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政治理论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06)10-0120-03
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的一部分，它是根据各种地理因素和政治格局，分析和预测世界范围的战略形势和相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地缘战略学作为国际战略学的重要独立分支，兴起于西方国家，至今为止，已经有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诸多的思想流派。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备受国内学者的关注。时至今日，地缘政治作为一种解释工具被广泛用来分析预测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的合作、矛盾、冲突等问题。本文力图对西方主要的地缘政治理论流派进行梳理、抽象、概括，对其理论特色、理论缺陷及其思想根源进行深入剖析，以期对西方地缘政治的理论架构、当代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地缘政治基础、地缘政治秩序的演变范式达到规律性的认识。
一、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特色
(1)动态性——地缘政治格局的分化组合。地缘政治理论从产生之日就在不停地对迅速变化的世界政治格局作基本的概括，并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而相应地有所改变。地缘政治理论关注的重点从海权、到陆权并进而到空权，从关注自然环境到关注社会环境，无不处于动态之中，产生了诸多的思想流派，因此动态性是西方地缘政治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虽然，有观点认为，地缘政治着眼于地理和地缘因素的考察，而地理因素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具有稳定性，但如斯皮克曼认为“地缘政治区域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的转移所决定的一些区域”。[1] 由于各国国家实力是在不断变化的，而实力的此消彼长必然引起地缘政治形势的相应变化。实力与利益关系的变化也将引起地缘政治格局的分化组合。因此，地缘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形势而不是静的形势。另外，如德国在整个冷战时期都是美、苏对峙的最前沿，其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显得十分重要，但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战略价值也就随之而逝。而政治世界条件中的改变，会改变某个时期所赋予的某些特殊因素的重要性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改变某些地区的或某些地理因素的地缘政治价值。总之，虽然自然地缘因素相对不变，但政治、经济等人文地理因素在不断变化，各国的实力和利益关系因此必须不断调整，不变的地理因素对国家安全的意义也在不断变化。因此，我们必须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指导地缘政治学的分析和研究。
(2)科技性——地缘政治的内在驱动力。科学技术是地缘政治学理论沿革的最大的内在驱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缘政治学反映了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地理环境与人类政治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反映了人类控制与利用自然条件的能力。但从反面说，地缘政治学也反映了在这种技术条件下人类行为的边界，可能这样一种理解更能体现地缘政治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在西方地缘政治理论萌芽时期学者们提出的关于地缘政治的许多直观的、感性的见解就是基于当时的科学技术的局限。随着进化论的深入人心，特别是从自然领域进入社会科学领域而产生的“社会进化论”为拉策尔、契伦开创“地缘政治学”创造了条件。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美国的马汉提出了“海权论”，难怪有学者认为“西方地缘政治学的兴起就是人类航海技术发展的一个副产品”；蒸汽机车的发明、陆上运输系统特别是铁路和公路系统的发展则驱动了麦金德“陆权论”的产生；飞机的发明改变了战争的模式也促成了杜黑“空权论”的提出。二战后，军事技术的突飞猛进，特别是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核技术、洲际导弹、航空母舰的使用，改变了地缘政治学研究的许多内容。冷战后国家间的竞争转向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谁掌握了高科技，谁就能迅速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也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占主导性地位，地缘关系的优势也必须以科技的发展为后盾，更加彰显科技对地缘政治的决定性作用，地缘政治理论的研究重心也必须围绕科技经济而发生相应的改变。也正是电子通信系统和卫星信息服务等新科技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对地理，尤其是人文地理的认识和利用能力，纯粹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重要性相比以前正在下降，人文地理、社会环境因素在不断上升。因此，科学技术也一直在鞭策着地缘政治学随之不断前进。
(3)广博性——地缘政治的研究对象。一方面是空间的广博性，即地缘政治学不能局限一国范围之内，其侧重于从地理角度研究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国际性”。在航天技术到来之前，人类的活动局限于地球大气层之内，而地球大气层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不过随着二十世纪中后叶航天技术的应用，不同的国家进入大气层以外的太空领域，也随之带去了不同国家的利益，给地缘政治学拓宽了思考的空间。应该说，不管在什么样的空间，只要有不同国家国民的涉足，只要有不同国家的利益，地缘政治学思考的空间也就会随之扩展到那里。另一方面就是内容的广博，即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内容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着的，随着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展和交往范围的扩大以及国际间联系交往不断加深而丰富补充新的研究内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除了发展问题外，环境、生态和能源都开始渐渐成为地缘政治学的考察对象，而冷战后，由于民族、宗教等问题引起国家间的争端和冲突的增多，使得政治学家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人文地理要素对国家产生的影响。随着高科技时代的到来，信息产业重要性的提升，地缘政治研究的目光也随之投入信息社会中的“智能型”地缘研究，这也正是“信息权”论思想出现的原因。在信息时代，主权之争、边界纠纷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东西方国家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宗教信仰、文化差异与隔阂所产生的问题也在引起地缘政治理论的关注。因此，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有军事、经济、宗教信仰、文化等内容，是相当广泛的。
(4)安全性——地缘政治的目标。西方地缘政治强调在一个地区的空间中，在整个国际社会中，通过均势同盟等各种手段维持本国的绝对安全，这几乎是所有西方地缘政治家所一直追求的目标。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科林·克雷提出，地缘政治学“并不单纯是有助于展示政策结构的许多不同的思想组合之一种，而是一个比喻或总设想。它在不预告断定政策选择的情况下，为根据领土关系组织起来的安全共同体指出其安全目标中的长期性因素和趋势。”[2] 斯皮克曼则认为，地缘政治学是“从地理的观点来考虑一国的安全”[3] 地缘政治分析着眼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同时，还着重探讨达到维护国家安全的途径。国家有机体认为，一个国家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拓展国家的生存空间，甚至对外发动战争，否则国家就会衰弱甚至死亡。而陆权论、海权论、空权论、边缘地带论则主张通过控制世界上实力分布的关键地域，来最终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认为只有建立了霸权，自己的祖国才有安全可言。
二、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的缺陷
(1)对抗冲突——地缘政治的思维模式。西方哲学强调人与人的竞争，体现在其地缘政治理论方面就是从对立、冲突的思维模式出发审视世界，宣扬“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朋友”，因而国家之间的弱肉强食是一个永恒的规律。地缘政治理论创立之初是希望寻求民族、国家的利益与安全，但一百多年来，地缘政治理论所描绘的世界图景中始终充满着对立与冲突，既没有民族、国家利益的根本保障，也没有民族、国家的真正的安全可言。对抗与冲突思维模式一直是西方传统主流地缘政治理论中占有统治性的地位。从麦金德开始，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得到了扭曲的发展，二战前后，又被斯皮克曼所继承，且直接深刻地影响了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冷战结束后，西方发现他们的价值观念依然不能通行于全世界，而同时非西方国家民族传统意识进一步觉醒，冲突的逻辑在西方地缘政治理论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即便是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仍然没有摆脱对立与冲突的思维模式。
(2)大国中心——地缘政治的秩序体系。西方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受制于个体本位主义的思想，在国际关系中主张的是大国中心主义，希图建立的是以大国为主导的单一模式、单极的世界统治。完全漠视其他国家、民族的正当权力与利益。在地缘政治理论学科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研究者基本上是来自大国的学者，而这些学者们在研究地缘政治学的过程中是以其所在的大国利益为出发点的，是以大国为中心的，作为一门学科的科学性、客观性难免大打折扣。马汉提出的“海权论”，强调成为世界强国的先决条件是控制海洋，有其理论价值，但他的目的是为美国的侵略扩张服务的，具有浓厚的大国沙文主义色彩。麦金德的“陆权论”则是从为维护英国的海上霸权出发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浩弗更是把这种倾向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后来的学者们虽然在表述方式上有所修改，但并没有彻底予以修正。无论“边缘地带论”、还是后来的“文明冲突论”都是为美国的全球霸权服务的。作为一门科学，不能为全球服务，而只为某个具体的国家服务的话，不会给人类带来任何的“福音”。
(3)强权政治——地缘政治的理论内核。无论“陆权论”、“海权论”、“边缘地带论”以及冷战后的“文明冲突论”的扩张，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建立全球霸权，控制整个世界。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地缘政治学关注的核心之一，就是“空间与权力”(Space and Power)的关系。即一个国家权力的大小，与其所控制空间成正比。国家权力的增长，注定要扩张空间。而为了保障自身的生存和安全，也必须扩大自己所控制的空间(包括领土、海域和太空)，从而获取更大的权力；或者应限制别国扩展空间，以防对自己构成威胁。地缘政治观念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所以从本质上讲，地缘政治学乃世界权力政治学的一个分支。豪斯浩弗也曾说地缘政治学是公开分割世界地表的生存空间、呼吸空间的斗争手段。当时地缘政治学中所谓的国家有机体说、生存空间论、有机边界论、成长尖端论等等成为德意志第三帝国全球战略的理论根据。日本学者井口一郎也是振振有词，他说：“我们对空间的要求，不仅仅是扩大领域的要求，也还包括确保原住民的生存空间，建设共荣的大生存空间。因此，日本生存空间的扩大，实际上还可以看出尚且具有伦理上、道德上的意义。可是为了满足这种扩大，我们必须越过海洋，走向大陆，如果有阻止，防止日本这样有道义的膨胀时，我们在这时就要对我们的生存空间采取正当防卫、紧急防卫的手段加以保护。而且我们必须行使这种权利。”[4] 这种为战争所作的辩护最终也将要被战争的真实击得粉碎。大战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作为鼓动、指导战争的工具，地缘政治学不能推卸其责任。西方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问题企图把本国的安全建立在别人不安全的基础之上。按照其逻辑，要么通过军事、要么通过政治经济的手段达到控制全球的目标，才能拥有永恒的安全。正是这些缺陷的存在，使得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化的面前，西方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世界政治的现实和国际安全问题，更不能为解决问题提供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
三、西方传统地缘政治理论缺陷的思想根源
西方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缺失“和”的理念，持有的是对立与冲突的思维模式，主张侵略和扩张，试图控制和征服，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就在于西方的“个体本位主义”。个体本位主义认为个体是社会的真实本体，“社会”不过是一个“名称”或“标签’，用来指称个体及其行动的集合和关系，认为社会现象最终可以还原为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的互动，并可以通过后者来得到解释。在逻辑上，个体本位主义持“化约主义”(reductionism)或“原子主义”(atomism)的立场，因此在它的视野中，社会是个体的集合、相加，整体可以还原为个体。因此，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个体本位主义否认外部社会力量向个体内部心理结构的渗透以及对个人的决定性。也就是说个体主义坚持的是一种“非社会(non-socialization)或“社会化不足”(under-socialization)的个体观。换言之，在个体主义视野中，“个人”不依赖于任何人。个体本位主义对整体主义是一种否定，使个人摆脱了原来的自然共同体和人身依附的等级从属关系，以对物的依赖为前提实现了人的独立性。对树立人的独立性具有积极意义，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但同时，个体本位主义割裂“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扭曲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并进而扩展到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
首先，因为，个体本位的主体形态与征服自然、统治自然的理性精神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它彻底打破了强调顺应自然、复归自然的自然主义，以一种英雄主义的姿态，所以造就了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分裂。它直接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人对自然的无节制控制已经造成了“自然的反抗”。
其次，自然的统治最终必然同时是“对人的统治”，对自然的控制更直接的是对人的控制，“勘天”与“役人”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对此，霍克海默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曾有过充分的论证：“如果控制自然的观念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是通过这些手段，即通过具有优势的技术能力—一些人企图统治和控制他人。”[5] 而造成的另外一种后果是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于个人说来，只是达到他们目的的手段，只是外在的必然性。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真实的依存与交往关系也就消失了。
最后，这种个体本位主义扩展到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大国中心主义。由于西方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创造了较为先进的文化，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时也助长了西方人的傲气，他们认为，西方的民族是高于其他民族的。甚至将其他的民族看作野蛮民族尚未开化，对他们进行侵略、掠夺、征服、奴役、压迫等都是正常的。如德国著名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就认为：“世界精神总是在一个民族身上得到充分体现的。体现世界精神的民族便是统治民族。人类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四个王国：东方的、希腊的、罗马的、日耳曼的……世界精神在日耳曼民族身上得到了最完满的、最高的体现，日耳曼民族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居于领导地位的民族，而其他民族在世界历史中只起着从属的作用……而一个民族替代另一个民族取得统治地位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如果国家之间由于利益冲突不能达成协议，国际争论只有通过战争来解决。”[6] 这些理论的提出与传播与后来德国乃至整个西方带有侵略扩张色彩的地缘政治理论的出现都是有极大关系的。而美国人自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理所当然地就应该统治整个世纪，似乎也只有他们才是世界的“救世主”。其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只有战争、征服，除非当这种“高等”的民族、种族统治全世界，否则，战争将永远不会停止，人类永远也不会有和平。
[本文为郑州航院2004年-2006年家青年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名称：中西地缘政治比较研究，编号；Q04H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