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瞻望（上）——旧体制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反思旧体制，是为了建立新体制。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从提出到现在，已经十年以上了。无庸讳言，现在改革在深化中遇到了困难。理论家们从各自的角度，从各自的学科立论出发，予以分析，结论有经济的、社会的、传统的原因。倘若深入一步，就会涉及政治。国有大型企业改革的举步维艰，似乎也应从政治体制上找找原因了。这是个大家似乎都清楚，但又不愿谈的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又都绕不过去。斗胆谈一谈，算是开个头，希望引出金玉之言。
所谓政治体制，是指统治阶级通过一定的国家组织形式达到治理国家目标社会权力结构系统的总和。目前，在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通过改善现有的权力结构系统，使之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生活文化政治生活的需要。我国旧体制中存在的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经过不懈的改革，这一问题已经开始得到解决。但以后的路还很长。因此，认真分析旧体制的成因及其社会影响，对于走好今后的路，仍然很有意义。
我国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形成与存在，直接取决于旧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以高度集中单一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为基本特征，它不仅支配着全部社会生产资料，而且支配着从生产到流通、从分配到消费的全部生产过程。所以，它想正常运转，至少需要这样的条件：必须有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并且具有绝对权威的指挥中枢和一套能够坚决贯彻这个中枢意志的、自上而下、层次分明、组织严密的执行系统。惟一具备这种条件，因而也是惟一能够担当起领导这种经济体制运转的，只有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因此，我国政治体制中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存在，不仅可能，而且必须，它与旧的经济体制同胎联体，不可或分。
客观地讲，没有政治上的权力过分集中，建国之初，我们肯定无法用较短时间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但是，也必须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是直接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统制型的计划经济与政治上的权力过分集中，二者交互作用，也给很长一个时期内的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不良影响。
首先，不断创造着凌驾于政治经济生活之上的人格领袖和人格政治。旧经济体制需要高度集权，然而，现实中的任何经济活动都不会孤立抽象地发生，而只有通过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交往并明确划定人们各自的政治地位和角色才能完成。以此透视以往的经济生活，不难发现，旧经济体制下指令性计划的每一次完成，虽然从形式上都可视为上级对下级有效领导的结果，但从本质上，又无不包含这样一种基本关系的确定，即：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威和反方向的无条件服从。这样一来，计划经济的运转，就不只是一个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了，它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创造一批享有极大权威的领导的过程。积时一久，就会发生一种无法抑制的现象：计划经济是全社会的事，经济的计划权却属于个人；经济活动的结果属于社会，对经济活动的方式和过程的支配权却属于个人。对经济的管理逐渐演绎为对人的控制，对指令性计划的负责变成了只对某个领导人个人负责。每一个上级不仅在经济关系中具有对下级的绝对权威，而且对人们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乃至个人的兴趣、性格、个人的爱好等私生活方面，也都享有绝对的权威，经济生活的特点嬗变成了政治生活的基调，一开始为了经济目的而建立的那种上下级之间的权威和服从的关系，最终超越了经济生活本身，成了一种打上鲜明人格烙印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一定时期内社会历史的进程，包括经济建设的取向，也因之染上了浓重的个人意志的色彩。当历史给予特殊个人的东西越多时，归功于人民的就越少；一旦社会的进步仅仅依靠某个领袖个人的人格和良心而不是靠人民的力量来保证时，这社会将是危险的。建国以来，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大跃进”、耗资巨大的人防工程、军工生产投资规模及布局的失当、轻重工业比例的严重失调，都是明显的例证。
其次，民主意识的淡化、萎缩和社会民主行为能力的普遍低下。民主是社会经济制度的政治对应物，它主要指每个社会成员在多大程度上享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并以此为出发点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所应有的参与和管理的权力。真正民主的实现，只有当社会的生产活动成为每个公民自己的事情，并在这种活动中不断把自己由单纯的生产者变成既是生产者、同时也是管理者时才会成为可能。而只有在每个社会成员与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密不可分的物质利益联系，社会的生产活动才会真正成为每个公民自己的事情。这是民主意识发生的先决条件，也是民主制度的物质基础。然而，旧的经济体制事实上抽掉了这一基础，它不允许社会各个经济集团或个人可以因经营效果的好坏不同而享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因为假如允许这种情况存在，各个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和个人与指令性计划之间，就会发生经常的利益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量的积累，就必然要求把公平利益原则作为经济交往中的社会基本关系，从而使计划经济中权威和服从的关系大大削弱，进而导致计划经济的失控、运转的失灵。所以，为了计划经济的正常运转，必须以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消除社会各个经济集团和个人之间实际存在的利益差异，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由国家或集体把全部社会产品集中起来，以无差异原则重新分配给社会全体成员。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把因利益矛盾冲突可能给社会政治和计划经济带来的压力减到了最小程度，社会是稳定的，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同一基准线上生活。但另一方面，每个社会成员的劳动和工作与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物质利益联系被无情地切断了，每个人的个人利益与经济活动本身被彻底分离了，民主失掉了现实的物质条件。反映在经济生活中，是人们对巨大的失误、惊人的浪费现象表现出的令人吃惊的冷漠和无动于衷；反映在社会生活中，是缺乏创造热情、不讲效率、不讲效益的普遍社会心理品格的形成；反映到政治生活中，则是民主意识的淡化萎缩和社会民主行为能力的普遍低下。
第三，法治建设的缓慢和法治观念的普遍淡漠。统制型计划经济的单一性，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利益无差异原则，以及经济关系中上下级之间权威和服从关系在政治生活中的推演，使整个社会的全部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空前简单化了。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是同时发生的。与此相适应，以调节人与人之间、经济集团与经济集团之间经济纠纷和利益冲突，规定人们的政治权力和社会行为权力为重要目的的法律，也只要简单到规定并强化上下级之间的权威和服从的关系就足够了。一切社会矛盾冲突的解决，都要依靠领导人的权威仲裁，人们对自己合理利益的保护，也只能寄希望于“贤人”。法治建设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方面，法律的严密程度和权威程度是现代化社会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国历朝历代的“忠奸之辨”沿袭至今，芸芸众生对“青天大老爷”崇拜期冀之情的历久弥新，似乎最能说明旧经济体制下法治建设速度的缓慢程度和人们法治观念的普遍淡漠程度。
第四，人情关系的普遍化和政治运动的频繁化。生产者的切身利益与生产活动的分离，使得人情关系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了。一方面，由于这种分离，生产者工作的评价失去了客观的尺度，人们的工作实绩要想得到社会的承认，首先必须得到直接领导者的承认，与领导者建立一种良好的个人关系，甚至比良好的工作本身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平均化的分配蚀掉了人们的生产热情，使各级领导者也不得不常常需要借助与下属的良好的个人感情来推动生产的开展。这样，上下之间就都有了与对方建立良好的人情关系的需要，于是，结网而作，人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了生产活动的启动装置。但是，正如负责制定经济计划的人并不能保证所有计划都正确无误一样，人情关系也不能保证所有的人对经济计划及其生产分配方式持有无差异的一致，更不能给一切丧失工作兴趣的人注入工作热情。所以，一切对经济计划存有疑异的言论和行为，以及一切对工作丧失热情的人，则必须用强制的手段予以规范。这就是大家都熟悉的政治运动。建国以来，它从未间歇过——“反右”、“拔白旗”、“反右倾”、“民主革命补课”、“四清”、“文革”，频繁的政治运动事实上起到了旧经济体制推动装置的作用。经常处于政治运动旋涡中的人们，又始终感到缺乏应有的安全感，而创造一种和谐的人情关系环境，又恰是不至在政治运动旋涡中被淹溺的最好办法。这样，人情关系和频繁的政治运动二者交互作用，使得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蜕变，诸如宗法关系、亲属关系、个人关系等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关系不断复活并渗入到社会政治生活中来，成为附属于政治生活之中、对于社会进步起着严重阻碍作用的稳态惰性系统。
总之，旧经济体制与权力过分集中，二者相辅相成，汇成的是一个级序井然而又僵滞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的角色和身份都异常凝定，对多数人“一切都无须他去想，因为有人替他想”，全部社会生活一如那时人们的服装，一种格式、一个颜色，统一但没一点生气，没有一点创造力。
以上分析，一方面旨在说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之间相适应而存在的关系，从而指出旧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中权力过分集中是如何相互配合，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影响的；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借助鲜明的比较方法，更为清晰地分析经济体制的改革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怎样的必然要求，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