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大东亚战争史观”——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中国人民论文,五十周年论文,战争论文,抗日战争胜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5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场大规模战争中，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了重大损失。对此，1972年日中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时签署的联合声明说：“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战争结束后，日本国内一直有一股政治势力，为军国主义者开脱战争罪责。他们不仅无意反省战争责任，相反极力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辩解，甚至公然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依据确凿事实对日本战犯所作的判决，企图将侵略战争篡改为“自卫战争”、“解放战争”。“大东亚战争史观”，就是日本一些势力依据反动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提出的一种荒谬绝伦的历史观。这种观点，大体上通过三种途径表达出来：
第一，通过审定修改高中和小学教科书，歪曲历史真相，美化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比如，1982年文部省的审查官们在审定教科书时，不但减弱了对侵略战争的批判性记述，而且有意模糊战争责任，将对中国的“侵略”改为“进出”。其中，对1937年侵华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的记载，原来出版社的清样说：“在占领南京之际，日军杀害了许多中国军民，并进行强奸、掠夺、放火，这一南京大屠杀遭到了国际上的谴责。据说，中国牺牲者达20万人之多。”经审定修改后，被杀害的中国人的人数没有了，“强奸、掠夺、放火”的暴行也被抹煞了，而南京大屠杀的起因竟被说成“事件的发端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日军蒙受很大损失，因激愤而起的日军杀害了许多中国军民”。
第二，通过某些学者的所谓学术著作，散布种种错误理论，颠倒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为日本军国主义辩护。如《导向太平洋之路》的主编角田顺、《大东亚战争全史》的作者服部卓四郎，在其著作中都将日本的侵略说成是“正当防御”。他们宣称：中国政治家利用排日运动来实现政治目的，损害了日本的在华权益，因此日本才不得不发动了“自卫战争”。《中央公论》杂志曾于1960年连载林房雄的文章《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文章不顾历史事实，公然宣称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是为了防止西方国家侵略亚洲，是为了保护日本和亚洲。1995年，日本《财政界》杂志在3月号上发表日本政策研究中心的题为《重新思考“昭和之战”》的长篇文章，宣称要从东京审判对日本的战争行为定罪的“定罪史观”中摆脱出来，“重新思考那次战争的意义”；说什么“中国是日本军事进入的被害者，但同时他们又是疯狂的排日民族主义的主体和挑衅者”。关于九一八事变，文章说，“认为满洲事变是日本单方面的侵略是错误的”，它“是谋求发展的日本民族的生命力在满洲受到抵抗和激烈冲突的产物”；关于七七事变，文章说，“不能简单地将这一行动说成是‘侵略’”，“中方继续战争的意志以及支撑这一意志的军备”，“可以说也是造成事变长期化的重大原因”。这真是十足的强盗逻辑。
第三，日本一些官员和政要直接发表言论，为日本的侵略战争翻案，甚至全盘肯定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战前和战争中鼓吹的大东亚战争论。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等战争罪犯的牌位或遗物，一直陈列在靖国神社。一些官员多次以官方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竹下登内阁的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1988年4月22日以官方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后宣称：“日本一直不是一个侵略国家”，“日本是为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奥野诚亮的观点发表后，遭到日本国内外的批驳，被迫辞去国土厅长官职务。但他又于同年7月发表文章，公开宣传“大东亚战争论”，声称：“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是想建立亚洲人的亚洲，解放东亚”，“大东亚战争对建立亚洲人的亚洲作出了贡献”。当时日本内阁中的运输大臣石原慎太郎等人，公开支持奥野诚亮的错误主张。1990年10月，石原慎太郎宣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出来的谎言，一直要污损日本的形象”。在遭到《人民日报》文章驳斥后，仍称“我不认为发生过南京大屠杀”。1994年5月5日，羽田孜内阁的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对记者发表谈话，宣称：“把太平洋战争定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当时日本即将被搞垮，日本是为了生存而揭竿而起”，“是为了解放殖民地以确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些话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战前和战争中宣传的侵略主张作了全盘肯定，是最放肆的“妄言”。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对此普遍表示震惊和愤慨，永野茂门在一片谴责声中被迫下台。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8月12日，村山富市内阁的环境厅长官樱井新又跳出来宣称：“日本并非想发动侵略战争而打仗”；“与其说侵略战争，毋宁说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指日本）的福，从欧洲殖民的支配（下）获得独立”；“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也使它们民族强盛起来”。此人竟然将日本发动的企图变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为日本殖民地的、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亚洲各国“托它的福”，把战后亚洲各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取得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归功于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颠倒黑白，宁有逾此！
这些谬论，如果任其发展、泛滥，将严重地危害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的团结，危害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它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其中也包括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批评和谴责。
（二）
日本对中国及亚洲各国发动的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这是毫无疑义的。对此，国际社会早有定论。早在1933年2月24日，国际联盟就曾通过决议，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对于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战犯，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充分而确凿的证据，已作出了公正的判决。日本方面的某些人至今仍然拒不承认这场战争的侵略性质，甚至企图把它美化为解放亚洲人民的正义战争，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它的目的是企图欺骗日本及各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以便为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制造舆论。
日本之所以在30年代发动侵略战争，并不是像日本一些人说的“是把亚洲人从欧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而是其国内社会经济、政治矛盾激化和国际环境急剧变动的结果。
日本是一个后起的、保留着浓厚封建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弊端与封建残余的落后性交织在一起，形成许多有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条件。
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也给日本经济以沉重的打击。日本不仅工业生产下降了1／3，对外贸易输出额减少了2／3，而且工矿企业大量倒闭，仅采矿业和其他重工业就有一半厂家停业。金融业也十分萧条，失业工人数额急剧增加。
经济危机导致日本社会发生严重的动荡。城市中，劳资纠纷日益尖锐，工人罢工运动和抗议斗争此起彼伏，依靠工薪生活的城市中间阶层面临严重的失业危机，处境不断恶化。农村中，贫苦农民要求获得土地、反抗地主的斗争风起云涌。
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严峻复杂。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便乘西方列强陷于欧战之机，全力向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扩张。通过巴黎和会，它夺得了德国在中国山东享有的侵略权益和太平洋中部的岛屿。日本的扩张行为，使一直觊觎远东和太平洋霸权的美国深感不安。美国通过1921年11月举行的九国华盛顿会议，重新调整远东地区的国际格局，打着“巩固远东之状况，维护中国之权利及利益”的幌子，并以“机会均等”为原则，加强与日本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争夺。九国公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日本的扩张势头，也使中国再次陷入国际共管的危局。但是，日本处心积虑地试图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束缚，独霸中国及远东太平洋地区。
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成为促使日本军国主义走上侵略战争道路的强大推动力。日本为了摆脱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在经济上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在军事上连续发动侵略战争，以武力夺取海外市场，重新瓜分世界，通过战争寻求摆脱危机的出路。
早在20年代，日本便出现了一些法西斯组织。它们是日本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是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称霸而产生、发展起来的。它们极力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对外扩张政策，利用各种渠道影响日本的国策。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一大批高级军政官员成为法西斯组织的重要骨干，以垄断财团为支柱的日本军部成为法西斯分子和团体的顽固堡垒。它们积极推行田中义一内阁在1927年东方会议上制定的先占领满蒙地区，再占领整个中国，进而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的总纲领，鼓吹中国满蒙地区是日本的“生命线”，煽动侵华战争，转移国内人民的斗争视线。为了加快侵华战争步伐，他们一方面在国内迅速将国民经济纳入战时轨道，使日本军事工业急剧膨胀；另一方面在中国东北不断制造事端，为开战寻找藉口。
作为侵华战争开端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军蓄意挑起的；其后，卢沟桥的炮火和美国珍珠港被炸，都是日本决意扩大战争范围的主动行为。这些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是谎言改变不了的。在太平洋上排斥美国势力，侵占东亚各国，称霸亚洲，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既定目标。对于日本的南进政策和所谓“大东亚圣战”的侵略性质，历史早已作出结论。诚然，美国也曾试图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但日本和美国在这里的冲突是权益的争夺，而不是解放还是奴役殖民地人民的冲突。日美之间权益和势力范围的转移，不会改变殖民统治的性质，只能是新的帝国主义奴役的开始。“它只不过是由日本帝国主义来取代西欧帝国主义，以新的‘不平等’来取代旧的‘不平等’而已。”（信夫清三郎著《日本外交史》下册第649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出版）日本一些人说什么大东亚战争“是把亚洲人从欧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是给日本军国主义者脸上贴金，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三）
日本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国策，发动大东亚战争，清楚地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灭亡亚洲各国，建立东亚大帝国的侵略目的。
“大东亚共荣圈”的前身是“建设东亚新秩序”，作为日本的一项国策，它有一个形成和演变的过程。
最初，日本要建立的“东亚新秩序”，扩张范围仅限于中国，它的目的是要排斥美英在华势力，独占中国。1938年10月，日军攻占中国广州、武汉，控制了长江中游的中国腹地和南中国门户。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促使日本政府加紧制定全面解决“中国事变”的对策。在无力继续进行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条件下，日本政府被迫放弃“速战速决”的侵略方针，实行“以华治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建设东亚新秩序”，就是为了配合新的侵略方针而提出的侵略理论。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提出“虽国民政府亦不拒绝”，其动机是诱使中国政府投降，以迅速结束中日战争。声明中首次提出：“这次征战之最后目的”，是“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个“新秩序”，“应以日、满、华三国合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方连庆等编《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1917-1945)下册第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新秩序”的实质，就是把全中国变为日本直接控制的殖民地。
其后，随着欧洲战局的发展，德国法西斯的步步胜利给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强烈刺激。日本政府决定，尽管“中国事变”尚未解决，也要迅速“南进”。近卫文磨再次上台后，确定以南进政策作为行动纲领。1940年7月26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基本国策纲要》。其基本点是：“以皇国为核心，建设以日满华为一环的大东亚新秩序”。8月1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解释“大东亚新秩序”的概念时明确指出，“大东亚新秩序”即“大东亚共荣圈”。
从“建设东亚新秩序”到“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进一步急剧膨胀。在地理范围上，“大东亚共荣圈”包括中国、朝鲜、印度支那、印度、马来亚、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东亚、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广大地区的国家。在政治上，“大东亚共荣圈”将把这些国家统统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成为它们的宗主国。在经济上，日本打算放手掠夺这些国家的丰富资源并以其为广阔的海外市场，依靠“大东亚共荣圈”与美英等国长期抗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南进政策有了很大进展，东南亚许多国家相继被日本侵占，日本军国主义者梦寐以求的“大东亚共荣圈”初步形成。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区的有效控制，1942年11月日本在内阁中设立大东亚省。在政治上，除直接控制的地区外，日本通过扶植傀儡政权，加强了对这些地区人民的法西斯殖民统治；在思想文化上，大力推行“日本化”政策，以“共存共荣”为幌子，诱使各国人民成为屈服于日本统治的“皇国臣民”。汪精卫集团就是在“共存共荣”的幌子下投靠日本，成为日本扶植的众多傀儡之一的。
为确保对“共荣圈”地区的掠夺，日本政府于1941年11月20日制定了《南方占领区行政实施要领》，1942年2月成立了“大东亚建设审议会”，还作出了《应如何使用帝国资源圈》的决定。其目的是要控制各国的经济命脉，并使之成为日本“资源国”，以服从于日本垄断财团掠夺财富和扩大战争的需要。为了进一步控制“共荣圈”内的国家，日本政府于1943年11月5日在东京召开有各国傀儡政权首脑出席的“大东亚会议”，发表《大东亚共同宣言》，要求“大东亚各国应相互合作，完成大东亚战争”。
显而易见，“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对外实行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它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对整个亚洲的殖民统治。“大东亚共荣圈”，是在当时形势下日本妄图建立的东亚大帝国的代名词。不管日本一些势力如何粉饰“大东亚共荣圈”，给它戴上何种美丽的桂冠，“共荣圈”的侵略性、奴役性、掠夺性、残暴性，是永远无法抹煞的。
（四）
日本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对于亚洲人民来说，是一场空前的浩劫。
以中国战场而论，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是极其惨重的。根据日本历史研究学会编著的《太平洋战争史》一书记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民伤亡超过500万人以上的国家有中国、苏联、波兰等。其中，中国军民伤亡最多，达3500万人。最近，江泽民同志在莫斯科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式上讲话时指出：“中日战场作为东方的主战场，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以上，中国军民伤亡三千五百多万人。”（《人民日报》1995年5月10日）在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均有大量的中国无辜平民被日本侵略军集体屠杀或活埋。在日军实施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下，无数的中国老人、妇女和儿童惨遭杀害。日军在哈尔滨等地设立的“医学实验室”，竟用数以千计的活生生的中国人作为细菌、化学武器和爆炸物的试验品。侵华日军的残暴，是人类历史上所罕见的。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开始的血腥的大屠杀，更是一起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暴行。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日本侵略军通过各种手段，集体地或者分散地对居留南京的无辜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实行大规模屠杀，被杀人数达30万人以上。烧、杀、淫、掠，罄竹难书。全市约有1／3的房屋被化为灰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认，在日军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南京发生了2万左右的日本兵强奸中国妇女案。一时间，整个南京成了人间地狱！对这次残酷的屠杀事件，中国方面不断地披露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机构收藏的大量原始资料。当时留居南京的西方国家外交官、记者、牧师和基督教会、红十字会等机构保留着许多历史记录，近年也不断公诸报端。中日两国许多亲历其境的当事人或受害者，都是历史的见证。可是，由于南京大屠杀集中反映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说明了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的罪恶性质，美化侵略战争的人千方百计掩盖日军的暴行，坚持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出来的谎言”，是“虚构的”。在大量确凿证据面前，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不仅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违背了广大日本人民的意愿。从奥野诚亮到樱井新，妄言者在国内外一片谴责声中先后丢官，这个事实再次说明，阴谋篡改侵略历史的人是不会得到好下场的。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损失更为巨大。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损失调查非常困难。战争结束后，当时的中国政府曾向“同盟国家远东委员会”提交一份《中国抗战时期财产损失说帖》（1937-1945年）。说帖指出，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战争祸及中国区域达467个市、县，中国遭受日本空袭的地区遍及16个省。公私财产直接损失，按1937年7月的美元币值，总计达313.3亿美元。（许倬云、丘宏达主编《抗战胜利的代价》第183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出版）这个数字没有包括东北、台湾及海外华侨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七七事变以前中国因日本侵略遭受的损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遭受的损失及中国军民伤亡损失也都没有计算在内。根据1991年10月中国政府公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遭受的实际损失达5620亿美元，其中直接经济损失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另据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统计，全国11.4亿亩耕地中，有6亿亩遭到破坏；2300万头耕牛中，损失800多万头。中国现代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和东南沿海各省，战争使这些地区的工业基础遭受严重破坏，工业生产一落千丈。日本对中国资源的掠夺，更是不择手段。沦陷区各省重要资源的开采均被日本控制，日本侵略军大量掠夺中国劳工为其服役，仅东北地区就有不下200万劳工被折磨致死。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也给其他亚洲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根据《中国抗战时期财产损失说帖》，仅香港、菲律宾、越南、缅甸、暹罗、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战时财产损失就达6.288亿美元。这些国家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更不计其数。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经济破坏、文化毁灭，人民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生活困苦不堪。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生产和生活都处于极端萧条之中。面对这样的事实，稍有良知的人又怎么能说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了“解放”和“繁荣”呢？
为了医治战争创伤，亚洲各国人民付出了长时期的艰苦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亚洲各国人民逐步走上繁荣和富强的道路。但这是各国人民赶走日本侵略者，逐步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的结果。在实现民族解放后，通过不断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建设，亚洲许多国家出现了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应该说，这是亚洲各国人民及其政府不断努力的结果，而不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带来了什么“好处”。
今天，我们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既是为了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同时，也是为了教育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正视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了解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曲折历程，珍视今日的友好关系，使两国人民能够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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