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连载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中国论文,现状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要从1949年到1976年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大陆鲁迅研究界区分出谁属于理论派、谁属于业务派，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当中国的鲁迅研究者同当时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宣布自己的鲁迅研究活动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时候，当他们宣布一切的业务活动都要为政治服务的时候，就已经意味着他们的业务活动同时也是一种理论的研究乃至政治的活动了。但在我们重新研究和思考这时期的鲁迅研究的时候，又必须在理论派和业务派之间做出应有的区分，因为这个时期的特点恰恰是在理论的研究逐渐趋于枯竭的时候，整个鲁迅研究却取得了较之二、三、四十年代都难以比拟的贡献的。只要我们不是在一个作者乃至一部鲁迅研究著作上硬作这种区分，而是从整体上思考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我们就会感到：这个时期鲁迅研究的大部分成就，并不是由理论上的开拓带来的，而是由鲁迅研究者对鲁迅研究自身的业务热情带来的。
1949年之后，中国文化界同时发生着两个方向的运动，其一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文化整合运动。这个运动是三、四十年代固有矛盾的惯性运动，其文化价值观念乃至区分不同文化派别的标准都是在那时建立起来的，只是由于政权的变革使它们之间的斗争情势及实质内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二是在和平发展条件下中国文化格局的不断扩大以及知识分子阶层的独立性和稳定性的加强。在三、四十年代，国内的政治革命和对外的反侵略战争，形成了一个空前广大的政治活动空间，共产党的革命为所有愿意投身政治革命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政治活动的空间，而相对于这个空间，知识分子从事业务活动的空间则是极为狭小的，但到了这个时期，由有着革命资历的社会成员和少数充实到政治管理机构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很快充满了政治活动的空间，大量的知识分子必须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从事文化事业。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知识分子与其它社会阶层的分工更加明确化了，其相对独立性也更加加强了，和平时期的发展把知识分子的作用愈加突出出来，并使之有了不断扩大的发展趋势。不论人们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上述两种运动都是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发展的，因而二者构成的是一种综合性的矛盾运动。在整个社会上，文化的整合运动越来越把人的价值标准单一化，这种单一化的标准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旗帜下进行的，但其本质的意义却是从当时政治管理的角度提出的政治要求和道德要求，并不再具有理论的认识意义。当理论不再是认识活动的基础而只成了固定的政治要求和道德要求，它就与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失去了有机的联系。但在知识分子内部，一种独立的价值标准却在学术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存在并发展着。它无法得到充分的理论营养，但却又是知识分子所从事实践的学术活动不可能没有的价值标准。这个标准是独立于社会一般标准之外的，但又不可能被社会的一般标准所代替。不论在整个社会上怎样把雷锋、焦裕禄当作全民的最高样板加以宣扬，但在自然科学家中间，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的名字都会是更加响亮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否认雷锋、焦裕禄的社会教育意义，而在于只有像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自然科学家，才更直接、更明确地体现着人类认识自然世界的内在激情，而这种激情恰恰是每一个真诚的自然科学家所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由于这时期整个社会上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思想标准与知识分子内部赖以从事本专业的价值标准的不同，加强了这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分裂，这种分裂甚至也表现在同一个知识分子的同一部著作中。这种分裂使意在从政和意在治学的知识分子间发生着矛盾。意在从政的知识分子以整个社会的政治思想标准为最高价值标准而轻视乃至反对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价值标准；意在治学的知识分子则更重视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价值标准而轻视乃至反对在整个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标准。对于同一个意在治学的知识分子，为了在严峻的社会斗争中保护自我的生存权利，往往真诚或不那么真诚地把整个社会所认可的政治思想标准放在优先的地位，而在从事自己的业务活动时重视的则是另外一种标准。不难看到，这个时期围绕着知识分子进行的所有斗争，几乎都是从这种文化分裂产生的。一次一次地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都是意在摧毁知识分子阶层的独立价值标准，但事实证明，它是根本不可能被完全摧毁的，因为现代中国不可能消灭掉知识分子这个独立的社会阶层，而只要这个阶层还存在并发展着，它就必须依照自己的独立价值标准从事本专业的业务活动，它就要以这种标准培养和教育自己的后继者。这个时期的社会分裂已经根本不同于1949年以前，那时的分裂是围绕政治斗争展开的，这时期则是围绕政治管理的现实需要与知识分子从事自己的业务活动的需要二者之间的对立形成的。由此可见，我把这时期的大陆鲁迅研究界分为理论派和业务派并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当马克思主义启蒙派和马克主义务实派的鲁迅研究两个学派相继被摧毁之后，当马克思主义政治派把鲁迅研究引向了对流行价值观念的简单诠释之后，真正支持着这时期鲁迅研究大厦的实际是业务派的鲁迅研究。这个派别的成员十分复杂，其中有二、三、四十年代的人生－艺术派的知识分子，有三、四十年代的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在观念上更接近马克思主义启蒙派和马克思主义务实派的知识分子，在他们原属的文化派别解体之后转入到这时的学术研究中来，其中也有原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知识分子，因其学术态度而在这时期进行着严肃的学术研究活动，当然，更有大批1949年以后走入鲁迅研究界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之间在治学方式和具体学术观点上也各有不同，其中也夹杂着大量流行的政治话语，乃至有着现在已经很难接受的武断结论，但在其主观目的上，却不仅仅在于政治口号的诠释和对于学术同行的政治批判，而在于鲁迅及其价值的阐释和认识。对于所有这些人的所有著作我们都应当视之为学术派的鲁迅研究。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在当时流行的话语的压力下生存并发展的，这一点连鲁迅本人也无法从根本上摆脱，重要的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在自己时代所作的严肃的、有价值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的有效性程度如何。现在我们的流行话语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是在反叛“文化大革命”及此前的流行话语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考察1949至1976年这一阶段的鲁迅研究时，要特别注意揭掉覆盖在它们身上的流行话语的外衣，而直接感受研究者本人所要实现的追求目标。
我认为，这个时期鲁迅研究所取得的最高研究成果是鲁迅研究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它是在二、三、四十年代资料积累搜集工作的基础上发展的，并且在这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基本完成。它的意义在于，它为中国和世界的鲁迅研究已经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备的基础，以后的所有研究工作基本上不会因第一手资料的缺乏而中止。我们不难想象，当二、三、四十年代整个社会对鲁迅还没有一个基本统一的认识的时候，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还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战争和知识分子生活的不安定也影响了这一工作的进行。这个时期结束之后，还会陆续有新的第一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但对于整个鲁迅研究资料的格局不会再有根本性的改变，鲁迅同时代人的相继离世也是第一手资料不可能再有更多积累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通过下列两个比较而充分体会这时期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其一是港台鲁迅研究与大陆鲁迅研究的比较。不论港台学者与大陆学者在学术观点和理论研究上有何不同，但在他们要重新开始鲁迅研究的时候，都必须利用大陆这时期鲁迅研究资料的成果，它使大陆鲁迅研究将成为此后国内外全部鲁迅研究的必要基础；其二是鲁迅研究和《红楼梦》研究的比较。《红楼梦》研究因第一手资料的缺乏，大大影响了它的研究规模及其深入发展，使后人将大量的精力要放在资料的考证上，并且这种考证又远不是都有成效的。鲁迅研究则因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的充分，使其能够永远很自然地随同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它不会形成像《红楼梦》研究中作者生平资料的考证那样的滞后性研究任务。
这时鲁迅研究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可分为几个大的类别：一是鲁迅佚文的搜集和整理；二是围绕《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展开的有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三是鲁迅回忆录的写作；四是鲁迅生平资料的分类辑录和整理。鲁迅佚文的搜集和整理在1949年前有杨霁云编《集外集》，唐弢则于1946年编成《鲁迅全集补遗》，1949年后，他又编成《鲁迅全集补遗续编》，直至“文化大革命”，又有《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等鲁迅佚文的发现。原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是鲁迅研究中最基础的工作，它实质是知识分子保存和显示历史的文化信息的工作，使历史的成为现实的，使隐在的变为显在的。在鲁迅研究中，这一工作原本是可以不受流行话语的任何压力的工作，从而也成为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独立存在价值的基础。它自身是有社会能量的，它的能量从第二类的资料工作表现得更为明确而具体。围绕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出版工作，中国的鲁迅研究者搜集整理了大量相关性的资料，实际上使鲁迅作品带着更丰富的文化信息重新进入现实的文化生活中来。我认为，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注释本的出版和发行，不但是中外鲁迅研究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影响不仅及于当时，更作用于中国后来的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无论如何，鲁迅从那时起已经成了一个不可抹煞的存在，只要考虑到台湾当时禁止鲁迅著作的出版和发行，人们便会感到，大陆《鲁迅全集》的出版和发行对于鲁迅研究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化史的影响是何等的巨大了。在《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中国的鲁迅研究者还搜集了鲁迅的大量书信，其中一部分因与当时文化官员的声誉有关而被扣压，直至“文化大革命”才予以公布。与此相关的还有冯雪峰为鲁迅答徐懋庸信写的一条注释，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被迫修改，歪曲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在“文化大革命”中它又被作为周扬等人的一条罪行而披露。我认为，假若我们从文化发展的意义上来思考这两个相连的事件，我们就会感到它其实是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业务活动与当时的文化整合运动相碰撞而产生的畸形历史现象。鲁迅研究的自身需要使知识分子重视鲁迅书信的搜集和整理、重视对鲁迅作品真实背景的说明和介绍，但文化整合运动却使当时的文化官员不敢于承认这些基本事实。他们以转嫁危机的方式掩盖了这些事实，同时又为更高的政治权力所利用，对他们进行了政治上的打击。现代社会的特征是，独立知识分子阶层不能无视政治、经济的现实存在，不能幻想脱离开这种现实仅仅实现自己单方面的发展，但同时整个社会也不能无视独立知识分子的现实存在，不能无视他们独立的价值观念而单方面地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对于知识分子之外的社会群众，鲁迅的几封信件，鲁迅一篇文章的注释，都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只有知识分子中从事本专业研究的人，才会重视它们的意义和价值。但一旦他们从文化信息保存和显示的角度重视它们的存在，政治权力的硬性干预就会与知识分子的严肃的学术活动构成矛盾，这种矛盾同时会影响整个社会的正常政治生活。第三类鲁迅研究资料的工作又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以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他在香港发表的《知堂回想录》为代表。我认为，这种类型是鲁迅回忆录写作中成就最高的一类，对于此后的鲁迅研究贡献最大。这不仅因为周作人的特殊身分和他的广博的学识，更因为他的写作目的的纯学术性。他是以充分浮现有关鲁迅的历史事实和人物为其根本目的的。这使他的作品包含着更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信息。周作人在历史上曾与鲁迅发生过矛盾，有着不同的思想倾向，在政治上也有污点，但这些并没有影响这些回忆文字的价值和意义。《周作人日记》也是鲁迅研究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第二种类型以冯雪峰的《回忆鲁迅》、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为代表。这类回忆作品与周作人有关作品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是自觉以现行的价值尺度回忆和介绍鲁迅的。这样，他们便对自己的直接印象进行了更多的加工和整理，依照自己的主观意图改造了自己的直接印象，其信息量反而被人为地缩小了。冯雪峰《回忆鲁迅》是保存了左联时期鲁迅思想和情绪状况最多的回忆性文章，但他更是以自己的理解介绍这些情况的。它有两个最严重的弱点：以自己的语言概念代替了鲁迅的语言概念；以鲁迅的书面语言代替了鲁迅的日常生活语言。其实这二者之间是存在着严格区别的。这种代换实际给读者造成的是另外一个鲁迅的形象。鲁迅在冯雪峰的《回忆鲁迅》中失去了他的平凡性的一面，这同时也使他失去了亲切性、可感性；许广平所接触的是鲁迅作为一个现实的人的最平凡、最朴素的一面，也是最复杂、最透明的一面，但她没有把这一面当作她写作的重心，而是把外界社会群众也能了解的东西作为叙述的重点，这就使她失去了自己的优势，反而是肖红的《鲁迅先生》更能透视鲁迅更复杂的内心世界。“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披露了许广平回忆文章中的诸多错误和自相矛盾之处，我认为我们应当这样看待许广平的这些错误：她是在维护鲁迅现实声誉的目的下出现这诸多错误的。她缺乏鲁迅那种深邃的思想透视力和独立不倚的精神品格，但她又真诚地想在多变的政治环境中保持鲁迅的社会声誉，这就使她不能不对鲁迅生前的言行随时进行主观性很强的整理和加工。鲁迅与冯雪峰、瞿秋白、胡风、周扬等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都分别有着既相矛盾、又相联合的关系，当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具有崇高的社会声誉时，她片面强调了彼此一致的一面，而在他们在政治上失意之后，她就又利用另外一部分事实将彼此绝对对立起来，这就使她不能不陷于前后矛盾之处。但假若考虑到她的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被动性的，除了维护鲁迅个人的声誉外她没有其它任何个人的政治目的，也并非利用鲁迅夫人的地位主动消灭自己的政敌或私敌，她的这些错误就是可以原谅的了，而对于她回忆中的一些史实材料，我们还是应当注意进行过细的分析的；第三种类型是巴金、孙伏园、许钦文、李霁野等大量鲁迅同时代人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的特点是仅就自己的实际印象写下的回忆文字。它们都是片断性的，写的是鲁迅生平活动中的一枝一节、一鳞一爪，但却是有其自身意义的事实。以上三种类型的回忆文字，不论其价值的高低，但都有其资料价值，是这时期鲁迅研究资料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四类鲁迅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是对鲁迅生平资料的分类整理。陈梦韶的《鲁迅在厦门》、曾敏之的《鲁迅在广州的日子》、单演义的《鲁迅讲学在西安》，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由薛绥之、韩立群等人主编的多卷本《鲁迅生平资料丛钞》都属于这一类；许钦文的《鲁迅先生的幼年时代》、丁景唐《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等著作虽与前者不同，但在基本精神上有相通之处。这类著作为进一步深入地研究鲁迅提供了方便，其学术性也是不容置疑的。在这时期还有沈鹏年编《鲁迅研究资料编目》一书的出现，虽然过于粗糙，但仍然不失其为一部有用的工具书。
1949年之后的鲁迅研究有一个根本的特点，即鲁迅研究由社会向学院派的转移。1949年以前的瞿秋白、冯雪峰、胡风、毛泽东这些在鲁迅研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人物，都不是学院派的教授学者，甚至像李长之、苏雪林这样的鲁迅研究者，其作品也是主要面向社会而不主要服务于教学的。这一特点颇能帮助我们认识这时期鲁迅研究的性质。一方面社会的文化整合运动使这个时期的学院派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和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改变了学院派文化的面貌，但在另一方面，鲁迅研究向学院派的转移又标志着它的学术性的加强，因为学院派归根到底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接受文化整合运动的影响的。我认为，只要认识到这一特点，我们就会感到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介绍和论述，在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中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初稿》，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开始编写、“文化大革命”后正式出版的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这时期有代表性的四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在国外和港台的学者看来，它们都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但大陆学者则能感到，它们在实质上都是学术性的。它们的根本目的都是向学生传授中国新文学史的知识，而并非主要实现某种政治目的。它们像所有的学术著作一样都不能不承担着自己时代主流文化的语境的压力，但在这压力下它们仍在尽其可能地全面反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全貌。如果说1949年前王哲甫等人的新文学史主要是学术研究著作，它们则主要是大学中文系的教材。教材的作用不仅是自身的，它们主要的作用是引导学生去直接阅读和欣赏作家的作品本身。在这些文学史中，鲁迅都被放在首要的位置，这对于一代代中文系学生学习和研究鲁迅及其作品无疑是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不难看到，这时期绝大多数鲁迅作品的研究著作，都是围绕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而展开的。它们的主导品格也是学术性的。
在鲁迅作品的研究中，最繁荣，成就也最大的是鲁迅小说研究。具体说来，则只是《呐喊》、《彷徨》中小说作品的研究。陈涌的研究我们已在理论的研究中作了简要说明，它赋予了鲁迅小说研究以新的理论上的完整性，但它的成就不仅仅是理论性的，同时也是学术性的。除陈涌外，朱彤的《鲁迅作品的分析》，许钦文的《〈呐喊〉分析》、《〈彷徨〉分析》，刘泮溪、孙昌熙、韩长经合著的《鲁迅研究》，李桑牧的《鲁迅小说论集》、《心灵的历程》，邵伯周的《鲁迅研究概述》和关于鲁迅小说的大量研究文章，几乎都是围绕着大、中学的鲁迅小说的教学而展开研究的。它们的学术性质充分地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一、虽然这些著作或文章几乎毫无例外地充满了大量理论的乃至政治的话语，但它们却与瞿秋白、胡风、冯雪峰等研究者有着根本的不同。瞿秋白、胡风、冯雪峰都有属于自己的政治追求和理论追求，他们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观点是伴随着他们的政治追求和理论追求产生的，并且他们自觉与在理论和政治上不同道的人的鲁迅观严格区分了开来。这些作品的作者并没有自己所要追求的独立的政治目标和理论目标，他们只是依照社会上已普遍认可的政治目标和理论目标对鲁迅作品做出自认为合理的阐释，而这种阐释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大、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的需要。这些作品在鲁迅小说的普及和推广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即使他们的研究也都集中于对鲁迅小说作品的思考，政治、理论问题不是他们思考的中心问题。二、这些著作或文章的作者虽然大都以个人的身分站出来说话，但它们与张定璜的《鲁迅先生》、李长之的《鲁迅批判》则有根本的不同。张定璜、李长之所使用的是个人的标准，他们陈述的是个人的感受以及在这种感受基础上的认识，这些作品的作者则使用的是带有普遍合理性的标准。前者实际说的是“我感到鲁迅小说是怎样的”，后者实际说的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鲁迅小说”；前者有一个潜台词：不论你可以怎样看待鲁迅小说，但我的感觉却是这样的。后者有一个潜台词：你假如不这样看，你就是错误的。政治派重视的是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的差别；人生艺术派重视的是作品好与坏的差别；业务派重视的是对与错的差别。他们在鲁迅小说研究中的最大成就，是疏通了读者与鲁迅小说间的技术性隔阂，使鲁迅小说越来越被广大的读者所阅读和欣赏。在此基础上，他们也提出了一系列更带有全局性的理论问题，例如关于阿Q的典型性的问题等等，但对于这些问题，这时的业务派大都没有获得共识，因为这些问题都有赖于更根本的理论问题的解决。阿Q典型性的问题不是阿Q怎么样的问题，而是如何理解典型性的问题。
相对于《呐喊》、《彷徨》的研究，《故事新编》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呐喊》、《彷徨》的直接现实性给研究者用现实主义的基本观念解读鲁迅这些小说作品提供了方便。《故事新编》的描写不具有直接的现实性，现实主义几乎无法帮助这时的研究者找到阐释这些作品的基本方式。但这时期的《故事新编》的研究者勾稽了鲁迅所依傍的历史资料和现实人物，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油滑”问题的讨论，是否历史小说的讨论，虽然并不像阿Q的典型性那样对于研究鲁迅小说具有关键意义，但它们到底具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是值得提出思考的问题。关于《故事新编》的研究著作，这时有《文艺月报》编辑部编的论文集《〈故事新编〉的思想意义和艺术风格》、何家槐的《〈故事新编〉及其它》以及其它一些单篇文章。
鲁迅杂文是这时期鲁迅研究中备受重视的对象，但它之受重视并不主要因为业务派自身的原因，这更是马克思主义务实派和政治派理论话语的主流地位的表现。在这一时期，鲁迅杂文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派的手中，实现了与现实政治斗争的结合，逐渐蜕化成了社会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对鲁迅杂文的阐释上，政治化的倾向表现得也格外的强烈和突出，其影响至今犹存。把鲁迅杂文的文化解剖、思想解剖同政治批判完全等同起来是把鲁迅杂文政治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把鲁迅杂文中对林纾、章士钊、吴宓、梅光迪、陈西滢、胡适、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等人的思想解剖全部都纳入到人对人的政治斗争中来说明，甚至把与胡风、冯雪峰、周扬的某些思想分歧或差异也都用政治斗争的话语来概括，这就大大简化了鲁迅杂文的思想内涵。思想内涵的简化使鲁迅杂文的“战斗精神”失去了坚实的理性基础，这种战斗精神也就不再是鲁迅杂文的战斗精神。只要考虑到在这一时期鲁迅杂文是多么容易的被当成了历次政治批判运动的工具（鲁迅小说、散文诗、散文都不像鲁迅杂文这样能够被简单地加以利用），我们就很容易接受这样一个结论：我们不能把这时期鲁迅杂文研究的成绩估价得过高。但是，这绝非说这时期的鲁迅杂文研究没有任何进展，业务派的非政治化倾向在鲁迅杂文研究中的主要表现是努力把政治与艺术结合起来，并以进行业务性的研究。所以，凡是把杂文主要作为一种文体加以考察的，都本质上属于业务派的研究。在这方面公认为有成就的是唐弢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在我们重读这篇重要的鲁迅杂文的研究文章，理应注意它的这样一段文学：
我们一向把杂文比喻为“匕首”和“投枪”，这也是对的，但又往往忘记了它同时还要“给人愉快和休息”。我们对鲁迅的这一卓越的言论理解得不够全面，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妨碍了对他的杂文的认识，妨碍了我们去学习他在思想方法和艺术创造上伟大的成就，因而只是把鲁迅杂文从政治价值和社会作用上归纳成简单的几条，却不去研究作为文学家的鲁迅的风格，作为文学形式之一的鲁迅杂文的丰富、鲜明、强烈的艺术特征。而这些又恰恰是他的战斗精神所赖以寄托的特点。
唐弢是三、四十年代的著名杂文家，在他对鲁迅杂文的论述里是融有他自己的创作体会的。他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中论述鲁迅杂文的特征，其中接触到很多重要的问题，也有很多新鲜的见解和发人深省的比喻。但是，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只能说明一般文学作品和一般科学论文的差别，并不能说明鲁迅杂文与其它文学样式的根本区别，因而唐弢的这篇文章仍然没有接触到鲁迅杂文的独立特征。在这里，当时主流文化的话语形式也在无形中限制了他。他是在三十年代开始杂文创作的，那时左翼作家开始在不同政治倾向间的思想斗争中使用杂文这种文体形式，把它主要当作对敌斗争的武器。但鲁迅杂文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是在鲁迅对中国文化的解剖热情中孕育成熟的。显而易见，人们只要把鲁迅杂文仅仅当作对敌斗争的武器，当作对社会政治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唐弢在该文中所强调的所有那些特征便只能作为附属的、次要的东西而存在着。形象思维也只是逻辑思维的一种点缀或帮衬。实际上，鲁迅杂文是在全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自己自由驰骋的空间的，在这里，并没有绝对的对外与对内、对人与对已、政治的与生活的、平与的与伟大的、俗与雅的差别，它们都通过一种文化模式彼此相贯通，阿Q同时也是赵太爷，赵太爷同时也是阿Q，一种生活现象同时也是另一种生活现象的转化形态，极严肃的很可能与极滑稽的东西都是一母所生。只有在这样一个范围中，唐弢所论述的所有特征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派把全部文化都纳入到政治制度的概念中来看待的时候，鲁迅杂文的问题就不可能讲得那么清楚了。可以说，唐弢在当时并无法找到充分表达自己感受的语言形式，除非他冒着与当时主流文化正面对立的危险。至于鲁迅杂文塑造没塑造典型形象，我认为倒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它只是给我们实际感受到的“叭儿狗”、“苍蝇”、“蚊子”、“二花脸”等等对象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的问题。除唐弢先生的这篇重要学术论文外，大量关于鲁迅杂文的分析文章对广大读者接爱鲁迅杂文也都是有辅助作用的，但它们在受当时话语形式的影响上也更为明显和突出。
当主流文化已经失去了认识事物的基本职能之后，当它只成为对人的一种异化力量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文化会同时出现两类不同的现象。一是脱离开正确的认识目的而维护理论自身的完整性，二是坚持认识目的而在理论上丧失其完整性。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从其价值体系内部的逻辑合理性而言，一个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理应”受到政治制裁，而从对该人的真实认识出发要保护其人不受到不合理待遇的人，恰恰要依靠非逻辑性的语言，有时甚至要故意抹煞某些事实。我们在考察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这种情况。业务派在着眼于对文学作品的自身感受的时候，往往只能用在逻辑上不尽合理的形式去跨越当时主流文化的栅栏，这时他们在本质上不能自圆其说，但正是在他们这种跨越主流文化的理论栅栏的努力中，孕育着下一阶段新的、更适宜于本学科学术发展的理论学说的诞生。这时业务派的大贡献就是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业务研究而在理论上企图跨越主流文化限制的努力。他们有时是自觉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不自觉的，仅就理论形式，他们很难做到自圆其说的程度，但其结果，却更有益于他们自身学术观点的表达。这种现象，在这时期的《野草》研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应该指出，冯雪峰在《论〈野草〉》中对《野草》思想的批评是更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的。《野草》不是一部主要用于解剖客观世界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是鲁迅当时主观情绪世界的由内而外的表现，它所表现的主观情绪至少不是昂扬的、乐观主义的，至少较之现代其它文学作品都更偏于低沉和悲观，并且不是对个人命运的悲观，而是对全部人生的悲观，它较之任何其它一部作品都更直接地体现了鲁迅的人生哲学，体现了他对整个人生、对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对中国文化的特征与发展前途的深沉思考，而这种人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则有着绝然不同的性质。仅就以上三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冯雪峰将之作为鲁迅前期思想的局限性表现，对之采取着更明确的批评态度无疑更是合理的。但这种理论上的合理性却并不符合包括冯雪峰在内的中国鲁迅研究者对《野草》这部散文诗集的实际思想感受和艺术感受。王瑶的《论〈野草〉》就反映着业务派的这种思想倾向。王瑶在文艺思想上更接近冯雪峰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务实派，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以冯雪峰的文艺思想为其主线，但他与冯雪峰的根本不同则在于他是学院派的一员，其治学态度属于这个时期的业务派，并不以直接的思想理论思考为自己的指向目标。他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转入现代文学研究，保持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严格学术态度。在他论述《野草》的时候，便不再仅仅思考鲁迅当时的思想状况，而是为了解析《野草》本身的价值。正是这一目的，使他必须跨过冯雪峰关于鲁迅当时思想的评价。他无法否定《野草》实际所流露出的思想情绪，不能回避这种思想情绪与当时思想标准的差距，但他又不能不肯定《野草》自身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于是他就必须跨越过主流文化为他的研究设置的理论栅栏。
《野草》中所自我解剖的思想矛盾，所批判的一些虚无绝望的思想，所反映的彷徨情激的情绪，都正说明了在鲁迅思想中正孕育着一种向前飞跃的潜力，而鲁迅正是自觉地解剖自己，克服其中的消极部分，而最终达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的。《野草》中的主要内容就反映了这思想矛盾的历程，因此这部作品不但不因为它包含有一些空虚寂寞的感情而减去光彩，而且由于它反映了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在前进过程中如何克服负荷，严肃地进行自我批判的精神，因而更给我们以巨大的启示和教育。严格说来，这段文字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首先，《野草》便不是自我批判式的，《秋夜》、《这样的战士》、《过客》、《复仇》、《复仇（其二）》、《影的告别》、《雪》、《死火》等大量篇章，都较之任何其它作品都更直接、更明确、更强烈地肯定了自己和自己存在的价值。在《秋夜》中，他是“枣树”；在《这样的战士》中，他是“这样的战士”；在《复仇（其二）》中，他是“耶稣”；在《过客》中，他是“过客”；在《雪》中，他是“朔方的雪”……甚至连同他的孤独和寂寞，在《野草》中也是引以为自豪的精神因素。但王瑶却通过这种并不完满的理论形式，把《野草》作为优秀的文学作品肯定下来，这则是较之冯雪峰更接近真理的结论。在《论〈野草〉》中，王瑶还把鲁迅的人道主义同“战斗的集体主义”等同起来，这就混淆了这两种思想的本质差别，但他却也肯定了鲁迅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这无疑又是更接近鲁迅人生观的核心的结论。李何林在某些理论观点上接近以胡风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派，而在整个思想倾向和人事关系上则属于以瞿秋白、冯雪峰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务实派，但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后写成的《〈野草〉注解》则对该集中的散文诗作了平易浅近的疏证和阐释，而并未用外在的理论信条要求鲁迅的实际创作。在这时期，还有很多研究文章分析了《野草》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手法。
在这时期，靠着学术派的努力，把鲁迅研究扩大到各个有可能进行研究的方方面面。在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方面，有王瑶《鲁迅与中国文学》等著作和文章；在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方面，有韩长经关于鲁迅与俄国文学关系的若干文章；在鲁迅诗歌研究方面，有张向天《鲁迅旧诗笺注》、周振甫《鲁迅诗歌注》等著作和文章；在鲁迅与美术的关系方面，有张望的《鲁迅论美术》的编纂；在鲁迅的美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的研究方面，更有大量的文章将鲁迅有关文艺的论述进行了阐释。……我认为我下面的一个结论大概并不过分：在这个时期，主要是业务派的鲁迅研究维持了中国大陆鲁迅研究的繁荣局面，并且为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待续）
标签：鲁迅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资料搜集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现状论文; 故事新编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冯雪峰论文; 呐喊论文; 彷徨论文; 散文论文; 杂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