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操的阅读特色及阅读对其思想行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其论文,特色论文,思想论文,论曹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传统的出版史、图书史研究侧重于图书生产各环节的考察与各时期编辑出版思想的梳理，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近年来，出版史研究领域有逐渐拓宽之势，一些研究者已开始着眼于作者、编辑、读者、社会环境的互动，着眼于出版活动、出版机构与社会思潮、社会变革之间的交互影响。本文以汉末魏初曹操的阅读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个体阅读活动的考察，窥视其思想行为的知识来源，发现阅读活动对个体性格、观念、行为等的种种影响，同时可以反映特定时代图书与读者思想行为的互动行为。
一、汉末魏初阅读活动的总体特点
汉末魏初的个人阅读在阅读史研究中具有典型意义：汉代是我国历史上学术研究统于一端，自由思想趋于消解，阅读活动受到限制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为以后的统一王朝树立了思想统治的样板。但有汉一代又上承思想活跃的春秋战国，下启魏晋时期的思想多元局面，处于历史上两次文化思想大发展、大爆发的中间地带。历史经由思想解放的春秋战国，走过思想统一的两汉，并在汉末魏初迎来了又一个转捩点。这一历史关键转折时期的个人阅读活动，往往带有明显的社会转型、思想转型的印记。
汉代思想史的突出特点是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的合二为一，即皇帝与教主合一。这一进程的完成有两个突出的节点：第一个节点，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将儒家学说确定为国家学说，儒学成为汉代及以后官方教育与选才的唯一(或最重要的)知识来源和学术依据；第二个节点，以熹平石经的刊刻为标志，官方解释成为儒学文本的标准答案，此后，统一王朝中的知识分子不再允许有异于经典解读的思想体系。这一特点造成汉代个体阅读内容的同质化与文本解读的标准化。这一状况在汉末才逐渐得以改变。这种改变首先表现在官方儒学体系的思想枯竭，如《后汉书·儒林外传》载：“本初元年，梁太后诏，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学。……自是游学增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1]与之相伴的是诸子学说的复兴与知识主义风气的兴起。贺昌群认为：“古今一切学术思想之创立，政治革命之鼓吹，莫不凭借过去(Thinking backward)，以推进现实(Living forward)，前者谓之托古，后者谓之改制。汉晋间诸子学之重光，正所以促进其时代思想之解放也。”[2]葛兆光也认为：“博学多识成了当时一种备受推崇的品格，贾逵与马融先后成为知识界的领袖，正是这一知识风气的象征，而融会古今、博通六经的郑玄的出现，则是这一知识风气的结果，而这种博学多识的风气，无形中拓开了思想的范围，也拓宽了思想的资源。”[3]在这一背景下，汉末魏初的个人阅读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个体的阅读兴趣被大大激发，儒学著作不再是读者阅读的唯一选择。“博览群书”成为这一时期阅读活动的显著特点。
二、曹操的阅读特色
曹操在其戎马生涯中颇爱读书。曹丕《典论·自叙》说：“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4]《魏书》载曹操“轫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5]在战争之中，曹操不忘搜罗图籍。《魏志·武帝纪》载，魏武帝五年，曹操大破袁绍，“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6]。陆云《与平原书》记载了作者所见曹操遗物：“一日案行并视曹公器物……手衣卧笼挽蒲棋局书箱亦在。奏案大小五枚，书车又作歧案，以卧视书。”[7]不但有书箱，还有用来躺着看书的“歧案”，曹操之嗜书于此可见一斑。
从现有资料看，曹操读书范围颇广，不但遍读儒学经典，熟谙诸子著作、史书、兵书等，神仙志怪之类也有涉猎。在《选举令》《明罚令》等公文中，对《论语》《诗》《易》《周礼》《春秋》等儒家经典的引用颇为频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曰：“太祖……从坐免官。后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8]据江耦《曹操年表》分析，曹操精通的“古学”，指的是《尚书》《毛诗》《左氏春秋》及《谷梁春秋》[9]。除儒家著作外，在《决议田畴让官教》中，曹操谈及墨子、老子；在《论吏士行能令》中，引用管仲之书。兵书更是曹操的偏爱。《魏书·武帝纪》裴注引孙盛《异同杂语》云：“太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10]《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曰：“太祖自统御海内，芟夷群丑，其行军用师，大较依孙、吴之法，而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11]曹操不但在实战中积极运用兵学理论，并且是历史上注释《孙子兵法》第一人。在《孙子序》中，曹操说自己“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12]。
曹操还可能阅读过神仙志怪之书。《曹操集》中收录了曹操22首诗作，其中游仙诗就有7首，约占全部诗作三分之一。除了可能受到《离骚》《庄子》的影响，还可能受到《列仙传》的影响。《列仙传》旧传为刘向所撰，“是书魏、晋时流传最盛”，曹操的孙女婿嵇康在《答难养生论》中所举的赤斧、涓子、偓佺、赤松、务光、邛疏、方回、昌荣等神仙事迹均本于《列仙传》[13]。曹操在游仙诗中反复称举的赤松、王乔亦来自《列仙传》。曹操在《与皇甫隆令》中说：“闻卿即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此盛事也。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14]联系起曹操《秋胡行》中对“思得神药，万岁为期”的向往，《步出夏门行》中“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的思想，以及《博物志》中“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又习啖野葛一尺，亦得少多饮鸩酒”的记载，可以推测曹操很可能阅读过养生等方技类著作。这种博览群书的阅读生活对曹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典论·自叙》中曹丕回忆起曹操热爱阅读的习惯，使得自己“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15]。
曹操的博览群书一方面与当时社会阅读风气有关，另一方面又与曹操本人性格有关。据《博物志》记载，曹操一生爱好广泛，其草书仅亚于崔瑗父子、张芝兄弟，其音乐修养不低于蔡邕、桓谭，其围棋水平则与冯翊、王九真、郭凯等相当。“操之养性服食，与其任诞不羁，已开竹林七贤之先声矣。”[16]兴趣上的广博，思想上的无所羁绊，使其对通达之士一见如故。曹操在彧郭嘉病殁后，写信给荀彧诉说悲伤：“以其通达，见世事无所凝滞，欲以后事属之。”[17]曹操人生兴趣的丰富性必然会在阅读活动上有所反映，而博览群书又能极大丰富曹操的个人阅历，并进一步拓展其个人兴趣。
三、阅读对曹操思想行为的影响
在曹操的文学作品及公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人文精神的自然流露，看到其对百姓生活的热切关心。在《蒿里》一诗中，作者写道：“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他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对社会造成的戕害痛心疾首。对阵亡士兵的家属，曹操尽力抚恤。在《存恤从军吏士家室令》中，曹操要求“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长吏存恤抚循，以称吾意”[18]。在《军谯令》中要求“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19]。不但使阵亡士兵的家属在生活上衣食无忧，还要安排教师教育其子弟。这种仁义之风，很可能是受到儒家仁义之说的影响。曹操还颁布一系列命令，对民间的不良风俗加以改革。在《明罚令》中，曹操对太原、上党、西门、雁门四地冬至后5个月之内“绝火寒食”的风俗提出了质疑，认为北方天气寒冷，冬天寒食不利于百姓身体健康，于是利用其所阅读的历史知识劝诫百姓说，“子胥沉江，吴人未有绝水之事，至于子推独为寒食，岂不偏乎？”[20]曹操对地方官员的任命十分谨慎，他在《选举令》中说：“夫遣人使于四方，古人所慎则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难也。”[21]这种对孔子之说的引用，在曹操的文书中非常多见。
在用人政策上，曹操将孔子所倡导的“因材施教”与自己从《春秋》等史书中得来的历史经验相结合，提出“唯才是举”的思想，打破了汉代以德行为先的标准。《论语·先进》中的孔门四科为：“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子对学生的教育原则是“因材施教”，能够根据学生的不同特长加以引导，殊途而同归于“仁”。汉代对人才的选拔虽亦渊源于孔门四科，但偏重于考查候选人的品德。阎步克认为，汉代的察举制度充分体现了“儒家的为政以德、教民以德，以及由恪守德义的君子贤人任官以‘轨德立化’的思想，体现了一种在选官上‘以德取人’的原则”[22]。曹操从乱世的用人实际出发，结合《论语》精神并从历史中寻求依据，通过“求贤三令”，提出了“唯才是举”而不以德废人的观点。建安十五年颁布的《求贤令》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何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今天下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23]明确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并引用《论语·宪问》中的“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以重其论。建安十九年发布的《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提出：“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24]引用汉初陈平故事及战国苏秦故事作为论据。建安二十一年发布的《举贤勿拘品行令》，更是旁征博引。对那些不愿为曹操所用的隐士，曹操亦按照孔子对此类人的态度加以处理。田畴功成身退，不愿接受侯封，有人建议对其“免官加刑”。曹操则在《决议田畴让官教》中说：“昔夷、齐弃爵而讥武王，可谓愚暗，孔子犹以为‘求仁得仁’。畴之所守，虽不合道，但欲清高耳。”[25]曹操对此事的处理一则受到荀彧、钟繇的意见影响，再则明显受到孔子对伯夷、叔齐评价的影响。
阅读对曹操的政治态度及政治行为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在赋税方面，曹操引用《论语·季氏》中的“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推行较为公平的赋税政策。在广开言路方面，建安十一年，曹操发布《求言令》，引用《诗经》中的“听用我谋，庶无大悔”，表达善纳嘉言之意。在建安十二年的《分租与诸将掾属令》中，曹操说：“昔赵奢、窦婴之为将也，受赐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济成大功，永世流声。吾读其文，未尝不慕其为人也。”[26]曹操从书上记载的赵奢、窦婴故事得到启发，将受赐的地租分给下属共享，邀约人心。
建安十五年，曹操写就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借退还皇帝加封三县之名表明本志，对孙刘联盟及民间盛传自己“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欲废汉自立”的谤议加以反驳，明确表示自己以平定天下、恢复统一为己任，而绝无篡位之心。文章写道：“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乐毅走赵，赵王欲与之图燕，乐毅伏而垂泣……胡亥之杀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孤闻介推之避晋封，申胥之逃楚赏，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自省也。”[27]文章写得颇为真诚，谈到了孔子对齐桓、晋文的评价，谈到了自己读乐毅、蒙恬之书的感动，谈到了自己读介子推、申胥之事的感慨。这些思想及史实对曹操终其一生侍奉汉室的政治行为可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上所述之外，我们从曹操实施的屯田制度、参与的军事活动、推行教育活动、表述的治国思想之中，都可以看到先秦两汉各种思想、历史事件及图籍的影子。有云“从来名士多耽酒，自古英雄不读书”，其实这不过是激愤之言。图书作为人类思想最为重要的载体，必然会通过不同的个体，进而对社会、对历史产生这样那样的、或隐或现的影响。曹操之子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称“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