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差额结构与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额论文,对外贸易论文,中国论文,新经济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遵循比较优势、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使中国获取了丰厚的贸易利益，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2010年中国GDP已排在世界第二位，而贸易额则高居全球榜首。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着过分依赖外部市场、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以及外汇储备规模过大等问题，[1][2][3][4]而且制造业强大的竞争力可能会引起同中国处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恐慌。[5]
这种不平衡增长模式的弊端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背景下愈发凸显出来：2008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遭遇了严重的金融风暴，经济停滞不前，于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出口市场需求锐减，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
由此，中国各界逐渐意识到，过分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亟待调整。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政府特别指出要实施新的发展战略，强调了依靠国内市场、旨在实现内外平衡的经济增长新模式。
对外贸易是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的最重要方式，而贸易结构，特别是贸易差额的结构可以反映出中国的产业结构、生产阶段、比较优势和内外需状况等，同经济增长模式息息相关，通过对贸易差额结构的分析可以洞悉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特征，还可以揭示出中国的产业结构特征和技术水平，并由此阐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与模式，以及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将从多维度解析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的结构特征，包括各种贸易方式和各类企业带来的贸易差额、差额的商品结构和国别结构等。通过这样的分析，本文旨在回答两个问题：其一，透过顺差结构，剖析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如何导致了不平衡发展的局面；其二，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即如何通过调整外贸顺差结构来实现旨在扩大内需的经济增长新模式。
一、贸易差额总体状况
（一）国际收支差额结构
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国际收支长期以来保持顺差状态，而且呈现出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格局（表1）。特别是经常项目，始终保持较高的顺差水平。但从细分项目来看，货物贸易是构成顺差的主要来源，而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起到了缩小经常项目顺差的作用。这表明中国制造业高速发展的同时，服务业发展则处于较低水平，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较弱。而服务业往往具有技术密集度高、附加值高、吸纳就业水平高、污染及耗能低等特点。一国服务业水平低意味着该国的产业结构有待提升。实际上，制造业迅猛发展而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不仅在发展过程中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而且附加值低、获取的贸易利益有限。此外，一方面，“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遭遇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与壁垒；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则对本国服务业给予高度保护，迟迟未能开放服务业市场，以至于在入世十周年之际，被美国等发达国家指责“未能履行入世承诺”。
在资本与金融项下，笔者考察了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两项内容。从1995年以来，外国企业来华直接投资持续稳定地增长。这些外资企业大多是将中国作为其海外生产基地，并采取外向型经营战略，是中国出口贸易迅猛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也取得一定进展。在2007年以前，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较慢，但2008年之后则迅速增长，表现出中国企业在拓展经营范围、充分利用世界资源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相比较而言，2010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仅为吸引外资规模的三分之一，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相比直接投资来看，近年来中国的证券投资资产和负债规模较小，通过金融领域筹集资金、获取资源的能力仍然较弱。
（二）对外贸易顺差总体状况
自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积极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对外贸易从20世纪80年代起便有了显著的发展，而加入WTO则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加速发展的助推器。
1995年到2001年，中国出口占GDP比重维持在20%上下，而进口占GDP比重介于13%到19%之间（图1）。从2002年开始，贸易额占GDP比重大幅增加，2006年出口和进口占GDP比重分别为36%和29%，贸易依存度高达65%。此后，出口额和进口额占GDP比重均有所下降，但2010年又回到27%和23%的水平，贸易依存度超过了50%。
从贸易顺差规模来看，1995年至2001年期间仅有小幅上升，而2002年之后则增长迅猛，2008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达到了2955亿美元的顶峰。2009年贸易顺差则降至1961亿美元，降幅高达34%，2010年顺差进一步降至1831亿美元（表2见下页）。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在1995年为2.3%，随后几年在经历了小幅波动之后，从2001年开始稳步上升，2007年达到7.5%的顶峰（图2），2008年有小幅下降，此后两年锐减至3.9%和3.1%的水平。2002年之后贸易顺差的加速扩张反映了加入WTO给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带来的巨大推动力；2008年之后顺差的急剧下降既反映了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贸易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又反映了中国政府旨在减小顺差的各项举措产生了效果。①
特别地，2008年之后，贸易顺差总额在减小，而加工贸易顺差则在减小之后迅速增大，非加工贸易逆差则持续地大幅增长，到2010年已达到1398亿美元。这说明在全球经济危机和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中国加工贸易的出口和进口受到的影响几乎是对称的，而且受影响之后的恢复能力很强，顺差规模经历短暂下滑后反而扩大。而非加工贸易却受到了不同方式的影响：2009年，外部需求不足和货币升值都导致出口大幅减少，2010年贸易额回升，非加工贸易出口比2009年增长了36%，而进口则增长了44%。这就是说，中国已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了“加工贸易顺差、非加工贸易逆差”的增长模式，中国的贸易顺差完全是由加工贸易贡献的。然而，非加工贸易，特别是一般贸易的主要中间投入品是国内生产的，所以一般贸易的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贸易结构的改善和出口产品的技术升级。目前中国的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的发展呈失衡状态，意味着中国各界为优化贸易结构、促进技术升级仍要做出不懈的努力。
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也是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重要驱动因素。表2的最后两列数据表明，1995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顺差只有50亿美元，2000年之后则迅速扩张，到2010年已高达2389亿美元，超过了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总额。显然，这体现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策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外包和生产分割盛行的条件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断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阶段转移到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以寻求新的竞争优势。而中国便成为跨国公司生产转移的重要目标。这些跨国公司主要将中国作为加工制造基地，从母国或其他国家进口关键的零部件，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进行组装生产，然后将产成品销往海外，形成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生产和贸易格局。这便是外资加工贸易持续顺差的原因。
外资的非加工贸易一直呈逆差状态，其原因在于，外商投资企业在进行投资时往往需要进口设备、物品，这要花费较大的支出。这部分支出被记入非加工贸易之中，导致非加工贸易呈逆差状态。逆差值不断扩大表明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用于进口设备物品的支出持续增加，即使在经济危机来临时也未受影响。这反映出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际给海外投资者以更大的信心和勇气，使其不断扩大在华投资。另一方面也说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主要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原材料、零部件等中间品并未实现自主生产或在国内采购，跨国公司仅将中国作为生产基地而并非设计研发基地，并未对提升中国的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发挥重要作用。
（三）小结
长期以来，中国的国际收支呈现出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双顺差”的状态。在经常项目中，货物贸易顺差持续增长，而服务贸易逆差则逐年扩大。在资本与金融项下，入世之后中国在吸引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均取得了进展，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尚有提升空间。中国的证券投资资产和负债规模较小，且波动较大，金融领域的发展仍显滞后。
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占GDP比重逐年增加。这主要是由加工贸易顺差的迅猛增长拉动的。非加工贸易在大多数年份呈现逆差，既表明中国的生产技术仍处在较低水平，又反映了中国经济稳步增长带来的进口需求扩张。外资企业的贸易差额结构同全部企业相近，也呈现出“加工贸易顺差、非加工贸易逆差”的模式，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未对提升中国的技术水平产生显著作用。
二、贸易方式、企业类型
根据高利埃等人（Gaulier et al.）的统计分析，外资企业的贸易活动为中国积累了大量顺差，但外资企业并非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4]中国的私营企业在2007年创造了约15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而1997年其创造的顺差额可以忽略不计。与此相反，1997年国有企业的贸易顺差约为45亿美元，而此后持续下降，到2007年国有企业的贸易顺差已接近50亿美元。
这充分体现出加入WTO给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带来的变化：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企业经营外贸活动采取“审批制”管理方式，只有获得外贸经营权的企业才可从事贸易活动。这实际上是政府对外贸经营权的控制，对外贸活动造成了扭曲。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逐步放开外贸经营权，用“注册制”代替“审批制”，到2007年7月，取消对所有主体外贸经营权的行政审批。在“审批制”下，获得外贸经营权的主要是国有企业，而其他性质的企业只能通过具有经营权的国有企业代理而出口自己的产品。这就造成了几乎全部出口额都记录在国有企业账上。而在“注册制”下，企业只需填一张简单的登记表格，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即可从事贸易活动，所进行的登记是为收集信息而采取的手续，不再是行政审批，这就放开了贸易权，推动了外贸经营主体多元化的发展。
由此，国有企业垄断外贸经营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其贸易顺差转变为逆差；而私营企业的出口活动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002年之后创造了高额的贸易顺差；外资企业，特别是外商独资企业依靠加工贸易，也创造了较多的贸易顺差。
将企业性质和贸易方式结合起来对贸易顺差来源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外商独资企业加工贸易一直是顺差的最大来源，2007年已超过1300亿美元；私营企业一般贸易发展极为迅猛，1997年顺差额接近于0，到2007年同外商独资企业加工贸易的顺差额几乎持平。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也是经历了先顺差后逆差的变化趋势，目前是中国对外贸易逆差的最重要来源，2007年逆差额达到560亿美元，2008年更是达到1160亿美元。外商独资与合资企业作为净投资进口设备、物品也使逆差水平扩大，2007年的逆差值接近800亿美元。这是因为跨国公司的主要设备和零部件大多从母国采购，因而外资企业每年支出高额费用投资于进口设备和物品。
以上分析表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出口能力高于国有企业，意味着在贸易权全面放开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在对外贸易领域已经无法同外资企业和集体、私营企业对抗。
另一方面，外资企业顺差主要是加工贸易贡献的，而外资企业每年还要进口大量机器设备和零部件，意味着跨国公司仍然仅将中国作为生产加工基地而非研发基地，“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格局仍未发生明显改观，中国国内的技术水平仍处在较低水平，外资企业出口的大规模扩张对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并未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根据高利埃等（Gaulier et al.）的计算，[4]2007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有78%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中的国内要素含量仅为20%。②
三、贸易差额的商品结构
考察贸易差额的商品结构，可以进一步揭示出顺差和逆差的来源，从而识别出调整顺差结构、推动经济新增长模式的方向。
（一）根据商品属性分类
根据商品属性，本文在SITC分类标准之下将全部商品分为14大类，表3列出了各类商品的贸易差额状况。③2010年，顺差额最大的三类商品是杂项制品、机器和运输设备，以及纺织品与服装。其中杂项制品包含建筑装置、家具及其零件、旅游产品、鞋类、科学仪器、光像仪器和各种表类。除鞋类以外，这些产品的价值普遍较高，而中国在这些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因而创造了较大的贸易顺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纺织品与服装便在世界市场上具有了较强的竞争力，1995年该类产品的顺差值即达到227亿美元，超过了当年中国的贸易总顺差额，此后顺差呈持续增长状态。同纺织品与服装不同，机器和运输设备在较长时期内是中国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长期以来呈逆差状态，但在跨国公司加工贸易的推动下，该类产品由逆差迅速转为顺差，2010年其顺差值已超过纺织品与服装。
（二）根据生产阶段分类
由表4可见，1995年以来，中国的初级产品和中间品均为逆差，只有最终产品为顺差，但后者的顺差额远大于前两类商品的逆差额，因此中国对外贸易整体上才呈现大幅顺差状态。④
初级产品的逆差额在1995年较低，仅为51亿美元，此后一路攀升，到2010年高达3401亿美元，15年间增长了65倍。这意味着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国内的原材料、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已无法满足需求，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严重依赖高耗能制造业的特征。
1995年到2010年间，中间品贸易在大多数年份呈逆差状态，尽管在2006年和2007年出现了逆差额回落，2008年甚至出现了顺差，但2009年之后又出现了高额逆差。将中间品进一步划分为半成品和零部件，可以看出两类商品的贸易差额走势存在较大差异。1995年半成品贸易逆差为168亿美元，是零部件贸易逆差的两倍，而此后半成品逆差先增后减，2006年开始呈顺差状态，2008年顺差高达805亿美元，当年中间品的顺差便是由此造成的。
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是由加工贸易推动的，在加工贸易的发展过程中，技术含量高的关键零部件主要依靠进口，且进口需求持续增长；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厂商对半成品的进口需求则日趋减少，由于这些加工产品的生产需要一定的工艺技术，因而对其进口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企业近年来技术水平的提高。
在考察期内，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来源于最终产品，1995年最终产品顺差为477亿美元，2010年增长到6178亿美元。将最终产品进一步分为资本品和消费品，可以看出消费品是中国最具比较优势的产品类别。资本品在1995年呈逆差状态，2000年有小幅顺差，到2010年顺差额增至2420亿美元，为消费品顺差额的64%。消费品存在巨额顺差，不仅抵补了其他类产品的逆差，而且使中国对外贸易从整体上呈现出顺差。
（三）根据技术密集度分类
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主要是由最终消费品引发，的，而在消费品顺差中相当一部分是机器、运输设备和电子产品贡献的（见表5）。这是否可以说明中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明显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显著进步？本文根据劳尔（Lall）的分类方法，将全部制成品按其技术密集度分为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低、中、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四类，并计算出各类商品1995年至2010年间的贸易顺差。[6]由表5可见，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低技术密集型产品在考察期内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而且顺差额持续快速增长，2010年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顺差额高达3362亿美元，而低技术密集型产品顺差额也达到了1240亿美元。2005年以前，中国的中、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处于逆差状态，2006年之后才转为顺差，此后顺差额持续增大，但直到2010年还远远低于另外两类产品的顺差额。
由此可见，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低技术密集型产品是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这些产品主要依靠国内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进行生产，大多属于一般贸易的范畴；而中、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大多属于加工贸易的范畴，关键的半成品和零部件仍然需要进口，中国厂商承担了高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链条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因此这些产品在出口迅猛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进口迅猛增长，仅具有较小规模的贸易顺差。
（四）服务贸易差额结构
由表1可知，中国服务贸易常年处于逆差状态，而细分服务项目可以给我们提供关于差额结构更丰富的洞察。中国商品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大量使用国外运输公司提供的服务，因而运输服务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最重要来源，除2009年以外，其在各年的逆差额均大于当年服务贸易整体的逆差额，2010年运输服务的逆差更是高达2905亿美元（见表6）。这意味着，中国在商品大幅出口的同时，支付了高额的运输服务费用，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利润水平较低的原因之一。
1995年以来，旅游服务一直处于顺差状态，从2009年开始则转为逆差，2010年的逆差额又比2009年高出1.25倍。20世纪90年代，中国利用自身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外国游客以带动经济发展，因此旅游服务呈顺差状态；而近年来中国部分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出境旅游的需求比较旺盛，所以旅游服务顺差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又显著抑制了西方国家居民到中国旅游的需求，因而2009年之后中国旅游服务转为逆差。
根据UNCTAD的统计标准，除运输和旅游之外的各项服务均归入“其他服务”项目。在考察期内，中国的“其他服务”一直呈逆差状态，而2010年突然转为大额顺差。细分析，保险服务和专有权利费用是逆差的主要来源，2010年前者的逆差额高达102亿美元，后者逆差达121亿美元。中国长期处于顺差的项目有建筑、计算机、信息和其他商业服务。建筑业的顺差主要是中国企业从事国际工程承包活动的结果。这些工程项目成为中国劳动力对外输出的主要载体，也缩小了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总体规模。其他商业服务主要包括广告、管理咨询、技术测试、石油、包装、摄影、维修等内容，该项目在1995年有319亿美元的逆差，但此后一直保持顺差，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增长之后顺差额达到了2693亿美元，已成为“其他服务”呈现顺差的最主要驱动因素。由于其他商业服务大多是需要一定技术含量的服务项目，中国在该项目具有比较优势表明，拥有专业技能的高级服务业人才数量在扩张，中国的整体科技水平近年来有所提高。这表明未来中国各界一定要重视服务业的发展，不断提升科技含量，将其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五）小结
综合不同商品分类标准下的贸易差额结构，我们可以概括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总体模式与特征。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是由最终产品贡献的，资本品和消费品的巨额顺差不仅抹平了初级产品和中间品的逆差，而且使中国对外贸易整体顺差保持了较大的规模。中、高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仍然处在加工组装阶段，高额出口伴随着高额进口，因而贸易顺差十分有限。中国的贸易顺差是伴随着高耗能制造业的发展而实现的，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瓶颈。
中国服务贸易整体上处于逆差，但一些行业，包括建筑、计算机和信息，以及其他商业服务则处于顺差，意味着中国整体技术水平有所提高。但中国仍在金融保险、专有权利和运输服务等领域存在较大的比较劣势，贸易逆差十分可观。
四、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差额结构
（一）总体状况
本文选取了10个贸易伙伴，考察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和逆差的主要来源。由表7所示，近年来，中国香港地区、美国和欧盟是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顺差来源，2010年中国对这三个经济体的贸易顺差分别为1134亿美元、996亿美元和787亿美元，均超过了对世界的贸易顺差额，特别是对香港地区的顺差达到了对世界顺差的2倍。这意味着，如果剔除这三个经济体中的任何一个，中国对外贸易从整体上将存在巨额逆差，中国商品严重依赖于发达经济体市场的格局并未发生改观。
考察更多年份的贸易差额，可以看出这三个经济体对中国贸易顺差的贡献有所差异。从1995年开始，中国对香港地区贸易顺差即超过了对世界的贸易顺差，此后除2008年和2009年之外，这一状态始终保持。而1995年对美贸易顺差只占全部顺差的51.6%，2000年之后对美顺差才超过对世界顺差。1995年中国对欧盟贸易存在14亿美元的逆差，2000年之后转为顺差。另外，不难看出，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商品对香港地区和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危机到来之时，出口过度依赖于有限几个市场的弊端便显露无遗，但危机也给中国对外贸易带来了调整的机会：传统的出口市场萎缩时，应该思索扩大内需和开辟新市场的方法与途径。
未来可能的重要出口方向是印度、俄罗斯等“金砖”国家。如表7所示，1995年以来，除个别年份外，中国对印度一直保持顺差，尽管相对于香港地区、美国和欧盟来说顺差规模较小，但顺差额及顺差比重持续增长。中国对俄罗斯长期以来保持逆差，2007年首次实现顺差，经过2009年反弹以后，2010年又恢复了顺差状态。⑤目前来看，中国对俄贸易顺差规模较小，但随着俄罗斯加入WTO、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以及中国不断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未来俄罗斯市场具有巨大的潜力。
中国对外贸易逆差主要来自于东亚经济体，其中台湾地区是贸易逆差的最重要来源。1995年中国对台湾地区贸易逆差为117亿美元，此后逆差逐年扩大，在经历了2009年的下滑之后，2010年逆差额达到了861亿美元。这表明中国内地是台湾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坚实后方，台湾地区的出口产品十分依赖于内地市场。韩国和日本也向中国出口了大量产品，长期以来对华保持贸易顺差，2010年韩、日对华贸易顺差分别为696亿美元和557亿美元。相比之下，东盟对华贸易顺差规模较小，2010年顺差额为165亿美元。除东亚经济体外，澳大利亚也是中国对外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由于澳大利亚资源丰富、农业发达，因而中国从澳大利亚大量进口资源性产品和农产品，逆差额从1995年的10亿美元逐步扩大到2010年的339亿美元。
（二）同主要贸易伙伴在不同生产阶段的贸易差额
考察中国同主要贸易伙伴贸易差额的总体状况可以揭示出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的主要来源，但更深层次地回答为何呈现出这样的贸易格局，需要分别考察主要贸易伙伴与中国在不同生产阶段产品上的双边贸易差额。图3（见下页）描绘了按生产阶段（BEC方法）分类时，中国同几个主要贸易伙伴在各类产品上的贸易差额。
澳大利亚是中国贸易逆差的重要来源之一，而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方面（图3a）。2001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初级产品规模有限，逆差额为26亿美元左右，而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原材料的需求日趋旺盛，以及入世之后进一步开放市场，到2010年中国在初级产品方面对澳大利亚存在523亿美元的逆差。而在其他四类产品上，中国对澳大利亚都存在顺差，特别是资本品和消费品，两类产品的顺差总额达到160亿美元。
香港地区是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将顺差进行分解，可以看出中国对香港的顺差主要来源于资本品，随后是零部件和消费品（图3b）。尽管BEC分类方法将资本品和消费品均归入最终产品，但严格地说，资本品是用于进一步生产的投入品，也属于中间品范畴，而消费品直接用于居民消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终产品。[7]对香港地区的顺差主要来源于资本品和零部件等中间产品，是因为转口贸易的盛行使得香港地区成为内地产品的重要出口平台，许多产品并非最终在香港地区被使用，而是转售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但内地对香港消费品顺差也很可观，2001年顺差即为138亿美元，2010年达到314亿美元。
中国对日韩两国的贸易差额状况十分相近，都是在消费品方面存在顺差，而在半成品、零部件和资本品方面存在较大规模的逆差（图3c、图3d）。从2001年到2010年间，中国消费品对日顺差介于200亿美元到400亿美元之间，但半成品、零部件和资本品对日逆差介于220亿美元到700亿美元之间，初级产品则由小幅顺差逐渐转变为小幅逆差。这样，中国对日本常年维持着较大规模的贸易逆差。近年来中国从韩国进口了大量的零部件产品，因而中国对韩零部件产品的贸易逆差规模较大，2010年达到401亿美元，高于对日逆差额。中国在半成品和资本品方面对韩国保持一定的逆差，在消费品和初级产品方面都保持小幅顺差，因而从整体上存在较大的对韩贸易逆差，且逆差额高于对日贸易逆差。
2001年以来，中国对美国在消费品和资本品方面保持着较大规模的顺差，且顺差逐年扩大（图3e）。2010年中国在消费品上对美顺差超过1000亿美元，在资本品上也存在725亿美元的顺差，在初级产品上则存在240亿美元的逆差。这就构成了对传统观念的挑战：相比于中国，美国处于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拥有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因而应该在产成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中国技术水平低，只能对美出口初级产品。但目前的情况是：尽管美国科技水平高，但发展阶段超越了制造业，而专注于服务业的发展，因而从整体上看，美国在制造业产成品方面具有比较劣势，国内大部分消费品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反观中国，尽管科技水平相对较低，但工业化道路经过多年发展已见成效，并且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在制造业产成品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依靠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先进的科技水平，美国在农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中国从美国进口了大量的农产品，因而在初级产品方面对美呈逆差状态。
由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规模庞大，且具有逐年增长之势，因而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各界逼迫人民币升值呼声迭起，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但综合中国同美国和东亚经济体的贸易差额来看，美国巨额的对华贸易逆差反映了美国、中国和东亚经济体之间的生产与销售联系，中国将从东亚经济体进口的零部件加工组装之后，向美国出售制成品，因而美国把进口额全部记在中国账上，但这些进口产品的附加值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东亚创造的，仅仅是加工组装阶段的附加值由中国创造。
印度与中国都是亚洲重要的发展中大国，两国在诸多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并存，对外贸易发展又各具特色，近年来两国间的贸易联系也不断加强。2001年，中印间贸易额较小，双边贸易差额几乎为0，2002年之后双边贸易迅速发展，特别是中国从印度进口初级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大（图3f）。2002年中国在初级产品上对印度逆差为6亿美元，2008年增至155亿美元的高峰，经过2009年回落之后2010年逆差额达到139亿美元，为2002年的22.8倍。初级产品之外的其他四类产品，中国对印度均保持顺差，近年来各类产品的顺差额均呈扩大趋势。2010年，中国对印度半成品顺差120亿美元，资本品顺差105亿美元，零部件顺差84亿美元，相比之下，消费品顺差额最小，仅有32.6亿美元，表明印度的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低阶段，对中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需求仍十分有限。这同时也意味着，随着未来印度经济发展，中印之间的贸易联系将进一步紧密，特别是中国制成品对印出口将具有极大的潜力。
五、对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式的展望
（一）对外贸易差额结构的特征总结
根据本文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长期以来，在外包和国际生产分割盛行的背景下，中国加工贸易迅猛发展，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又带来了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因而长期以来中国呈现出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双顺差”的状态。近年来，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持续增长，而服务贸易逆差则逐年扩大，入世之后中国在吸引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均取得了进展，而金融领域的发展仍显滞后。
总体上看，中国的非加工贸易在大多数年份呈现逆差，外资企业的非加工贸易也呈现逆差，揭示出中国制造业仍处于加工组装阶段，而且外资企业对华投资未对提升中国的技术水平产生显著作用。私营企业在入世之后焕发了生机，凭借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大量出口，并且在一般贸易上存在较大规模顺差，成为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生力量。
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来源于资本品和消费品，而逆差来源于初级产品和中间品，前者的规模显著大于后者，因而中国对外贸易整体上存在较大规模的顺差。按照技术密集度考察，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初级产品和低技术密集型产品，而中、高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仍处于加工组装阶段，贸易顺差相对较小。
中国服务贸易整体上存在逆差，逆差主要来源于金融保险、专有权利和运输服务等部门，而这些部门具备资本和技术密集度高、附加值高等特征，具有远大的发展前景，应成为中国未来重点推进的部门。
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香港地区、美国和欧盟，逆差则主要来源于东亚经济体。中国从东亚经济体进口中间产品，加工组装之后将制成品销往发达经济体，独特的“三角贸易”是造成中国独特的贸易差额格局的原因。而随着俄罗斯、印度等“金砖国家”经济起飞，中国同这些国家开展双边贸易的潜力较大。
（二）经济新增长模式的前景展望
根据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结构，可以看出贸易顺差是伴随着高耗能、低附加值制造业的发展而实现的。这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瓶颈。一方面，资源匮乏已经困扰着一些地区、一些行业的发展，从国外大量进口原材料使中国制造业发展丧失了独立自主的能力，一旦外部供给受到冲击，或由于国家间经济政治冲突导致原材料供应链中断，则会使中国制造业出现无法生产的局面。另一方面，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揭示出中国对外贸易具有“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特征，意味着中国外向型制造业的附加值很低，中国企业从产成品出口中获取的利润十分微薄，贸易利益十分有限，无法真正实现以对外贸易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无法实现以对外贸易实现技术扩散、从根本上提升技术水平的目标。
中国的产成品过于集中地出口到美国和欧盟，会同欧美本国企业产生激烈的竞争关系，从而导致严重的贸易摩擦与争端。“中国制造”向新兴经济体的大举扩张，以及新兴经济体生产和出口结构升级，又会使中国产品同发展中经济体的同类产品相互竞争，从而引发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摩擦。WTO成立以来，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头号反倾销目标国，遭受着来自不同类型经济体的反倾销诉讼，很多产品出口受阻，使中国对外贸易利益饱受损失。不仅如此，其他形式的贸易壁垒也会成为打压中国商品出口的工具，例如反补贴、保障措施和“中国特保”条款等。[8]这些贸易摩擦与争端会使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具有不可持续性，从而危及中国的贸易利益乃至经济安全。
为完成“十二五”纲要中的发展目标，实现内外平衡的经济增长新模式，目前的贸易差额结构显然需要调整。2007年，中国政府曾实施过一轮“减顺差、调结构”政策，但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又使政府将政策目标转变为“保增长、调结构”，以至于“减顺差”发生了逆转，“调结构”也出现了变化。而目前是必须实现结构调整的关键时刻，就外贸领域而言，根本还是在于国内制造业水平的提升，不能仅停留于加工组装成的成品是“高技术产品”，而要涉足于“高技术产品”的“高技术密集”阶段与工序，直观地说就是要在国内生产高技术产品的核心零部件，减少从东亚经济体的进口，同时改变以往追求大规模出口产成品的思路，既然关键的零部件产自中国，则中国企业应根据国际市场的供求状况来确定产成品的生产和出口规模，有意识地控制产量和出口量。在出口时，还要注意出口流向多元化，开拓更多的市场，努力避免某一种产品向一个贸易伙伴过度出口的状况。这样，便实现了从根源上调整结构，因此，提升技术水平、减少及调整顺差、化解贸易摩擦等诸项目标可以同时实现。
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平衡发展很早就被中央政府提上议事日程，但目前来看，一些关键的服务部门并未获得长足进步，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从而呈现出中国制造业巨额顺差、服务业大规模逆差的局面。从根本上促进金融保险等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人力资本累积、资金投入等众多保障，而一旦这些高附加值的服务业真正实现腾飞，则会吸纳更多的就业、“清洁地”创造出更大的产值，对缓解资源环境问题发挥重大作用，也能使关键服务业部门逐步开放、切实履行中国的入世承诺。因此，从根源着手，减小服务业、特别是重要服务业的贸易逆差，是未来政府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之一。
最重要地，要抓住经济新增长模式的核心——内外平衡问题。特别要注意的是，实现内外平衡增长，决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总体上说，要贯彻落实“十二五”纲要的重要内容，依靠国内市场，逐步摆脱过分依赖外部需求的状况。但与此同时，仍然要重视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不能偏废，并力争做到二者的协同发展。在调整顺差结构的过程中，减少制造业顺差并不意味着单纯抑制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而减少服务业逆差也不意味着限制购买服务，而是政府从深层次着手，增大对研发活动的投入力度、培育人力资本，从而带动国内制造业的升级转型，同时也提升服务业的质量和水平。这样可以进一步培养消费者的偏好、拉动国内需求层次的提升，最终实现内外平衡的新经济增长模式。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注释：
①2006年中国贸易依存度达到顶峰，外汇储备又超过日本居世界首位，“双顺差”问题浮出水面，因而2007年起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调节顺差规模，例如调整出口退税，限制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密集型产品，颁布新劳动合同法等。尽管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为实现保增长的目标而调整甚至逆转了某些措施，但政策措施的时滞会使旨在减小顺差的措施在危机爆发后发挥作用。
②从较长期来看，2007年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国内要素含量是异常值，1997年的国内含量为30%，此后在波动中上升，2006年达到47%。而高技术产品出口主要通过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实现的，这一特征在较长时期内一直存在，从1997年至2007年，高技术产品出口中的外资比重和加工贸易比重持续上升，2007年分别高达81%和78%。
③具体的分类方法可向作者索取。
④表4是按联合国主要经济类别（BEC）分类方法进行的划分，分类方法可向作者索取。
⑤2007年中国对俄罗斯贸易顺差884亿美元，限于篇幅，表7中未列出一些年份的数据，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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