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全问题论文,视角论文,风险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11）02-0045-06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理论命题。[1]这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描述和分析了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结构特征，为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本文从风险社会的理论内涵与研究维度入手，着重探讨风险社会理论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以期为认识现阶段我国面临的文化安全问题提供理论借鉴，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有益的思路。
一、“风险社会”的理论内涵与研究维度
乌尔里希·贝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深入研究了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在《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首次在学理上用“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描述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现实境遇：科技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社会带来空前的繁荣，但是其负面作用也在不断显现，并且，在当今全球化力量的推动下，一个全球风险社会正在形成。贝克认为，一方面风险社会的形成与现代工业和技术模式的全球性扩张密切相关，另一方面风险社会的影响范围日益突破时空界限和民族国家的疆界，具有全球性。贝克概括了风险社会的多个特点：（1）风险社会正从自然风险转向人造风险，从局部风险转向全球风险，从单一风险后果转向多重风险后果；（2）风险社会代表了一种对可能的“未来社会”的警觉；（3）在风险社会中，各种人类自己制造的危险正由紧急状态变成常规状态；（4）风险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人为的不确定性。
对于由人为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高风险，贝克提出了警醒：第一，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对自然和生态环境的影响日益增长，现代社会发展正在对地球生态体系进行空前的冲击，在这一背景之下，“纯自然风险”与作为人类行为和决策后果的“人造风险”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了。第二，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全球电子商务中出现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所酿成的风险导致投资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变得动荡不安，使得全球经济体系变得异常脆弱，存在着潜在崩溃的危险。第三，在社会领域，信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劳动形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非正式工作，具有相对保障和长时期可预测性的传统就业原则产生动摇，劳动社会正在走向风险社会。第四，大规模破坏性武器的普遍存在和不断扩散以及集体暴力行为的出现导致全球风险不断加剧。当今人类所拥有的核武器足以数次毁灭整个人类，国际恐怖组织的猖獗、地区紧张局势的加重等，都给人类安全造成很大威胁。第五，在现代社会，人们从工业时代确定性的生活模式中解放出来，科学理性和技术主义日益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引起人们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贝克认为，风险意识本身就是风险，风险社会的扩张已经侵入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从而产生意识形态风险。
在贝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之后，学术界关于风险的研究日益繁盛，而风险的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多维度分析视角也为关注风险社会问题提供了多种理论路径：风险的经济学分析视角使得对风险的治理变成了一个评估和比较成本与收益的决策过程，并认为风险治理的最终目标是按照资源的社会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分配这些风险和损失；从心理学视角研究风险的学者认为风险是一种心理认知的结果，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的解释话语，因此，不同的群体对于风险的应对都有自己的理想；从政治学视角来分析风险的学者把风险视为一个大的“社会竞技场”，将社会活动看做是个人提升自己利益的有意识动机的结果，竞技的最终结果并不完全受群体行动的决定，同时也受到“竞技场”中的结构性规则和群体间相互作用的决定；风险的文化分析视角认为，风险文化需要依存于非制度性的和反制度性的社会状态之中，它的传播不是依靠程序性的规则和规范，而是依靠有实质意义的价值。因此，在风险文化时代，对社会成员的治理不能依靠法规条例，而是需要依靠一些带有象征意义的理念与信念。
二、“风险社会”视角下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股强劲的现实力量，与文化发展有着高度的相连性。在当今世界的文化格局中，信息技术消除了人们的空间界限，使知识信息自由流动；借助网络等现代媒介，人类的文化交往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同时，作为经济、政治全球化的伴生物，文化全球化不仅意味着文化的全球整合，也孕育着文化的冲突。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说，“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增强美国文化作为世界各国‘榜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须实施的战略”。[2]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曾针对以消费主义为核心的美国大众流行文化的扩张，提出警告：“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单一文化的威胁”[3]。在这一全球文化相互交融与重构的进程中，我们国家民族文化精神的健康发展也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对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研究具有了积极的现实意义。
“风险社会”作为一个概念，是对目前人类社会所处时代问题的理论性概括和形象描绘，而不仅仅指某个具体社会和国家的现实发展阶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文化安全问题实质上也是社会风险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形式。乌尔里希·贝克及众多关于风险社会的理论，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今社会发展面临的众多问题与不确定性因素。这些宝贵的风险社会理论及其思想，可以为我们研究当前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理论平台与研究范式，对于构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体系具有积极的理论借鉴意义。
第一，关注引起文化安全问题的现代科技力量。
在新科技革命对于现代社会的变革中，科学的知识体系已成为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影响最为突出的意识形式，与之相伴而来的各种风险和道德问题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和突出。正如贝克所说“科学技术是造成当代风险的主要来源”。早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关于科技发展是否败坏了道德的问题，就已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过积极影响的卢梭认为，历史上一切卑劣行为的根源都在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控制论之父、美国科学家维纳在论述由新技术发展所实现的新工业革命时就提出警告：“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刀，仅当人类生存的时间足够长时，我们才有可能进入为人类造福的时期。新工业革命可以毁灭人类，如果我们不去理智地利用它，它就有可能很快发展到这一地步。”[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冷战结束、信息技术发展和跨国公司全球扩张的推动下，科技全球化像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席卷全球。目前在文化领域，涵盖电影、电视、广播、在线服务、游戏出版、视觉艺术等领域的数字内容产业成为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主流和支柱产业。依靠强大的科技支撑力量，美国的文化产品，比如电影、电视、广播、音像声带、电脑软件、国际互联网、书籍刊物、广告等在国际文化产业的竞争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存在严峻的“数字鸿沟”问题。由中欧信息社会项目公布的《中欧数字鸿沟比较研究》表明，中国与欧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2007年中欧数字鸿沟的综合指数是0.69，这意味着中国的信息化总体发展水平和应用水平，比欧盟要落后69％。从分类指标来看，中国与欧盟差距最大的是在计算机方面，是0.88。其次是互联网0.69。[5]城乡、地区间的巨大数字鸿沟仍然是困扰中国信息化发展的重大难题。2007年，我国城乡数字鸿沟的总指数是0.65，农村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普及水平比城市要落后65％，差距非常明显。
2002—2007年中国数字鸿沟总指数变化①
在“数字化鸿沟”日益加深的国际背景下，在技术的“缺席”仍成为困扰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瓶颈”的现实中，从政策体系上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具有特别意义。在文化领域，普遍存在着对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浪潮所带来的文化发展方式的转型认识不足，大多从局部应用角度进行理解，未能充分认识到数字技术对于传统文化领域的全面变革力量以及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兴文化业态的生命力。在文化产业中，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体系，生产数字内容产品的许多关键核心技术与装备基本依赖国外，往往不是建立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上。以上海盛大网络与韩国网络游戏开发商Actoz公司的纠纷为例，盛大虽然代理了Actoz公司的《传奇》游戏，但游戏的源代码、核心技术却掌握在对方手里，所以纠纷不可避免地发生。此次事件已经显现出我国文化产业没有核心技术和标准的“硬伤”。由此可见，在文化领域，掌握核心技术和标准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二，在社会结构变迁中考察文化安全问题。
贝克针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曾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从西方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中国可能正处于泛城市化发展阶段，存在着多重安全危险”，贝克同时还指出“中国社会风险的主要部分是信任风险”。[6]在今天，整个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同步启动，在实现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化的同时，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一元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多元化社会的转变也正在进行。在这一快速变迁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的转型已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正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与其相配套的社会道德规范尚未实现同步发展，而计划经济时代所产生的理想信念、主导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以及文化权威已不适应时代的发展，这就出现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文化价值观念频频失守的“文化失范”现象。[7]其一，在“金钱至上”的利益法则和各种物质欲望的刺激下，人们开始回避精神层面的思考，造成理想信仰的缺失；其二，在市场经济强调个人主义的价值标准下，集体主义原则受到挤压，道德评价标准多元化，人们的责任和义务观念淡薄，导致社会凝聚力的减弱；其三，社会道德危机加剧的趋势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逐渐淡化，最终导致文化认同的危机。面对这种社会结构变迁所导致的“文化失范”问题，必须要在全社会树立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才能建立起全民族坚强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所共同具有的稳定的心理素质和精神品质，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中具有维系、协调和推动作用的一种精神力量。[8]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遵守是支撑一个民族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全部价值观体系的核心，因而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是振奋民族精神、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对提高民族国家内在的认同性、凝聚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吸收外国先进文明成果是对传统文化的丰富、补充、完善、强化。正如胡锦涛总书记2003年8月1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那样：“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辩证取舍、择善而从，积极吸收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化的发展繁荣。”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国外有益文化，目的是要开创出新的适应时代发展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也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长远保障。
第三，在“风险分配”的全球视野下思考国家文化安全。
风险的全球化表明：风险并不为某个国家或地区所独有，而是全人类要共同面对的；对风险进行有效治理也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责任，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单纯地依靠以地域、国家、民族为基础的治理机制已经无法解决全球化时代的风险，必须突破既有的利益障碍，建立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战略，寻求多方面、多层次的合作。法国是当今世界少数几个能够同美国好莱坞商业电影相抗衡的艺术电影生产大国，它作为抵制美国文化入侵意志最坚决、行为最果断的国家，不仅积极寻求欧盟内部其他成员国在寻求文化保护对策方面的支持，还把这种寻求的眼光拓展到了国际范围。法国《世界报》1999年5月15日曾刊载法国前文化部长、国民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雅克·兰所作的《拯救欧洲的民族电影》一文，他疾呼：“但愿戛纳的阳光不要使我们看不清东西，现在欧洲的电影工业已经到了灾难性的地步，……采用轧路机战术的好莱坞正逐步独占世界电影市场。……法国电影业的财政和生产体制应当修改。政府应当考虑新的对付办法。时间很紧迫。”[9]在20世纪90年代关贸总协议（GATT）谈判以及后来的多边投资协议（AMI）谈判中，在讨论是不是要把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应用于文化财富和文化服务这些问题时，法国引入了“文化例外”的概念。为了进行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有25个会员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英国、新西兰等）的电影家协会代表根据世界电影家论坛的框架于1999年11月20日通过了保卫“文化例外论”的文件。1999年9月5日于加拿大蒙克东举行的第八届法语国家会议重申了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10]2003年10月，由法国和加拿大牵头，大约60个欧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主张达成一项关于文化多样性的联合国公约，发起新一轮的全球文化保护战役。这项协议旨在帮助其他国家保护本民族文化，以免被好莱坞所“同化”。法国总统希拉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如果这样一项公约得以通过，“担心失去独特身份的国家和民族就能以更大的信心向世界敞开大门”。[11]正是在这种积极的国际合作战略框架下，法国对通常被视为不可抗拒的好莱坞电影统治实行了抵抗，它的有效调控体系成为许多国家寻求本土电影发展战略的重要参考。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国际合作战略应该建立在充分考虑各国国情、社情和文化价值差异的前提之下，要以协商的方式明确各自的权利和责任，在公平、合理、有效的前提下开展国际合作。同时，还要处理好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全球共同治理与各国自我治理的关系。
三、结语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为理解和思考国家文化安全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风险的种种特征需要一套符合社会安全稳定发展的预警机制。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只是某些发达国家在较高的现代化水平上形成的一种“现代化焦虑症”，对于其他国家的参照意义其实不大。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是生存和发展的问题，“风险社会”涉及的种种问题似乎还未被提上议事日程，特别是过分强调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会对这些国家的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从根本上说，文化竞争的背后是经济和科技实力的竞争，遵循着“水往低处流”的效应，即文化往往是从高处往低处流，而这高处则由经济和科技实力来奠定基础。当前，中国的经济和科技水平尚不发达，但是却不能因此而把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置于等待经济进一步发展之中。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全球化与边缘文化的关系呈现出冲突与对话兼容、多元与一元共存、扬弃与创新结合的特点，在这样的大潮中，不进则退，很多区域和民族文化正在这种激烈的对抗中走向消亡。维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一方面应着眼于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也应高度重视国家文化安全战略的谋划。目前，中国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政策规划上尚未形成涉及多行业、多区域的整体战略，并且对于文化安全问题还缺乏自觉的忧患意识。为了应对文化全球化环境下的激烈竞争，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从政策、制度上提出了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色、确保自身文化安全的战略措施。例如，新加坡政府于1991年公布了共同价值白皮书，提出了五大共同价值观：（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植，尊重个人；（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俄罗斯于2000年9月由普京批准实行了《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学说》。日本提出“新文化立国”的口号。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问题上，我们应当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方法，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以政策、法律、规范、准则等形式，建立起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屏障。立足中国文化传统与实际，着眼全球文化态势与格局，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文化的建设，在以文化的建设助推我国成为经济强国的同时，使我国成为创作思想文化艺术产品的大国。
收稿日期：2011-02-20
注释：
① 资料来源：国家信息中心，“中国数字鸿沟研究”课题组，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