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艳云[1]2002年在《《案例》：广州南方科技公司开发中心》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由案例和案例分析两部分组成。 案例正文详细介绍了南方公司产品开发中心的背景以及正在进行的开发中心激励机制改革方案。南方公司是国有大中型通信设备公司，近年来，公司经营出现了恶化，产品竞争力不断弱化。为摆脱困境，公司对关键职能部门——产品开发中心进行了内部整顿，建立了技术人员激励机制，加强绩效管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调动技术人员积极性，提高开发中心绩效。但是，上述改革举措实施一年以来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开发中心绩效没有明显好转，产品设计质量依然差强人意，同时，技术人员流失率也呈上升趋势——。 案例分析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应用现代管理理论对南方公司开展的技术人员激励机制改革的思路进行了分析，指出其目的是通过激励机制改革来提高技术人员工作绩效。第二部分对激励机制中的绩效考评改革方案进行了分析，探讨其在产品开发中心的日常管理中未能发挥出预期效果的根本原因。第叁部分对激励机制中薪酬设计方案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现行方案的不足之处。第四部分对改革方案提出了补充意见，指出必须进一步完善现有激励机制，配套建立学习机制才能真正调动技术人员积极性等改进意见，供管理者参考。
周钢[2]2016年在《困境与裂变：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研究》文中认为互联网时代,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并逐渐成为新闻传播学者和业者关注的热点之一。从学术层面来看,中国传统报业的融合发展研究大多集中于对西方媒介融合理论和经验的阐释和讨论,由于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西方媒介融合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媒介组织,需进一步的验证和探索。从实务层面来看,当下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呈现出蓬勃态势,但传统报业如何与新兴媒体融合,尚无统一的定论和可供借鉴的成熟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现阶段中国传统报业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呈现出某种“理论指导缺失”和“实践路径迷失”的“无力”镜像。为改变这种“无力”状况,需要通过融合发展来打造和培育中国传统报业的核心竞争力。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特定一类媒介组织——省级党报集团,作者采用文献研究、个案研究、访谈等方法,将核心竞争力理论作为研究基础,将“融合发展”作为研究出发点。作者认为,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而言,融合发展是手段,裂变是路径,最终结果是要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第一章提出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进行相关的文献综述,提出研究思路、框架与研究方法,阐述研究创新点和难点。在研究思路和框架这一节,作者建构了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环境组合分析模型,这一组合分析模型对于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第二章对省级党报集团发展溯源、演进历程及融合发展现状进行图景式的勾勒。第叁章对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环境组合分析模型进行论述,该模型包括外部环境PEST分析、外部产业环境“五种竞争力量模型”、内部环境核心要素分析、融合发展SWOT分析。作者强调,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包括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两大内容,由核心人才、组织结构、生产能力、流通渠道、营销力、企业文化六个要素构成。通过信息、人力、财力、物质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来打造“核心人才+组织结构+生产能力+流通渠道+营销力+企业文化”的融合发展内部闭环。作者对31位新闻传播学者和业者进行了网络访谈或面谈,第一类被访者来自9省(市)14所高校的15位新闻学院教师；第二类被访者来自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15位新闻从业者和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1位新闻从业者。从访谈中抽取共同的认知作为重要论据,以支撑作者的观点。第四章以部分省级党报集团案例为基础,结合被访者的共识,从“外部宏观环境与核心要素”、“外部产业环境和核心要素”双视角检视了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的现实困境：制度、区域、行业壁垒与核心人才培育制约；技术壁垒与融合新闻流通渠道不畅；融合用户消费取向变化与互联网思维缺失；替代品压力与融合新闻生产能力滞后；广告客户压力与营销力、盈利模式单一第五章强调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应在“党委和政府——省级党报集团——新闻从业者——受众——互联网企业或新媒体公司”五维作用力下进行,保持一种平衡和互动,形成一种合力和正协同力等。这种融合发展应紧紧围绕“双力”(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进行裂变,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作者针对现存问题,从五个层面梳理出突破路径：党委和政府宏观层面的理念转变和规制变革；报业组织中观层面的内容生产融通一体、内在企业文化融合、探索多种盈利模式、优化新闻流通渠道、搭建开放技术平台、人力资源管理变革、转企改制助推融合；新闻从业者个体微观层面的强化“互联网思维”；受众微观层面的提升媒介素养、改变“刻板印象”；互联网企业或新媒体公司微观层面的技术共享、合作共赢。按案例呈现、访谈共识、理论阐释的先后顺序对这些突破路径进行论述。在党委和政府层面,按“可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放手什么”的逻辑层次进行梳理；在报业组织层面,按自身“可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强化什么”的逻辑层次进行梳理。作者以突破路径所呈现的指标为基础,建构了一个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效果评价指标体系,以及与之相配套的评价操作流程。基于该评价指标体系,作者对13位新闻传播学者和湖北日报传媒集团的17位新闻从业者进行了问卷调查,对目前的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效果进行了评价,得出的数据分析结果值得省级党报集团进行融合发展裂变时重点关注。第六章通过聚焦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融合发展的个案,采取深度访谈法,对该集团融合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现实困境进行了全面的剖析。现实困境表现在：人力资源管理之困；新闻内容生产之困；经营盈利模式之困,这些符合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现实困境的共有特征。对该集团融合发展的应对之策进行了案例分析,认为《湖北日报》通过探索融合新闻内容生产、《楚天都市报》通过新闻生产流程再造与组织结构重组、网络媒体通过拓宽流通渠道与提升营销力分别进行了变革。针对现实困境,在《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荆楚网等网络媒体变革的基础上,对该集团打造和培育核心竞争力进行了案例分析。具体路径有：在新闻内容生产上进行流程再造；搭建服务开放的融合新闻平台；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刚柔并济；创新扩展融合技术；拓展盈利模式、多元“跨界”。作者指出：该集团摆脱困境的应对之策与省级党报集团(报社)融合发展打造“双力”(文化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的路径是一致和吻和的,且这些具体路径对国内其它党报集团(报社)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第七章为结论和讨论,作者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对于国内所有省级党报集团乃至中国各级报业组织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尚需在业界实践中进一步验证。在后续研究中,应进一步加大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力度,还应选取更多的省级党报集团进行比较研究或个案研究。
邓少君[3]2016年在《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治理是人类追求政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思路新理念。社会治理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是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必然选择。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期,同时也全面进入风险社会。改革开放使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但是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治理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当下的中国面临社会矛盾多发、社会治安复杂、风险隐患凸显、社群融合困难等突出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也相应地面临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全、管控社会风险等叁大基本任务,迫切需要在依法治国视域下,构建基层综合治理体系,在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首次指出,人类已进入全新的社会形态即“风险社会”时代。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双重转型并发生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也使中国同样迈进风险社会,并同时具有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共生的“断裂的社会”特征。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当今中国高发多发的基层矛盾纠纷,主要是涉及民生领域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相互之间基于权益基础上的民间性冲突和社会性对立。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当今中国社会矛盾风险类型,在类型特征上,可以从对抗性质、所涉主体、适用法律、对象规模、时代背景、主题归属等多重同角度,厘清各类矛盾纠纷的基本属性；在宏观表象上,可以归结为总量长期高企、递增幅度明显,扩散领域宽泛、发展向度多维,结构关系多元、所涉对象复杂,表现形式多样、触点难点交织,强度烈度扩张、社会燃点降低等特征；在发展态势上,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继续面临涉农纠纷量大面广、涉土纠纷对抗激烈、劳资纠纷高发多发、医患纠纷日渐严峻、金融纠纷破坏力强、环保纠纷成为焦点、群体纠纷组织化更加明显的发展趋势。探寻中国社会矛盾纠纷高发频发的风险源头并非易事。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人们日益增长的权利需求与落后的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也越发明显。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纠纷“井喷”的源头性归因,可以从经济、社会、行政、司法、教育、党建等多个层面寻找症结所在,可以归结为经济快速发展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变迁巨大与社会结构分化、政府结构膨胀与管理服务缺失、公平正义有失与法治权威有限、教育扭曲失范与文化精神失魂、基层组织涣散与先锋作用迷失等六个方面的基本缘由,当然每个层面的不同病灶相互交织、盘根错节、复合迭加、甚至互为因果,均会不断诱发、催化出新的社会矛盾。这样更多地从批判的角度对社会风险来源进行比较系统而又一定深度的剖析,对于建立完善中国社会转型期基层矛盾治理格局应该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面对社会矛盾纠纷的不同表征与多元起因,广东的改革开放和先行先试无疑做了积极而富于价值的风险调控探索实践。如建立了以行政为主导的制度化路径,通过着重顶层设计、明确责任主体、构建联调机制、改革信访机制等措施,使以国家行政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权主导的矛盾解决机制成为一种基础性保障；拓展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社会化路径,提出了坚定人民调解发展方向、拓展人民调解职责内涵、创新人民调解体制机制的思路,特别在如医患纠纷、交通纠纷、环保纠纷等社会矛盾风险热点领域,大力推进和发展第叁方专业性、行业性社会组织的治理思路显得更富创新意义；创设了以诉前联调为机制的法治化路径,矛盾纠纷当事人到法院起诉后、在法院正式立案前,以法院为主导,法院与各行政职能部门、行业组织协调联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共同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探究了以复合治理为基本框架的多元化路径,通过厘清各种解纷方式的主体与特性、关系定位与路径选择、探索经验与现实困惑,对多元解纷机制的未来进路和网络结构做了具有一定前瞻意义的探讨,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中国执政党一直在探求国家长治久安之道。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综合治理,到中共十八届叁、四、五中全会相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无疑适应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同阶段的治理需求。然而,以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尽管历经多次改革,最终都是陷入了一种不良循环,特别是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镇街治理机构,由于强调与县级以上各职能部门的条条对接、垂直管理,反而造成基层治理部门分割、资源分散、单打独斗、效率低下。在这样的国情下,广东省创设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实战平台,通过有效整合基层社会治理资源,理顺治理机制,健全运行机制,凝聚了基层治理正能量,产生了1+1>2的治理效果。从广东经验中可以得到创新基层社会矛盾风险治理的五点启迪：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理念,强化“以人为本”价值观、推进“利民便民”服务观、践行“依法治理”法治观；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格局,盘活政府资源存量、优化镇街资源配置,培育基层社会组织,实现“官民共治共享”；创新基层矛盾治理体制,建立以县区为龙头、以镇街为支撑、以村居为基础、以网格为细胞的治理体系；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方法手段,推进指挥协调扁平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治理手段信息化、治理方式多样化；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目标管理,细化目标管理责任、强化综治政策工具、完善考评问责体系。这些思路和建议,体现了现代社会风险防控与治理的发展理念,对各地深化基层矛盾治理具有一定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张娣[4]2017年在《童年的“消逝”与“绽放”》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对1958年至2015年"中国少儿电视"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着重讨论了近30年间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基本情况和电视环境下中国少儿文化的基本状况,讨论了在中国电视体制和规制下,中国少儿电视与中国少儿文化重构的关系,以及中国少儿电视进入频道时代后的繁荣与危机,讨论了产业化和新媒体为少儿电视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本文以"童年的绽放"为标题,在认真汲取波兹曼《童年的消逝》这一"儿童电视文化史"的经典之作的学术素养的同时,也依据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童年消逝"理论的普适性问题提出了讨论和修正。依据本文的研究,无论是就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文化环境而言,还是就电视这一媒介平台所承载的中国儿童的话语权、选择权而言,中国少儿电视文化在近30年中都得到了积极健康的发展,童年的"绽放"是近30年中国少儿电视发展史的主流。全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除绪论外,正文共四章。第一章,简要梳理了中外少儿电视的历史。其基本材料和节点虽然来自《美国电视史》、《中外广播电视史》、《童年的消逝》等前人的着作,但在综合叙述的过程中,本文也尽可能地依据时代背景和技术发展,对不同时期少儿电视的特点进行归纳和提炼。其中,中国少儿电视"节目时代"、"频道时代"、"新媒体时代"叁个阶段的划分等,是前人所未曾明确言及的。第二章,通过对中外电视体制、媒介产权、电视规制的对比,讨论并肯定了了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制度优势与道路优势。同时,依据学术界的分类研究和个人的理解,对新闻类、娱乐类、教育类、服务类等类型的少儿电视节目的发展特征、制作方式、运营特点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研究。第叁章,讨论了中国少儿电视进入"频道时代"的背景、历程及意义。通过分析研究我国现阶段少儿电视呈现出的时代特征,阐释了"儿童本位"为出发点的中国少儿电视对中国少儿文化的曲折重构及贡献。认为与西方电视语境中的"童年消逝"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电视媒体兴起之后,对中国儿童的影响、对儿童本位的确立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文化传统中相对缺失的"儿童本位",包括儿童的选择权、自主权、话语权等等,都因电视这一媒介平台而渐次建构。第四章,讨论了我国少儿电视频道进入新媒体时代的发展特征,机遇与困境,探讨其所处的政策规制、市场竞争、受众需求、互联网冲击,以及人才制约等方面的问题,认为少儿电视的节目化、少儿电视频道以及少儿电视频道产业化,是中国少儿电视发展的叁大里程碑,也为中国少儿的健康成长,为他们的"童年绽放"搭建了最好的平台。同时以山东少儿频道产业化为案例,讨论了中国少儿频道产业化之路的可能性与可行性,提出少儿频道突破发展瓶颈的主要策略:内部架构的重建、节目品牌化的运作、构建节目之外的产业格局以及新媒体挑战下的媒体融合。下篇为《中国少儿电视大事年表》。《年表》以"条目纪年"的方式,尽可能清晰地"复现"近60年(1958-2016年)中国少儿电视绽放与发展的真实历程。《年表》中除了极少量的内容直接采自《1955-1983中央电视台大事记》外,其余的条目均来自网络主题检索和近百种《年鉴》、《年报》类纸质资料的逐页翻检,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原始资料的首次辑录。这份《年表》也是一部微型的《中国少儿电视史》,多少可以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聂鲲[5]2017年在《产业集群、产业共享、人力资本互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区域经济政策的重要领域。但是,现实中的产业集群,往往并未发挥出其“知识溢出”等关键作用。为此,本文集中探讨产业集群、产业共享、人力资本的相互关系,以深入解析产业集群推动区域发展的创新机制和规模效应。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有效形式,而人力资本是企业创新的核心资源。产业集群和人力资本之间往往为企业制度阻隔,使得企业创新不能顺利走向产业发展。因此,产业集群和人力资本只有充分互动,才能推进先进技术的外溢,完成产业集群推动整个产业发展的机制。但是,既往研究没有阐释清楚二者的互动机理,更没有探讨通过什么外力因素才能使二者充分有效互动。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与理论研究的深入,产业共享(Industrial Commons)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被认为是链接产业集群、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加里·皮萨诺和威利·史(Gary P.Pisano,Willy C.Shih,2009)指出,产业共享的兴衰决定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的产业竞争力,而产业竞争力归根结底源于人力资本状况。(1)美国政府在2012年和2013年分别把产业共享作为振兴产业和提升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和国家战略目标的叁大任务之一。(2)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产业集群、产业共享、人力资本叁者通过有效的互动关系,可以形成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种“叁位一体”的良性互动,是产业持续发展和升级的本质所在。在实践中,产业集群和人力资本的互动具有自发性。在产业共享不够丰厚完善的情况下,产业集群内各行为主体之间难以密切合作,松散的关系难以产生规模效应和创新效应。反之,产业共享越丰厚,产业集群和人力资本的互动就会越充分有效,对产业发展的推动力就越强。从国内来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新常态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本文符合中央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加快转型升级”的要求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理念;从国际来看,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和面临的共同课题,本文顺应了当前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从实践层面看,美国硅谷是基于“叁位一体”互动模式实现产业持续升级的典范,有很多经验做法值得借鉴。而中关村是我国着名的高科技产业园区,有必要率先探索“叁位一体”互动模式,以期为我国其他的产业园区提供参考借鉴。本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层面看,本文从产业共享的全新视角提出“叁位一体”互动的集群升级模式,不仅为产业的发展升级提供新的理论依据,而且也丰富了产业共享与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成果;从实践层面看,本文不仅对于促进我国产业园区的发展升级和人力资本开发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而且能够为政府从产业共享视角制定区域人力资本政策提供参考。本文的研究内容共有八个部分,具体如下:第1章是绪论。本章主要从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国内外文献综述、创新之处等方面,对本文研究的总体情况进行介绍。第2章是相关概念与理论。本章主要对产业集群、产业共享、个体层面人力资本、组织层面人力资本、个体知识、组织知识、区域知识、隐性知识、显性知识、知识溢出、知识螺旋等概念进行界定或辨析。同时,对产业集群理论、产业共享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知识溢出理论、知识螺旋理论等进行梳理总结,为后面的章节奠定理论基础。第3章是产业集群、产业共享、人力资本互动的理论分析。本章首先进行理论前提的设定;其次,构建“叁位一体”互动模型和人力资本转化模型,阐释叁者的互动机理以及人力资本对产业共享的影响,基于此,提出“叁位一体”互动的集群升级模式;最后,总结“叁位一体”互动模型的影响因素及其应用,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第4章是美国硅谷“叁位一体”互动分析。本章首先介绍硅谷发展的历程;其次,分别总结硅谷产业集群、产业共享、人力资本叁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基于此,总结硅谷“叁位一体”互动的基本特征,阐明硅谷产业集群的持续升级是基于“叁位一体”互动模式;最后,从叁个方面阐述硅谷“叁位一体”互动模式带给我们的启示,即注重在不同的阶段用各种优惠政策引进人才,通过强化产业共享的方式开发人力资本,政府发挥出恰如其分的职能作用。第5章是中关村“叁位一体”互动分析。本章首先介绍中关村发展的历程;其次,分别总结中关村产业集群、产业共享、人力资本叁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基于此,总结中关村“叁位一体”互动的基本特征,指出中关村“叁位一体”互动还不够充分;最后,对中关村产业集群和人力资本的互动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与启示。本章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关村产业集群和人力资本没有充分互动,需要借助产业共享这个外力因素加强二者的互动。第6章是硅谷与中关村“叁位一体”互动的比较分析。本章首先对硅谷与中关村的背景异同进行比较;其次,分别从硅谷与中关村的产业集群、产业共享、人力资本叁个维度进行比较,具体从自主创新能力、产业集群规模与水平、产学研互动机制、集群内非正式交流、企业间协作程度、政府作用、中介服务机构、区域文化、人力资本存量及流动性等指标比较硅谷与中关村的异同,基于此,对硅谷与中关村“叁位一体”互动异同进行比较;最后,阐述比较结果,进行原因分析。本章比较分析结果显示,硅谷产业的持续升级是基于“叁位一体”的良性互动,而中关村“叁位一体”互动不足。虽然中关村在产业规模、质量效益、创新能力等方面不断扩大和提高,而且具有人力资本优势,但是在自主创新能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和领军人才、创新效率等方面与硅谷存在较大差距。产生差距的原因很多,重要原因是中关村产业共享和人力资本这两方面存在不足,导致“叁位一体”不能充分互动。第7章是中关村“叁位一体”互动模式的对策建议。本章首先论证中关村可探索实施“叁位一体”互动的集群升级模式;其次,从叁个方面提出中关村实施“叁位一体”互动模式的具体建议。第一,强化产业共享,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强化产业共享的具体措施如下:进一步加强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互动机制,培育以非正式交流为特点的集群内人脉关系网络,发挥出政府恰如其分的作用,健全和完善中介服务体系,倡导开放合作创新的产业文化等。第二,制定以交流互动为重点的人力资本政策。人力资本政策如下:吸引集聚世界高端多元化人才,构建与产业发展紧密衔接的教育培训研发系统,完善企事业单位员工的水平流动体系,加强集群内员工的非正式交流,建立多维有效的员工激励机制等。第叁,把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作为产业发展升级的首要任务。第8章是本文结论。本章分别从“叁位一体”互动模型、人力资本转化模型、硅谷“叁位一体”互动分析、中关村“叁位一体”互动分析、硅谷与中关村“叁位一体”互动的比较分析、中关村“叁位一体”互动模式的对策建议这几个方面分别概括出主要观点和结论。
王秋苹[6]2010年在《当代中国报业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中期以来,在第叁次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信息化和高新技术产业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传统媒体的经营方式和运行模式受到极大的挑战,报业被推向了竞争的前台,报业竞争力问题研究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的变化要求。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对经济思想史上对竞争力理论的历史考察,在分析当代主要国家和地区报业发展特点和趋势基础上,剖析了国内外报业竞争环境的变迁及影响,对我国当代报业竞争力的基本格局、特征及趋势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报业竞争力的环境,同时以《福建经济快报》兴衰为例证,分析了报业竞争环境变化对报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影响。最后,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本文提出了提升中国报业竞争力和实现报业集团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和战略途径,并对未来报业竞争的趋势进行展望,这对新时期我国报业的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林颖[7]2014年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报业人力资源管理变革》文中认为互联网技术以狂飙突进的方式席卷当今世界任何一个产业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图景。在新媒体技术浪潮裹挟下,今天的报业传媒正经历着一场“没有地图的旅行”,在转型中寻找自我拯救的出路。在媒介融合的传媒生态中,报业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是报业转型的必由之路。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报业在内容生产、商业模式、信息技术系统和组织结构上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对报业组织中的人力资源将带来深远的影响。从管理学视角来看,人力资源是企业最核心、最有价值的资源。报业人力资源是报业组织中最核心、最有价值的资源,对报业能否成功实现转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技术倒逼报业转型的过程中,内容生产流程的再造、商业模式的重塑和组织结构的变革对报业人力资源管理既带来了挑战,又带来了机遇。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报业人力资源管理如何实现变革,促进报业人力资源在职业角色、知识结构、技术能力上的转型与提升,激发报业人力资源的职业热情,充分发挥报业人力资源的价值,探索出一条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报业转型之路,是当今传媒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迫切要解决的课题。本文以媒介融合理论、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为框架,分析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报业在内容生产、商业模式、信息技术系统、组织结构的转型与变革中对报业人力资源产生的影响,提出媒介融合的新传播时代,报业人力资源管理在人才规划、绩效考核、薪酬制度、培训开发等实践环节的对策,呼吁继续推进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报业人力资源管理向企业化、社会化、职业化管理回归。
杨娟[8]2011年在《中国媒介生产融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媒介融合是当前全球传媒界关注的焦点话题。在全球信息化大的产业背景下,中国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内容、渠道和终端等环节加速融合。在内容生产领域,新旧媒体互为补充、相互借力,促使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形式不断涌现,令人应接不暇。“全媒体”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命题在生产领域萌发,并迅速扩散到传媒运营的各个环节。以全媒体生产为路径探索的中国媒介生产融合,其价值不仅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带来传播变革,更是为日显困顿的传统媒体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也为国家“叁网融合”战略的实施注入新的活力。论文定位于实现一个问题式的理论架构,在作者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一些探讨。文章以传播学、经济学、媒介经营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视野,紧扣我国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脉搏,在诸多生产现场搜集大量一手资料,通过严谨的实证研究和典型案例分析,较为系统的论证中国媒介生产融合发展现状、特点、问题及发展路径等要点,提出建设性的生产思路,展开问题式的研究。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媒介生产融合的依据问题。在我国叁网融合新的产业政策和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高速发展的强大驱动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生产融合显得合理而必要。在媒介现实的生产中,传统媒体基于媒体之间传播特性的互补优势、受众和市场的现实需求、全媒体整合营销策略的优势、品牌延伸利益的最大化、价值链的优化等角度考量,日趋加速与新媒体在生产上融合渗透的步伐。本文的研究为媒介生产融合提供理论和实践的支持。在国内外媒介生产融合的发展现状研究中,论文提出,鉴于各国传媒的发展背景不同,各个国家的媒介在生产领域的融合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中国现阶段媒介生产融合的主要特点为：空间区域上的多样性和差异化融合；时间上的渐进式动态发展、螺旋上升式融合；形态上的有限融合。在传统媒体实践的微观层面,我国的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的生产融合先后经历了传统媒体网络版、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生产互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生产融合,目前正处在两者之间生产深度融合的品牌建立阶段。本文的研究建立在广泛的定量调查基础上,了解中国传统媒体生产现状,掌握传媒集团跨媒体、跨行业、跨区域方面的具体生产情况,为在中国大框架下传统媒体的发展提供宏观视野和战略发展路径分析。在对中国媒介生产融合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误区分析中,结合中国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生产融合的实践,通过大量的定量和定性调查研究,论文指出：由于中国传媒旧有体制的存在和监管机制不完善、传统媒体固有成见及新媒体自身生产不成熟,带来了中国媒介生产融合中的诸多问题和传媒从业人员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论文指出,传统媒体转型要观念先行,转变生产思路与理念比转换生产方式更重要；体制机制改革是传媒转型的关键因素；新媒体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决定融合力强弱的重要一环。在对中国媒介生产融合的发展路径探析中,本文首先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全媒体构想下中国媒介全景化的生产格局及全方位、立体式的传播格局。接着,文章从微观角度对中国现阶段传统媒体全媒体实践的路径选择进行归类分析。从中央媒体到地方媒体,其影响力、资金、技术、资源储备因素不同,“全媒体生产”路径也不尽相同,但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决定了“全媒体”生产实践必定要在一个全国性的大框架下发展。论文进一步指出全媒体实践诸多环节的实现,在传媒内部是一个想象力、思考力、决策力、执行力、凝聚力五力合力变奏的过程,这种合力构成了媒介的融合力,是传媒生产力能否提高的关键。论文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方式,选取中央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烟台日报传媒集团为考察单位,进行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生产融合情况典型案例调查。深入剖析了叁类主要发展路径：第一类在中央级别和极具品牌影响力的传媒中存在,以中央电视台为例：充分利用传统媒体的品牌影响力,将品牌在新媒体业务中无限延伸和扩散；第二类在省级层面传媒中出现,以上海电视台为例：全媒体集群式的发展路径。第叁类以地市级传媒集团为主,以烟台日报报业集团为例：新闻生产流程再造的发展路径。论文结合调查数据和调研情况,以新闻生产作为切入点,对以上叁大传媒生产进行了深入的案例分析,并对创建新闻中心之后的新闻生产进行深入思考。论文通过定量研究发现,开放有效的体制机制改革,人员技能、素质、观念的全面提高,是解决传媒生产现实问题的关键。而当前,在大部分传统媒体的改革以技术改进和平台建设为先导,“伤筋动骨”的体制改革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下,自中央级到地方级媒体的中央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烟台日报传媒集团大刀阔斧、具有战略发展意义的传媒改革,无疑从各个层面树立了中国传统传媒发展的标杆。本论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第一次系统、全面地对我国媒介生产融合进行研究。将中国媒介生产融合置入产业融合大的系统框架内进行阐释和分析,从不同的层面分析了我国媒介生产融合发展现状、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发展路径,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产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对策支持。2、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对传媒从业人员、传媒生产现状和传媒市场进行动态跟踪调研,探索媒介生产融合的发展规律,提出了全媒体生产路径的阶段化生产模式和具体生产策略。3、针对新媒体环境下传播格局的变化,提出改变的是获取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人们对于内容需求的核心并没有改变,而生产融合旨在建立下一代内容的生产优势,下一代内容显示了与新技术具有超强黏性的基本特性。提出以受众为中心的生产成为今天传媒生产的核心概念。4、提出媒介融合力即生产力。强调传统媒体媒介生产融合的本质是：将生产要素置于更加广阔的坐标系中进行最优化选择,发展传媒生产力。5、首次对不同层级的传统媒体生产现状进行广泛调研,以新闻生产作为切入点,提出中国媒介生产融合的特点及不同层面传媒的生产融合模式。
游梦华[9]2007年在《制度变迁与新时期广东报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的重点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新时期广东报业发展，得出制度变迁与新时期报业发展密切相关之结论，即制度的变迁是新时期广东报业迅速发展的动因，广东报业要进一步市场化、集团化、产业化，也同样要从进一步的制度变迁入手。本论文把1978年报业申请“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至今的一段时期界定为新时期，以制度变迁的视角，详细分析了新时期广东报业的市场化、集团化、产业化的过程，揭示了广东报业发展的主要途径即广告经营、发行、集团化、资本运营、跨媒体、跨行业、跨区域、跨形态发展、拓展农村市场和专业镇以及人才制度改革等，与制度变迁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制度可以限制报业的发展，制度也可以推动报业发展。本论文将历史分析和现实比较分析相结合，将产业经济理论与制度变迁理论相结合，将新闻学原理与经济学原理相结合，将实证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相结合，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逐层逐段剖析广东报业的发展轨迹和面临问题，并提出具备一定可操作性的对策。本论文按照下述步骤展开论述。首先，阐述新制度经济学及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和特点，介绍报业发展与制度变迁的有关文献综述。其次，厘清报业的基本概念，展现广东报业的历史与现状。再次，着重分析广东报业的广告经营、发行、集团化、资本运营、跨媒体、跨行业、跨区域、跨形态发展、拓展农村市场和专业镇及人才制度改革等诸多发展关节点，揭示制度变迁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最后，在对比报业与其他传媒、广东报业与日韩、英美报业的制度原因后，提出目前广东报业存在的问题及可供选择的对策。本论文从制度变迁入手，又回归到制度变迁，并不是同语反复，而是通过翔实的数据、事例和细致的分析，得出制度更替与报业发展的同步互动关系。本文试图揭示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交互结合，直接影响广东报业发展的进程和速度。本论文的创新之处，是首次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全方位具体分析广东报业新时期的整体发展情况，总结和提炼出广东报业发展的具体经验启示，以期供全国报业进一步参考与借鉴。同时，梳理出广东报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主要对策结论，供政府决策部门和报业实践部门参考。
钱广贵[10]2009年在《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研究：从两分开到叁分开》文中认为传媒体制改革是现在新闻传播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也被学界和实务界认为是中国传媒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但关于中国传媒应该如何进行体制改革和如何发展,不管是制度提供主体政府,还是学术界以及传媒实务界,则都比较缺乏一个整体的思考和设计。本论文采用系统论、嵌入与脱嵌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对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和中国传媒的未来的应然发展这个宏大命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论文的研究思路从两个方面相互呼应展开。一方面是从历时性角度,对中国的自1978年以来的开启的传媒体制变革进行了一个历史的考察和梳理。论文认为,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为起点的中国传媒市场化的体制改革到今天,基本上确定了传媒体制和组织层面的“混合型体制”的基本特征,并且遭遇了不可克服的现实和理论障碍。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的选择有其合理性,但这种“事业、企业混合型体制”也包括政府提出的“采编与经营两分开”的制度安排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的弊端,混合型体制本身又成为中国传媒进一步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的最大的障碍。另一方面是从共时性角度,导入对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最具影响的叁个场域即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博弈,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有的传媒体制变革的总体性特征。论文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变迁以及叁者博弈分析,检视了在政府依然强势、市场制度基本确定但远未规范和社会虽然发育但非常弱小的现实条件下中国已有的传媒体制改革和“实然”状态。在叁个利益主体即政府、传媒和社会的叁角关系和相互博弈中,传媒自身的目标函数市场利润和政府控制传媒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目标函数都得到实现,但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障和实现则出现了系统性缺失,社会在这种传媒发展形态中处于是被遗忘的对象。这种“实然”状态显然并非传媒发展和体制改革的理想状态。同时,传媒的基本功能和需要履行的当下中国社会断裂、利益博弈严重失衡和公共权力被滥用需要监督的历史性功能都没有得到实现。因此,在分析了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合理化关系即社会本位的确立的基础上,论文认为传媒的体制改革和发展在履行历史性功能的时候应该是以社会为本位,而这种社会本位的传媒“应然”发展和功能需求提出了传媒结构调整的客观需要。论文的核心观点认为,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应该从“两分开”向“叁分开”发展,即国家传媒(指履行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目标和功能的传媒类型)、公共传媒和商业传媒的分开发展,进行传媒系统结构的重建。并且叁种传媒各自定位,分别履行不同的社会功能和职责,进行不同的制度安排和体制设计,从而共同完成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和保障。论文指出从“二分开”到“叁分开”传媒体制改革遵循的路径应该是渐进式。一方面,论文认为我国的传媒发展和叁分开体制改革必须遵循渐进式,另一方面,论文从渐进式本身的负面后果和对于渐进式认知的修正指出,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不仅遵循渐进式的路径,更关键的是彰显和实现从“形式渐进”到“本质正义”的传媒发展。传媒发展必须公平、正义,关涉和维护彰显各个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在本质正义的核心要求下,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必须以社会公众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基点。从两分开到叁分开的传媒体制改革,在中国当下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在与政府、社会和市场的理性关系的构建中,实现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和张大,注定是一条曲折而漫长的道路。但是,这也是一条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必须遵循的道路。
参考文献：
[1]. 《案例》：广州南方科技公司开发中心[D]. 熊艳云. 暨南大学. 2002
[2]. 困境与裂变：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战略研究[D]. 周钢.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3]. 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D]. 邓少君. 武汉大学. 2016
[4]. 童年的“消逝”与“绽放”[D]. 张娣. 山东大学. 2017
[5]. 产业集群、产业共享、人力资本互动研究[D]. 聂鲲. 吉林大学. 2017
[6]. 当代中国报业竞争力研究[D]. 王秋苹. 福建师范大学. 2010
[7]. 媒介融合背景下报业人力资源管理变革[D]. 林颖. 复旦大学. 2014
[8]. 中国媒介生产融合研究[D]. 杨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9]. 制度变迁与新时期广东报业发展研究[D]. 游梦华. 暨南大学. 2007
[10]. 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研究：从两分开到叁分开[D]. 钱广贵. 武汉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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