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丹[1]2004年在《日本7—11的共同商品开发研究》文中提出新产品开发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没有产品开发能力的企业终将被市场淘汰。而且，目前市场竞争越发激烈，新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变化极快，产品的生命周期大大缩短。在这种状况下，企业不仅要以最快的速度开发出能被市场接受的产品，还要努力在产品上市之后尽快收回开发成本，才能保证新产品给企业带来的利润与竞争优势。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国许多企业发展的瓶颈也正是新产品开发能力不足。这里一方面有企业自身能力以及决策失误等的方面的原因；而另一方面也由于新产品开发本身就有很大的风险，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由某些统计的结果看，现在上市的产品有80%都会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新产品失败的主要风险来自于市场的不确定性。特别是近年来消费者需求的潜在化，更使市场的变化变得变幻莫测。而市场的问题也可以归结为对信息的掌握程度的问题。企业只有准确掌握了市场所反映的消费者真正的需求，才能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并取得较高的利润。而与厂商向对，身为零售企业的日本7—11公司，以便利店的经营形式，站在了生产与消费的交叉点上。便利店以它独特的经营理念与方式，与消费者最为接近，也最了解消费者的需求。特别是由于便利店的特殊的经营方式，使7—11收集的消费者的消费情况具有其他信息搜集方式所无法比拟的即时性、准确性和原始性，这无疑是生产商梦寐以求的东西。同时，对于不具备商品生产能力的零售企业7—11来说，身处于日渐加剧的行业内业态之间的竞争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之中，高品质的、充分差别化的、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自有商品就成为保证利润、避免被卷入价格战的关键。而其他的流通企业通常会通过开发PB商品来解决这种消费者需求、
彭蝶飞[2]2002年在《区域旅游商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旅游业的飞速发展，旅游商品已经成为旅游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旅游商品不仅能推动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能否最大限度吸引旅游者购物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旅游业发达程度高低的标志。 区域旅游商品是旅游商品与地方性、民族性及旅游区(点)的结合体，是区域旅游经济的经营重点。加快其发展，能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促进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更好地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区域旅游商品的灵魂是区域文化特征，因而开展对区域旅商品开发的系统研究，为其设计、生产、经营及管理提供超前性指导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从便于区域旅游商品开发的角度出发，对区域旅游商品及其相关概念的界定作了初步探讨，同时分析了区域旅游商品的类型、特征及其开发原则，对其开发的理论基础、开发原则及发展环境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将旅游资源学、市场营销学、心理学、美学、广告学、经济学等学科应用于其开发中，提出了区域旅游商品的开发模式，并设计了32种创新开发区域旅游商品的新途径；以南岳衡山为例，对衡山旅游商品开发的条件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和分析，就如何遵循以“资源为基础，市场为导向”的原则拓宽开发思路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加快衡山旅游商品开发的“1231”模式。
曾兰君[3]2005年在《旅游购物市场开发研究》文中提出旅游业是当今世界第一大产业,也是近年中国国民经济各行业中最具发展活力的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据世界旅游组织(WTO)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目的地国和第四大客源输出国,接待外国游客和出国旅游人数将分别达1.3亿人次和1亿人次。旅游购物作为旅游的六要素之一,在许多发达国家,一直占有40%～50%的比例,而我国的旅游购物发展还不尽如人意,主要原因是市场上供应的旅游商品大同小异,没有特色,质量低劣,价格不薄,购物环境、服务态度不完善。针对这种现象,诸多学者对旅游购物进行了研究,但大多数研究仅限于其表面,未曾深入到其市场内部机制,本文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采取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研究。理论部分的第一大块提出旅游购物的概念、分类、特点、效益等,并从旅游商品、旅游购物场所和旅游者购物行为对旅游购物市场进行系统阐述,同时深入到市场机制中去发现问题;理论部分的第二大块是对旅游购物市场进行系统开发,首先提出旅游商品的开发原则和战略,并着重把生态旅游商品作为一种专项旅游商品来开发;其次在购物场所建设中谈到旅游购物场所的类型及选址;在旅游购物内部市场开发中提到市场观念偏颇、市场机制混乱、市场管理不完善等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最后提出体验性旅游购物的系统开发。案例部分以长沙市为例,长沙作为湖南的省会,对外开放的旅游城市和全国优秀旅游城市之一,旅游占有很大优势,但还从未有人对它的旅游购物有过研究,本文采用实证调研分析的方法,在查阅大量数据资料的同时,做了大量消费者旅游购物需求的问卷调查,并将获得的一手资料进行统计分析,鉴于长沙旅游购物市场开发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而提出,长沙旅游商品的开发应根据旅游购物者的购买需求,从传统旅游商品,旅游专用品,旅游消费品和其他商品着手开发;购物环境应从商业中心、步行街、景区内外、车站机场等全面着手,让旅游者有购买的场所;最后从政府部分、市场机制尤其是宣传促销等方面加大力度对长沙旅游购物内部市场进行分析和开发。
李理[4]2009年在《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生产力角度划分,人类社会形态可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演进是从技术革命开始的,是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产业技术革命带动了人类社会由漫长的农业社会快速进入了工业社会。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演进也是如此,是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带动了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迅速地向信息社会演进。在向信息社会演进的动态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劳动工具、生产方式、交易方式、产业结构、生活方式、聚居特点乃至组织结构等都发生了显着变化。这种社会形态的演进本身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的进步,而且意味着深刻、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并最终决定国际秩序。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社会形态,信息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本身,应该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但是,正如世界各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进步伐不一致,各国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演进步调也是不一致的,存在着快慢之分,存在着竞争。哪个国家的信息获取、处理、传播的能力越强,信息社会建设的步伐也就越快,水平就越高,就越能保证“制信息权”,甚至如美国着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所预言的那样,通过掌握信息、控制网络来拥有整个世界。在这场社会形态的演进竞争中,有两个国家的表现非常突出：一是作为信息技术革命发源地的美国,其不仅是最早开展信息社会相关研究的国家,最早向信息社会演进的国家,还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信息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二是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信息社会概念的日本,虽然其在上世纪于实践上演进显着落后于美国,但是,由于日本政府已经清醒认识到了差距所导致的后果,于新世纪出台了一系列战略措施来加快信息社会建设,在短时期内跃居为当前信息社会较发达国家。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信息社会的“先发国家”,而且不仅“先发”,还实现了“先至”,其演进路径本身可能就代表了一种最优演进路径；一个是相对而言的信息社会“后发国家”,虽然还没实现“先至”,但是发展速度惊人,其发展路径对广大信息社会后发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在当前还处于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工业社会作为人类社会演进的一个重要形态是不可跨越的,我国不可能跨过工业社会演进过程中的重化工业阶段直接进入信息社会。然而,由于信息社会的生产力要素本身就蕴含在工业社会之中,信息技术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可作用于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更新改造,带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因而,我国可通过发展信息社会生产力要素来加速推动工业社会发展,加速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演进,实现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目标。由于信息社会是在信息化生产力的要求下,国民经济以信息技术作为主要技术力量和技术基础,产业结构以信息产业为支柱,生产、生活方式以信息技术的应用为依托,社会结构框架呈现出网络化和扁平化特点的社会,其演进本身不仅包括信息技术及信息产业的发展,而且包括信息技术在社会各领域中的应用,信息作为一种资源的管理、开发和利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建设、IT人才队伍建设和信息制度环境的完善,所涉及的层面非常之广,建设中需要支付大量的经济成本乃至社会成本,而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信息社会后发国家,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最快的速度实现这场宏大的社会形态演进,是我国学术界、产业界和政界都应深切关注的重大课题。对于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国在当前发展阶段,通过比较这两个在信息社会建设上先进及典型的国家信息社会发展的异同及造成差异的诱因,来摸索信息社会建设的一般规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充实、发展本国的信息理论体系,以此来指导信息社会建设实践,尽可能地选择一条社会成本最低的社会演进路径,低成本、高效率地推进信息社会建设。因此,笔者选择“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比较研究”为题来展开系统研究。本文是遵循这样的研究思路展开的：在对信息社会内涵认识的基础上,对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主要方面展开系统分析,研究其共同遵循的规律,结合内外部制约因素,分析两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不同及差距,明确这种差异性是否符合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哪一种做法及模式才更接近信息社会演进的最优路径,从而得出对我国信息社会建设的启示。具体研究的展开是从整体观出发,采取从环状看因果的观察角度,采取演绎推理和经验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广泛收集国内外研究成果与资料的基础上,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具体分析与综合分析相结合、纵向分析与横向分析相结合,对美日两国信息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进行系统和层层递进的分析,力求得出规律、理论方面的认识。全文共分为10章,各章的主要内容是：第1章讨论和分析了研究的背景和目的,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评述,确立了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第2章在分析美日两国信息基础技术、信息系统技术以及信息应用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对美日两国信息技术发展的异同之处及导致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做出探讨；第3章在对美日两国信息产业发展背景、历程及IT外包的发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美日两国信息产业发展的异同之处及导致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第4章在分别对美日两国信息化的主要方面——企业信息化、电子商务、政府信息化、家庭和个人生活信息化、教育信息化以及农业信息化发展情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美日两国信息化的异同之处及导致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做出探讨；第5章在对美日两国信息资源管理、开发和利用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美日两国信息资源管理、开发和利用的异同之处及导致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展开研究；第6章在对美日两国信息网络建设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美日两国信息网络建设的异同之处及导致差异产生的主要诱因；第7章分别从信息技术教育与培训、IT人才引进、人才激励机制叁方面对美日两国IT人才队伍建设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出两国IT人才队伍建设的异同之处,并探讨导致差异产生的主要诱因；第8章在对美日两国信息制度环境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两国信息制度环境建设的异同之处及导致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做出探讨；第9章提出本文的研究结论,总结了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本经验,得出了对我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启示；第10章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就信息社会的内涵与基本特征、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关系、信息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区别、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展开理论思考。经过两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本文初步建立了信息社会比较研究的系统分析框架,率先对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进行了系统比较研究,并进行了系统和层层推进的分析,得出了若干规律和理论方面的认识,主要创新点包括：一是从信息技术革命、信息产业发展、信息化叁个方面,全面比较研究了美日两国信息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体现了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体系的创新。二是作为本文研究的结果,得出六个方面的结论,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本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对推进我国信息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十条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叁是作为本文的理论思考,在信息社会的内涵、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关系、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区别方面系统提出了新观点。信息社会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其发展刚刚开始,人们对这种崭新社会形态的认识尚处于摸索之中,很多认识需要伴随信息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去伪存真。受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所限,本文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开始,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入,理论思考也不够深刻,很不成熟。和卷而思,深感本文无论是对崭新的信息文明的丰富内涵,还是对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最优演进路径和高水平信息社会的定义,都还未能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明晰思路,有关论断也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这既是本文的缺憾与不足之处,也是笔者今后进一步研究和努力的方向。
黎鹏[5]2006年在《CAFTA背景下中国西南边境跨国区域的合作开发研究》文中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不断增强背景下,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与经济合作更加广泛和日益深入,出现了FTA(自由贸易区)化和“增长叁角”蓬勃发展的势头。与全球趋势类似,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联系与经济合作也在加快发展,并于2001年11月在第5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和东盟10国领导人就在今后10年内建成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区达成一致意见,进而在2002年11月由中国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以下简称CAFTA)。其中加快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包括中国、老挝、缅甸、泰国结合部的“黄金四角”)的合作开发等,是《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基于为了充分利用良好的国际环境,用好已有的12对国家一类口岸、16对地方二类口岸,良好的交通运输对接基础与经贸联系基础,以及显着的资源与经济互补性等条件,加快中国西南边境跨国区域的合作开发与共同发展,提高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的科学性与实际效率,推动CAFTA建设的进程等目的,论文选定了以中国西南边境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的理论与策略问题为研究对象。全文包括六个部分,即引言、结论和四章正文。引言部分,系统分析了以经济全球化趋势促使地缘经济地位上升、中国—东盟经贸联系日益紧密与CAFTA的建设、我国西部大开发及“9+2”与“10+1”等发展战略等主要背景;阐述了论文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论文的研究目标及其相应的研究内容;确定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人文(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管理学与系统科学等学科的理论、思维方法与手段来实施论文的研究。强调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方法的相互结合;采用广泛的资料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法手段;针对论文研究的实际需要,在部分研究内容中适当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并将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第一章,是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与述评,主要对地缘关系与地缘经济地域、边境区位、边境合作与跨国增长叁角、CAFTA建设问题等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与简要评价。经过文献述评发现,已有研究成果在边境地带跨国区域合作开发方面尚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对我国西南边境跨国区域的合作开发问题也欠系统与综合的研究,这一章为本文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的确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第二章,是理论研究的重点,较深入地研究了边境地带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的相关理论问题。首先对区位理论、区域分工理论、梯度推移理论、系统理论、协同理论等经典理论依据及其在论文研究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其次,结合边境区位的特点与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研究提出“边境区位价值”的理论概念,并阐述边境区位价值的内涵与构成,论述边境区位价值的影响因素及其动态变化机理;最后,论述了跨国区域合作开发的基本条件与障碍因素、主要特征与基本原则。
许江[6]2009年在《江南蓝印花布旅游纪念品设计开发研究》文中认为我国旅游业正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旅游者心目中最为理想的旅游目的之一,旅游经济持续增长,已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力助推器。但我国旅游纪念品市场发展缓慢,旅游纪念品的设计水平滞后,已经不能满足国内外旅游者不断增长的需求。本课题针对当前江南蓝印花布旅游纪念品设计研究与设计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入手,对影响蓝印花布旅游纪念品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将其应用于蓝印花布的开发与设计中来。着重从地域性、纪念性、美观性、便携性等方面综合探讨了蓝印花布旅游纪念品与江南地域文化之间的共融性问题;从主题、造型、材质、工艺、色彩等方面具体探讨了蓝印花布旅游纪念品开发设计上所面临的问题,以达到对现有问题的探讨与解决。首先,本文通过对旅游纪念品以及江南地域文化等方面理论知识的研究,明确了旅游纪念品与江南地域文化的相关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的根本关系,并依据网络调研与实地调研获取信息的情况,分析了目前国际国内旅游纪念品市场的现状,特别是蓝印花布旅游纪念品市场现状。其次,依据前面调查与分析的结论,以及对日本蓝印花布成功案例的剖析,加上对蓝印花布旅游纪念品自身设计因素的分析,总结出江南蓝印花布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原则与方法,并根据产品设计中一般性的原则、方法和程序,探讨了适合江南蓝印花布旅游纪念品设计的开发策略。最后,在总结了蓝印花布旅游纪念品具体设计手法的前提下,展开针对蓝印花布旅游纪念品创新设计的设计实践。本课题研究涵盖面较为广泛,不仅包括蓝印花布旅游纪念品设计本身,而且与江南地域文化、中国传统艺术等都密不可分,同时还与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都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本课题研究通过问题的提出、问题的分析,总结了江南蓝印花布旅游纪念品设计的原则与方法,对江南蓝印花布旅游纪念品的开发与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赵直[7]2006年在《喀什旅游纪念品开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近年来得到了很大发展,但作为旅游增收手段、旅游商品重要组成部分的旅游纪念品的发展却长期滞后,不能满足国内外旅游者不断增长的需求,严重影响了我国旅游业的整体经济效益,成为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加快旅游纪念品的发展对增大旅游商品在旅游业总收入中的比重,使旅游业日趋走向成熟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旅游、经营旅游的部门越来越重视旅游纪念品的发展,对于旅游纪念品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喀什旅游纪念品尚未展开深入研究,而喀什政府注意到旅游纪念品开发的重要意义,决定加大对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本文正是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对喀什的旅游纪念品市场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喀什旅游特色纪念品的开发策略。本文首先对旅游商品、旅游纪念品的研究现状及国内外旅游纪念品的发展现状进行简要说明;接着说明了本人的选题依据及研究旅游纪念品的基本理论和概念;之后本文从喀什旅游纪念品品市场现状以及喀什旅游客源市场现状出发分析了喀什旅游纪念品市场;再根据本文的调查问卷及作者的实地调查对影响来喀什旅游的游客消费行为的因素做出了分析;并找出了喀什旅游纪念品市场的问题所在;最后针对问题提出旅游纪念品开发的一些具体途径。本文关于喀什旅游纪念品开发的研究,希望对喀什旅游纪念品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希望本文中所分析的数据以及所获得的经验对其他地区旅游纪念品的开发具有借鉴意义。
窦开龙[8]2008年在《新疆民族旅游产品开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旅游业是当今世界的一大产业,也是我国国民经济中发展速度较快和颇具发展活力的产业之一。而民族旅游又因为民族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民族风俗更具魅力,诱使国内外游客产生动机进而驱动前往,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我国民族旅游区域中,新疆民族旅游资源类别众多,数量丰厚,古老珍奇,具有极大开发价值,能够成为边疆地区发展民族经济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资源。但是,遗憾的是,与西南云南等省、市民族旅游发展相比,新疆民族旅游发展滞后。因此,论文选择新疆民族旅游产品开发为题进行研究,不但对于实现新疆民族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经济优势,推动新疆民族经济发展有实践意义,而且对于其它民族地区进行产品开发也有借鉴价值。论文首先总结了目前学术界研究热点、特点、缺点,归纳了民族旅游产品开发的基本理论,然后对新疆民族旅游产品开发的基础包括地脉文脉、民族经济、旅游资源、客源市场、消费者进行了分析,应用SWOT模型,对新疆民族旅游产品开发的优势、劣势、机遇、威胁等内外部条件做了全面系统客观诊断和梳理。论文认为新疆民族旅游产品空间模式不是传统的“点—轴开发模式”,也不是“网络开发模式”,而应该形成西域民族旅游板块,包括“亚心”、东疆、北疆和南疆四个旅游圈。其旅游形象定位为“千载西域边陲风,活力亚心人文情”。接着,论文主要对新疆名人旅游产品、歌舞旅游产品、服饰旅游产品、饮食旅游产品、体育旅游产品、军事旅游产品、宗教旅游产品和旅游商品等专项民族旅游产品开发作了研究。民族旅游产品开发使新疆民族文化发生变迁。论文从物质和精神层面进行了分析,认为其良性变迁在于竞争观念、市场观念、个体观念、金钱观念等观念形成,不良变迁在于民族文化过度商品化和民族旅游环境遭到破坏等。最后,论文应用民族学相关理论,对民族旅游产品开发中出现的文化商品化、民族文化同化和涵化、民族文化保护等问题做了透视,并提出相应对策与建议。
朱雄关[9]2016年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能源合作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是党和国家根据我国当前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国家发展需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来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和经济外交战略,是新时期我国大周边外交的重要战略布局。当前,随着国际能源局势和地缘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能源需求持续高速增长,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能源安全形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我国能源海外进口的主要来源地,这一地区的能源生产和出口对于保障中国能源供给安全和解决中国能源面临的困难风险地位重要、意义特殊。因此,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过程中,加强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能源合作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困难风险和严峻形势进行分析研究。进而在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东、非洲、东盟、中亚、俄罗斯等主要地区和国家油气资源禀赋状况、供给能力以及与中国能源合作历史及现状进行分析和梳理的基础上,对中国与这些地区和国家能源合作的前景进行分析预测。通过剖析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能源合作中面临的困难问题和大国能源地缘政治博弈,对“一带一路”主要地区能源合作前景形势进行分析判断。最后对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加强能源合作问题进行综合分析与思考。本文在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能源状况和发展前景,以及在能源合作面临困难和挑战等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一是得出了“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未来的油气贸易合作能力前景评估,并根据这些国家的投资开放程度和区位功能,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上下游领域的合作方向和重点；二是针对西半球和北极地区国家油气资源发展前景,从拓宽当前“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视角,思考并提出了构建能源大丝路的观点,建议国家在“一带一路”路线图中增加北线和东线方向,加强中国与美洲国家和北冰洋沿岸国家能源合作力度；叁是针对当前国际能源秩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能源现状,思考并提出了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平台,建立丝路能源合作机制的观点以及相关的措施建议,使中国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有力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
佟雪铭[10]2008年在《基于经济增长方式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虽然实现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经济增长仍然是以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的粗放型方式为主,增长方式亟待转变。与此同时,我国的人力资源开发也呈现出与粗放增长相对应的有限的、静态的特征。要实现经济增长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人力资源开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论文基于人力资源开发和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吸收经济学、人口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的研究成果,综合运用规范和实证、国内和国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探讨和研究不同经济增长方式下的人力资源开发模式问题。论文的研究工作基本沿着四方面内容展开:第一部分是关于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基础理论(第二章)。这是全文分析的立论基础与逻辑基点。第二部分是关于经济增长方式和人力资源开发的理论分析(第叁、四、五章)。第叁章从相关概念入手,分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影响。第四章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入手,分析在该方式下采取的人力资源开发模式,分别从招聘、培训、配置、使用及激励等五个方面进行阐述,并对模式进行了简要评价。第五章分析了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和在此种方式下人力资源开发模式构建的影响因素并构建了开发模式,同样从上述五个方面进行分析,并对集约型增长方式下所采取的人力资源开发模式进行了简要评价。第叁部分是关于经济增长方式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实证研究(第六章)。采用发达国家的数据与中国的人力资源开发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同时测定出中国各地区样本省份的经济增长的集约度,对比分析了不同地区集约度下的人力资源开发指标,并将年度的集约度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相关指标进行实证分析,论证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下人力资源开发模式的不同。最后一部分是全文的结论(第七章)。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源开发的现实,从中得出粗放型增长方式下所采用的人力资源开发模式难以为继,未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路径需要以人力资源的大力开发为根本,从招聘、培训、配置、使用、激励五个方面进行创新,以推进要素的效率化,推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变。本文研究的创新点包括:(1)构建了基于经济增长方式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的体系框架;(2)构建了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的人力资源开发模式;(3)以主成分分析法和静态指标评价法揭示出人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和使用效益具有随集约度不同而变化的差异性。
参考文献：
[1]. 日本7—11的共同商品开发研究[D]. 黎丹. 吉林大学. 2004
[2]. 区域旅游商品研究[D]. 彭蝶飞. 中南林学院. 2002
[3]. 旅游购物市场开发研究[D]. 曾兰君. 中南林学院. 2005
[4]. 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比较研究[D]. 李理. 东北财经大学. 2009
[5]. CAFTA背景下中国西南边境跨国区域的合作开发研究[D]. 黎鹏.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6]. 江南蓝印花布旅游纪念品设计开发研究[D]. 许江. 江南大学. 2009
[7]. 喀什旅游纪念品开发研究[D]. 赵直. 新疆师范大学. 2006
[8]. 新疆民族旅游产品开发研究[D]. 窦开龙. 兰州大学. 2008
[9].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沿线国家能源合作问题研究[D]. 朱雄关. 云南大学. 2016
[10]. 基于经济增长方式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D]. 佟雪铭. 大连理工大学.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