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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最基本责任是为股东盈利，因此，企业家不要随便把社会责任往身上揽，政府也不要把社会责任往他们身上推。现在各方越界争抢责任，导致了权力格局和利益分配的混乱。而对责任的争抢，往往正是为了争抢本来不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社会管理者，都经常会提到“责、权、利”，责在这里排在第一位，这意味着只有先确定责任，才能确定其用于履行责任的权力及其所应得的利益。也就是说，任何一个需要合作的事情或组织，确定责任边界是其成功的前提。
抢责源于抢权
中国很多领域出现的混乱，根本原因都在于未能厘清相关者的责任界限。各方越界争抢责任，抢到最后分不清是谁的责任，也就导致了权力格局和利益分配的混乱。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认为，对责任的争抢，往往正是为了争抢本来不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比如，自从提出“经营城市”的概念后，市长们就越来越像总经理，他们每天研究的重点不是政府本来应该做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和公共政策，而是如何招商引资，如何促增长，控通胀；教授们越来越像议员，更多的精力不是用于教授学生、搞研究，而是忙于走穴：学生自然也就越来越不像学生，而像党校培养的青年干部。为什么中国人做什么不像什么？因为他们承担的责任不像是自己的责任。
那么，企业家本来的责任是什么？熊彼特认为，是为股民赚钱，或者说是为股东盈利。我认为，这至少应该是企业家最主要、最基本的责任。因此，企业家不要随便把社会责任往身上揽，政府也不要把社会责任往他们身上推。
乱尽责等于不负责
有些官员、学者以及媒体认为，企业也需要为控制通货膨胀尽一份责任，因此在经营成本上涨的情况下，也应该尽量不涨价，甚至某些企业家也发表过类似观点，并做出不涨价的公开承诺。我非常钦佩这些企业家的政治觉悟高度，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对企业和股东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在成本上升尤其是刚性成本上升的时候，只有通过涨价才能保持利润率，才能给股东创造足够的回报。否则，一方面物价上涨，一方面企业利润下降导致股价下跌，股民们岂不雪上加霜；另一方面，企业利润和现金流下降，必然导致企业无力提高员工收入甚至减薪、裁员，那么这些员工靠什么抗通胀？此外，企业利润下降，必然导致缴税减少，政府税收少了必然削弱对低收入阶层的帮扶能力，中央政府收入少了必然导致赤字增加，只能靠印钞票填补，那么岂不进一步推动了通胀？
因此，企业在成本上升的时候不涨价，不仅是对股东、员工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中央银行不负责任。
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通胀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货币超发；所以，政府控制通胀的根本措施也只有一个，就是紧缩银根。但这次央行在紧缩银根方面，可谓是犹犹豫豫，走走停停，以至于造成通胀预期的长期无法控制。于是政府就把央行的责任推给企业家：不仅呼吁企业为尽企业责任而不能涨价，还直接祭出准行政手段——约谈，谁涨价就约谈谁。既然政府把央行的责任推给了企业，那么如果企业真是帮助政府来控制通胀，自然就是对央行的极其不负责任，因为这使得央行会认为滥发货币没有关系，反正有人帮着控制。
因此，我们不能把本来各守其责的责任体系打乱，而是应该让他们各自回到本来的责任与权力位序上。比如，一个教授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在书斋里研究、在课堂上授课，到社会上做调研而不是在社会上走穴。当然，教授走穴也是迫不得已，因为工资待遇太低；因此，如果政府加大对教育部门的投资，给教授们涨一些工资就可以避免这种事情。但现在教授们走穴就等于让社会与教授们承担改善学者待遇的责任，使得政府愈发认为自己不需要增加教育投入，从而导致了恶性循环。
请市场分配责任
除了通胀，绿色低碳与技术创新是中国经济的另外两个热门的话题。但就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看，我同样认为其主要的责任不在企业家。
因为企业家只能是把股东盈利视为第一目标，所以，只有也只要外部环境使“绿道”有利可图，企业一定会走绿色之路，一定会为此开展创新。现在一些企业之所以不注重环保和创新，正是因为外部环境不对，而这个责任只能在于政府，也有一部分责任在学者（因为学者没有给政府提供很好的政策建议，但主要责任是在政府）。这主要体现在中国政府的政策目的和政策手段的不一致，甚至可以说是相互矛盾。
绿色经济，不仅是中国，也毫无疑问是所有国家的长远发展目标。但是我们的政策手段却不是绿色，而是“黑色”的：所谓绿色，就是低能耗、低资源消耗。但是，由于市场机制的缺失，中国现在不能充分通过市场调节进行生产要素的配置。我们的水、电、煤、油的价格都是政府管制，这些管制的价格不能够真实反映资源的稀缺性。换句话说，在鼓励经济增长的指导思想下，重要资源和要素的官方定价统统偏低，这样就鼓励企业大量地消耗资源、消耗能源。
绿色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和特点是经济结构越来越轻，但是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在过去十年间，重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了10个百分点，导致经济结构越来越重，能源消耗、资源消耗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于是，中央政府制定的节能减排指标只能靠拉闸限电来实现，而不能够靠企业自觉的行为：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减少能源资源的消耗。而实现后一种情况的前提，就是创造一个更为开放的市场，让市场来决定资源、能源的价格。而创造这个外部环境，无疑是政府而非企业的责任。
同样，如何控制通胀，中央银行应该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它的职责，继续紧缩银根；而在物价上升，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发生困难时，政府则应该承担起扶贫救困的职责，比如向低收入阶层提供帮助和补贴，而不是拉闸限电，约谈企业。这样只能把各自本职的责任全都搞乱。
那么，如何才能厘清市场各方的责任界限？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尊重和顺从市场规律，尤其是要认识到市场应该发挥比政府更大的作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企业是主语，社会责任是宾语，千万不能喧宾夺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