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郊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变动：微观基础与政策含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郊论文,微观论文,变动论文,含义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民收入问题的形成，既有宏观面的影响，也有结构上的成因。本文从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变动的角度，透视北京郊县农民收入变动的基本特征，分析京郊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变动的微观基础，并提出加入WTO以后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对策建议。
一、京郊农民收入变动的特征
（一）收入增长的阶段性
北京市农民收入居全国领先水平，2000年人均纯收入达4687元，比1978年增长19.8倍，扣除价格因素平均每年递增达8.5％（北京市没有公布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便于比较本文用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作为价格平均指数）。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京郊农民收入提高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见图1）。
第一阶段为1978—1985年的高速增长时期，年均增长率达15.2％，其中家庭经营收入和劳动者报酬收入的贡献率分别为51.7％和41.3％。这一阶段家庭收入的提高得益于政策和价格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改变了农村生产的经营模式，刺激了农产品供给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和农产品经营渠道的放开等措施，也使农户获得了更多的市场利益。而劳动者报酬收入提高的主要原因则是农民被赋予了自主择业的权利。
第二阶段为1985—1990年的缓增徘徊时期，年均增长率只有0.6％。这一时期农业体制改革的效应已经释放完毕，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部分抵消了农产品收购价格上涨的作用，导致农户生产经营效益下滑，5年间家庭经营收入仅增长了9％。与此同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脆弱的城乡经济联系，导致乡镇企业效益滑坡，直接导致了劳动者报酬收入的下降，成为农民纯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
第三阶段为1990—2000年的波动增长时期，年均增长率7.9％，其中，1990—1993年的平均增长率为5.2％，1993—1995年为11.3％，1995—2000年为8.2％。这一阶段劳动者报酬收入呈稳定增长的态势，也构成了农民收入提高的最主要来源，其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2％，而家庭经营收入的贡献率仅为11.3％。劳动者报酬收入的提高主要表现在1994年和1995年，其主要原因是北京市大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特别是粮食）的收购价格。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以后，受全国农产品供需格局变动的影响，农产品市场价格出现了下滑的趋势，但农民收入仍保持了7.4％的增长速度，其中1997年、1998年、2000年分别增长了4.8％、9.9％和10.4％。总体看来，排除1994年和1995年的异常变动时期，京郊农民收入已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增长时期。
（二）农业来源的递减性 与北京市农民收入提高的轨迹相一致，来自家庭经营的劳动者报酬收入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从表1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1978—1985年家庭经营收入增长速度很快，这一阶段贡献最大的是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贡献率达72.1％，来自二、三产业的收入从无到有，贡献率分别为6.3％和21.3％。我们认为，二、三产业的发展既是农村经济改革的一种释放效应，同时也是由农村经济发展所引致的，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必然产物。
表1 北京市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来源与贡献
家庭经营收入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增长率 增长率 贡献率增长率 贡献率增长率 贡献率
1978—198531.826.872.4
— 6.3— 21.3
1985—1990 1.7 1.671.1
3.210.1
1.818.8
1990—2000 4.3 1.116.2
1.46
1.7
12.982.3
1978—200011.7 8.860.7
— 3.1— 36.2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北京市统计年鉴整理。
80年代中后期，家庭经营收入的上涨趋于停滞，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全面陷入困境，北京市农村经济发展进入了“波谷期”。从经济学的观点看，这一阶段农村经济的衰退既有政策面的原因，同时也是商品供求关系发生变动所产生的经济周期的表现形式。这一变化昭示着北京市农村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了一个转折点，或者说依靠第一产业增加农民收入的传统思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90年以后，北京市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出现了恢复性的反弹，但增长率仍只有4.3％。其中，来自第一产业的增长率进一步下降，整个家庭经营收入的增加主要靠第三产业的发展来带动。值得注意的是，来自第二产业的收入在这一阶段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如果不考虑2000年的价格上涨因素，第二产业对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贡献为负值。这似乎表明，在现代的工业经济中，小规模的家庭经营模式不能成为一种有效的产业组织形式。
（三）区内发展的趋同性
在北京市十四个郊县中，既有近郊，也有远郊，既有平原，也有山区，分析各区县农民纯收入变动的不同趋势对深入了解北京市的具体特征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限于统计资料来源的限制，我们选取1985年和1997年二个时点进行比较（见表二）。可以看出，朝阳、丰台、石景山和海淀等近郊区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显著高于其他十个远郊区县，1985年近郊农民纯收入是远郊的1.73倍，1997年近郊与远郊的收入比下降为1.44倍。这种现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是非常吻合的，一方面随着与市区经济距离的加大郊区生产力呈逐步递减的趋势，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经济扩散效应往往是不均衡的，地理位置优越的区域更容易受到城市经济扩张的带动，这就形成了经济发展之间的差异性。这一现象的背后还隐藏着另外一层含义，这就是城乡经济之间存在着联动的关系，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不是简单取决于农业自身的努力，应当放在更为宏观的范围内考察。
表2 1985年和1997年北京郊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对比
朝
丰 石景 海
顺 门头 昌
通
大
房
平
怀
密
延
阳
台
山
淀
义
沟
平
县
兴
山
台
柔
云
庆
1985
875 949 1233 1122 1025 657
761 836
761 691 763 636 571 545
1997 5400 4432 5459 5252 4008 3009 4027 3905 3805 3885 3084 3154 2983 2803
增长率 16.4 13.7 13.2 13.7 12.0 13.5 14.9 13.7 14.4 15.5 12.3 14.3 14.8 14.6
资料来源：根据《京郊经济发展二十年》有关数据整理。
北京市农民纯收入具有一定的地区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同时又伴随着明显的收敛特征。将各区县农民纯收入的增长率作为一组数列，将1985年的初始收入水平作为另一组数列，我们发现，两组数列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4。进一步，如果将样本分为近郊和远郊，则相关系数分别为-0.78和-0.65。这一结果表明，北京市农民收入提高的过程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区域差异正在不断缩小。
二、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变动的微观解释
（一）模型与变量
为了分析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决定机制，在这里我们不妨构造一个相对简单的实证模型，它是传统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变化形式。模型中的自变量为劳均农业总产出，它等于劳均农业总产值除以各年的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因变量包括：劳均耕地面积；劳均化肥使用量（实物量）；灌溉率，即有效灌溉面积与耕地面积的比重；时间变量，代表技术进步的水平；结构调整系数，用林牧渔三业的产值与种植业产值的比率加以表示。考虑到以机械动力为代表的资本投入在农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的情况下仅具有劳动替代的功能，而不影响总产出水平的变动，而且机械动力拥有量与化肥使用量和灌溉率等变量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91和0.88），在实际回归过程中我们舍弃了这一变量。在具体函数形式的选用上，结构调整系数、灌溉率和时间变量采用简单线性形式，而劳均农业总产值、劳均耕地面积和劳均化肥使用量采用对数形式。以上数据分别来源于《京郊经济发展二十年》和1999年、2000年北京市统计年鉴。
（二）结果与分析
北京市农业生产函数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总体来看，虽然采用1978年以后北京农业发展的加总数据，但模型的解释能力很强，可决系数高达0.99。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表3 北京市农业生产函数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系数标准误差t-统计量贡献
劳均耕地1.13 0.32 3.48** 8.4
劳均化肥0.45 0.17 2.66** 10.0
灌溉率 2.42
0.7 3.44** 25.5
结构调整系数0.63 0.34 1.87** 24.3
时间趋势
0.029 0.017 1.723* 31.7
注：**表示在9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90％的水平上显著。
首先，劳均耕地对劳均产出有着显著的影响，劳均耕地的影响弹性为1.13，表明在北京市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劳均耕地面积的狭小已经构成了制约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最重要瓶颈，只要能增加劳均的耕地拥有量就能增加劳均的产出水平。但由于研究期内劳均耕地面积仅扩大了12.8％，其对农业产出增加的贡献只有8.4％。因此，进一步减少农业劳动力的数量，扩张农业土地经营规模将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所在。
其次，劳均化肥使用量对产出也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其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10.0％，表明现代农业投入是增加农业产出的重要因素。但考虑到化肥投入迅速增长的趋势，我们可以发现，其投入具有明显的边际产出递减特征，90年代末的边际产出水平只有1978年26％—28％，从而形成了农业生产经营中“成本不断加大，农业经营效益下降”的现象。当然，由于缺少化肥折纯量指标，我们的回归结果并不能完全反映单位化肥使用效果提高的影响，但无论如何，通过增加化肥使用量来提高农业产出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
第三，灌溉率对产出的影响也非常显著，2.42的回归系数表明灌溉率的提高对劳均产出的增长具有非常强的放大作用，也就是说以提高有效灌溉面积为目的的农业基本建设投入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的灌溉率由50％上升到70％左右，对人均产出增加的贡献率为25.5％。灌溉率的进一步提高除了要增加农田基本建设投入外，还将受到水资源自然供给的限制。因此，试图通过增加农业基本建设投入来增加农业产出的努力也将是非常有限的。
第四，结构调整系数对劳均产出也有着显著的影响，表明农业内部生产结构的调整构成了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的重要源泉。当种植业占整个农业生产的比重由1978年的76.8％下降到90年代末的50％时，结构调整对人均产出的贡献率便达到了24.3％。这种结构调整效应的产出是农产品市场价格机制作用的结果，是由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所引致的。受结构调整以及农产品供应区域来源多元化的影响，与上海、天津相比，北京市的蔬菜、水果、家禽、羊肉、瓜类、猪肉、蛋类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北京市农业结构调整在短期内可能还有一定空间，但不会成为人均产出增加的重要因素。
第五，技术进步是人均产出增长的重要因素，但贡献率只有31.7％。这表明北京市农业生产中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下。这是经济效益不佳、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上涨缓慢的重要原因。
三、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增长率的对策性建议
（一）充分解决劳动力转移问题
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是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最有效途径。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不仅有利于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经营者的收入水平，而且在“兼业化”现象越来越普遍的情况下还有利于提高农外收入的份额从而为提高农民收入作出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京郊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区别于全国农业劳动力供给不断增长的趋势，北京市农业经营者的数量已进入稳定的下降过程中。近二年来，外地人口大量涌入京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郊区农民进入城市就业的机会，甚至引起了乡村劳动力倒流的现象，这实际上成了制约京郊农民收入进一步提高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积极推进城市化建设和工业区建设的同时，鼓励和引导农民利用各种组织形式发展二、三产业，是提高京郊农民收入的最关键举措。
（二）改革土地分配与流转制度，促进土地规模经营
上面的实证分析建立在人均投入与产出的基础上，以“家家分地，户户种田”的“均田制”作为假定前提。但事实上，目前已有超过1/3的农户主要依靠非种植业收入，而且这一比例仍处在快速的上升过程中。北京市有关部门对京郊土地规模经济效益的研究表明，当农户家庭经营耕地面积低于5亩时，其经营效果一般不理想，而只有当经营耕地面积上升到20亩以上时，纯农户的种植业收入才能接近兼业户的收入。因此，改革现行的土地分配制度，让土地相对集中以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应该是郊区和其他发达地区农村改革急需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三）继续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全面提高农业的素质和效益
结构调整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有关研究表明，加入WTO以后粮食和油料生产者的收入将会受到较大的不利影响，而其他农作物生产者的收入下降幅度较小，畜禽产品和其他农产品生产者的收入有可能提高，非农业部门的收入也将呈上升趋势。但这种“上升”或“下降”的趋势是静态条件下国内外价格整合的结果。如果生产者有能力将资源自由地转用于其他农产品的生产或者投入到农外产业的生产中，农业部门的人均收入不仅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甚至还有可能带来增长。对于北京市来说，实行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结构调整还可以有效地避免区域间的过度竞争，既有助于促进近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产业升级，又可以为远郊和山区的特色农产品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这是发挥各区县比较优势、缩小区际收入差异的现实途径。
（四）加大政府投入力度，降低农业经营风险
农户家庭经营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约束，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在家庭经营长期存在、规模经营进展缓慢的情况下，加强农业和农村的公共品投入是稳定和提高农业产出水平的重要措施。而对于受水资源限制比较严重的京郊农业发展来说，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市场价格风险也是影响农民收入提高的重要因素。近二年来，京郊农民发展家庭饲养业的积极性不高，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畜禽产品饲养的收益与经营规模之间缺少直接的关联，有时甚至会形成规模与收益负相关的局面。因此，加强信息服务、减少生产者投入的盲目性是降低市场波动幅度、保护畜产品生产者收入的重要措施之一。
（五）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提高科技贡献率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北京市作为全国的科技、文化、教育中心，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大致只相当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强化科技创新将是京郊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在这里，农业科技成果的研究和开发必然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在一起，以实现技术效率和市场效益的内在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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