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七十年：回忆与思考
李静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102)
摘 要： 中苏(俄)关系自新中国成立已走过70年，双方在政治关系上几经变换，最终在国际形势的影响下形成紧密联系。无论在哪一时期，双方关系的变化都会牵动世界，改变国际关系的格局。中俄双方应在“三不”原则下，摒弃疑虑，促进经济合作，推动双方关系健康发展。
关键词： 中俄关系；历史变迁；“三不”原则
1949年10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宣布承认新中国。中俄关系经历了70年。这70年包括中苏关系42年(1949—1991)和苏联解体后的中俄关系28年[1](1991—1919)。中俄关系70年的历史曲折复杂，对两国国内和世界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
一
就两国关系的性质和状态来说，中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不同时期：结盟友好、敌视对抗、战略协作伙伴。敌视对抗时间持续很长，为便于读者把握中俄关系的发展脉络，可把敌视对抗时期分为三个不同阶段：意识形态论战和国家关系恶化、全面对抗、走向正常化。
1.友好同盟时期(1949—1959)
这是中苏关系的黄金时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月16日—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访问苏联。毛泽东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废除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收回中东路、旅顺和大连，并在新的基础上签订新约，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两国建立军事同盟，相互给予经济援助[1]。条约规定：“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1]。
20世纪50年代是苏联全面援助中国，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1953—1959年间，苏联共承诺援建中国304个工业项目。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时，完成和基本完成149项。苏联先后向中国派遣18 000名专家和顾问，帮助中国建立国家管理制度，发展经济、军工、文化和教育事业。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建成了国民经济工业化的基础，并按照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提前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中国也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中国不仅成为苏联机器设备的广阔市场，而且作为回报，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的农业和轻工业产品及重要的战略资源[1]。
1958年以前，在国际舞台上，在东西方冷战对抗中，在支援民族解放运动和争取缓和紧张局势的事业中，中苏政策上保持一致，行动上相互配合。在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双方参战国家达20个。战争从三八线开始，最后又在三八线上停下来，较量的结果是打了个平局。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极力主张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从而把中苏关系和国际共运的团结推到了顶峰。
自鸦片战争以来，俄罗斯一直是中国北方的主要威胁。但现在时代变了，中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俄罗斯面向中国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占全俄面积的60%，而人口仅占10%，这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薄弱环节。可见，俄罗斯只有同中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才能确保这一地区的安全。鉴于此，很难想象俄罗斯会主动挑衅中国[1]。在中美俄“三角关系”中，特别是中美“贸易战”爆发后，美国有人希望联俄反华，在俄罗斯有人主张对中美“坐山观虎斗”，自己从旁做大。然而，即便如此，俄罗斯不会站到美国一边反对中国，因为俄罗斯追求的、符合它的利益的是一个多极世界，而不是美国“一超独霸”的单极世界[1]。
2.意识形态论战和国家关系恶化(1960—1966)
1960年中共和苏共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对当代世界的看法、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外政策上分歧进一步加深。4月，中共借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发表系列文章和讲话，名义上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上是批判赫鲁晓夫。苏方反应强烈。6月，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组织参加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对中共进行围攻。11月，世界81国共产党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但没能遏制中苏意识形态论战。1961年10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苏联共产党纲领》。中方把该纲领的内容概括为“三和”“两全”，即对外政策中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对内政策的“全民国家”“全民党”，认为二十二大是苏共领导“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里程碑”。如果说二十二大以前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话，那么二十二大以后则认为，“同赫鲁晓夫的斗争是阶级斗争”。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围绕“仍处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还要革命的问题”和“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还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提出25条主张。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公开信，全面阐述了在中苏关系、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问题、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共产主义建设等问题上与中共的分歧。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为由头，发表了9篇长文，即著名的“九评”，全面和系统地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双方都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视对方为十恶不赦的“异教徒”，口诛笔伐。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共产党都站在苏共一边，所以，赫鲁晓夫企图通过召开国际会议，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逐出教门”[1]。1965年3月，苏共新领导坚持召开赫鲁晓夫主张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中共拒绝参加会议，国际共运从此分裂。1966年2月24日，苏共中央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严词拒绝，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中苏两党关系就此中断。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宣布解体。从此中苏关系演变成中俄关系。1992年12月17至19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北京。中俄发表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两国宣布“互视为友好国家”。1994年9月2至6日，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双方宣布两国关系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强调中俄睦邻友好关系不因国际和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1996年4月24至26日，叶利钦总统再次访华。双方宣布把两国关系提高到“平等与信任和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由此可见，1992—1996年，中俄关系连续上了三个台阶：从“友好国家”发展到“建设性伙伴关系”，然后又发展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
3.全面对抗(1966—1981)
随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不断升级和发展，两国“肩靠肩，背靠背”，互为战略依靠和战略后方。对中国来说，北部和西部方向无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力量应付东部和南部可能发生的危机[1]。对俄罗斯来说，东部和东南部的“无战事”，可以集中力量应对西部可能发生的危机。
寻找“最美青工”活动是共青团中央于2013年发起的一项面向基层一线广大青年职工的思想引导和岗位实践活动。2016年开始，中国石化全系统3万余名团干部走访基层团员青年35万人次，覆盖9860个团支部790个青年工作组，寻找各级各类最美青工1.7万名，向集团公司推荐千名最美青工候选人。从江汉油田张义铁、西北油田毛谦明、胜利油田亢嘉颖、燕山石化程敬博等全国“最美”，到数以万计在普通岗位默默奉献的基层“最美”，每一名优秀青年都得到认可和推崇，每一名青年身上的闪光点都得到展示和鼓励，石化青年的自信和活力越发彰显。
1982年10月至1988年10月，两国就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先后举行了12轮。磋商的主要内容是消除中方提出的影响两国关系的“三大障碍”：苏联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谈判的重点是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谈判非常艰巨。苏联三位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在位期间，由于苏方借口涉及第三方，使谈判没有成功，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谈判才取得实质性进展，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得以消除。
从1960年开始，中苏边界纠纷不断。1969年3月，在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8月，苏军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进行武装报复，造成中方大量人员伤亡。苏联沿中苏、中蒙边界部署百万重兵。军方领导人不断发表强硬讲话，威胁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1]。
在外交和国家安全领域，苏联不仅竭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孤立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亚洲地区孤立中国，占领阿富汗，拉拢印度、越南，在中国周边建立战略包围圈。
中俄经贸合作成绩斐然。其中最重大的突破是在能源领域。随着石油管道复线的建成，俄罗斯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来源国。2019年底中俄天然气管道建成后，中国每年可获得380亿立方米天然气。中俄能源合作对确保中俄两国的经济安全，加强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经济基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1]。
4.走向正常化(1982—1991)
进入80年代，中苏两国国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国内工作中心已转向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为此需要构建和平与合作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不再把反对某一特定国家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进入80年代，苏联由于高度集权的制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机制，再加上军备竞赛、对外扩张耗费巨额资源，国力衰退。1982年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开始改革，寻求摆脱社会经济发展停滞和国际上四面树敌的不利状态。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进一步改革，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新政治思维”，其中包括反省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1]。
为了给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多家企业采取人机分离，操作空间与设备运行空间用隔音玻璃间隔，将工作环境受油墨挥发、机器噪音的影响降至最低等方式，既提高了产品质量，也使车间工人的工作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1989年5月15至18日，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这是中苏两国时隔30年后举行的最高级会晤。按照邓小平提出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两国关系和两党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会晤后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双方确认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新型国家关系[1]。
5.建立和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2—2019)
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导致国家关系恶化。赫鲁晓夫企图通过停止经济援助对中共施加压力。1960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华工作的1 390名专家，使中国经济建设受到严重损失。为彻底摆脱对苏联的依赖，中国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节衣缩食，到1965年10月还清了苏联全部债务。1962年苏联在边境地区挑起事端。四五月间，在苏方策划下，新疆的伊犁、塔城等地大批边民逃往苏联，伊宁发生暴乱[1]。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苏联被迫撤出在中国各地的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
进入21世纪以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不断充实和提高。2001年7月16日，江泽民主席和普京总统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俄关系在两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11年6月16日，胡锦涛主席与梅德韦杰夫总统宣布两国关系上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3年3月22日，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不到10天，就出访俄罗斯，并同普京总统对中俄关系的定位作了新界定：“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两国外交全局和对外关系中都占据优先的战略地位。”[2]2019年6月6日，习近平和普京又宣布“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
二
中俄双方都认为，现在的中俄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中俄高层领导政治互信不断提高，政府合作机制非常健全。中俄元首定期会晤对两国关系发展起战略引领作用。完善的中俄政府总理会晤机制成为中俄关系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中俄彻底解决了边界问题。随着《中苏国界东段协定》(1991.5.16)、《中俄国界西段协定》(1994.9.3)、《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2004.10.14)签署，4 300多公里的中俄边界线走向全部确定下来。从此，中俄之间不再有任何政治问题。1996年4月，中国与俄、哈、吉、塔五国元首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从而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边境实现了非军事化和透明化。
1969年3月珍宝岛武装冲突后，中国全国进入战备状态。如果说珍宝岛事件以前，中国的外交战略是既反美又反苏的话，那么珍宝岛事件以后，则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对准苏联，以后又发展到联美反苏，推动形成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格局。面对苏联的战略包围，中国实施内线突破，从外线对苏联实施反包围，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苏统一战线。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结束了20年的对抗。1973年2月15日，毛泽东明确向美方提出建立“一条线”“一大片”联合反苏战略。具体地说， 建立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一条线”战略，并团结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国家。1974年2月，毛泽东又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目标都是集中对付苏联。毛泽东逝世后，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仍坚持认为，“苏美两家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在广大第三世界，中国实行“以苏划线”的战略：凡是苏联支持的，中国就反对；凡是苏联反对的，中国就支持[1]。
电阻率值为2.64～12.14 Ωm，声波时差为280.50～397.45 μs/m。从电测曲线来看，深层电阻率值整体先逐渐降低，在1338.5 m达到最低，之后逐渐上升。
军事领域的合作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方面。俄罗斯一直是中国引进先进军事技术的主要来源。从2002年起，中俄每年都举行陆上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提高两军共同应对国际和地区安全面临挑战的能力。
中俄在国际问题上，有广泛的共同关切和共同利益。在涉及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社会制度等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中俄在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性、世界战略稳定、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协作。中俄积极开展“网状外交”，共同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地区和其他多边合作机制，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全球和多边机制框架内密切配合，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1]。
“自改革开放以来，印刷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徐建国理事长为我们简单归纳。第一阶段“追赶期”，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印刷很落后。第二阶段“高速发展期”，从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前十年，因为要满足社会的大量需求，出版物、包装均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也是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进步最快的时期”。而从现在开始的第三阶段“新时期”，印刷行业则要适应和满足经济及社会新需求、新变化带来的新要求。比如环保。
三
纪念中俄建交70周年，重温历史，从总结过去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中汲取历史智慧，把握今天、开创未来。
“永久和平、世代友好”是中俄双方的唯一正确的选择。中苏合作和对抗的历史说明，中俄合则两利，斗则两败俱伤。“邻居不能选择”。中俄作为两个核大国，拥有4 300公里的共同边界，地缘战略回旋的空间很小。所以，要非常珍惜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两国睦邻友好关系。“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原则写进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
Furthermore, there are some reports that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EUS-FNA and/or PJC was signi fi 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EUS-FNA or PJC alone[8,71].
1966年，为防止“苏联变修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开展文化大革命，中苏论战更加激烈。1967年，中共在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之际宣布，苏联“已经变成了现代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中心，变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一个大本营。”1968年8月，苏联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中共领导人谴责苏联已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1969年4月中共“九大”、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都把“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列入《党章》总纲。1967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新的反华决议后，几乎全体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下到全国各地，进行反华动员[1]。苏共中央发动学术界揭露和批判“毛主义”，篡改中俄领土边界历史；在中美关系改善以后，又宣布中国已经“变成帝国主义最反动集团的直接盟友”，“成了战争危险的严重策源地”。
1958年中国开始“大跃进”。中苏内外政策分歧显现，领导人间的相互信任产生裂痕。爆发点是苏联提出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问题，使毛泽东极为愤怒，连续两天会见苏联大使，发表了许多批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激烈言辞。赫鲁晓夫为此亲自来华，当面向毛泽东解释,否定有建立共同舰队的想法。赫鲁晓夫走后不久，中国未同苏方商量，即发动“金门炮战”。苏方认为这是蓄意破坏苏联对美的缓和战略。1959年6月，苏联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9月，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界冲突发表声明，偏袒印度，向世界公开了两个盟国间的分歧。但从总体上说，这时中苏国家关系还在高水平上运行。例如，1958年8月两国签署了苏联援建中国47个工业项目的协定，1959年2月又签署援建78个工业项目的协定[1]。
目前，我国大部分物流管理企业的成本控制还停留在表层，在各个部门工作环节的成本控制上又太过错综复杂，公司根据组织机构的职能、权限、目标和任务来划分责任中心,导致一些费用无法明确归属部门，间接的也导致了工作效率降低，成本控制难以从根本上去进行。而控制作业成本是每个企业都会考虑的，要能从根本上合理的分析企业工作中成本产生的原因，能够从整体上对成本进行控制。
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本原则，这是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对抗不好，自不待言。结盟和针对第三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结盟的目的是为了对付第三方。历史上，中俄曾三次结盟(1896、1945、1950年)，但每次结盟都给中国带来严重后果。1950年缔结的针对美国和日本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中国有过积极意义，但由于这种结盟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内外政策完全一致基础上的，所以经不住时间考验。有鉴于此，《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把“不针对第三国”列为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2019年6月6日，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签署的《联合声明》又重申，“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本特征”[1]。这说明，“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已成中俄双方几代领导人的共识，是中俄关系不可动摇的原则。
中俄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文化和文明的传统是有差异的，各自都有自己的国情和利益，而这些利益不可能总是一致的。
在现有国际秩序中，中俄处境和利益不同。中国利用现有国际秩序，“搭便车”，搭发达国家经济的“便车”，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世界第15位上升到2011年的世界第二位。可见，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者。而苏联解体、西方对俄罗斯的集体经济制裁，都是在现有国际秩序下发生的。可见，俄罗斯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害者。
翻译产业的标准化、专业化、职业化是中国翻译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依据中美两国现有翻译标准,从翻译流程标准化的比较入手,进一步细化到翻译质量控制比较,最终得到较为成熟的启示。发挥项目经理的有效沟通作用、充分利用各类质量控制工具、独立的第三方审核机制等这些方面值得我国翻译行业改进学习,并给出适当改进方法。
中俄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截然不同。中国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额达4.62万亿美元，而俄罗斯只有6 875亿美元，不及中国的15%。到2017年底，中国境外投资存量达到1.8万亿美元，而俄罗斯同期只有6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3%。中国经济三头在外：市场、资源和资本。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原理，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反映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这一事实，只能走与世界各国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的道路。俄罗斯作为军事超级大国，常常用军事手段扩展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这对中国来说是绝对不可取的。
中俄都在致力于伟大的民族复兴，从经济方面来说，就是要顺应科技革命的潮流，实现国民经济的转型升级。然而在高科技领域，中俄虽然各有优势，但在总体上与西方还有很大差距。所以，在实现经济现代化这一伟大历史任务中，中俄都不能指望对方成为自己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不久前，火星快车号通过雷达探测，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在火星岩层下，发现了一个长达20千米的地下湖泊！
在看到中俄政治互信达到高水平的同时，不能忽视两国间还存在某些消极因素。“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还有一定市场。过去有人担心大批中国“移民”涌向俄罗斯，对远东和西伯利亚进行“事实上的占有”。现在这种论调明显减少，也许他们经过观察，发现中国不存在向远东和西伯利亚大规模移民的可能性，但对中国“移民”还是很敏感，对任何可能在俄罗斯建立“唐人街”的企图都非常警惕，这在世界大国中是独一无二的。俄罗斯舆论界还有这样的论调：中国一旦解决台湾问题，就会把矛头转向远东和西伯利亚。在俄罗斯精英中，许多人对中国可能成为“超级大国”感到忧虑，担心中国至少会在经济领域像野牛一样闯进俄罗斯和欧亚联盟，打乱这里的秩序。在中国，特别是在互联网上，一些人仍然对沙俄和苏联对中国的侵害仍然耿耿于怀，甚至把友好的俄罗斯说成“恶邻”。所有这些，在舆论多元化、国际问题“国内化”的背景下，都是难以避免的，是中俄关系中的潜流。相信无论“威胁论”，还是“恶邻论”，只要两国的决策者保持清醒的认识，随着中俄关系的健康发展，两国人民接触增多，都会逐渐淡化。
“垃圾食物！垃圾食物！”也喜欢一边吃大餐一边摄影的MAC说：“为了你的健康，把它从生活中除去，永绝后患。”
上面几点是总结历史教训得出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曾把对待苏联的态度定为识别敌我的标准，对苏联只许说好，不许说坏，而在中苏对抗时期，对苏联又只能说坏，不能说好，因此，造成了一些悲剧性事件。其实，包括中俄关系在内的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矛盾的两个方面又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发展。为了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在看到中俄关系顺利发展的同时，也要看到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只有及时发现问题、正视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推动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静杰.中俄关系七十年[J].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9(4).
[2]李静杰.中俄战略协作和中美俄“三角关系”[J].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4).
Seventy Years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Recollection and Thinking
Li Jingji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The Sino-Soviet (Russian) relationship has gone through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two sides hаvе undеrgоnе sеvеrаl сhаngеs in роlitiсаl rеlаtiоns аnd еvеntuаllу fоrmеd а сlоsе rеlаtiоnshiр undеr thе influеnсе оf thе intеrnаtiоnаl situаtiоn. No matter in what period of time,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ides will affect the world and change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der the “three-don’ts” principle, China and Russia should abandon their doubts, promote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Key words: Sino-Russian relations; historical changes; the principle of “three-don’ts”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9499(2019)10-0001-04
收稿日期： 2019-09-13
作者简介： 李静杰(1941—)，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会长， 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会会长，学部委员，主要从事中俄关系史研究。
doi： 10.3969/j.issn.1674-9499.2019.10.001
[责任编辑：师清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