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人”——中国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假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人论文,假定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自然经济人”的提出
“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的核心。这个假定有其科学性，因为“经济人”及其内涵切合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以其为核心的全部理论体系也切合这些国家的实际。这个假定也有其缺陷：从亚当·斯密等古典学者到西方许多现代经济学者似乎都以为“经济人”的假定切合所有国家与所有发展阶段的实际。马克思对此曾经作过许多批评（注：马克思的这种批判贯穿于《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全部经济学著作中。），并且从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考察了“人”的变化，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三大经济形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6卷上册104页。）。所以， 从资源配置方式角度看，存在第一大形态的“人”，这主要是由“自然”配置资源的经济的人；也存在第二大形态的“人”，这主要是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所谓“经济人”；还存在第三大形态的“人”，这是由“计划”配置资源的经济的人，亦即马克思说的“自由人”。显然“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不属于“自由人”或“计划经济人”，也不是自然经济的人或“自然经济人”（可简称为“自然人”，当然非法学与法律意义的自然人），而只是市场经济的人或市场经济人（可简称为“市场人”）。
中国经济学是以中国实际为背景的经济学。中国实际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迄今为止，中国从来也没有进入到第二大形态即进入到市场经济大形态。因此，切合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人”假定不宜作为中国经济学所考察的“人”。中国尽管实行过“计划经济”，但并非马克思设想的经历过市场经济大形态以后的计划经济；实际了“计划经济”的中国的人，也并非马克思设想的完全把握了客观规律（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自由人”；“自由人”也不宜作为中国经济学所考察的“人”。这恐怕就是以“经济人”（其实应为“市场经济人”）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往往与中国实际不甚切合，以“自由人”为核心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与中国实际几乎完全不切合的基本原因。
现在看来，中国实际存在的“人”是“自然经济人”。因此，以中国实际为背景的经济学应当提出“自然经济人”作为其核心假定。
二、“自然经济人”的特性
中国经济以及作为当代中国的起点的经济（即1949年时的经济）基本属于第一大形态，属于自然经济，因此，其“人”也属“自然经济人”即处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如果与当代西方市场经济的人即经济人（更确切说应为市场经济人）相比，自然经济人的特性是受制于自然，市场经济人的特性是受制于市场。这是其总体特性。其具体特性有：
1.自然经济人的资源配置，只能跟着“自然”走（那里有可耕地，就在那里生产；那里有可牧草地，就在那里放牧；等等）。因而，没有充分选择权。反之，所谓“经济人”有资源配置选择权。这是首要的特性。
2.自然经济人的要素资源结构以“自然”（“土地”）为主，素质低下的劳动力亦即其劳动技能基本相同而缺乏禀赋差异（或缺乏个体差异）的劳动力次之，资本近于无。反之，所谓“经济人”的要素资源结构以“资本”为主，当代更以技术、知识为主而劳动力素质相当高亦即其禀赋千差万别（注：参阅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3.“自然经济人”的分工以自然分工为主（如男耕女织之类），也有小范围的技术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3卷第45页。），但基本没有社会化专业代分工。反之，所谓“经济人”以社会专业化分工为主，企业内部分工为次，自然分工基本被消灭。
4.“自然经济人”只能囿于小生产，“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6卷上册104页。）； 反之，所谓“经济人”实行的是社会化生产。
5.“自然经济人”的目标是维持最低生活的自然需求，人均有效需求基本不变，有效需求总量只是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而增长。其需求也不表现为社会需求。其供给只能满足最低水平的自然需求，并且自给自足而不表现为社会供给。有时也有剩余，因而有储藏。但不是储蓄，不转化为投资。储藏只是为补充由于自然灾害而欠收、不收年份之不足（所谓以丰补歉）。供求均衡以个别均衡为主。反之，所谓“经济人”的需求目标是最大化、是需求效用最大化，其需求表现为社会化需求（市场需求）；其供给也表现为社会化供给（市场供给）。供求均衡以社会化的总体均衡为主。
6.自然经济人的供给基本处于停滞之中，其最低自然需求对供给的拉动力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其经济增长也长期地停滞不前，当然也有“波动”，但属于“自然”波动（或风调雨顺而丰，或天灾人祸而歉）。反之，市场经济人的有效需求最大化对供给有巨大拉动力，供给增长不仅满足了消费，而且有储蓄，储蓄又转化为投资而增加了供给。因此，其经济增长之速度10倍、100倍于自然经济人。 当然同样有“波动”，但属于“市场”波动。
7.自然经济人的产业几乎只是依赖于自然的传统农业。即使有其他产业，但其主导的是“重农抑商”，是农业。各个地区的结构也基本相同（同构化）。反之，市场经济人的产业结构则不断高度化、不断优化；并且第一产业也不再是传统的农业等，而成为主要不依赖自然的现代农业。各个地区的结构也各不相同。
8.除了依赖自然（土地）的无奈以外，自然经济人的最低消费需求的满足主要有赖于劳动力的投入，而劳动力供给又几乎近于无限，所以，只要自然允许（如不天寒地冻等），就不惜工本。这样，自然经济人存在的是个人消费需求最低化与费用最大化的组合趋向。反之，市场经济人的行为则是需求效用最大化与费用最小化的组合趋向。
9.自然经济人基本没有商品交换，没有流通，没有市场，即使有也不发达，不占支配地位；反之，所谓“经济人”则以交换、流通、市场的愈益发达为主要标志。
10.自然经济人不受“价格”导向；所谓“经济人”则受“价格”导向。
11.自然经济人的财富实物化；反之， 所谓“经济人”的财富货币化。
12.由于受制于“自然”（“土地”）， “自然”（“土地”）本身又不可移动，加之财富的实物化，所以，自然经济人的各种要素资源不能流动，只有跟着“自然”变动的游动（如游牧民族等）；反之，所谓“经济人”的各种要素资源均进入市场而不受束缚地自由流动。
13.自然经济人的利益属私利，但属自给自足（自我满足）型， 如果得天独厚，就悠然自得（所谓小富即安）；而且其个人私利往往从属于群体利益（如从属于家庭、家族等等）。所谓“经济人”的利益也属私利，但追求最大化，而最大化的实现又藉助于平等互利的等价交换。
14.自然经济人无竞争，只有垄断， 并且是非经济垄断（行政垄断与自然垄断）；反之，所谓经济人有竞争又垄断（属市场垄断）。
15.自然经济人的利益分配以自然需要为准（如以人口多少， 人口的自然差异男、女、老、少等为准）；所以，实行的是“平均主义”，但是，利益分配的主持者（亦即资源配置者）享有特权。所谓“经济人”的利益分配以市场（社会需要）为准，即以市场（社会）认可的要素资源为主要标准。
16.自然经济人以自然关系（血缘关系、 宗法关系及其依附关系等）为主要维系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3卷第94、96页。）；反之，所谓“经济人”以市场、商品、货币、资本等等“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6卷上册104页。）关系为主要维系形式。
17.自然经济内部（如家庭、 群体等内部）按个别“完人”（“家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197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6卷上册95页。）等）的命令从事经济活动（所谓“人治”）；这些“完人”拥有最高的资源配置权但又不受任何约束（不存在约束机制）；所谓“经济人”按照契约从事经济活动（所谓“法治”）。
18.自然经济人实行自我封闭（所谓“鸡犬之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所谓“经济人”完全开放。
19.自然经济人即传统农村人，城市人很少，城市化很慢， 城乡几乎完全隔离；反之，所谓“经济人”就是“市民”，并且占绝大多数，因此，曾称“市民社会”，即使是农村人，也不再是传统农民。
20.自然经济人存在国家超经济干预（直接干预）； 所谓“经济人”的国家也有干预，但是为校正市场失效。
如此等等。从以上比较不难看到，“自然经济人”与所谓“经济人”之间存在显著的整体差异；尽管在所有制方面似乎没有显著差异，均有公有与私有，但是掩盖不了两者之间的整体差异；而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中国的“人”基本属于“自然经济人”。
三、“自然经济人”的变型
40年代末革命以后，中国实行了计划经济，取消本来已经出现的商品、货币、市场，使得本来已经向所谓“经济人”转化或已经成为“经济人”者也都消失，从而使包括原有的“自然经济人”在内的所有人统统听命于国家计划。这有没有改变“自然经济人”的特性呢？
1.自然经济人受制于“自然”而没有充分的资源配置选择权，而今所有个人的资源配置选择权统统被剥夺而集中于中央政府（国家），甚至连个人消费需求的选择权也被国家所印发的各种标证所剥夺。而获得了资源配置权的国家（中央政府）也并未“自由”，其决策者也并未成为“自由人”，受制于“自然”及其“自然经济人”的特性并未改变：农业的发展计划不得不屈从于“自然”，所谓征服“自然”的种种作法（围湖造田、毁林造田、毁草造田等）也由于违背自然法则而受到自然惩罚。至于集中全部剩余发展的工业计划，也跟着“自然”走：全部配置于自然资源（原料）产地以及被认为具有最佳自然地理环境的“山”、“散”、“洞”（“大小三线”建设）。
2.要素资源结构基本未变，尽管有来自前苏联的“资本”进入，但是，低素质的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剧增。更引人注意的是资源禀赋全面下降，并且趋于同一化其中尤以“人”的禀赋下降为甚：本来已经存在的劳动力的多样化变为单一化，本来存在的商人、手工业者、银行家、企业主、管理者、经纪人等等统统变形为“农民”、“工人”，这些劳动力原有的技能逐渐退化乃至丧失；即使是“工人”、“农民”等也由于其产品品种的单一化而趋于单一化，如“农民”的技能变得只会种粮而单一化，“工人”“知识分子”同样循单一化方向演变。
3.原有的自然分工依旧，本来已经出现的社会化，专业化分工也向自然分工倒退。作为增量的工业（以重工业为主）尽管工厂相当大，但社会化专业化分工水平相当低。
4.按小生产的自给自足模式铸造所谓“大生产”：“大而全”与“小而全”。进而铸造各个地区的经济模型。
5.需求目标还是维持最低生活的自然需求，人均有效消费需求基本不变（1957年到1978年间的城镇职工实际工资还呈下降态势），有效消费需求总量只随人口自然增长而增长。如此低的有效消费需求对供给特别是对农副产品等个人消费品的供给缺乏内在拉动力。经济增长主要靠中央政府集中全国的剩余进行投资去推动，但是，投资方向由于不受个人消费拉动而受国家需求拉动，因而以重工业为主，也因此拉动力度不够最终无法持续。供求均衡也以各个单位的自下而上的自给自足式的自我均衡即个别均衡为主，而不以社会化的总体均衡为主。
6.主要依靠中央政府强行集中进行的投资形成高速乃至超高速增长；但是最终由于受制于自然的农副产品等供应不足而迅速下落；这种经济波动的周期尽管不像纯粹自然经济的周期那么长；但是，总体地受制于自然的性质基本不变。
7.表面地看，产业结构似乎在优化，其实，这种变动只是在于产值非常高的重工业的“嵌入”，所以，结构并未趋于优化。首先，作为优化的标志的第三产业不仅未趋于增长，反而趋于停滞乃至下降；其次，作为优化的标志的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的下降应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共存，但中国农业部门直到1978年吸纳的劳动力仍然高达70%以上；第三，作为优化的最重要标志是各次产业之间的关联度不断趋于提高，但中国的产业关联呈现断裂状态；优先发展的重工业由于属资本技术密集型而不吸纳较多劳动力，最能吸纳劳动力的第三产业以及轻纺工业、手工工业又或趋于停滞，或趋于下降，致使第一产业容纳了过量劳动力而无法流出；反之，优先发展的重工业的产品又不能为第一、第二产业的轻纺工业、手工工业所吸纳，以致形成严重积压。而各个地区的结构仍趋于同一化。
8.个人消费需求最低化与费用成本最大化的组合趋向依然故我。
9.还是基本没有市场、没有货币、没有流通，本来已经在城市、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各类市场也被消灭。
10.还是不以“价格”导向。
11.财富还是实物化，本来已经货币化了的财富也实物化。
12.各种要素资源不能流动，本来已经出现的自由流动也被中止。
13.自给自足型的利益型式变为各个单位、 各个地区的自给自足型（所谓“大而全”、“小而全”）的利益形式。
14.还是无竞争，只有国家行政的完全垄断。
15.利益分配也以自然需要为主要标准（按家、按户、 按人口多少等配给）。平均主义盛行。但是，利益分配者（也是资源配置者）享有特权。
16.自然关系（血缘关系、宗法关系等）仍为重要人际关系形式。 当然占统治地位的是上、下级关系等，但这种关系的背面往往与血缘、宗法及其派生出的地域关系等相连。
17.仍以个别、少数“家长”（“完人”、 所谓“自由人”）的命令从事经济活动，这些个人仍拥有最高的乃至全部的资源配置权而没有约束机制，仍为“人治”而无“法治”。
18.自我封闭：如果说1958年以前还从前苏联等引进资本、人才、 技术而部分开放的话，那么在这以后到1978年几乎变为完全封闭。
19.城乡隔离：城市化过程完全中断，农民与市民、 农民与非农民从50年代末开始几乎完全隔离，70年代初还出现上山下乡之类反城市化现象。
20.国家对经济生活超经济的强制性干预普遍化。
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充分地说明中国的计划经济的总体特性还是自然经济或更确切地说是泛自然经济，是自然经济泛化为整个社会经济乃至泛化到现代工业等现代经济中（注：孙冶方等对计划经济时期的自然经济现象都作过批判。），因此，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既非所谓“经济人”也非所谓“自由人”，总体地还是属于“自然经济人”，更确切地说，是泛自然经济人，是自然经济人的变型。
四、变型的自然经济人的转型
由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人只是自然经济人的变型，所以，向市场经济人的转型也是这种变型的自然经济人的转型。详细地讨论这个转型并非本文宗旨，这里仅仅指出若干要点：
1.自然经济人的“变型”的性质还是自然经济人。但是，作为“变型”又包含更多的类型，如包含本来已经开始向市场经济人转型以及已经成为经济人（市场经济人）又返回到自然经济人者。这是变型与原型的重要区别。由于中国的计划经济只是30年时间，这两类变型者在向市场经济人转型时还普遍存在，所以，他们的转型也相当容易。中国启动转型时还存在台、港、澳地区以及遍布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人（市场经济人）。正是这种内外结合，使中国的转型得以顺利启动。
2.自然经济人由于受制于“自然”而资源配置选择权有限，但作为各种个人总还是有某种选择权。当然各种个人的资源配置权有大小、多少之分，如全国的最高统治者有最多最大的权力，并且又不受任何约束。然而，计划经济时期，绝大多数的各种个人几乎都丧失了资源配置选择权，即使是个人消费选择权也丧失了，这种权力全都集中于国家（中央政府），集中于国家权力掌握者手中，有时向地方放权，也是放到各级行政权力掌握者，也还是放于少数人手中。并且，对这些个人同样没有任何约束机制。这些个人的资源配置权还由强有力的组织系统给以保证。值得注意的是，“改革”或“转型”又是这些掌握资源配置权者由上而下地进行的。这就易于形成国有资源流失、形成“共谋”、形成两极分化等难题。所以，这部分个人的“转型”是关键。中国“转型”的实际出现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困难、国有银行改革的困难、银行与企业关系的困难以及金融改革的困难等等都是证明。
3.自然经济人及其变型的种种具体特性的“元”是其禀赋的同一化、同构化、单一化亦即其差异只是自然的；但作为自然经济人的变型的禀赋的同一化、同构化、单一化又是国家行政强制性中止了差异化进程并且又对各类人实行改造而成的。正是由于这种改造使人的禀赋甚至比自然经济人还要同一化、同构化、单一化，进而逻辑地与实际地形成社会化专业化分工向自然分工的退化而变为同一化、同构化、单一化，形成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的同一化、单一化、同构化，形成个人消费需求的同一化、同构化、单一化，形成交换（流通）的消失、货币、市场、商品的消失，形成价格导向的消失，形成竞争的消失与完全的垄断，形成利益分配的同一化、同构化、单一化，形成封闭，形成城乡隔离等等。这种种同一化、同构化、单一化之源在于国家行政强制性干预，而转型又以国家行政性介入为前提，所以，“转型”进行了20年，同一化、同构化、单一化这个顽疾总是未能解除。反之，市场经济人或所谓经济人的“元”则是其禀赋的差异性、多样性、异构性，由此逻辑地与实际地引出社会化专业化分工等等特性（注：哈耶克从个人的禀赋的差异推导出劳动差异、产品差异及其市场体系，参见《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的第一章到第六章。）。
4.因此，“转型”并非只是限于体制，甚至主要地不限于体制，更为重要的是“人”是作为人的经济的全方位的转型，是从资源禀赋、到分工协作、直到利益关系、人际关系等等的转型，是资源配置及其方式、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利益关系等等整体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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