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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08（2008）01－0022－05
在2006年《教育科学论坛》第11期上，我发表了《如何看待“国学热”？》一文，简略地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粗浅意见。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争议，引起我对如何看待“国学热”的再思考，略陈所愚，以就教于方家。
一、“国学热”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重要意义
“国学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国际方面，由于科技的发展出现了某些消极的作用，为了解决科技发展出现的负面影响，人文主义思想大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孔子学院的创建，正是适应了这种思潮的要求。在国内方面，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民族意识勃兴，同时又遇到了在青少年一代的道德修养中出现的问题，于是便思考着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求解决的内容和方法。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修养与教育，就成为传承的重点。所以“国学热”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
为此，“国学热”的兴起，是好事；在“国学热”兴起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见解和争议，也是好事。没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不可能有古代文化的繁荣。如果今天能在科学思想指导下，开展国学的争鸣，毫无疑问对我国文化的新发展，一定会起到推进作用。
但是，在“国学热”的发展过程中，要防止“发高烧”，要掌握一个“度”；更要对症下药，不要乱开药方，避免误导。就是说，学习古代文化，要做到实事求是，不要随意解说，简单从事；也不要搞形式主义，更不能搞迷信和复古。因而对学习什么和如何学习？都有进一步研讨的必要。
二、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应当学习些什么？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应以儒家为主，兼顾他家。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虽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但是一个大家。韩非子在《显学》篇中即已经指出：“世之显学儒墨也。”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在以后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便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汉代刘歆在《诸子略》中，将诸子百家概括为：“儒、道、墨、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及小说‘十家’”，如将小说家除外，即“九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九流、十家”称谓的来源。在这十家中，对宇宙、人生、政治、军事、伦理、道德、哲学、逻辑等各方面，无不涉及，形成了一个多元的精辟的文化宝库。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高度评价了古代希腊在哲学思想方面的伟大贡献，指出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多种观点的胚胎和萌芽。以此来评价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繁荣，以及对后世文化发展的影响，也是极为恰当的，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和骄傲！
现以儒、道、墨、法四家作为代表，作些简介：
先说道家：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姓李，名耳，谥曰聃，字伯阳），其主要继承者是庄子（名周），世称“老庄”。
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的宇宙观，是对殷周以来具有无上权威和人格特征的天命观的极大冲击，是对宇宙本体论的新探索。
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清静淡泊、归真反朴”（同上第28章）的人生哲学。为后世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生理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政治上，老子提出“无为而治”和使民“自化”（同上第57章）的重要思想。为统治者所采用，以求得修养生息，社会稳定的功效。除此之外，还提出一整套的治国安邦的策略和方法。
尤其要指出的是在《道德经》所包含的丰富的辩证思维方法，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同上第2章）“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 （同上第58章）等等，具体说明了事物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和转化的道理，即所谓“反者道之动”（同上第40章）。老子对弱能胜强，柔能克刚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所有这些，都是道家在哲学上的重大贡献。
庄子是老子的主要继承者，他将老子的“无为而治”发展为绝对的“无为”，将老子的辩证法发展为极端的相对论，作出了《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重要篇章，启发人们去追求“无己”、“无功”、“无名”与“无待”的最高境界，以求得人彻底解脱私欲的羁绊。庄子这些思想，无论是在积极方面，还是在消极方面，都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人生观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在中国的道教产生后，老子成为道教的教主，《道德经》也被奉为道教的《道德真经》；庄子在唐代也被封为“南华真人”，《庄子》一书被尊为《南华真经》。当然道教与道家，虽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一个问题。
再说墨家：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名翟），为接近“农与工肆之人”的士。初学儒术，后来由于不满儒家的繁文缛节，从儒家分离出来，独立成为一个学派，即墨家。他广招弟子，大部分来自社会下层，组成一个有严格组织纪律的社团，“虽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有平民意识，有游侠作风。成为当时与儒家并列的“世之显学”。（《韩非子·显学篇》）
墨子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等多种主张，其中包含有许多宝贵的思想，如在《兼爱》中提出要“兼相爱，交相利”，反对“别相恶，交相贼”；在《尚贤》中，不但对选贤任能做了系列的规定，而且提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的平权思想。他提出的“三表法”，至今还闪烁着思想光辉。
墨家倡导兼爱、非攻，不但有言，而且有行，如《公输》篇中，墨子与公输盘有关“止楚攻宋”的论辩与表演，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而且表现出墨家重科技的实践活动。
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也有重要贡献，以《墨辩》、也称《墨经》留传后世。
墨子从儒家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学派，既有与儒家不同的方面，也不是绝对无关，不再赘述。
再谈法家：
讲到法家，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法家包括管子、子产、李悝、吴起等，李悝著《法经》，是法家最早的一部经典。但使法成为完整的理论，而且在实际中发挥其巨大作用的，是后期法家商鞅、韩非、李斯等人。
在法家中，也存在有不同的派别和主张，如商鞅重法，根据统治者的意志制定法规；申不害重术，加强法治中的手段和策略；慎到重势，提高君主在执法中的权力和地位。韩非分析了三家的缺失，把法、术、势三者统一起来。指出：商鞅重法，“然而无求以知奸” （《韩非子·定法》）；申不害重术，但“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则奸多”（《韩非子·定法》）；慎到重势，但要势与法结合，“抱法处势则治”（《韩非子·难势》）。只有把三者统一起来，才能体现出法治的巨大作用。在法家的思想指导下，秦国实现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奖励耕战，历行赏罚，使秦国很快富强起来，最终消灭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君主有无上权威的大帝国，并为后世统治者所采用。
韩非子在社会历史观上也是比较进步的，他将社会发展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和当今几个发展阶段，认为社会是在不断前进的，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的历史发展观和社会改革论。这些思想为后世的改革家所采用，比如王安石就在变法中，提出用“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来代替“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就是明证。
法家在秦亡之后，表面上被批判和被遗弃，但在后世的改革家中，经常是以“外儒内法”在发挥着作用。
最后，较为详细地来讲讲儒家：
儒家，创始于孔子，继承发展于孟子，所以世称“孔孟”，孟子也被尊称为“亚圣”。儒家在当时即被称为“世之显学”。到汉代，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即处于一尊的地位，成为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的正统思想。虽然在儒家中也有不同的派别，最主要的如孟、荀之分；在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的变化着，如汉代的神学，宋明的理学，明末清初的实学等等；但作为儒家的基本思想，如“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始终是儒家的主要思想。在伦理道德上，实行以仁为本和忠恕之道；在政治上，实行仁政和德治，充分体现出人本思想。
现仅以孔子和《论语》为主，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贡献作些简介与评析：
孔子除了很少时间从政而外（但在政治方面的言论还是很多的，从略），几乎全部时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因而他在教育上的贡献是最大的，为了以“六艺”教弟子，他对“六经”进行了编纂和注解，为我国留下一部系统的文化典籍。因此，孔子对我国古代文化的伟大贡献，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是整编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使《六经》更为系统和完整；二是广招弟子，推进文化下移，总结出一套系统的教育理论和经验，树立了“万世师表”的伟大教师形象。下面就这两个方面，略陈所识：
关于孔子整编《六经》的贡献：
孔子在周游列国，道不行之后，退而整编《六经》，以教弟子。删《诗》《书》，注“六经”，建立“春秋笔法”，对保存和解读我国古代文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现以删《诗经》、作《春秋》为例，做些简述：
《诗经》，传说经孔子删定，共有305篇，简称“《诗》三百”。按其内容分，有风、雅、颂；按其体例分，有赋、比、兴。孔子对于《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在他的教育工作中，对于《诗》教极为重视，他曾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并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而且通过读《诗》还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还强调指出：“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季氏》）可见《诗经》，在孔子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孔孟的言论和著述中，引“《诗》云”的地方是很多的，足证“诗教”的重要性。
《春秋》，是以鲁国国君为纪年的记录春秋时期各国的大事的编年体史书。当时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战乱频仍，僭越成风，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亦有之。孔子为了“正名分”，对《春秋》进行了笔削褒贬，以维系当时的伦理纲常。孟子曾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孟子·滕文公下》）。其“寓褒贬，别善恶”的“春秋笔法”，为后世的史官敢于直言垂范。
总之，孔子对于《六经》，是进行过认真阅读的，如“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在认真研读的基础上，进行了整编和注释，为后世留下了一部系统完整的文化典籍。虽然在“逸诗”问题上，有人曾对删《诗经》提出过异议，但其贡献应是主要的。
关于孔子在教育上的贡献，更是无与伦比的。
孔子的一生，几乎全部时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包括在周游列国期间，仍在从教不辍。
他广招弟子，遍布各国，包括社会各个阶层，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宗旨，推进文化下移。这在当时来说是一项创世纪的大事。
论述有关君子、士和成人的培养目标。现以“子路问成人”，孔子的回答为例，做些说明：“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谓成人矣。’”如果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在这段话里包括了智、德、体、美等多方面的要求，在当时能提出这样完美的培养目标，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的教育内容；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分类，可以用于成人教育；“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则是对于初学者的规定，也成为后世《弟子规》一书的纲领。
在教育原则和方法方面，孔子对学与思、学与习、故与新、言与行等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都是极为精辟的经典名言。关于言与行的问题，不仅涉及到知与行的关系，更进而深入到道德修养的问题，孔子要求自己做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要“讷于言而敏与行”；甚至把“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作为对自己的全面检讨和要求。孔子在教育方法方面的贡献，更是不胜枚举，如启发教学，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等，都是他的成功的教育和教学经验。只以教学相长来说，他经常是在对学生施教和与学生的交谈中接受学生的启发，如他与子夏论《诗》时，从子夏的体会中提出对自己的启发说：“启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这对学生的学习是多大的鼓励啊！
在师生的关系上，孔子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伟大教师的形象，称为“万世师表”，绝不过分。孔子常以“学不厌，教不倦”来表述对己和对学生所持的准则。事实上这是作为一位伟大的教师人格的基本内涵，子贡并把这两点解读为是“仁且智”的圣者的表现。 （《孟子·公孙丑上》）他以平等的思想来对待学生，“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孔子对学生的关爱，不仅表现在教育上，而且表现在生活上；对学生的教育是“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 （《论语·子罕》）；对学生的生活是关怀备至，包括了学生的生与死，如对颜渊的贫与死，都表现出极大的关怀和伤痛。孔子所树立的伟大教师的形象，一直在影响着我国后世的师生关系：少一些铜臭气，多一些责任感，这个优良传统，与孔子的“万世师表”有着传承关系。
总之，儒家在文化上的贡献，特别是在教育上所留给我们优秀遗产，是取之不尽的。儒家之所以能成为“世之显学”诸子中的独尊，固然有其历史的原因，但与儒家自身的特点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下面仅就三个方面，谈点不成熟的意见：
进取性。儒家的思想和人生是人世的，以修身为本，从齐家出发，把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历史重任。他要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知其不可而为之”。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对儒家精神的全面概括与总结。
务实性。儒家与时俱进，随遇而化；心存高远，但不脱离实际。如墨子提倡兼爱，儒家却主张爱有差等，前者在当时是实现不了的理想，而后者却可以为世人所接受。再如农家许行倡导“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滕文公上》）；受到孟子的批判，孟子由此提出劳心与劳力的分工和“食人和食于人”的问题。前者是在当时实行不了的乌托邦思想，后者才是当时推动历史前进的必要的分工。这些都反映出儒家思想的务实性特点。
包容性。儒家思想所以能不断地发展，既体现出它与各家的不同点，又表现出它又能吸取他家之长，为己所用。儒家在哲学上不如道家，在法制上不如法家，但他能吸取道家之长，把有为与无为结合起来，在政治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吸取法家之长，使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德法并施。历史上改革者，以“外儒内法”的面貌出现，也反映出儒、法的复杂关系。
以上对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墨、法四家作了简介与评析。其余如名家、纵横家、阴阳家、杂家等尚有许多可批判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不再赘述。特别是对未列入“九流十家”中的兵家，其中优秀的文化遗产，不仅应用于军事，而且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具有广泛的影响；理应列入中国古代文化优秀遗产的范围之内。
仅就以上所列举的事例，已足证在中国历史上可批判继承的优秀遗产是相当丰富的，关键在于以科学的态度去进行发掘。
三、对学习古代文化遗产应持的科学态度
为了使学习和研究能正常进行下去，以下几点是应引起注意的：
（一）要用去粗取精的科学分析方法
一切经典都来自古人，古人是历史人物。历史伟人的思想有的可以超越时代，提出一些普遍真理；但其中有的还是不免有历史的局限性，甚至阶级的局限性。有的也可能是经过了他人的篡改。这就需要对历史遗产做具体的分析，分清糟粕与精华，甚至在精华中可能存在的糟粕成分。而且对精华还需结合实际，才能为今日所用，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为都是正确的，包括孔子在内。对历史伟人的某些错误言行进行符合实际的分析和批判，绝不会影响他的伟大和对他应有的尊敬。比如对孔子、孟子，在历史上就不乏“问孔”和“刺孟”的批判文章，这些都无损于他们的伟大形象和思想存在的价值。比如：孟子对杨朱墨翟的批判，从批“为我”“兼爱”进而指责他们是“无君”、“无父”，最后责骂他们为“禽兽”，显然是过激之辞，是不恰当的。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话，也不能应用于今日。对于这些，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去为他辩解呢？弃之可也，争议又有何必！
（二）要持严谨、负责的态度
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包括了经、史、子、集多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在经、子方面，有的极为难读，其意隐晦，其文艰涩，不免有见智、见仁之别。“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情况也是有的。而且在版本上，有的也有出入，如当前除了王弼注的《老子》通行本外，又有汉墓出土的帛书与竹简本，这些手抄本较之通行本，不仅在章次上，而且在某些内容都有某些差异，如在《老子》第57章中通行本所写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在帛书上则写的是“法物滋彰，盗贼多有”，一字之差，其意义大不相同。不能因为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望文生义，任意解说。
为此，对待古代经典的学习和传承，必须持严谨的态度，要广为阅读，多方求证，认真探索其精神实质，不能简单像对待演义小说那样去对经典做演义。
要以负责的态度来作传承，不能做误导，要对古人负责，对经典负责；要对后人负责，对学习对象负责。要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严谨态度，方能识其真谛，接近原意。
（三）要建立相互切磋的优良学风
上面讲到，古代遗产，特别在“经”、“子”方面，有的艰涩难读，寓意难懂，对此出现见仁见智的争论是难免的，也是好事。因为有争辩，才会逐步接近真义。所以争议是好事，不是坏事。
但争议是为了互相切磋砥砺，而不是互相攻击，也不要以讥讽的口吻对待对方。因此，在争鸣中，既不要护短，也不要伤人，大家平心静气，以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共谋学术的发展和繁荣。
总之，出现“国学热”是好事，在热中有争议更是好事。但不要由“发热”变为“发烧”，由争议变为攻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