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版之谜——丁玲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版论文,之谜论文,河上论文,太阳论文,丁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1904-1986)唯一完成了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她的代表性作品，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红色经典”之一。这部作品问世50多年来，国内外研究者对其评价有毁有誉，褒贬不一，且不去说它。就是对其初版的情况，如初版时的书名、出版社、出版地、出版时间等，在一些研究资料或论著中至今仍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表述，使得这一“凝固”的史料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很有辨析的必要；而其出版过程中的一波三折，以及所折射出来的丁玲与周扬之间当时业已存在的矛盾，更有鉴往知来的意义。
一
就笔者视域所及，50多年来，专门研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版本的文章极少。上世纪80年代初，丁玲研究重新起步的时候，一些研究者对其生平和创作资料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其中包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版情况的条目式的简单梳理，至今仍然是人们从事丁玲研究的基础性材料。主要有袁良骏编的《丁玲研究资料》，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之一；北京图书馆书目编辑组编的《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丁玲部分；叶孝慎、姚明强编的《丁玲书目》。迄今为止的有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版情况的不同说法，也主要源自上述三种资料。
先看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中的记载，据编者说该资料是经过丁玲本人审阅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长篇小说)
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一九四八年九月初版。[1]
(1949年5月)
本月，《桑干河上》易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由新华书店在北京出版。[2]
这两则记录透出的信息表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版时曾题名《桑干河上》，是1949年5月才改为现名的；出版单位为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时间是1948年9月；出版地则只有一个“东北”的大概念，没有标明具体城市。
而几乎同时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和《丁玲书目》，则与袁良骏编资料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丁玲》是这样记载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①哈尔滨 光华书店 1948年9月初版 365页 32开
②北京 新华书店 1950年11月校订3版 456页 32开(中国人民文艺丛书)
③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2年4月初版，1955年10月再版(1979年12月重印)314页大32开
长篇小说。
桑干河上
北平 新华书店 1949年5月初版，1949年9月华东版，1950年5月华南初版 378页 32开(中国人民文艺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社编)
长篇小说。[3]
该书为北京图书馆所编，由于其具有馆藏图书丰富的优势，记载版本项目甚详。在此书的插页中，还有1948年9月版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封面书影，可互为证明。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与袁良骏编资料的差异，除了初版时间相同外，其初版时题名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9年5月易名《桑干河上》出版，与袁良骏所编资料的说法恰恰相反；出版单位为光华书店而不是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出版地具体到了哈尔滨。
叶孝慎、姚明强编《丁玲书目》，则在某些方面的记载又有所不同：
一九四八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长篇小说)
丁玲著。新华书店东北分店(大连)初版。同年哈尔滨光华书店初版。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北京新华书店初版。一九五○年再版。一九四九年北京人民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一九五二年四月北京人民出版社重印第一版。一九五三年一月第四版。一九五五年又版。一九五○年广州新华书店出版。
一九五二年四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第一版，列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扉页上套红印有：“荣获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首有作者像一帧，“写在前边”二页。
一九五○年广州新华书店版的题为：《桑干河上》。[4]
与北图所编的《书目》比较，除了对其版本流变叙述甚详外，叶、姚特别记载该书有三个初版本，两个初版本1948年先后在大连和哈尔滨出版，出版社分别为新华书店东北分店和光华书店。另一个初版本则是次年在北京出版的。这三个初版本的书名都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如果我们要从中认定一个最初的版本，则叶、姚所编的《书目》又与袁良骏编资料相一致，是由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出版的，出版地则进一步具体到了大连。至于改题《桑干河上》的时间，则只记载了1950年广州新华书店版，也就是北图所载的“华南版”。
上述三种资料或者书目，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初版就有三种说法，这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是不多见的。这几种说法对后来的丁玲研究者几乎产生了同样大的影响。翻检20多年来的丁玲研究著作，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版的叙述，大多是取“拿来主义”，用这几种说法中的一种，对其相互矛盾之处，极少有加以辨析的；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这种情况，在表述时采用了模糊的说法；当然也还有新的说法出现。一句话，最初的矛盾仍然存在着。
我们略举两例加以说明。先看宋建元《丁玲评传》中的说法：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始作于1946年9月，1948年6月脱稿。曾在《时代青年》、《文学战线》、《小说》等刊物上选载过。全书于1948年9月，由东北光华书店出版发行。1949年5月“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社出版时，书名印作《桑干河上》。1952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更为原名。1979年重印时，作者在《重印前言》里，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桑干河上》的一书二名互用。[5]
再看由张炯、王淑秧主编的《丁玲名作欣赏》中附录的《丁玲著作编年》，在“一九四八年”之下，列有三个著作篇目及其说明，均与此有关：
桑干河上(长篇小说)
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1948年9月初版；北京新华书店1949年5月出版时，改题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写在前边(序《桑干河上》)
1948年6月15日写于正定联大；收入《丁玲文集》时，加正题：《序<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长篇小说节选)
载1948年9月，《文学战线》1卷3期[6]
从这两部先后出版于1993年和2002年的著作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版本的描述有着惊人的不同甚至相反。明显的问题有两个：初版书名到底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是《桑干河上》?出版社是东北光华书店还是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宋建元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特地提出丁玲写作《重印前言》时的两个书名并用现象。两书出版时间尽管相距10年，但我们并不能以时间的先后来判断对错。在这期间出版的多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小说史，如曾庆瑞、赵遐秋著《中国现代小说史》、杨义著《中国现代小说史》、周良沛著《丁玲传》以及杨桂欣著《丁玲评传》等，或取彼说，或从此说，兹不逐一列举。
上世纪90年代初，虽然有研究者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版本有所涉猎，但似乎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笔者所见是龚明德和陈子善的相关考订。
龚明德着眼于其版本的流变，对其初版本，龚是这样描述的：“1948年9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版于属于华北、东北联办的光华书店，该书首版‘在哈尔滨印造’5000册”，“这个版本可称之为光华书店本”。[7]龚明德关于其书名的说法，尤其值得注意：
“1949年5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被列入‘暂先选编解放区历年来，特别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各种优秀的与较好的文艺作品’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编辑者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社认为书名长了点，建议只用‘桑干河上’四个字，丁玲、陈明没有反对，于是在以‘新华书店’为出版者的全国各地的印本里，书名均为《桑干河上》。这种版本是据陈明、萧也牧等另一誊抄复写稿排印的，与光华书店本不完全一致”。[8]
陈子善则针对袁良骏编《丁玲研究资料》中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版的记载提出了质疑，原因是陈先生见到了丁玲亲笔题签呈赠沈钧儒的另一种“初版本”，其版权页上的记载如下：
桑干河上
著者 丁玲
出版者 光华书店
发行者 光华书店
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哈尔滨印造
初版发行一千五百册[9]
陈子善据此认定，这个版本才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真正的初版本。现在看来，陈子善所指的，可能与北图所编书目的初版本是同一个版本，只是出书的时间由1948年9月提前到了8月，版权页上所载书名为《桑干河上》，与北图记载有所不同。也可能与龚明德所指的“光华书店本”为同一版本，但印数又有不同，一为1500册，一为5000册。是否因为陈先生所见为精装本的缘故，待考。同时，陈子善认定该书的初版书名为《桑干河上》，并对袁良骏编资料《桑干河上》易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时间提出了质疑，认为易名应该在1949年11月，而不是同年5月。而上述龚明德的考订，1949年5月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易名《桑干河上》，与袁良骏编资料相左。
最近出版的多部丁玲研究著作，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版的认定，较多倾向于1948年8月大连光华书店版。如王增如著《无奈的涅槃——丁玲最后的日子》、汪
洪编《左右说丁玲》均载：“(1948年)8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由大连光华书店出 版
。”[10]几乎一字不差。丁玲之子媳蒋祖林、李灵源夫妇编《丁玲》中亦载：“《太 阳
照在桑干河上》一九四八年八月由东北光华书店首次出版。”[11]引人注目的是2001 年
出版的《丁玲全集》，其中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初版情况作了如下记载：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长篇小说)
光华书店1948年8月初版，封面题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扉页题为《桑干河上》，封面设计张仃。印数1500册[12]
这里记载的版本似与陈子善所见相同，并对书名的差异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应该说是最新的研究成果。
至此，我们可以说是对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初版情况的各种说法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综合起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迄今为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最初版本仍无定论，一些研究丁玲的专著，或是专著附录的丁玲著作年表，还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概括起来，初版时间有两个，1948年8月和1948年9月；初版地有两个，大连和哈尔滨，或者是大而化之的东北；初版单位有两个，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和光华书店；初版书名是两个，《桑干河上》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如此平行或交叉引用史料，实则形成了丁玲研究的一个盲点。
其二，造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初版情况众说纷纭的原因，与该书问世时的大背景有关。当时正处在建国前夕，社会各方面都在进行大分化、大组合之中，出版社也不例外。如光华书店，据说在东北等同于党领导的三联书店，此时是否已经并入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笔者没有见到相关史料，不能断定。还有就是出版过程的曲折，从不准出版到迅速大量翻印，也可能造成多个“初版本”。这一点我们后面还将提到。
其三，笔者认为，根据文学史料研究重实物的原则，在没有新的“大内”或民间“秘本”被发现的情况下，应该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最初版本做出如下判断，即初版时间为1948年8月；初版地为哈尔滨；初版单位为光华书店；初版书名封面题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扉页或者版权页上题名《桑干河上》。北图所藏，龚明德、陈子善所见，《丁玲全集》所载的版本，庶几与之相符。
其四，丁玲研究者在引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初版资料时，应当有所辨析和选择，尽量采用最新的较为可靠的研究成果，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以免以讹传讹；同时寄希望于新文学版本研究者能有新的发现，尽快揭晓这一“谜底”。
二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最初版本尽管扑朔迷离，但它毕竟只是“凝固”的史料。只要有坚持不懈的发掘者，就总有水落石出的一日。而其初版前后丁玲与周扬之间的种种“传说”，或单方面的零星文字材料透露的点滴“信息”，则留给了人们更大的想象空间，也确实有一些鉴往知来的东西蕴涵其中。
从现有的材料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经在华北出版受阻，在东北的出版也不顺利。周扬反对这部小说的出版，并通过中共高层领导人施压；而丁玲为了求得书稿的世，亦曾寻求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支持。丁与周之间，确实发生过冲突，但似乎并未正面交锋，只能称之为“暗中较劲”。这方面的文字记载，主要见于丁玲的文章和日记，而周扬一方的观点形诸本人文字的则还未见到。丁玲1955年在电影剧作讲习会上的一次讲话中透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7年8月写至第54章(全书共58章)时，她曾将誊清稿送呈周扬审阅，却被“批评”的事：
书没写完，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批评：说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里女孩子很漂亮，就会同情地主、富农。这话可能是对一般作家讲的，但是我觉得每句话都冲着我。我想：是呀!我写的农民家里是很脏，地主家里的女孩子像黑妮就很漂亮，而顾涌又是个“富农”，我写他还不是同情“地富”?所以很苦恼。于是，不写了，放下笔再去参加土改。[13]
这里丁玲所讲的“一次会议”即1947年秋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丁玲听到的“批评”就是彭真在大会报告中提到的有关文学作品反映土改的部分。这并不是丁玲的敏感，而是表明周扬已通读或大致了解了丁玲小说完稿的54章的主要内容，并将他的意见向彭真讲过，或由周扬代笔写入了彭真的报告中。看来，周扬并未选择与丁玲直接交换意见的方式，而是通过彭真在大会的报告给正在奋力赶写这部书稿的丁玲施加压力的。丁玲确实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才一度停笔的。
从1993年才公开发表的丁玲1948年的部分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全部完稿后周扬等反对出版和丁玲争取出版的斗争，也是通过高层的领导人展开的。丁玲这一段时间的日记，记载了她积极地寻求支持的情况。6月15日，丁玲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他们均同她亲切谈话。16日，将书稿送胡乔木审读。19日，曾经同周恩来彻夜长谈。此间陆续见到艾思奇、陈伯达、萧三，请他们审读书稿并取得支持。为了说明问题，兹录几则如下：
六月十四日
周扬挽留我搞文艺工委会，甚诚。但当我说到我的小说(引者按：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突击完工时，他不置一词。我知道他的确是愿我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他知道我这人还有些原则性，在许多老文艺干部之中，他比较愿用我，但他对我之写作是有意的表示冷淡。
六月二十六日
伯达同志来看我，告诉稿子(引者按：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以出版，因为艾思奇同他谈过了。艾尽二十一、二十二两天把我的稿子看完了，他觉得里面有些场面写得很好。尤其是斗争大会。他对周扬所说的原则问题，及所谓老一套都不同意。[14]
这里所说的“原则”问题指“地富”思想，“老一套”则指表现手法上的老一套，看来这是周扬“冷淡”和反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的主要原因。显然，周扬将他的意见也已经与艾思奇等人特别是胡乔木交换过了，并引起了重视。丁玲在上引同一天的日记中对胡乔木的抱怨，可以证实这一情况：
可是下午乔木来了条子，仍只说俟看后出版。他为什么要这样慎重呢?一方面既说明对我之不够相信，另方面是对周太相信。对我相信如此之差，当可使我反省，我为什么在他那里如此无信仰?一方面也说明这是有个人成见的。过去我从不愿把这两个字加在乔木之身上，我是尽可能客观地来看他，尽可能不愿使我有不恰当的多心之处。但这次我实在有些不耐了，他的含含糊糊，不只是由于慎重考虑。我的确不明白，以他那样一个聪明人为什么会不了解周，而且极力支持他?总之，我不能再管了，出不出靠命吧。[15]
可见，书稿出版受阻，丁玲是非常着急和失望的，难免在日记中带些情绪。写于6月19日的日记也有这种情况：
我同周副主席谈了一夜，天明才回。可能引起小超的不满，觉得谈得太久了，但这是由于他的健谈。我希望多谈出国的问题，但他对国内的问题感兴趣。我反映了一小部分意见上去，但他不能了解全部，他总是说要全面的看人呵!他同意萧三去做文协主任，文委由周扬暂兼。他们都不愿多管文艺范畴的问题，都希望由一个人去做算了。我们何时能大声疾呼，“咱们里面有石头呵!要搬石头呵!”[16]
这里的“石头”，应该是指周扬。丁玲向周恩来反映周扬的问题，看来还不仅仅是为了出书的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解放区文艺界已经存在的人事纠葛和矛盾冲突，丁玲与周扬两人至死都未能解开的疙瘩，于此可见一斑。
另外，当时有“传言”，说作品中华而不实的工作组组长文采是影射周扬，周扬有什么样的反应未见记载，丁玲曾对此专门做了澄清，指出文采的原型另有其人。陈企霞的一篇回忆文章中隐约谈到这一情况：
一九四七年夏天，丁玲写完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照理说，这样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在当时是很需要的，但由于作品刺痛了某些人，他们便指责作品反映的是富农路线，致使作品在华北未能出版。作品被拒绝后，丁玲见到我不由得流了泪，我也很替她难受。要知道，这部作品来得不易呵!它是丁玲深入实际的产物，上面聚集了她的心血和爱憎。
我只好安慰她说，你不如到东北去；换个地方，或许还有出版的希望。听了我的劝告，她果真到东北。有价值的作品，它的光辉决不会因非议而消失。在东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很快就出版了，并且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有人甚至赞扬它是一部“史诗似的作品”。后来，华北也出版这部书。对华北的读者来说，读这部书就更有亲切感了。[17]
当然，如前所述，丁玲在东北也并非一帆风顺。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948年7月的一天下午，百忙之中的毛泽东接受了警卫人员的建议，约胡乔木、萧三、艾思奇几个秀才一起驱车20里到西柏坡的野外树林散步放松。胡乔木等趁机谈起丁玲的小说，并向毛泽东做了报告。据当天同行的萧三夫人甘露回忆：
主席边听边抽烟，想了一想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过了约半个小时，胡、萧、艾三个人来到主席身边，主席问他们讨论得怎么样，乔木同志说：“写得好，个别地方修改一下可以发表。”主席这时把刚才说的关于丁玲的话又说了一遍。[18]
尽管毛泽东没有直接指示小说可以出版，但这无疑是一种“默许”。果然，在胡乔木等人的具体支持下，并借助于丁玲出席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东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东北出版了。该书出版之后不久，各解放区即大量印行，而对于小说的评价，以及被推荐参加斯大林文学奖的角逐，还有一些争论和曲折，那是后话了，此不赘述。
综上所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跌宕起伏的命运，在它出版之际就已经注定了。应当说，多种初版本的出现与它出版过程中最初受阻进而到大量突击翻印遍地开花不无关系。当我们抖落它版本学意义上的灰尘、超越个人之间的纷争之后，确实还可以从中看到更有价值的东西。这本书的写作、出版过程中的曲折，也许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学作品的生产、流通方式的产生。就是说，从此以后几十年的文学批评、文学创作的方式方法，是伴随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的出版生长、成熟起来，最终成为建国之后的文艺“一体化”主潮的。这个命题已经有学者提出[19]，值得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研讨。
收稿日期：2003-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