇女主观性和黑人精神之间交叉问题的文章，有阿卡萨·（格洛丽娅）·哈尔（Akasha( Gloria) Hull）的《与祖先缪斯通灵：露西尔·克利夫顿与德洛丽丝·肯德里克》（Channeling the Ancestral Muse:Lucille Clifton and Dolores Kendrick）和卡洛琳·马丁·肖（Carolyn Martin Shaw）的《身份诗学：非裔美国语境中的招魂说质疑》（The Poetics of Identity:Questioning Spiritualism in African American Contexts）。同样，凯瑟琳·克雷·巴萨德（Katherine Clay Bassard）的《精神质疑：早期非裔美国女性创作中的文化、性别和群落》（Spiritual Interrogations:Culture,Gender,and Community in Early African-American Women' s Writing,1999），也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女性黑人和灵性上。
另一位研究黑人女性主题的作家是S.A.史密斯。她在《自由所孕育的：母亲形象与19世纪美国文学》一书中，探讨了美国文化中母性思想的构建与演变问题。她对母亲这一形象和标志的研究涉及到众多体裁，也涉及多位19世纪作家，有白人，也有黑人，有男作家，也有女作家，包括莉迪娅·玛丽娅·蔡德（Lydia Maria Child）、亨利·詹姆斯、赫尔曼·麦尔维尔、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玛格丽特·福勒（Margaret Fuller）、哈里特·雅各布斯（Harriet Jacobs）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她的这种方法使得史密斯认为，母亲这一形象不仅是美国民族构建中的一个虚构的象征，更是强烈的文化和哲学思辨之所在。卡洛尔·波伊斯·戴维斯（Carole Boyce Davies）在《黑人女作家的创作和身份：主体的移民》 （Black Women Writing and Identity:Migrations of the Subject,1994）一书中，从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探讨美国黑人妇女的创作。她认为移民文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家的概念、无家可归的心态、流放及迁徙，在黑人美国妇女移民文学之中，都是具有中心地位的。戴维斯进一步指出，在美国的非裔美国和非裔加勒比女作家中，“家是一个相互矛盾、充满争议的空间，是识别错误和相互疏远的地方”。H.V.卡尔比（Hazel V.Carby）的《重构女性：非裔美国妇女小说家的出现》（Reconstructing Womanhood:The Emergence of the Afro American Woman Novelis,1987）和《种族的人》（Race Men,1998）两部作品也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这两部作品“质疑了不同历史时刻及不同媒体上各种黑人男性特征文化表现的本质”，研究了“活跃在美国文化中的黑人男性特征的定义”、神话和主题，从而将研究中的“男性”和“女性”这两大阵营合二为一了。
作品争论
有关作品的选择成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研究界最为火爆的一场争论。圈内圈外都有人在争论究竟哪些作品可冠以范式性文本的名头，以便将来作为教科书使用，或编入佳作集。争论尚未得出结论，美国文学作品中的一些重要变化却已经范式化了。关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应包括哪些方面，出现了一种有趣的扩大趋势，让人充满希望。这种趋势，就是要我们去关注用众多的语言在美国创作的文学作品。美国文学的定义扩大了，已经涵盖了在美国写就的众多用英语以外的语言写作的作品。这种论点的首席代言人是沃纳·所罗斯。他独立编辑的《多语言的美国：美国文学中的跨国界、跨种族和多语言问题》（Multilingual America:Transnationalism,Ethnicity,and the Languages of American Literature,1998）和与马克·谢尔（Marc Shell）共同编辑的《多语种美国文学作品集：原文英译对照读本》，（The Multilingual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A Reader of Original Text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s,2000）引起了人们对过去不太注意的非英语美国文学的极大兴趣。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作品重建的焦点，几乎完全集中在过去被排除在外的美国少数民族作家和女性作家上。例如阿·拉冯纳·布朗·鲁敖夫（A.LaVonne Brown Ruoff）和小J.W.瓦德（Jerry W.Ward,Jr.）编辑的《重新定义美国文学史》（Redefining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1990），就发挥了将非裔美国文学、西班牙裔美国文学、本土美国文学和华裔美国文学加入作品行列的作用。在作品范围沿着种族和性别继续扩展的同时，这一工程也注意到了过去鲜有人注意的一些体裁，如哥特式文学、自传、感伤文学、日记体作品、旅游文学、传奇文学、儿童文学和歌曲。例如T.A.戈都（Teresa A.Goddu）在《哥特式美国：叙事、历史和民族》（Gothic America:Narrative,History,and Nation,1997）中，将哥特式美国文学重新历史化了。他追述于此类文学的演变，包括女性哥特式文学的发展、南方哥特式文学以及处于最中心地位的非裔美国哥特式文学。塞西莉娅·蒂奇在《高处的孤独：乡村音乐中的美国文化》（High Lonesome:The American Culture of Country Music,1994）和《电子壁炉：创建美国电视文化》（Electronic Hearth:Creating an American Television Culture,1991）这两部作品中，也对流行歌曲和电视节目制作进行了有益的解读。尼娜·贝姆是女性美国作家文本重新发现和作品扩展方面的重要人物。在《美国女作家及历史作品，1790—1860》（American Women Writers and the Work of History,1790—1860,1995）中，她研究了女作家的历史作品。此举对那种认为女性作家只专注于家族和私密题材的写作，而公共和历史题材须交由男子来写的观念，提出了挑战。谢莉·塞缪尔斯（Shirley Samuels）和凯伦·桑切斯·埃普勒（Karen Sanchez-Eppler）二人以范围扩展后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如小册子、政治漫画、说教和感伤的反奴隶制文学。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研究身份的交叉问题、黑人政治和女性身体、以及民族自我的创建问题。二人这方面的作品分别是《公众的浪漫：妇女、家族及早期美国民族文学中的暴力》（Romances of the Republic:Women,the Family,and Violence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Early American Nation,1996）和《接触自由：废除奴隶制、女权主义及身体政治》（Touching Liberty:Abolition,Feminism,and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1993）。所有其他美国文学研究中的传统问题，都与作品问题有关，包括文学史、美学和美学价值及影响等问题。
老调新弹：美学与文学影响力
从20世纪30到50年代的整整三十年中，文学影响力与美学或诗学一直是文学研究的两个中心领域。这两个领域在20世纪 80年代基本上被边缘化了，最近却重获新生。但是其中大部分内容，却为最近二十年的理论发展所改变。当前，学者们认识到，新的美国文学研究思路要求按照差别、多种声音和后结构主义的原则对传统研究领域进行再思考，于是即使他们对一些实验性、开发性和包容性的原则充满怀疑，探索却并未中断。批评家们摈弃了“放之四海而皆准”或“万般皆下品，唯有此论高”的桎梏，以文化差异和对所有文本都具有影响的各种多文化和多声音影响因素为参照，来研究美学和文学影响力。当代批评家们早已大大超越了布鲁姆式的单一思想影响的局限，很乐于接受M.M.巴赫金和雅克·德里达的理论，以此研究思想意识和身份的交叉影响，包括当前的环境批评在内的思想研究。随着人们开始注意受众语境和文学市场的问题，很多人又回过头来研究修辞学和语言表达中的演讲因素，其他人则在研究艺术与宗教和精神的关系。
一方面，由于将美学放到文化、政治、市场或神学的语境之中，最近几年的大多数美学研究将传统研究复杂化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向传统类型的美学研究的回归。但即使是回归，也经常是将新的视角应用到古老的研究之中的。例如，伊莱恩·斯卡里（Elaine Scarry）的《枕书而梦》（Dreaming By the Book,1999）在很多方面是趋向传统的，但在应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成果上，却颇有新意。相当一些作品将新视角应用到传统美学研究之中：马乔里·帕尔罗夫的《维特根斯坦的梯子：诗歌语言与平凡的不平凡之处》（Wittgenstein' s Ladder:Poetic Language and the Strangeness of the Ordinary,1996）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引入诗歌语言美学新颖性的研究之中。菲利普·费希尔（Philip Fisher）的《奇迹、彩虹和罕见经历的美学》（Wonder,the Rainbow,and the Aesthetics of Rare Experiences,1998）研究了有思想的人遭遇艺术、哲学和科学的神秘或新奇事物时所体验到的那种奇迹般的美感；罗布·威尔逊（Rob Wilson）的《美国的崇高：诗的家谱》（American Sublime:The Genealogy of a Poetic Genre,1991）则追忆了从清教徒时代到后现代时期美国文学巅峰作品中的美学问题。同时，其他一些学者也在为美学辩护。例如，伊莱恩·斯卡里和《论美与公正》（On Beauty and Being Just,1999）和杰弗里·哈尔曼（Geoffrey Harman）的《精神的疤痕：与不真实斗争》（Scars of the Spirit:The Struggle Against Inauthenticity,2002），这两部作品都为美学追求的道德观和真实性鼓与呼。哈尔曼辩护道，在一个大屠杀后的虚伪世界中，艺术性和道德感是一种必需品，因为对美感的向往可以抵御令人不安的幻想及思想与材料中的不真实性。
其他的美学研究试图创立一种新的多文化、后现代的跨学科美学模式，对传统美学假想构成了一种挑战。由路易斯·弗雷塔斯·卡童（Louis Freitas Caton）、杰弗里·莱茵（Jeffrey Rhyne）和埃默里·埃利奥特编辑的《多元文化时代的美学》（Aesthetics in a Multicultural Age,2002）是一部有关多学科多元文化美学话题的论文集。该书研究了美国日益快速增长的种族多元化对文化生产影响的方式。而在一种多元文化的社会中，这些方式又催生了对美学理论以及实践的本质和作用进行严肃评估的需要。文集中收录的多篇论文探讨了所谓的“文化大战”的一些问题，包括多元文化社会中进行美学尝试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便是：美学标准如何避免成为排斥或边缘化某些作品的压迫工具？其中一些论文的作者，包括S.P.莫罕蒂（Satya P.Mohanty）、温弗莱德·弗拉克（Winfried Fluck）、约翰·卡洛斯·劳、谢利·费希尔·费希金、D.E.皮斯、约翰内拉·巴特勒（Johnella Butler）和亨兹·艾克斯达特探索了多元文化美学评价的可能性和对“新术语、范畴和评估过程”的需求。M.P.克拉克（Michael P.Clark）编辑的论文集《美学的报复：当今文学在理论中的位置》（Revenge of the Aesthetic:The Place of Literature in Theory Today,2000）也反映人们追求后现代多元文化美学道路的求索。
另一个修正美学问题涉及了所谓“女性”式或类型文学的价值，如感伤型。在简·汤普金斯（Jane Tompkins）的《轰动的设计：美国小说的文化韵味，1790—1860》（Sensational Designs:The Cultural Work of American Fiction 1790—1860,1985）中，作者的焦点问题是“‘但这有价值吗？’：文学价值的体制化”。她在这篇论文中论述道，形式主义批评家忽视了美国此类文学的修辞、政治和思想意图，因此就把女性作家的作品排除在文学之外。C.N.戴维森的《独立战争与语词：美国小说的兴起》（Revolution and the Word:The Rise of the Novel in America,1986）分析了感伤小说的政治和美学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相对论和修正论文学史观，将美国文学纳入市场、大众文化和政治辩论的语境中进行思考。戴维森以隐讳的方式提议对文学进行再思考，而对她认为导致作品选择男性化的男性化美学倾向，则应加以拒绝。J.A.斯特恩（Julia A.Stern）在《感情的困境：早期美国小说中的同情与分歧》（The Plight of Feeling:Sympathy and Dissent in the Early American Novel,1997）中，重新审视了早期美国感伤文学、情节剧和哥特小说，认为这些作品是重要的女性化作品，解读时可以与国民创建中的男性作品进行比对。另一部研究性别、美学和作品的著作是J.W.瓦伦（Joyce W.Warren）编辑的《（其他）美国传统：19世纪女作家》（The( Other) American Traditions:19th Century Women Writers,1993）。
在“新”学术和文学史研究方面最有趣的一些成果，是关于宗教和精神的修正性研究的。研究的焦点，是从清教到非裔美国宗教概念和实践的一些话题。这一领域的代表作有詹妮·弗朗肖（Jenny Franchot）的《通往罗马之路：战前清教与天主教的遭遇》（Roads to Rome:The Antebellum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atholicism,1994）、安德鲁·德尔邦科的《撒旦之死：美国人是如何丧失罪恶感的》（The Death of Satan:How Americans Have Lost the Sense of Evil,1995）、S.L.米祖奇的《牺牲的科学：美国文学与现代社会理论》（The Science of Sacrifice:American Literature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1998）和由她编辑的文集《宗教与文化研究》（Religion and Cultural Studies,2001）、T.H.史密斯（Theophus H.Smith）的《文化戏法：黑人美国的最初形成》（Conjuring Culture:Biblical Formations of Black America,1994）、阿尔弗莱德·卡津（Alfred Kazin）的《上帝与美国作家》（God and the American Writer,1997）、琳达·芒克（Linda Munk）的《魔鬼的捕鼠夹：救赎与殖民时期美国文学》（The Devil' s Mousetrap:Redemption and Colonial American Literature,1997）和大卫·布赖恩·戴维斯（David Brion Davis）的《以上帝的形象：宗教、道德观及我们的奴隶制传统》（In the Image of God:Religion,Moral Values,and Our Heritage of Slavery ,2001）。研究美学与市场关系的作品也很受欢迎，例如，书的文化史、读者文化程度以及影响文学主题和风格的市场现实。这方面的例子有赫舍尔·帕克的《有毛病的文本和词语偶像：美国小说中的文学权威》（Flawed Texts and Verbal Icons:Literary Authority in American Fiction,1984）、M.T.基尔莫尔（Michael T.Gilmore）的《美国浪漫主义与市场》（American Romanticism and the Marketplace,1985）、R.J.威尔逊（R.Jackson Wilson）的《修辞：从本杰明·富兰克林到艾米莉·迪金森的美国作家与文学市场》（Figures of Speech:American Writers and the Literary Marketplace,from Benjamin Franklin to Emily Dickinson,1989）、C.N.戴维森的《独立战争与语词：美国小说的兴起》及她编辑的论文集《阅读在美国：文学和社会历史》（Reading in America: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1989）、苏珊·考尔特拉普·迈克奎因（Susan Coultrap-McQuin）的《做文学生意：19世纪美国女性作家》（Doing Literary Business:American Women Writers in the 19th Century,1990）、R.H.布洛德海德的《文学的文化：19世纪美国的阅读及写作情景》和由米谢勒·莫伊兰（Michele Moylan）与雷恩·斯泰尔斯（Lane Stiles）编辑的《读书：美国重要文本、文学论文集》（Reading Books:Essays on the Material Text and Literature in America,1996）。
影响力（与中心偏离甚远）
尽管哈罗德·布鲁姆的理论极具影响力，且在20世纪70年代极为有用，但到八、九十年代之间，却受到了女权主义者及文化多元论者等的猛烈攻击。确实如此，研究影响力的学者们几乎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最近，他们经过再思考后才又冒了出来，却已经面目全非。研究影响力问题的美国文学界学者虽然都在运用布鲁姆的理论，但却从两个方面抵制了他的学说。其一，布鲁姆持“内在影响论”，只关注作者对作者，及作品对作品的影响，忽视文化（“高雅”文化和“低级”文化皆然）、历史和思想等“外在”影响。对此，他们基本上都加以抵制。其二，他们抵制布鲁姆影响论中的直线性单一影响观，倾向于新的历史相对影响论，即认为影响具有多重性、异源性和复调性。这种研究将考察对象延伸到了传统欧美高雅文化以外的影响因素，去关注宗教、哲学、文学、文化和思想诸影响之间的重叠部分。保罗·吉尔罗伊在《黑色的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一书中，为文化和文学影响的交叉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出发点。爱都尔德·格里桑特（Edouard Glissant）的《福克纳，密西西比》（Faulkner,Mississippi,1999），则提供了另一个潜在的出发点，将福克纳研究纳入一系列原来未考虑过的文化影响之下加以审视。在《美国文艺复兴之下：爱默生和麦尔维尔时代的颠覆性想象》（Beneath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The Subversive Imagination in the Age of Emerson and Melville,1988）一书中，那些“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作品和被忽视的作品，都被D.S.雷诺尔兹（David S.Reynolds）放到了当时的流行文化语境中考查。他认为，“相互竞争的语言和价值系统在流行文化层面上公开较量，为当时的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形成了一种高度复杂的环境。美国文学就是从这种环境中诞生的。”从流行和大众文化对“高雅文化”的影响这一角度展开讨论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一个有趣的代表，是作家比尔·布朗（Bill Brown）的《物质无意识：美国娱乐、斯蒂芬·克兰和戏剧经济学》（The Material Unconscious:American Amusement,Stephen Crane,and the Economics of Play,1996）。书中，布朗试图从娱乐公园、橄榄球赛、怪诞演出、吟游诗人的表演和电影等形式上，找到大众文化对斯蒂芬·克兰的现代主义美学的影响。
在我们思索美国文学研究“何去何从”的问题时，有些学者近来提出了一些可能的方向，值得我们关注。在《超越一致：实用主义和全球化世界中的差异》（Beyond Solidarity:Pragmatism and Difference in A Globalized World,2001）一书中，盖尔斯·耿提出，我们的研究中理解包容文化差异的渴求与艺术批评中“普适人性”的表达之间存在冲突。来自文学理论和自由意识形态的种种压力与对普遍性、基础性、以及普适或基本人性的渴求之间存在着对立。盖尔斯·耿提出疑问：“尽管人们对于普适价值和真理普遍存疑，对于差异不仅成为社会伦理而且成为个人伦理基本原则之一这一既成事实广泛接受，是否仍有可能用一种非整体化的方式对于共享道德的可能基础进行思考呢？”虽则耿对于达成这种实用妥协和共同立场持乐观态度，其态度也不乏谨慎。
在《变化了的世界中的文学文化：人文科学的未来》（Literary Culture In A World Transformed:A Future for the Humanities,2001）一书中，威廉·帕尔迅（William Paulson）对过去几十年中文学文化的定义方式表示担忧。那种方式将文学文化和变化着的社会政治现实隔绝开来。由于担心文学学者将他们自己与科学、商业及市场过度隔绝，过分狭隘地专注个别细节，他提出文学研究既要拥抱文学历史又要拥抱技术未来，要训练一代批评家，使之能将文学的意义和神秘传送到这个关心物质世界和技术胜于关心思想生活和想象的社会中去。诚如本论文试图证明的，当今批评界已对耿和帕尔迅的关注，做出了反应，强调文学多样性的研究，回归主题和美学批评，在吸收当代理论模式，开放艺术试验和理论创新的同时，着力保留传统方法。
无疑，我们所引用和参考的重要研究成果的数量就足以证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创作兴趣在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