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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
社会经济生活充满着矛盾，处于不同社会群体、集团、阶层和阶级中的人们具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经济问题往往作出不同的解释，得出不同的结论，提出不同的政策主张。除了认识方面的原因之外，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不同社会群体、集团、阶层和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者公开承认经济学的阶级性，并且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研究经济科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用阶级分析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经济学区分为无产阶级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
与此相反，很多西方学者不太愿意公开承认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尽管他们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力图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最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最合理的经济关系。然而，不管愿意不愿意，也不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经济学的阶级性总是客观存在。当然，西方经济学家并不都讳言自己的阶级立场。最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直率地说：“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注：凯恩斯：《劝说集》，244—245页，商务印书馆，1962。）
经济学家在研究、解释和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鲜有例外。而这一切自然会在他的经济理论中得到反映和表现。这就决定了经济学在性质上必然不同于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也决定了阶级社会中不存在为各阶级共同接受的统一的经济学。
实际上，有些西方学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认这一点。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洛说：“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注：索洛：《经济学中的科学和意识形态》，载于克伦道尔、埃考斯编《当代经济论文集》，11页，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 1972。）
在西方学者中，索洛的这一认识，具有一定的深刻性。他觉察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存在本质的区别。这就是，社会科学同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而自然科学则不然。这实际上是承认，社会科学是有阶级性的。索洛还认识到，社会科学的这一本质特征同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是否觉察到以及是否想回避没有关系。这实际上是承认，社会科学的阶级性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此外，索洛还研究了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在社会科学家论著中的具体反映和表现形式。正是这些认识使索洛超越了他的经济学同行，超越了他的社会科学同行。只是他忘记对社会科学加上适当的限制，那就是，社会科学中有少数学科，例如语言学和逻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
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经济学的科学性可以是统一的，也可以是相冲突的。
当某一阶级的经济理论不存在阶级局限，因而能深入研究经济现象背后的内在联系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时，这种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实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统一的典范。它既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具有无产阶级阶级性的经济学，又是揭示了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经济学。
当某一阶级的经济理论存在阶级局限，因而特殊的阶级利益使它不敢深入研究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时，这种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就会发生冲突。资产阶级经济学虽然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然而一般说来，这种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矛盾是主要的。
当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新兴资产阶级还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时，代表这一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透过现象寻找内部联系和内在规律，完成一些重要的科学发现。应该说，这一历史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科学的经济学，它的阶级性和科学性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统一。人们同时看到，古典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也有矛盾。古典经济学家毕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受到自己阶级的局限，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关系看作是自然的、永恒的，因而不可能彻底揭示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客观规律。
当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曾被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推到后面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从反对自己敌人的敌人转为直接反对自己的敌人。这时，取代古典经济学正统地位的庸俗经济学越来越成为有意识的辩护论的经济学。“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17页。）在这里，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相冲突，庸俗经济学坚持其阶级性而牺牲科学性。
上面引用的索洛的话，也有助于了解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矛盾。就经济学家而言，“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这里仅以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例。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了明确规定：“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页。）可是，至少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 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认同经济学是关于资源配置的科学。西方学者这一规定的实质，在于把生产方式逐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把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逐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这样，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前提和基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对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过渡性，他们便都一概加以回避。同样地，有关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例如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各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分配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性和过渡性，他们也都一概加以回避。实在无法回避的，就断言这是自然和永恒的。
经济学当然要研究资源配置。但是，资源配置方式从属于生产方式。经济学不能只讨论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它必须研究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而对后者的研究又须以特定的生产方式的研究为前提。
任何一种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只要把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关系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就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理论体系。把研究范围从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向后退缩到资源配置这个角落的西方经济学，充分暴露出它的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矛盾。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已经不容许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关系的研究方面得出科学的而不是辩护性的成果。西方经济学家中有人承认：西方经济学还不是科学。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8年指出他们的经济学还不是科学。过了85年以后，美国经济学家艾克纳在1983年就指出他们的经济学还不是科学。他说：“八十多年过去了，这一问题甚至更为尖锐了。……由于希克斯和萨缪尔森把它数学化而变得相当精致，但其核心与凡勃伦时候则相差无几。”艾克纳还说：“（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由毫无现实基础的理论构成的……。事实上，除了建立在一系列演绎推理之外，经济学几乎一无所有。”（注：A.S.艾克尔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科学》，179—180页，北京大学出版，1990。）
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只容许西方学者在不违反资产阶级利益和无损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些课题上进行科学研究。也只有在那些研究课题上，作为理论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还有可能取得有科学意义的成果。例如，在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数量分析方面，在对市场失灵、特别是对广义市场失灵进行剖视方面，在对政府经济职能和经济政策进行研究方面，西方经济学家还能够写出有学术价值的论著，提出有实际意义的建议。正是这些研究使西方经济学具有某种实用性。
四、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的两种错误倾向
西方经济学植根于西方国家，是西方国家统治阶级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看法的理论表现。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一是阶级性，一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主要表现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宣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西方经济学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主要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病症进行病理分析，作出诊断，并开出处方。
研究和评价西方经济学必须注意全面，力戒片面性。在我国，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有两种片面性。一种片面性是只看到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而看不到它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另一种片面性是只看到西方经济学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而看不到它的阶级性。前一种片面性认识导致对西方经济学的全面否定，后一种片面性认识导致对西方经济学的全面肯定。全面否定和全面肯定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两种认识都不符合实际。实际是西方经济学有二重性而不是一重性。既然西方经济学有二重性而不是一重性。既然西方经济学有二重性，就不应该对它采取“不是肯定，就是否定”的简单态度，而应该用唯物辩证法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它进行科学的全面的分析，分清哪些是意识形态成份，哪些是在特定条件下有实用性的成份。对于前者，要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揭露；对于后者，要考虑借鉴和吸收。借鉴不是照抄照搬，而是把他人的经验和教训当作镜子，以便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吸收不是囫囵吞枣，不是不加分析地笼统接受，而是经过消化系统的作用摄取有营养的成分。
必须注意，西方经济学中某些可资借鉴的成分并不是在纯粹的形式上存在着，而是常常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共生，并紧紧结合在一起。这就决定了不能像器官移植那样把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或那个部分直接移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来。这里且不说异种器官移植，即使是同种器官移植，也还可能出现排异问题。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某些有用的东西，这本身是一项严肃的研究工作。只有通过认真的艰苦的研究，把可资借鉴的成分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分离开来，并经过改造，才能为我所用。例如，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的有用成份，就必须把它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基础抽掉，把资本同生产资料区别开来，把劳动这一不正确的用语改为劳动力，然后在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建立一元的价值生产函数，在马克思使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建立多元的使用价值生产函数。这样才有可能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五、经济学的数学方法
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应用的范围很广。任何事物都具有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是质和量的统一。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同样是质和量的统一。在对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进行质的分析的前提下，对反映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进行量的分析，将有助于认识的深化，也将有助于理论的应用。从这一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揭示的原理和规律，不少都有可能用数学语言来表达，用数学模型来表示。马克思自己就曾经想运用数学方法来说明经济危机的规律性。西方经济学家现在在他们的经济学论文、专著和高级教科书中相当广泛地运用数学，他们所用的数学方法几乎遍及纯数学的各主要分支。研究这些论著和教科书，可以看到西方经济学家是如何将他们的经济理论数学化的，是如何将前提和条件公式化的，是如何将经济过程模型化的。或者说可以从中获得经验，也可以从中汲取教训。
数学是辅助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很有益的方法。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恰当地运用数学方法，可以使正确的理论和科学的研究成果表达得更为准确和精确，可以更好地检验结论和前提是否一致或矛盾，可以更有力地增强研究成果中的结论。
但是，必须注意，数学本身不能创造任何经济理论，不能创造任何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数学是从前提出发，经过逻辑推理，得出结论的。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时，要结论正确，首先要求前提正确。自然科学家懂得，在数学这个磨盘中，你放进小麦，可以磨出面粉；你放进草籽，就决不会磨出同样的东西。计算机科学家的“废料进，废料出”的说法，生动地表明，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不管用了多少数学和多么复杂的数学，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这一方面，边际效用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数学可以给错误的经济理论披上科学的外衣，使读者不易识别它的伪科学性，但不可能赋予错误理论以科学的内容。
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不能滥用数学。西方经济学滥用数学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以致有的西方学者不得不“对经济学家严重地滥用数学提出警告。”（注：约翰·布拉特：《经济学家是怎样滥用数学的》，载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145—1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瓦西里·里昂惕夫也对西方经济学滥用数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专业经济学杂志上就连篇累牍地充满了数学公式。这将读者从一套似乎有理而完全是任意的假说引到精确的但却是无关的理论结论。”（注：约翰·布拉特：《经济学家是怎样滥用数学的》，载阿尔弗雷德·S ·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西方学者在经济学中滥用数学的结果导致数学形式主义，它所追求的只是数学形式。可是，在经济学中，数学形式的正确，决不能证明经济理论的正确。给错误的经济理论装配一套数学公式，其作用是给错误的内容以貌似科学的包装。
凯恩斯本是学数学的，后来改行研究经济学。他对他们自己圈子内的人在经济学中滥用数学的情况相当熟悉，并对此提出了可以说是中肯的批评。凯恩斯写道：“近来所谓数理经济学，太多一部分只是杂凑，其不精确一如其开头所根据的假定，而其作者，却在神气十足但毫无用处的符号迷阵中，把现实世界中之复杂性与息息相通性置诸脑后了。”（注：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253页，商务印书馆， 1963。）研究西方经济学，必须注意前提是否正确，有没有陷入无用的数学符号迷阵，有没有忽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存性。
西方经济学现在比以往更追求经济学的数学形式。过去使用数学相对较少的宏观经济学，经过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努力，现在也连篇累牍地充满了复杂的数学公式。宏观经济学的工具箱重了，可是，科学形式并没有给宏观经济学增添多少科学内容。对此，美国宏观经济学家布林德评论说：“许多相当聪明的人在宏观葡萄园中一直进行着长时间的辛勤劳动，以期开发出更经得住批评的理论和经济计量学的新品系，许多新技术行装就必须比一二十年前的更加沉重。难道我们对宏观经济学如何运行真的比过去知道得多了吗？我是不相信的。”（注：布林德：《争论中的宏观经济学》，101页，纽约， 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89。）西方学者的这番话耐人寻味。评论西方经济学的数学方法时应当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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