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雄[1]2001年在《福建西部可持续发展问题初探》文中研究表明《福建西部可持续发展问题初探》是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从福建西部的实际出发，探索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闽西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其对策。全文共有导论和六章，主要内容可分为四个部份。 第一部份为导论。在导论中，对理论界关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不同表述进行归纳、分类，确定了具有权威性和得到普遍认同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描述了可持续发展的六项原则，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概念提出的背景、发展的过程及其重大意义。 第二部份为第一章和第二章。该部份在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福建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同时，以翔实的资料和数据揭示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由此提出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福建西部迈向21世纪的必然选择。以此为据，对福建西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了总体设想，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构筑了福建西部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战略目标、战略步骤和战略原则。 第叁部份为第叁章、第四章、第五章。该部份从可持续发展的叁个有机组成部分(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社会、可持续生态)入手，结合福建西部的现实状况，重点分析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自然资源、环境生态、社会系统、精神文明等六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通过对大量现存事实的整理、归纳，揭示了存在问题和找出了主要矛盾；然后有的放矢地逐项进行分析和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和对策措施。 第四部份为第六章。该部份论证了科技进步与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关系，指出科技进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此提出要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科技兴市战略结合起来，从叁个方面创造条件，真正把福建西部可持续发展建立在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
郑利[2]2003年在《西部流动人口健康问题初探》文中研究指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人口健康可持续发展,由西部大开发而导致的大量流动人口是西部开发建设的主力军,其健康水平深刻影响着西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进、西部社会医疗负担、西部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西部医疗、计划生育等的管理难度,对西部发展意义重大。但根据美国学者布努姆提出的环境健康医学模式分析,西部地区流动人口受西部特殊的自然地理因素、人类开发行为及其他一些人立地理因素如卫生条件、保健服务能力、生活习惯等的影响,相应的面临
佚名[3]2005年在《2005中国杰出教育工作者风采》文中指出[阿不拉·买买提]阿不拉·买买提,新疆焉耆人,1958年12月生,硕士研究生,新疆库尔勒市巴州卫生学校人体解剖学教研室高级讲师、教研室主任。致力于卫生职业教育。自1981年参加工作以来培养了上千名各族卫生专业人才,在新疆各地卫生医疗战线上发挥着各自的骨干力量。撰写的教学、科研论文《版画在解剖学、组织胚胎学教学应用》、《谈卫校解剖学教学中学习方法的重要性》、《新疆解剖学组织胚胎学教师情况调查》、《少数民族学生人体解剖学教学改革浅
郑国诜[4]2013年在《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区域物流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物流发展必须与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循环低碳转型相结合,发挥物流在破解生态系统退化和资源环境约束难题、协调区域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在生态文明视野下探讨区域物流发展,对如何以生态文明理念指导区域物流实践、实现区域物流的绿色循环低碳转型、促进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创造国际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提高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论文以马克思物质变换和流通理论、现代物流理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生态文明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应用文献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进行研究。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明确研究方向,指出区域生态文明型物流是区域物流的发展趋势。论文从内涵、表现形态、系统结构、特征与功能等方面对生态文明型物流进行了理论探讨；指出我国物流发展已经历了四个阶段,现在正处于为区域生态文明型物流发展积蓄力量的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物流发展呈现压缩性、跨越性特点。论文结合实际并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物流年鉴》等的相关数据分析我国区域生态文明型物流发展存在的问题,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我国区域生态文明型物流发展存在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为借鉴发达国家发展区域生态文明型物流的经验,论文首先介绍了发达国家发展区域生态文明型物流的政策与措施,接着分析发达国家发展区域生态文明型物流的成效,最后阐述发达国家区域生态文明型物流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结合我国实际设定区域生态文明型物流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为实现区域生态文明型物流发展的阶段性目标并为实现区域生态文明型物流与生态文明经济互促发展打好基础,论文阐述了区域生态文明型物流的基本发展模式和建立在基本模式基础上的区域生态文明型物流与生态文明经济互促发展模式。为促进区域生态文明型物流发展模式的有效运行,论文对区域生态文明型物流相关主体的利益关系协调进行了探讨并阐述了我国发展区域生态文明型物流的保障措施。
杨定海[5]2013年在《海南岛传统聚落与建筑空间形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孤悬海外的海南岛自古以来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相对缓慢，地处偏僻的传统聚落，交通艰难，交流闭塞，更易保持和延续自身缓慢的发展历程。尤其是随着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多地域传统聚落经受不住外界强大的冲击，面临地域特色的蜕变和消失的境遇。在海南岛仍有很多保持完好风貌的传统聚落。这些传统聚落本身携带有大量原真性的历史信息，这些历史信息不仅仅代表着海南特殊地域环境下的聚落与建筑空间形态特征，还承载着祖国大陆时刻传递进来的传统聚落与建筑空间形态的丰富信息。关于海南岛的研究虽然在近代关键的时刻屡屡掀起高潮，但仍有很多研究的角落存在空白和不足，尤其是被认为落后的生产方式下的海南岛传统聚落常被冠以“原始”、“古拙简陋”而一直不被人们所关注。适应生存，曾经延续几百年的传统聚落是地域发展、历史演化的见证和载体。历经千年发展演变，不断改进的生产方式和聚居与建筑空间形态都应该是人类探索地域生存方式的智慧结晶。地处热带岛屿的海南岛所产生的传统聚落与建筑空间形态，其表观虽显现的“简陋”、“古拙”，但不影响其独特的地域人居环境的特殊价值。其传统聚落表观下所隐含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的人生观、世界观及其表达在聚落与建筑物质空间形态上的智慧思考方式更是理解特殊地域条件下的人居环境的宝贵资源。深入系统的探析海南岛传统聚落与建筑空间形态的特色是本论文的主要目的和内容。以海南岛传统聚落与建筑空间形态“多源融汇，和而不同”的嬗变演化特征为线索，从物质载体层面，在时间、空间维度上分析传统聚落宏观空间形态特征；在地理区域维度上分析传统聚落微观空间形态特点；从文化精神层面，依托物质分析基础，在更大地域空间范围内，深入剖析传统聚落与建筑空间形态的深层内涵，最终总结海南岛传统聚落与建筑空间形态的特色。这其中涉及在宏观岛屿层次上纵向的分析传统聚落的分布和演变历程，从时间维度探求海南岛传统聚落空间形态嬗变机理及其特征，明确海南岛传统聚落空间形态的总体特征。在微观的传统建筑层次上横向分析各个例调查，从空间维度探求海南岛传统聚落与建筑空间形态的差异，丰富和深化研究的目的和内容。研究的内容可分解为以下四个主要的子命题：（1）海南岛传统聚落的发生、变迁及其生成演变的特点；（2）海南岛传统聚落空间形态的宏观总体特点；（3）海南岛传统聚落与建筑空间形态的特点及地区和民族微观差异；（4）海南岛传统聚落与建筑空间形态的地位。围绕以上四个子命题，全文主要分为叁大部分，共八章内容。第一章绪论，阐述论文的选题。从选题的缘由、目的、意义、研究的现状、研究的内容、研究的方法、技术路线、内容框架以及可能的研究创新点做全面的阐述。第二章为第一部分。从海南岛传统聚落发生、变迁及演变历程中探寻其生成及演变的动力，分析聚落生成演变的特点。第叁章、第四章、第五章为第二部分。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分析海南岛汉、黎不同类别的传统聚落与建筑的空间形态。既关注其宏观共同特点，又分析其在地区和民族间的微观差异。从聚落时空演变角度，在全岛范围内从聚落选址、形态构成、建构体系以及聚落群空间关系等方面分析了海南岛汉、黎族传统聚落的空间形态特点；以汉、黎传统聚落构成的基本建构单元着手，由共性分析衍伸至个性探讨，由基本建构单元拓展分析聚落与建筑空间形态整体的生成机理及其原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为第叁部分。从建构思想和文化脉络分析海南岛传统聚落与建筑空间形态的深层内涵，并将其置于岭南地域范围内进行对比分析，进而分析其自身的典型特点和区域地位。在此基础上，从传统聚落与建筑空间形态的持续发展与借鉴角度，针对大量传统聚落当代发展的需求，在传承和借鉴传统聚落与建筑空间形态的基础上，提出覆盖全岛的传统聚落保护与更新的策略和途径。
冯振环[6]2003年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脆弱性与优化调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研究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及其优化调控，为西部开发寻求新的发展思路。主要研究内容如下：1．综述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回溯建国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实践的历史，总结其他国家开发欠发达地区的经验，为后面的研究奠定基础。2．结合自然系统和人文系统脆弱性的研究成果，给出区域经济发展脆弱性的内涵和定义，分析了可持续发展与脆弱性的关系，创构了从内部的不稳定性、对外部经济环境改变的敏感性、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后的损失度等方面分析评价区域经济发展脆弱性的理论模型，并用该模型研究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脆弱性：（1）通过判断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程度来反映不稳定性；（2）通过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特点的分析结果，以及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投资数量过度依赖，且有效性低，但大都处在规模效益递增阶段的分级DEA有效性评价结果，论证了西部地区对外部经济条件的敏感性。同时，还分析了产业结构与区域投资分级DEA有效性的关系；（3）用资金流失度和人才流失度表征外部条件变化导致西部地区的损失增加度。据此3项，得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非常脆弱的结论。3．介绍分形理论的起源与发展，概述分形理论的主要内容；重点介绍经济系统分形时间序列与Hurst指数以及如何运用R/S分析法求解Hurst指数；在此基础上以西部地区发展的不稳定性为切入点，运用相关的分形理论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脆弱性趋势进行分析和预测，并同其他经济转轨国家和某些历史上曾出现过较大地区经济差距的国家进行比较，得出了在区域经济政策不变的条件下，脆弱性将进一步加剧这一必须警惕的结论。4．提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化调控必须建立在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基础上，奉行以降低脆弱性为切入点的西部开发新战略。即，优先解决经济差距问题，减少发展的不稳定性；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投资的有效性，降低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依赖性；拓宽融资渠道、强化人力资本开发，减少资金流失和人才流失造成的损失度。
温军[7]2001年在《民族与发展：新的现代化追赶战略》文中认为伴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发展进程的日益加快,未来中国多民族国家社会转型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各民族崛起意识的日益强化,这将有可能使民族问题发展演化成为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为突出、最为敏感而又波及面最为广泛的一大社会问题。这就决定了在现代经济全球化以及中国面临结构性变革转型的国内外环境背景条件下,必须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战略的选择问题。本文的理论创新就在于通过对发展理论的国际比较分析,提出研究少数民族地区新的现代化追赶战略理论分析框架,不仅分析了少数民族经济平等论的缺陷不足,而且还探讨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成因以及“赶上汉族”追赶战略的影响后果。首次提出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和社会发展差距叁个方面的新观点,认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追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缩小发展差距的优先次序应该是:“社会发展差距→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由此提出应改变过去50年以追求GDP增长为核心、以开发自然资源为中心的传统现代化追赶战略,实施“以人为本,社会发展优先,投资于人民”的新的现代化追赶战略。本文运用新增长理论“路径依赖”的基本方法,首次分析解释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不平衡性的内在机理,认为以往现代化的追赶是一个单一经济目标的追赶,其主要问题是将民族问题经济化,将经济问题绝对化,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多维特征,从而提出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全新的经济主张、政治主张和制度建设的具体政策建议。
赵玉池[8]2010年在《国际教育援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际教育援助是援助方(主要的发达国家政府、多边国际组织、非政府机构及其他私人部门或私人)对受援国在教育领域的发展提供贷款、无偿赠款或其他资源(如教师、专业技术、知识、设备、奖学金等)的援助,以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改善教育,并最终促进生产、经济、卫生和公共福利的改善。国际教育援助不仅意味着援助方和受援方之间资金的转移,同时也意味着知识和技术及其他相关教育资源的转移。援助方开展国际教育援助主要出于叁个目的,即服务于援助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合作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国际教育援助不仅改善了受援国的教育条件,而且还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教育合作与交流及教育研究,并拓展了国际组织的发展职能。正规的、大规模的国际教育援助产生于二战后,但是要追溯其根源,在殖民时代就已经有了具有援助特征的活动。从二战结束以来国际教育援助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重要阶段：国际教育援助的兴起和迅速发展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教育援助的深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国际教育援助的调整阶段(20世纪80年代)；国际教育援助的全面发展阶段(1990年以来)。国际教育援助的发展受发展观的影响。迄今为止,发展思想的演变经历了经济增长观、社会发展观、综合发展观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几个阶段,在不同发展观的影响下国际教育援助也体现了不同的关注重点和援助战略。国际教育援助的发展体现了如下特点：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国际组织在教育援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现了从“硬件支持”到“软件建设”的转型；援助的方式从“项目援助”转向“部门援助”和“计划援助”。根据援助的来源机构划分,国际教育援助可以划分为多边教育援助、双边教育援助以及非政府机构教育援助。主要的多边教育援助机构一个是联合国系统中的援助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另一个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在双边教育援助方面,主要的提供方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成员国,包括英国、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除了国际组织、发达国家政府和其他双边援助提供者外,非政府机构也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教育援助。非政府机构主要包括各种慈善基金会、志愿者组织、商业机构、大学及其它一些私人机构等。叁种类型的援助各有优势,相互补充,共同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提供资金、知识、技术和其他资源的支持。中国从1979年开始正式接受来自西方国家、国际组织和非政府机构的援助。30余年来,中国作为受援国,经历了开始接受援助到成为较大的受援国,再到从国际援助体系中“毕业”,其发展具有以下特点：国际组织是对华教育援助的核心力量；对华教育援助越来越重视基础教育的发展；对华教育援助越来越重视能力建设等“软件”改善；对华教育援助密切配合和支持中国教育发展政策和战略。总体来讲,国际教育援助对于弥补我国教育资金不足,促进教育在不同区域的均衡发展,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专业人才,实现教育理念和制度创新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为中国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国际教育援助在给受援国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最严重的就是导致受援国对援助国的依附。为了规避援助带来的负面影响,提高援助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国际援助界应该共同努力,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努力科学构建有效的国际教育援助的发展战略：(1)通过提高受援国的“政治愿望”和“所有感”,提高受援国研究、规划及管理的能力,将援助配合受援国教育发展整体战略并考虑受援群体的实际需求,以及加强对援助活动的管理来切实提高教育援助的有效性；(2)通过加强受援国国内及受援国之间、援助方之间、援助方与受援方之间及国际层面的协调来加强国际教育援助的整体协调；(3)通过加强对“软件建设”的支持,加强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以及鼓励教育咨询机构参与国际教育援助以提升国际教育援助的技术水平；(4)加强国际教育援助的网络化趋势,并建立包括援助政策沟通,知识、信息分享,研究以及人员交流的网络。
俞荣建[9]2003年在《我国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系统耦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耦合系统旨在运用系统的方法，对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的各个环节与影响人力资源效应发挥的各因素进行全景考察，并通过开发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系统耦合水平评估的方法，对区域人力资源开发状态与程度进行评价。 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耦合系统由人力资源、人力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组成，它们共同构成人力资源开发对象的全景； 区域人力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增长效应、配置效应、能力效应与流动效应，分别对应着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的总量耦合、结构耦合、能力耦合与流动性耦合。人力资源开发就重新整合影响与决定这些效应发挥的各方面因素，使得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效应充分地发挥，从而提高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耦合程度的过程。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在总量、结构、能力、流动性四个方面的耦合共同构成系统的耦合结构，本文对这些耦合的机制进行了分析，指出每一种耦合状态的决定因素，并尝试性地开发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系统耦合水平的评价方法，分别用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产业结构错位指数、区域人力资源能力评价模型及流动性指标来评价特定区域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系统的总量、结构、能力与流动性耦合。 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是我国新世纪的重要命题。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性调整的时代契机、知识经济的到来等大的时代背景，决定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在于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市场化、产业化、信息化、城镇化、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欠发达地区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以及资金瓶颈、资源约束等发展机遇与障碍因素，使得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是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必然选择。本文运用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系统耦合理论与方法，分析了我国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问题、障碍及成因，认为我国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瓶颈在于：①严重滞后的教育发展水平与人力资本投资；②以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产业结构错位严重为表征的结构失衡严重；③僵化的制度安排、落后的文化形态等构成的人力资源环境造成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大量流失，并严重制约教育发展及其他人力资本投资对人力资源总量的推动作用，成为人力资源效能与积极性发挥的桎槁。文章以福建省清县为例，分析了闽清县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系统耦合状态，并对其耦合水平作初步评价。最后针对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问题与成因，提出以重塑人力资源环境为突破口、中短期内大力引进产业调整所急需人才为主，同时注重长期人力资源发展规划、进行以教育投入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人力资源开发策略与措施。
张涛[10]2015年在《明代疫灾时空分布及环境机理研究》文中提出疫灾是与人类相伴始终的顶级自然灾害之一。深入研究历史时期疫灾流行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可以为当前传染病防控提供历史参考,是当今时代的需要。本文以明代疫灾史料、气候变迁数据和自然灾害史料为基础,运用空间分析及数理统计方法,研究明代疫灾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环境机理。明代疫灾,在王朝分布上,崇祯朝的灾情最为严重,其次为万历朝和嘉靖朝,灾情最轻的为建文和洪熙朝；在季节分布上,春季和夏季是疫灾高发季节,秋季是疫灾多发季节,冬季疫灾最少；在趋势周期上,整体呈上升趋势,每隔十年疫灾县数约增加9.5个,存在100年和50年两种尺度的波动周期,在100年尺度周期下,经历了约5个“轻-重”转换周期,在50年尺度周期下,经历了约8个“轻-重”转换周期；在省域分布上,明代疫灾呈现自东北向西南递减的总体趋势,疫灾较严重省份主要位于东北部地区,包括南直隶、北直隶、浙江等省,位于西南部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份疫灾普遍较轻；在县域分布上,共有1009个县有疫灾发生,其中疫灾频度最高的为南直隶吴县,达到8.3%,其次为北直隶大兴和宛平县,均为7.94%,有542个县无疫灾发生,疫灾频度为0；在冷热点分布上,疫灾热点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叁个区域,冷点主要分布在西南部叁个区域；明代共有10个特大疫灾年份,可以归纳为5个特大疫灾过程。明代全国气候冷暖变迁趋势与疫灾变化趋势相反,波动周期比较接近,呈显着负相关关系,气候温暖阶段疫灾县数显着减少,寒冷阶段则显着增加。二者间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1.456x-0.577,全国温度距平标准化值每减小1个单位,疫灾县数标准化值增加1.456个单位,气候冷暖变迁可以解释23%的疫灾县数变化。在区域尺度上,华北地区气温与本区疫灾变化趋势相反,二者间呈显着负相关关系,并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其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631x,温度距平值标准化值每减小1个单位,疫灾县数标准化值增加0.631个单位,气候冷暖变迁可以解释39.6%的疫灾变化；华东地区气温与本区疫灾变化趋势相反,呈低度负相关关系,并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二者间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429 x-0.001,温度距平值标准化值每减小1个单位,疫灾县数标准化值增加0.429个单位,气候冷暖变迁可以解释15.4%的疫灾变化；华中地区、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气温与各自区域疫灾变化趋势均相反,均呈微弱负相关关系,都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明代东部地区干湿变迁趋势与疫灾变化趋势相反,波动周期较为接近,二者间呈低度负相关关系,但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气候的干湿变化对疫灾轻重的影响不显着。在东部各区域上,华北地区和江淮地区干湿变迁与疫灾变化均为微弱负相关关系,都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明代江南地区干湿变迁与疫灾变化为低度负相关关系,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明代疫灾与水灾在时间分布上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739。具体来说,二者增长趋势具有统计学上显着的完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1,波动周期性在总体上不存在显着的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也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13,疫灾与水灾灾情均呈现从沿海向内陆递减的趋势,疫灾中心基本与水灾中心重合。二者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421x-20.961,十年水灾县数每增加1个,十年疫灾县数平均增加0.421个,十年水灾县数可以解释33.1%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明代疫灾与旱灾在时间分布上具有高度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861,疫灾较重时旱灾也较为严重,反之亦然。具体来说,在增长趋势上具有一致性,均呈上升趋势,相关系数为0.998,具有统计学上显着的高度正相关关系,在周期分布上也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844。在空间分布上也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657,即疫灾较重的区域旱灾也较为严重,反之亦然,疫灾中心与旱灾中心基本重合。其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546x-18.230,十年旱灾县数每增加1个,十年疫灾县数平均增加0.546个,十年旱灾县数可以解释74.1%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明代疫灾与蝗灾在时间分布上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681,疫灾较重时蝗灾也较为严重,反之亦然。具体来说,在增长趋势上具有一致性,相关系数为1,具有统计学上显着的完全相关关系,在周期分布上也具有显着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541。在空间分布上也显着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555,即疫灾较重的区域蝗灾也相对较为严重,反之亦然,东北部地区蝗灾较严重的地区疫灾也较为严重,西部及南部地区疫灾和蝗灾都较轻。二者间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705x+10.724,十年蝗灾县数每增加1个,十年疫灾县数平均增加0.705个,十年蝗灾县数可以解释46.4%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明代疫灾与震灾在时间分布上具有显着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643,震灾较重时疫灾也较为严重,反之亦然。具体来说,在增长趋势上具有统计学上显着的完全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1,在周期分布上不具有显着的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统计学上的显着性的低度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90,疫灾与震灾同时都较严重的地区包括北直隶北部京师地区、山西省中部太原府地区、南直隶东部应天府地区及陕西省西南部西安府地区等。二者的因果关系符合回归方程y=0.383x+6.354,十年震灾县数每增加1个,十年疫灾县数平均增加0.383个,十年震灾县数可以解释29%的十年疫灾县数的变化。疫灾的环境机理可以理解为影响疫灾的环境要素、影响程度及其作用机理。气候冷暖变迁、水灾、旱灾、蝗灾、震灾等5种要素是对明代疫灾变化具有影响的主要自然环境要素。5种环境要素对疫灾变化的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旱灾(74.1%)>蝗灾(46.4%)>水灾(33.1%)>震灾(29%)>气候冷暖变迁(23%)”。环境要素影响疫灾的作用机理,从本质上是通过对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这叁个环节施加影响而体现的,如果多种灾害同时迭加发生,就会造成严重疫灾。
参考文献：
[1]. 福建西部可持续发展问题初探[D]. 陈雄. 厦门大学. 2001
[2]. 西部流动人口健康问题初探[C]. 郑利. 认识地理过程 关注人类家园——中国地理学会2003年学术年会文集. 2003
[3]. 2005中国杰出教育工作者风采[C]. 佚名. 第四届中国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论坛和2005中国教育热点问题研讨会论文集. 2005
[4]. 生态文明视野下的区域物流发展研究[D]. 郑国诜.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5]. 海南岛传统聚落与建筑空间形态研究[D]. 杨定海. 华南理工大学. 2013
[6].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脆弱性与优化调控研究[D]. 冯振环. 天津大学. 2003
[7]. 民族与发展：新的现代化追赶战略[D]. 温军. 清华大学. 2001
[8]. 国际教育援助研究[D]. 赵玉池. 西南大学. 2010
[9]. 我国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系统耦合研究[D]. 俞荣建. 福建农林大学. 2003
[10]. 明代疫灾时空分布及环境机理研究[D]. 张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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