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里的故事——试论传记的虚构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记论文,试论论文,故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记作家、作记批评家和传记读者的普遍共识是，传记必须是真实的。真实性被认为是传记创作的最高准则。然而，大量事实表明，无论是自传、传记、人物素描，还是日记、书信、回忆录和谈话录等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虚构。因此，如何理解传记的虚构性、传记中虚构的性质和功能以及虚构对真实的影响等问题可以说是传记阅读和传记创作的本质问题的一部分。
传记的虚构性是传记研究中最为敏感的问题。这首先是由传记的历史属性决定的。如果我们看几本权威工具书对“传记”的定义，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17世纪后期，德莱顿把传记清晰地定义为‘某人生平的历史。’现在，传记的含义是指某人生平的事实的相对完整的记叙，它包括性格、习性、环境，还有他的经历和活动。”（重点号为我所加）[①]在此，M·H·阿伯拉姆斯无论是援引德莱顿的定义，还是自己更为详实的补充说明，这两个定义的共同特点是，都强调“历史”和“事实”。在《文学术语词典》中，J·A·卡登结传记下的定义是“一个人生平的记录，历史的一个分支”。[②]很明显，卡登不但给传记定义，而且还给传记定性，即传记是历史的。至此，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无论是文坛大家德莱顿，还是批评界的重镇阿伯拉姆斯和有影响的辞书编撰者卡登都把传记死钉在“历史性”这一维上了，因此，传记自然与想象的产物虚构水火不容，格格不入了。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如果传记仅仅是历史的，那么，传记与历史又有什么差别呢？显然，传记与历史不能等量齐观，一视同仁。这就说明，传记肯定有一种性质使它与历史相异而自成一体。
如果说，上述论述过分强调了传记的历史属性，那么，我们也有同样多的作家、批评家对传记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亨利·梭罗认为：“我们经历过的人生是一个奇异的梦，我根本就不相信人们对它的任何叙说。”[③]不难看出，梭罗觉得，人生充满着云谲波诡、扑朔迷离的奇异性，文字的叙说很难捕捉到生命之虹的瞬间斑澜。因此，传记难免流于皮相之言，有名无实。梭罗是从传主这一视角对传记的真实性发难的，批评家们则更多地从传记叙事的角度入手探讨传记的虚构性。加拿大学者那·奈达尔指出，语言、叙事和修辞在创作过程中都参与了对事实的歪曲、改变和修正。“所以，读者和传记作家都必须认识到修辞、叙事手法和风格不但组织事实，而且也改变事实，以便创造一个文本世界的生平”。[④]另一位学者丹尼斯·佩特里也持类似的观点。在他的专著中，佩特里把作家传记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塑造名作家的纪念碑”；一类是“把作家当作普遍人来描绘的肖像画”；还有一类是把作家“当艺术家来刻画的形象”。最后，他得出结论，“无论是传记还是小说最终都是一种叙述。”[⑤]此外，传记作家莎伦·奥布莱恩认为，每位传记作者都有一个独特的透视角度。因此，他们创作出的传记常常大相径庭，传记实际上是一种虚构。[⑥]上述四种观点分别从传记人物、传记叙事和传记作家这几个角度全面地涉及到了传记的虚构性。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入手，我们都看到了相同的结论：传记具有不可回避的虚构性。可是，这些观点中试图对传记进行阐释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果说，传记具有虚构性这一点可以接受的话，那么，传记的虚构性又有什么特殊性呢？它与纯粹虚构性的小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来说，早期的、传统的论述更倾向于突出传记的真实性，强调传记的历史属性，而当代批评家们则刻意凸现传记的虚构性，力图把传记拽向文学一边。事实上，比较公允、准确的定义应该是，传记既不是纯粹的历史，也不完全是文学性虚构，它应该是一种综合，一种基于史而臻于文的叙述。因此，在史与文之间，它不是一种顾此失彼或重彼轻此的关系，而是一种由此及彼、彼此互构的关系。
传记之所以不同于历史，一方面在于传记所需再现的对象不是纯粹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历史事件自然离不开它的扮演者——人，但历史中的人是一根红线，他（或她）的作用在于串起事件之珠，而大写的人常常是隐而不见的。传记中的人却截然不同，他（或她）是奔腾的洪流，时而劈山开道，时而决堤泛滥，时而又平静如镜。虽然一件件事发生了，但读者关注的却始终是这股洪流，直至它溶入大海，传记便戛然而止。因此，确切地说，传记不是全景式的《清明上河图》，而是一幅《蒙娜·丽莎》式的肖像画。前者无疑更贴近历史。另一方面，从写作目的来说，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通古今之变”，[⑦]而传记作家则专注于“变幻如虹”的“个性”。[⑧]换言之，在历史著作中，我们读到的多半是时间的迥旋递进（一种历史观）、事件的来龙去脉、朝代的更迭兴衰，逐渐地领悟到历史车轮何以滚滚向前的内在逻辑。相反，传记不是这种鸟瞰式俯视而抓其筋脉，而是特写式聚焦。焦点始终对着孕含意蕴的细节。翻覆如云的情感、变幻莫测的心理、大难临头的危机都被一一剪辑制作，然后展示给读者的是一部个性历程的电影。所以，写作目的的差异基本上导致了传记与历史的分道扬镳，各执一端。然而，尽管传记和历史的描写对象和目的各不相同，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必须坚持事实的真实性原则。
就虚构性而言，传记作家也必须明确界线，恪守法度，很难享受小说家的自由。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传记与小说之间在虚构上是不是存在着量的差别呢？在谈论《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时，章学诚指出它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这种三七开能不能适用于传记呢？显然，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不必追求事事有来历，笔笔无虚言。历史小说成功的关键在于它把历史的陈迹浪漫化，使人物传奇化，在过去与现在、人物与读者之间建立一个神话的世界，以满足成人在失去童话世界之后的精神欲求。而传记营建的是一个寓言的空间，读者总是试图从传主的世界里过滤到某种意义、价值和启迪。如果这个世界掺进了太多的沙子，认知型阅读的前提无疑被动摇了。可见，单纯从数量上考察传记与小说的分野并不十分理想，主要因为真正衡量起来，其实是无法操作的。
其次，如果从虚构的性质入手，我们可能更容易找出传记与小说在虚构上的差异。小说性虚构基本上是想象的产物，遵守的是或然律，即不一定真实，但必须可信；而传记性虚构实际上属于修辞性和叙事性范畴，必须根植在历史性之上。可以说，小说做的是无米之炊，而传记则必须量体裁衣。因为前者可以张冠李戴、子虚乌有，而后者就不能丁卯不分，鱼龙混杂。我们之所以认为传记具有虚构性，是因为个性之“体”与文本之“衣”毕竟不是一回事。传记家要把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由文字组成的文本，他就必须经过一个收集、思考、加工的过程，也就是说，他必须对收集的原材料按照某种方式裁剪。虽然尺寸不错，但由于方式迥异，衣服的式样自然不会千篇一律。从这个意义上讲，传记不是虚构，但没有虚构，也不会有传记。对此，传记家莫洛亚有过清晰的描述：“一个现代传记作者，如果他是诚实的，便不会容许自己这样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帝王，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一位伟大的作家；在他的名字的周围，已经建立了一个神话一般的传说，我所想要叙说的，就是这个传说，而且仅仅是这个传说。’他的想法应该是：‘这是一个人。关于他，我拥有相当数量的文件和证据。我要试行画出一幅真实的肖像。这幅肖像将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不晓得，在我把它实际画出之前，我也不晓得。我准备接受对于这个人物的长时间思量和探讨所向我显示的任何结果，并且依据我所发现的新的事实加以改正。’”（曹聚仁译文）[⑨]很明显，所谓真实的肖像其实是不存在的，它是在事实基础上“对于这个人物的长时间思量”的结晶，而且要把传主画成“一个人”，还是写成“神话一般的传说”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传记作家的创作动机和视点。所有这一切说明，传记中存在着虚构，但这种虚构仅限于修辞性和叙事性范围之内。
再次，传记与小说在叙事方式上虽然相互借鉴，但本质上是有差异的。传记的叙事是一种“死象之骨”式还原，而小说比较倾向于“天马行空”式书写。至今为止，传记的实验仍然没有赶上小说的步法。传记家不可能像乔伊斯或伍尔夫那样把一天的感受或经历铺述成一部包罗万象的人类经验的百科全书。他（或她）也不可能把传记写成一部卡夫卡的《变形记》或纳博科夫的《灰暗的火》。意识流与后现代手法至今仍是传记家的禁区，这一事实说明，传记的叙事方式的革命不是技术性的，可能更多的是观念性的。
上述的讨论使我们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讲，传记是虚构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传记中不可或缺的史的框架。事实上，传记中的虚构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我们上述的观点只限于传记中虚构的合理性一面。正如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很难在历史的叙述中详尽无遗地体现出来一样，对传记的虚构性描述也不能涵盖所有传记创作的实践。但我们至少可以总结出产生传记虚构性的几个主要原因：
一、客观事实的先天性不足。众所周知，传记写作常常是一种逆时性操作。也就是说，传记作家大多数是在认识到某一人物的历史意义或精神价值时，才向前溯源，以期勾勒出一幅前后一贯的人生画卷。对历史人物的刻画更是如此，传记作家们常常用当代的眼睛去审视古代人物，想从他们身上找出对当代问题的答案。然而，不幸的是，关于这些人物的生平资料却少得可怜：有的只有片言只语；有的仅以著作或一、两件事迹传于后世；生卒年代不详或先人后代均不可考的情况也屡见不鲜。这种情况在古代人物或那些死后多年才被认识、研究而成为经典性人物身上更为司空见惯。因此，关于莎士比亚、曹雪芹、林肯、克伦威尔等的早年生活或整个一生，我们所知甚少，但关于他们的传记却必不可少，其结果，传记家就难免根据想象猜测或推断，来为这些逝去的大师还原。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传记就很难不掺进虚构的成分。
当然，一位诚实的传记作家在遇到这种历史的空白时，并不是单刀直入地为这些耀眼的人物填空，这样做常常是危险而容易引起攻讦。比较明智的办法是，他采取描红的策略：在大致的区域内，他试图勾勒出传主所处的历史轮廓、精神氛围和文化谱系。在描好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之后，传主的各种盲点虽然依然故我，但训练有素的读者至少可以知世论人，透过历史的坐标来确认盲点的位置。所以说，增加盲点的可视性，而不是加剧读者对盲点的茫然感，才是作传记家要做的基本工作。
二、深度挖掘的目的性歪曲。进入20世纪之后，传记文学的创作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新。如果说古代传记仍在“蜜式传记”或巨人脚下兜圈子的话，那么，“新传记”和心理传记可以说是对前者的反动，其效果可想而知。“新传记”的实绩和心理传记的风行代表了读者对传主认知模式的转变，但它们成功的主要秘决在于深度挖掘与艺术触觉并重。前者摆脱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传记的平面化倾向。只有材料，不见心性；后者使传记跻身于文学的殿堂，对艺术性的重视不但增加了传记的可读性，而且也拓展了传记的内涵。斯特雷奇、莫洛亚、茨魏格的成就，艾瑞克逊、琼斯、斯通的畅销，使得传记作家们对“新传记”和心理传记一时趋之若鹜。可是，让人失望的是，“新传记”继几位大家之后几乎后继乏人，一方面是因为后继者们大多缺乏斯特雷奇和莫洛亚所特有的文学天赋，但更主要还是因为斯特雷奇所倡导的以“暴露”[⑩]为目的作传原则往往给人一种天下皆乌鸦之感，其歪曲性不言而喻。相比而言，心理传记虽然香火较旺，但问题似乎更多。首先，心理传记遇到的问题是资料的严重不足。要刻画一位传主的心理，就必须有足够的可资引证的心理素材。事实上，对大多数传主来说，这类心理材料是极为稀少的。即使幸运遇到一定数量的心理材料，另一个问题是“有了这些材料之后，困难在于它们并不符合精确的实验性观察的条件。而且我们没有足够的论据来确保这些材料的真实性。”(11)这样，心理传记就难免“突破有限的资料而诉诸玄思妙想。”(12)其次，心理传记作家大多是一元决定论者。具体说来，传主的一切行为均由某种特定的心理“情结”预先决定了。这种单一的心理决定论至少是不全面的，姑且不论其概念的先行性。事实上，心理传记如果说一开始还给人一种发人之未见的震撼的话，那么，我们不久就发现众多的心理传记在深度挖掘上还逐渐暴露出其理论框架的定势。性的经验、情感的创伤、恋母（父）情结、自卑情结等几乎成了心理传记家的标准手术刀，用以剖析一切传主。结果自然是“虽耸人听闻，不免强词夺理，欲以一单纯之说理，概括天下之大事。”(13)最后，心理传记的致命弱点在于过分依赖特殊性，以至于把变态的经验泛化。以精神分析学家荣格为例。尽管他对毕加索的分析不是一部传记，但他的分析方法却被心理传记家们视为圭臬，因而具有代表性。在一家权威季刊的一再请求下，荣格着手分析毕加索绘画中表现出的心理学。他认为：“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我可以向读者保证：毕加索的心理问题，就其在他的作品中所得到的表现而言，十分类似我的病人的心理问题。”然而，“遗憾的是，我无法证明这一点，因为那些可供比较的材料只为少数专家所知。”(14)尽管如此，荣格仍然断言毕加索具有精神分裂型病人的种种特征。此论一出，读者哗然。荣格不得不出来为自己辨解：“在我所进行的讨论中，‘精神分裂’一词并不是对作为一种精神疾病的精神分裂的诊断，而仅仅指代一种气质或倾向”。(15)从这几句引文里，我明显地看到荣格是把“病人的心理问题”作为“经验”来推导毕加索的心理问题，其出发点首先是变态问题。一旦遭到误解时，荣格却把他的概念的内涵转移，这就造成了以往经验的基础与分析对象的明显的一致性，所以，他不得不承认“我的进一步的观察就显得毫无根据，因而需要读者的善意和想象力。”(16)荣格个案分析的不尽如意至少提醒心理传记作家变态经验的普遍有效性应该打上一个问号。总之，无论是“新传记家”往传主脸上抹黑，还是心理传记作家挖空心思找症结，他们都有预先设定的目的性，而过分强烈的目的性或多或少会使传记厚此薄彼，虚实失衡。
三、古代传记的传奇化倾向。与第二个原因相对的是，古代传记作家并没有他们的现、当代同行们所拥有的各色理论和宽容而猎奇的读者群。在道德和宗教的双重规范下，他们很难而且也不大愿意走出雷池。正如古代诗人一样，这些古代传记作家更愿在道德或宗教的格律中写出浪漫的诗章。司马迁的“爱奇”(17)倾向、普罗塔克传记中“一以贯之的激情”(18)和苏埃托尼的稗史化倾向都不同程度地把他们的传主传奇化了。一代代读者之所以对这些传记兴趣不减，一方面是由于这些传奇人物本身的传奇性所致，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人物的正义感、自尊心、爱国情和事业心刺激了每一代人的想象力。因此，传记中的传奇化倾向虽然不免夸饰失度，渲染过分，但却往往起到了点铁成金的作用。然而，这种创作方法一旦落入既无史识、又乏文才的传记作者之手，弊端就显而易见。后宫绯闻、情场风云、险遇奇谈使得一些传记成了名符其实的历史传奇，而非信实传记。可是，由于传记的传奇化颇能满足幻想型读者偶像崇拜的精神需求，这种传记至今仍然拥有读者和市场。
四、人为地设置的障碍。传记要有事实做后盾，才不致流于虚空失实。传记作家的一个最基本的素质就是必须具有史家的累积资料的功力和辨别真伪的眼力。然而，不幸的是，有些传记作家就连收集资料的机会也不多。传主采取的策略是不合作。他们或销毁书信、日记、笔记，或把其中最关键的部分付诸东流。狄更斯、詹姆斯、厄伯仑就曾把关于自己私生活的文件付之一炬，甚至连饱受资料匮乏之苦的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也如法炮制，对他的传记作家露出了狡黠的微笑。当然，非人为因素，如战火、水灾等更不知吞没了多少弥足珍贵的资料。以沈从文为例。据《从文家书》一书的编者称，“从作者开始追求张兆和起，到两人终于结为夫妻，大约经历了三年零九个月。其间作者一共给张兆和写了多少情书，没有准确的记录，但估计有几百封，大致符合事实。这些情书全部毁于抗日战争初期硝烟之中。”(19)沈从文的例子仅仅是沧海一栗，其余可想可知。此外，出版社像一把剪刀，常常有目的地把传记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剪掉了。叶灵凤曾说，如果把《鲁迅日记》原封不动地印刷出来，那些自封为鲁迅朋友的人不知何颜见人。凡此种种，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种种原因，传主生平中最引人的、最隐秘的部分常常无法触及。我们所看到的是黄永玉笔下的虾子，红红的放在餐桌上的盘子里。黄永玉的题词是：“我为生前的那些隐秘而脸红。”(20)事实上，传记的情况正好相反：传主永远不必为生前的隐秘而脸红，因他（或她）的隐秘将永远是个谜。而许多传记不过是对谜的一种解读，并非实有其事。
在分析了传记中虚构产生的原因之后，我想继续把这一问题深化一下，以便更好地理解传记中虚构的现象。实际上，无论是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是柯林伍德（“我们的所有思想都不可避免地打上历史的烙印，所有的历史都是人类想象的产物。”(21)）都没有机械地、教条地、照像式地阐释历史，因此，我们既然把传记属性中重要的一极归于历史，自然是逃不了柯林伍德意义上的“想象的产物”。如果我们再分析一下“想象的产物”——虚构在传记中的几种表现的话，我们可能会较为具体地把握住本身就有点飘忽不定的虚构现象。我想把传记中的虚构划分为三种较具代表意义的类型，并就每一个类型略举几例加以说明。
传记中虚构的第一种类型是原型性虚构。在认识人的过程中，我们无法把一个人（更何况是复杂的历史人物）的所有个性特征透视得一览无余，因此，我们采取的策略是，抓住要点旁及其余。也就是说，我们常常首先捕捉某个人物的代表性特征，如孔子的仁者形象、孔明的智者身份、邱吉尔的狐狸象征和希特勒的暴君嘴脸。这些意象大致概括了他们各自性格中闪光（或耀眼）的一面。久而久之，我们就形成了关于这些人物的原型性形象。传记作家常常借助这一原型来进行虚构，因为这一原型已经根深蒂固地沉淀到了民族的心理里了，也就是说成了荣格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在早期人物传记中尤为普遍，最有名的例子是樱桃树的故事。据卢塞特·罗来·柯南编辑的《变化的景致》一书透露，华盛顿传记的第一位作者虚构了樱桃树的故事。这位作者后来也承认，这一家喻户晓的故事纯属虚构。不过，他说，这符合人物的性格（即诚实）并可以给青年人树立一个榜样。(22)从读者的反应来看，他们明知这是虚构，是“传记中的故事”(23)，但仍然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它，并把它编进了民族神话（每到华盛顿生日那天，人们还吃樱桃酱馅饼来作纪念）。而且这部书印了八十多版，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这个例子表明了原型性虚构的典型程序：传记作家根据华盛顿诚实这一个性特征，编制了一个少年华盛顿砍倒樱桃树，并勇于认错的故事。这一故事的成功在于读者们参与了原型性认同。然而，并非所有的传记作者都能得到认同的快乐。《近代二十家评传》的作者王森然就是一例。在记叙鲁迅的文章中，作者写道：“先生上课，至独早，去至迟。尝挟书包，至大红楼前，列席棚中便饭。玉菽窝头，荞面条子，与人力车夫，卖报童叟，共坐一凳，欣然大餐。”(24)姜德明在引用了这一段话之后，加上评论说，这倒是显示了鲁迅在生活上的平民化。不过，他认为，这与鲁迅的日常生活习惯有点距离，付以待考吧。接着，他还引用了王森然作品中另一段描写鲁迅的话：“先生上课时，其铅笔横置在耳上，备以更正讲义中之错字者。有时畅谈，一小时不动讲义，其笔仍置耳上不动。下课后先生至棚中吃饭，余蹒跚其行，至御河桥上，北望五龙亭，挟书伫立。先生口衔纸烟，囚发蓝衫，坐人车过此，微微点头，视之，其笔仍在耳上也。”(25)下面是姜德明的一段评语：“这个细节描写的人倒象旧社会的帐房先生或交易人的风度，还没有哪位听过鲁迅先生讲课的人如此说过。至少，我对此抱有怀疑态度。……如果有哪一位艺术家，欣赏耳朵上铅笔的这个细节，那肯定会损害鲁迅先生的形象。”(26)王森然笔下的细节是否真实，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但我们确实知道早期的鲁迅与其后期的形象并非完全一致，他甚至有过一段自暴自弃、消沉苦闷的时期）。但姜德明的评论却说明，他之所以咬定那不是鲁迅先生的形象，是因为他脑海中首先有了一个鲁迅先生的形象的原型（横眉冷对型）。可见，传主的原型性形象（常常是一种抽象的品质形容词）好象一根杠杆，无形地左右着传记作者，还有评论者。
技术性虚构是传记创作中最常见的又一种形式。这里的技术性是指《文心雕龙》总术篇意义上的“术”，意即创作方法中各种手法的总和。语言的修辞法、对话的戏剧化、叙述的聚焦化都或隐或现地参与了形象的改变。技术性虚构与其它形式的虚构的不同点在于，它是传记作家有意识地、刻意地追求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美学效果。因此，从道义上讲，这种形式的虚构是比较安全的，作家们不必有多大的精神顾虑。但这种虚构也并非毫无问题，轻而易举地为读者接受。例如，在一篇关于《废名》的人物素描中，周作人写了这样几句描述废名（冯文炳）外貌的话：“貌奇古，其额如螳郎，声音苍哑。”(27)作家汪曾祺在一次电视讲课中就曾说，根据这几句话，他就想象不出废名的长相如何。然而，这几句话却不时被人引用（如张中行），或常被人谈及，原因在于，它们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和独特的审美感受。
对话是传记中最吸引人的部分之一，也是传记家最显功力的部分。司马迁和普鲁塔克的传记之所以写得虎虎有生气，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精彩的对话。然而，问题是，当传主在说话时，传记作家在场吗？即使包斯威尔这样得天独厚的作家，也是事后才整理一些对话的，更何况那些无法拥有在场机会的传记家就连整理对话的机会也没有。对他们来说，对话在多大程度上可靠呢？关于这一点，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表现了一个传记家应有的坦诚。在《梵高传》的附记中，他写道：“读者也许会暗自发问：‘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呢？’对话不得不是虚构的，必要时也有纯小说的夸张，如玛雅一场，那是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辨认出来的。书中的货币均以法郎代替。我还描写了几个尽管无据可查，但我相信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小插曲，如塞尚和梵高在巴黎的邂逅。除去上述在技术上大胆采取的措施之外，本书的内容完全是真实的。”(28)在这里，斯通并没有谈及他技术上大胆地虚构的目的。事实上，每一位阅读该传的读者都有一种感觉，《梵高传》读起来比一部小说更富刺激性。斯通牺牲了一点历史的真实，但读者得到的回报却是纯粹的艺术享受。
可是，传记中的虚构性也并非毫无例外地为读者和批评家接受，特别是涉及到著名人物的时候，传记作家更应谨慎从事。美国名诗人卡尔·桑德堡的《林肯传》可谓呕心沥血之作，然而，其中的对话却受到了无情的批评。在描写青年林肯与安妮·卢特丽姬之间的爱情场面时，桑德堡写道：“他（指林肯）浑身颤抖，心潮起伏，而这时，她时常简单地问道：‘瞧，玉米又长高了，不是吗？’”大批评家爱德蒙·威尔逊对这种虚构十分反感，他反讽道：“是的，玉米又长高了，”并把它斥之为“传奇的、伤感的废话”。(29)后来，桑德堡改掉了这一细节。可见，技术性虚构能否得到读者的认同，仍然需要一定的真实作为基础。想象的成份只有建基在坚实的文献之上，才容易站得住脚。当代传记大家麦克尔·霍尔罗伊德的创作在这方面也许可以提供一个启示。霍尔罗伊德的传记中也有对话，但他传记中的对话有一个原则，即它们必须脱胎于书信、日记等，使对话有所据、有所本。(30)这就使读者确信，传记中的对话虽然是虚构的，但这种虚构根本有别于小说性虚构，它来源于可信的传主的生平资料。因此，这种虚构仅属于形式转换的范畴。
最后，我们经常看到，在一些传记作品中，特别是自传中，传主心理上最隐秘的部分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变形符码的方式表露出来。这就形成了传记中的“症候”，而这种性质的虚构则称之为症候性虚构。症候性这一术语是从法国当代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那儿借来的。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作品中写得最完美的部分是作家意识形态隐弊得最好的部分，因而很难察觉出问题。研究者如果从作家的叙述盲区、文本的禁忌和风格的裂缝入手，就会更好地找到问题的突破口。(31)这一理论对传记研究的指导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我们过去的研究习惯于对传记中显现的部分加以探讨，而忽略了冰山下面更大的潜在实体。在实际生活中，同可视的外在行为相比，传主内心的空间自然比重更大，因为后者决定前者的一切。因此，传记创作和研究都不应对这一复杂的现象视而不见。现举两个日记的例子来说明症候性虚构这一现象。我们之所以选择日记，因为它是传记创作的矿源之一。第一个例子是茅盾。根据沈卫威的《茅盾传》（台湾业强版）透露，茅盾在晚年不断地“加工改造”自己日记中的一些细节。如1960年1月17日的日记内容原为“看电视转播《林则徐》，此剧甚好”，但后来作家却把它“处理”成“看电视转播《林则徐》，此剧甚坏”。(32)另一个例子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推出的刘心武、沙叶新、赵丽宏、潘虹等的“名人日记”，尽管沙叶新声称，日记是“思想的领域、感情的禁苑、心灵的天堂、精神的家园”，(33)赵丽宏也认为，日记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34)但我们仍然看到作者不久就抛出这样的话，要想看真实的记录，那只有等作者死后了，并称自己的日记是“塑料花草”，(35)陆建华一针见血地指出：“做工精细的塑料花虽然达到乱真地步，仍然不是真花，”并发出这样的疑问：“日记能够‘创作’吗？”(36)无论是茅盾“加工改造”日记，还是“名人日记”现象，对一般读者来说，事件本身虽然难以接受，但从传记创作的角度看，它们都是一些难得的症候。透过这些症候，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传主在外力的作用下所采取的生存策略，并由此折射出他们的心态和个性是如何裂变的。因此，症候性虚构可以说是一把不可多得的开启传主心理的钥匙。
总之，叙事作品中的虚构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尽管萨特声称，一切虚构都是真实的，(37)但虚构在不同类型的叙事中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而传记中的虚构现象则涉及到了传记本体论的问题。从读者和作者对它们的接受和拒斥中，传记作家一直在小心翼翼地摸索着传记性虚构的可行性与独特性。
注释：
①M·H·Abrams,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Holt,Rinehart and Winston Inc.1957,p.15.
②J·A·Cuddon,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Penguin Books,1979,p.79.
③James Olney,ed.,Autobiography:Essays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Princeton UP,1980,p.169.
④Ira B.Nadel,"Rejoinder",Biography9(Fall 1986):360.
⑤Dennis W.Petrie,Ultimately Fiction:Design in Modern American Biography,West Lafayette:Purdue UP,1982,p.182.
⑥Sharon O'Brien,"Feminist Biography as Shaped Narrative",a/b:Auto/Biogratphy Studies8(Fall 1993):258.
⑦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文选》卷四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1965页。
⑧David Novarr ed.,The Lines of Life:Theories of Biography 1880-1970,West Lafayette:Purdue UP,1986,p.53.
⑨Andre Maurois,Aspects of Biography,New York:D.Appletou & Company,1929.p.14.
⑩Lytton Strachey:Eminent Victorians,G.P.Putnam's Sons,1918,p.vii.
(11) (12) L.H.Hoffman:"Early Psychobiography,1900-1930:Some Considerations",Biography 7(Fall 1984):345,347.
(13)汪荣祖：《史传通说》，中华书局1989年版，105页。
(14) (15) (16)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171，177页。
(17)刘勰：《文心雕龙校注》，杨明照校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110页。
(18)Philip Roddman:"Biography",Good Reading,Mentor Books,1985,p.201.
(19)沈从文、张兆和：《从文家书》，沈虎雏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1页。
(20)黄永玉：《罐斋杂记》，三联书店1985年版，73页。
(21)戈登·O·考夫曼：《最有影响的书》，唐润华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112页。
(22)张砚秋主编：《大学英语泛读》，第四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110页。
(23)周作人：《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岳簏书社1988年版，357页。
(24) (25)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257页。
(26)姜德明：《燕城杂记》，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14，15页。
(27)周作人：“怀废名”，《谈新诗》，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
(28)欧文·斯通：《梵高传》，常涛译，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551页。
(29)Leonard Unger ed.,American Writers,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Sons,1974.p.588.
(30)赵白生：“霍尔罗伊德”，《人物》1995年第3期，170页。
(31)乐黛云等主编：《世界诗学大辞典》，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768页。
(32)沈卫威：《茅盾传》，台湾业强出版公司1991年版，225页。
(33) (34) (35) (36)陈建华：“日记能够创作吗？”《作家文摘》，1995年4月21日，第八版。
(37)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