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论经济生物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歇尔论文,生物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作为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马歇尔克服重重困难，使经济学从仅仅是人文科学和历史学科的一门必修课，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为新古典学派或者现代微观经济学体系的奠基人，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中，通过将古典经济学与边际革命的理论加以综合，开创了局部均衡分析的先河。以今天的主流视野来看，马歇尔在经济学中的重要贡献是局部均衡理论。在《原理》第二版的序言中，马歇尔提到，“对我个人而言，在本卷中我的主要兴趣在于第五篇：与其他部分相比，这部分花费了我一生中的更多的精力，正是在这一部分，我试图处理本学科中未解决的问题。”（马歇尔，1961，第40页）然而在《原理》六至八版的序言中，马歇尔都指出“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马歇尔，2009，上卷第9页），① 因此他对于“经济生物学”是怀有崇高敬意的。而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集中体现在第五篇，却属于“经济力学”的范畴。所以正如布劳格（2009）所说“马歇尔一生的努力似乎都贡献给了教学、陈述和改善这种他在这本书中反复贬低的理论”。对马歇尔的“经济生物学”，学界存在两派争论：
一种是否定派。认为马歇尔的“经济生物学”是不存在的。以霍奇逊、Pratten、Thomas、巴拉德瓦杰和里多尔菲为代表。霍奇逊（1993）认为马歇尔的经济生物学分析虽然开始很宏大，但却是错误的，这导致其后期的写作陷入了僵局。这是由于他没有领会达尔文著作的革命性创新，而受到了斯宾塞的影响，使得他没有让经济学进入一个正确的轨道。Pratten（1998）也承认马歇尔的僵局的存在，但与霍奇逊不同，他认为这是因为马歇尔预设的科学的经验主义的观点，而并非是因为受到了斯宾塞的影响。Thomas（1991）指出，《原理》第一卷并无经济生物学分析，这一卷尤其是其中的第五篇是机械均衡分析，而马歇尔终生未能出版的第二卷才应该是动态分析。② 巴拉德瓦杰（1989）和里多尔菲（1972）认为马歇尔的观点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总是不断改变方向，在《原理》随后的几版中，他试图把厂商和产业的内容构建成一种与动态的进化思想相一致的理论体系，而这个体系建立在本质为静态的、保持在均衡状态下的供求关系基础上。
另一种是肯定派。认为马歇尔的经济生物学是存在的。以Raffaeli、Niman、格罗尼维根、Archibald为代表。Raffaeli（2003）认为霍奇逊（1993）、Pratten（1998）对马歇尔的演化理论批评是完全错误的。Becattini、Loasby与Raffaeli持相同意见。Raffaeli（2003）纠正了一种错误的观点，即认为马歇尔的演化经济学缺少力度和一致性。Niman（1991）认为马歇尔的经济生物学并不排除经济活动中的物理规律，它仅表明物理关系的基础在于潜在的个体和组织的生物特性。格罗尼维根（2001）认为《原理》的“主旨”是动态的，即研究导致变化的力量。就具体内容而言，他认为第四篇的第八章和第十三章以及第五篇的前三章，涉及了生物学和演化的内容，其中体现了马歇尔的方法论立场。他还认为，生物和演化思想虽然在《工业与贸易》中体现的没有《经济学原理》多，但在形式上与《经济学原理》却是相同的，即这种方法都统领了全书。Archibald区分了“两个马歇尔”：“正规的马歇尔”和“非正规的马歇尔”。前者是正规的使用数学的马歇尔，是个严格的新古典学派。非正规的马歇尔关心增长和动态学问题，两者协调一致的关键是“代表性企业”这一概念。
笔者认为，首先，从澄清争论的角度来看，与其追问“经济生物学”的有无问题，不如探究什么是马歇尔意义上的“经济生物学”这一问题。因为这一概念由马歇尔首先提出，并无之前的模式来作为判断的标准。其次，从反思经济学发展的角度来看，马歇尔作为局部均衡分析的开创者和剑桥数学学位考试的榜眼，能够对其局部均衡分析以及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保持低调的姿态，这一学术气质是值得敬佩的。遗憾的是，今天的主流经济学所面临的形式主义泛滥、越来越远离现实的现状，恰好是马歇尔当年极其担忧的问题。鉴于此，对马歇尔的“经济生物学”给予一个客观的评价便被提上了经济学研究的日程。直接立足于马歇尔的文本进行相关的梳理，对理解其“经济生物学”思想无疑是一种客观而有效的方法。
二、“经济生物学”的概念溯源
《原理》自1890年出版以来，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赞扬很多，批评也很多。Hadley（1897）对马歇尔的质疑引起了他的重视。Hadley指出了马歇尔的分析的一个缺陷：分配问题本质上是个动态问题。马歇尔用静态的方法分析静态问题时基本得到了正确的结论。但当他涉及动态问题时，其结论就难以让人信服了。马歇尔虽然认识到了在经济学中应用静态分析方法的不足，但没有意识到这些不足主要发生在将静态的方法用于对于动态的问题的分析。对此，马歇尔于次年做了积极而全面的回应，并提出“经济学家的圣地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这一论断充分体现了其方法论立场。马歇尔对这一论断做了详细的阐述，现简单总结如下：
马歇尔认为“‘经济静力学’（economic statics）和‘经济动力学’（economic dynamics）两个词是从物理学中引入的”（马歇尔，1898，第37页）。在物理学中的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对应于静力学和动力学。物理学研究的初级阶段涉及静态的问题，或者说是静力学的问题，使用静态的分析方法，将研究对象视为相对静止，以力的简单加总为基本分析特征；物理学研究的高级阶段涉及复杂现象，或者说是动力学问题，如天体之间的引力关系，这时的研究需要高级的数学工具，以计算大量的数学公式和数据。马歇尔认为在经济学的初级阶段，“力的合成原理”对经济学是适用的；但在经济学的动态问题中，如果继续模仿物理学是不妥的。“这些工具不能应用于经济学。应用于经济学的最有用的数学是简短的，且使用很少的符号。”（马歇尔，1898，第39页）所以马歇尔认为，经济学的物理类比仅适应于经济学的初级阶段，他指出“类比会帮助我们骑上马鞍，但在漫长的旅程中则会起阻碍作用。知道何时引进类比是好的，但知道何时停止则更好”（马歇尔，1898，第39页）。在初级阶段，经济学可以和物理学类比是因为“两事物在初始阶段相似”，但在后期“两事物产生了不同，这时继续类比会误导和扭曲判断”（马歇尔，1898，第39页）。正是因为经济学的高级阶段不适于借鉴物理学高级阶段中处理动态问题的动力学方法，所以马歇尔指明，“经济学家的目标不是经济动力学。”所以“dynamics”尽管同时有“力学、动力学”之意，但此处应翻译为“动力学”，而不是“力学”。它体现的思想是：经济学的高级阶段不适于与物理学的高级阶段进行类比。③ 马歇尔说，“经济分析的后期阶段，好的类比来自于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所以经济推理应始于物理类比，且应渐渐转为生物类比。”（马歇尔，1898，第39页）
在马歇尔看来，物理学两个阶段的区别仅为力的复杂性的不同，而非力的性质不同。“然而，现实中，力的性质也是变化的。工业和社会的‘进步’或‘演化’，并非仅仅是涨落。它是受数不清的因素遏制、限制甚至颠覆的有机增长，这些因素中相互影响”（马歇尔，1898，第42页），在这一点上，“所有的生命科学都是相似的，都是与物理科学不同的”。正是由于这种相似性，所以经济学高级阶段的基调才需要越来越接近生物学。供求的均衡在经济学的初级阶段指的是“机械均衡”，而后期阶段，则是“生命的、有机的盛衰力量之间的均衡”（马歇尔，1898，第43页）。
在做了如上论述之后，马歇尔就提出了其名言“经济学家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动力学”（马歇尔，1898，第43页）。马歇尔明确指明，在《原理》的第一卷自己就在做着经济生物学分析的尝试，尽管他承认这种尝试并不完美。所以Thomas（1991）所认为的“经济生物学仅仅是一个承诺而不具有实质性的内容”的观点是不合理的。马歇尔坦言，“我将试图在《原理》第一卷展示这一观念是如何实现的……这需要完整地发展这一方法：这一工作不能在第一卷完成。”（马歇尔，1898，第44页）可见：与其说经济生物学是马歇尔的一个承诺，不如说是一个未竟之业。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不彻底性，使得其“尝试”在《原理》中具有隐蔽性。将这种“尝试”凸显，使得深入挖掘《原理》中体现的经济生物学内容成为必要。这也正是本文接下来的内容。
三、经济生物学的文本解读
马歇尔既然在1898年声明，自己在《原理》第一卷就已经开始了经济生物学的尝试，我们就可以推断在1898年之前的四个版本中，④ 这一尝试必然在其行文中有所体现。而且自1907年之后的四个版本中，“经济学家的麦加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动力学”的论断一直出现在序言中，从而我们可以推断在这四个版本中，马歇尔的这一主张并没有改变。另外，《原理》集注版的编者马歇尔的外甥Guillebaud（1961）也承认，马歇尔的思想在《原理》第一版创作之初就已经成熟，《原理》后七个版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动。因此以下的分析以第八版为主，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当然如有必要也会参考前七个版本的内容。
（一）序言解读
自马歇尔1898年对Hadley的回应之后，“经济学家的圣地在于经济生物学”一直出现在《原理》的序言中。具体表述如下：“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事实上本书……的基调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我们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把其他一切力量当作是不起作用的……”“到了第二阶段，在原来被假定不起作用的那些力量中，有较多的力量发生作用……渐渐地，动态问题之范围扩大了，而暂时的静态的假定之范围缩小了……”“……经济学的中心概念必须是关于活力和运动的概念，即使只在研究它的基础时也是这样。”（马歇尔，2009，上卷第8—9页）从以上引文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原理》是研究基础经济学的书，其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基于力学上的相似性，是短期、静态的、局部均衡的。但静态仅仅是特殊的动态，《原理》的“基调是动态的”，它对力学上的类似性只是给予了“较大的重视”，而非全部的重视，所以原理中必包含一些“动态”的内容。其次，高级的经济学的书更关注现实，关注动态问题。研究动态的问题，需要进行生物学的对比。另外，正如马歇尔在1898所指出的，静态分析要求变量不随时间改变其特性，其目的是为了将注意力关注于特定的问题，所以“其他情况不变”是为了分析的便利，而并非认为现实就是如此。而在动态分析中，变量的性质随时间变化，所以必须关注“变化和进步”。
与后四版的序言强调变化，强调经济生物学不同，第一至三版的序言主要是强调连续原理。马歇尔在该序言中提到“本书如有它自己的特点的话，那可说是在于注重对连续原理的各种应用”（马歇尔，2009，上卷第2页）。⑤ 连续的原理体现在很多方面：第一，经济学发展的连续性。他认为：“新的学说补充了旧的学说，并扩大和发展了、有时还修正了旧的学说，而且因着重点的不同往往使旧的学说具有新的解释；但却很少推翻旧的学说。”（马歇尔，2009，上卷第2页）第二，马歇尔还将这一原理应用于“动机之道德的特性”。第三，时间因素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使得“现行的”或“市场的”或“偶然的”价值之间，以及地租和利息之间只有形式上的差别，而没有本质的差别。马歇尔认为时间因素“差不多是每一个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之中心”（马歇尔，2009，上卷第3页）。第四，劳动价值理论和劳动产品价值理论大部分也是形式上的差别而不是本质上的。第五，很多经济学的名词之间，如“资本和非资本，必需品和非必需品，生产和非生产的劳动之间都没有明显的区别”（马歇尔，2009，上卷第5页）。
我们不禁产生疑问，第一版对连续原理的强调和后四版对经济生物学的强调，这两种强调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事实上，这种联系可从以下两方面来理解：
第一，从连续概念的来源来看，马歇尔指明，在本质上，这个概念受两方面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生物学的影响，如赫伯特·斯宾塞的影响，而斯宾塞是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的代表人物，他是将生物学的原理应用于社会学研究的先驱。从这一点来看，马歇尔对连续原理的强调和对生物学的强调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从研究对象的特性来看，正如第八版序言中所提到的“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变化和进步的人类”（马歇尔，2009，上卷序言第10页）。与罗宾斯认为经济学研究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不同，马歇尔认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一方面它是一种研究财富的学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个部分”（马歇尔，2009，上卷第3页）。既然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无论作为一个生物意义上的个体，还是一个社会个体，都是逐渐变化的，所以人的渐进变化要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相应的渐进变化，也正因为这种渐进性，所以经济学与过去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另外，既然研究对象是变化的，那么其特性必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可以说，研究对象共有的变化特性是经济学和生物学进行类比的前提。
（二）正文中的生物类比
在《原理》中，我们处处可以发现马歇尔的生物学类比，表1列举了20处从字面上来看比较明显的一些例子。
这些例证为我们理解马歇尔的“经济生物学”概念提供了一些启发，但总体看来，这些类比显得过于松散，以至于很多读者如果不从经济生物学的视角来审视的话，根本不会发现马歇尔在“经济生物学”的分析方面做了这样一些尝试。通过表1我们发现，生物类比分布于《原理》的各篇和附录中，限于篇幅笔者不能对这些类比详细展开论述。因为这种类比在第四篇有集中的体现，所以以下仅以这篇中的有机体类比的分析为例来展开简单的介绍：
与传统的生产三要素说不同，马歇尔提出了第四种生产要素——组织。在他那里组织的范围很广泛，既有微观层次的单一企业的组织，也有中观层次的同一行业中各种企业的组织和相互有关的各种行业的组织，还有宏观层次的国家组织。但他计划在《原理》中只简单涉及对组织问题的讨论。他提出要到研究的很后的阶段，才能对组织这个要素加以仔细研究。尽管如此，马歇尔对组织的研究还是明显使用了生物学有机体类比的方法，尤其是该篇的第八章。他在这一部分的论述几乎可以认为是其经济生物学方法的集中体现。但他的论述又是如此简练，以至于Thomas（1991）认为第八章读起来像是一本有关经济生物学的书的蓝图。
马歇尔认为社会组织，特别是工业组织与高等动物的身体组织之间有很多相似点，尽管这种类比所发现的相似性经不起仔细的推敲，但“在初看起来似乎是最空想的那些相似点之中，有许多逐渐为其他的相似点所补充”（马歇尔，2009，上卷第288页），所以这种类比是可行的。他认为工业组织也是一个有机体，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各种自然法则是基本统一的，这种统一性表现在“有机体——不论是社会的有机体还是自然的有机体——的发展，一方面使它的各部分之间的机能的再分部分增加，另一方面使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个原理是没有很多例外的。每一部分的自给自足越来越少，而为了它的福利却越来越多地依靠其他部分，因此一个高度发达的有机体的任何部分出了毛病，就会影响其他各部分”（马歇尔，2009，上卷第288页）。具体来说，这种类比表现在：“这种机能的再分之增加，或称为‘分化’，在工业上表现为分工、专门技能、知识和机械的发展等形式，而‘一体化’——就是工业有机体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的密切性和稳固性的增加——表现为商业信用的保障之增大，海上和陆路、铁道和电报、邮政和印刷机等交通、通讯工具和习惯的增加等形式”（马歇尔，2009，上卷第288页）。
马歇尔对工业社会的这种分析视角是富有创意的，尽管这种分析表现得过于松散，但我们不能对马歇尔过于苛求，也许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本身就表明了他的伟大之处。而构建一个系统的经济生物学理论框架这一目标也确实过于宏大，但马歇尔一直在做着这样的努力，而没有满足于局部均衡分析。在《原理》中马歇尔提及，他的这一思想受到了很多人的影响，如达尔文、斯宾塞、赫克尔、谢弗尔、哈恩、白哲特。
因此马歇尔的经济生物学思想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不仅有生物学家，还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马歇尔对这些作家作品的接触大多是在19世纪60年代后半期，该时期正是他学术生涯的转折期，他从学习数学转到学习伦理科学中的哲学和心理学，并最终转向了经济学。1867年，马歇尔坦言他看完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在这一时期他还对斯宾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第一原理》。剑桥国王学院凯恩斯通信集收录的1924年的一封信里，数学家Mozley向内维尔·凯恩斯解释了他是如何早在大约1865年就向马歇尔介绍斯宾塞的著作的。马歇尔的夫人玛丽也提到了在阿尔卑斯山度假时，马歇尔随身带着斯宾塞的《第一原理》。
（三）经济学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过渡
以上分析使我们确信，即便在《原理》这样一本被视为初级经济学的书中，马歇尔仍进行了大量的经济生物学分析。事实上，马歇尔还富于远见地提出了经济学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原理》附录二中，马歇尔指明了经济学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必要性。即“在初级阶段，对自然运转的描摹照例是简单的，为的是能使这些现象用简易的语句表述出来，而在高级阶段，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却更加仔细，描摹的也更加原本，甚至牺牲一定程度的简明性和通俗性也在所不惜”（马歇尔，2009，下卷第486页）。马歇尔还指明，“许多重要的事情，特别是和时间因素相关的那些事情，是不易用数学表示的：它们必须被全部删去，或是被削减的像装饰艺术上的鸟兽一般。”（马歇尔，2009，下卷第606页）可见在经济学的高级阶段，面对复杂的问题，必须更多地关注现实，更加谨慎地使用，甚至不用数学。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马歇尔为何毕生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例如他曾利用19世纪70、80年代这近20年时间的假期，详细地考察了各个重要的产业。我们也可以理解他为何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极其谨慎，例如在《原理》中他将所有复杂的数学都放在了附录中。
进一步地，马歇尔指出了经济学从初级阶段过渡到高级阶段的可行性。实现这一转变需要借鉴两大经验：第一，生物学的成果。这是因为“经济学像生物学一样，它所研究的东西，其本性内部结构和外形都是经常变化着的”（马歇尔，2009，下卷第494页），在《原理》附录2中，马歇尔提到“如果科学的对象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则适用于某一阶段的规律如不加修正就很难适用于其他阶段；科学规律必须同它们研究对象的发展有一个相应的发展”。只有这样，经济学才能对“人性的柔韧性以及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现行方法对人性的作用和反作用给予不断增大的注意”（马歇尔，2009，下卷第484页）。第二，现代历史科学的发展。这使得经济学家能对经济理论和现实材料的关系提出“全面而明确的见解”。从而“经济学上的推理在各方面现在比过去是更加精确了。任何研究中所假设的前提表述得比从前是更加谨严了”（马歇尔，2009，下卷第485页）。马歇尔晚年的得意作品，即1919年出版的《工业与贸易》与其早年作品《原理》的迥然不同之处在于，该书没有出现一点数学工具的运用，全部是历史事实的描述，以及国与国间的历史比较分析，或许我们可以认为他在进行经济学高级阶段分析的尝试。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马歇尔的这一方法论立场受到了达尔文的影响。因为达尔文的演化理论是基于给定群体成员中的变异，它提供了选择的基础，选择是一个选择适于某一特定环境的特性的过程。所以与达尔文主义原理一致的“生物经济学”将试图构建与活动所发生的实际环境的观察一致的一般原理。因为变异的重要性，马歇尔坦言，“达尔文的竞争和生存法则的发展要求我们对某些已发生的事实而不是其他，给予仔细和精确的研究。”（马歇尔，1897，第119页）所以采纳生物学方法需要对实际事实进行仔细研究，限制数学的泛滥。他指明，“经济学上是没有进行一长串演绎推理的余地的。经济学家甚至像李嘉图也没有做过这样的尝试。”（马歇尔，2009，下卷第506页）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一方面通过溯源“经济生物学”这一概念的原始由来，指出了对“economic dynamics”的错误翻译，通过对马歇尔1898年文章的解读，提供了对其正确翻译的基础，并为理解“经济生物学”的内涵提供了启发。另一方面，对《原理》进行经济生物学方面简单的梳理，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理解马歇尔的经济生物学分析的尝试提供了参考。但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对马歇尔的经济生物学进行系统的解读。这虽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无疑对问题的理解有一定的启发。要深入地探究马歇尔的经济生物学，首先需要系统地把握其理论架构和方法论基础。其次需要进行更细致的文本梳理，尤其是详细地考察在“经济力学”与“经济生物学”相结合的地方，马歇尔是如何处理的，以及这种处理的有效性如何。深入而系统地研究马歇尔的经济生物学，对于理解上世纪20年代的“成本问题大争论”，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理论的产生，斯密困境、古诺困境和马歇尔冲突以及经济学未来的发展都是有所助益的。
注释：
① 事实上，“economic dynamics”应译为“经济动力学”，而不是“经济力学”。笔者下文会详细说明理由。
② 马歇尔在最初出版《经济学原理》的时候，计划写两卷。后来他放弃了这一计划。
③ 商务版将“The Mecca of the economist is economic biology rather than economic dynamics”中的“economic dynamics”译为“经济力学”误解了马歇尔的本意。
④ 《原理》总共出版了八版，年份分别是1890,1891,1895,1898,1907,1910,1916,1920年。
⑤ “自然界没有飞跃”这一名言出现在《原理》的八个版本的封面上，可见他自始至终都强调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