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芯片博弈的历史钩沉
本刊记者 之新
在以芯片为代表的半导体产业领域，日美两国曾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展开激烈竞争并发生摩擦。最终，通过两个“日美半导体协议”的签订与落实，美国在博弈中获胜。
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谢若初对本刊记者表示，贸易摩擦是长期影响日美关系的主要议题之一，日美同盟关系的维持与发展离不开对这一议题的处理。日美围绕芯片展开的博弈仅仅是两国间一系列贸易摩擦及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代表性案例，其实质是双方在国际环境出现变化征兆的前提下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争斗；反映了超级大国美国面对后发国家时所秉持的霸权主义心态与零和思维；体现了政治、安全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核心地位。
同盟不同心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从宏观上讲，日美同盟为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战略支撑，同时也为日美贸易摩擦的发生及其对日美同盟关系的影响埋下了伏笔；从微观上看，起初是在美方主导下出现政治化倾向的日美贸易摩擦，后来逐步脱离了单纯经济范畴，成为两国进行多层次、多领域利益交换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对美国而言，主动挑起贸易摩擦实际上已经带有强烈的政治对抗意味。
维护、拓展自身国家利益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处理日美各领域双边关系的唯一准则。换句话说，日美关系的好坏取决于两国利益的契合度。
战后初期，为了扶植日本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美国以同盟关系为依托不仅向日本提供了包括核保护在内的全方位安全保障，免除其发展经济的后顾之忧，还在资本、市场、技术等领域对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进一步便利，半导体技术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令美国始料未及的是，日本半导体产业在其并不重视的民用领域凭借更为低廉的人工成本、更为有效的政府引导等优势迅速成长。
本来，当日本在经济领域逐渐威胁到美国主导地位之时，美国必然会在霸权思维的指导下阻止日本崛起。而日本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变的战略意图在引起美国警惕的同时，也为美国提供了进一步打压日本的绝佳切入点。历史事实证明，为寻求美国在政治上的认可与支持，日本在经济上对美国做出了诸多妥协与屈服，从而最终导致整个日本经济发展的减速。日本以惨痛的经济代价，换来了有限的国际政治地位提升；美国则对日本经济采取压制战略，得以延续其世界政治经济的霸权地位。
政治经济互动剧
回顾战后日美贸易摩擦史，日美同盟作为“高级政治”因素往往能够对经济等“低级政治”因素产生决定性影响。究其原因，不仅是由于受到日美在战后形成的不对等关系的影响，更是由于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日本政坛产生了由经济大国转向“政治大国”的战略意图。
从结果上看，即使在博弈中取胜的美国也不能称作是完全意义上的赢家，在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之后，韩国、中国台湾等成为半导体行业的后起之秀。目前，虽然日本相关产品的影响力有限，但市场份额并不能完全体现日本在以芯片为代表的半导体产业领域的全部优势，此次日本在对韩贸易摩擦中祭起半导体材料大旗的举动足以证明这一点。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日美发生第一次贸易纠纷以来，日美两国围绕贸易问题展开的博弈从未停止。从总体上看，出于维护自身重大经济利益的考量，美国逐渐将政治因素引入到处理两国贸易摩擦的过程之中，在博弈中处于主导地位。
人员素质是保障工作人员自身安全和提升工程质量的最直接和最基本的因素，所以在公路工程的施工过程中，需要全面提升工作人员的素质。在具体的工作开展中，对一线施工人员的素质提升方式为让其了解安全事故引发的后果，并讲解如何对这些事故进行规避，经过长时间的培训后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自然会获得提升。对于现场监管人员，培训内容为让其了解各类安保设施的佩戴方式和方法，同时也要让其了解各类机械设备的故障表现形式，通过及时发现安全隐患的方式降低安全事故的发生几率。而对于技术人员，施工单位可以建设全面追责制度，并要求这类人员主动研究专业知识以规避工程安全事故，防止在公路的运行中发生问题。
由图5和图6可知，微波作用时间和微波功率对脱水量影响显著，而物料量的变化对脱水量影响不显著。物料量的增减对于时间和微波功率对脱水量的影响趋势没有显著影响，但可以看出，在低功率条件下，物料量少时脱水量要略高于物料量多的情况。而在高功率的条件下，物料量越大，脱水量越高。
基于上述历史背景，美国开始对日本半导体产业展开全面打压，其主要工具便是“301条款”。通过这一条款，美国可以对相关国家进行调查、报复，其也是美国通过掌握贸易规则制定权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象征。迫于“301条款”的压力，日本只得于1986年初签订了《日美半导体保证协定》，在出口和进口两方面逐步丧失了自主权。谢若初分析，在动用“301条款”的同时，美国还逼迫日本签订了促使日元大幅升值的“广场协议”，进而从汇率角度削弱了日本相关产品的竞争力。
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半导体产业已经在多个方面对美国构成威胁。“具体而言，首先，在最为直观的经济层面，日本半导体产品的大卖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其相关行业不得不面临巨额损失。其次，在安全层面，随着相关产品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日渐广泛，美国既担心其未来军力发展受到日本制约，更害怕相关技术通过日本流向其战略竞争对手。最后，在心理层面，与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思维颇为相似的是，无论是早期包括技术在内的多方面支持，还是长期以来使日本免于将资金与精力投入到国防领域，美国或多或少都将日本的成功归结于自身的付出，进而产生了‘吃亏’并寻求补偿等念头。与此同时，作为在众多领域保持绝对优势的霸主，在来自苏联的安全领域威胁趋于弱化的背景下，美国绝不能容忍在经济、科技领域被日本威胁甚至赶超。”谢若初表示。
此外，从同盟视角出发，日美芯片博弈的过程并不是美国单方面施压、日本单方面妥协的单向剧情，而是日美双方以同盟关系为媒介，进行政治、经济跨领域利益互换，各取所需的互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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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祸水外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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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编纂委员会成立后，从事编纂事务的职员群体有了一个独立、统一、固定的组织。因此，编纂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群体的正式形成。尽管1935年以后“编纂委员会”这一名称不再使用且成员结构和数量都发生很大变动，但从事编纂事务的职员群体却继续以“编纂”或“编纂室”的名义独立存在着。据笔者统计，1929至1937年间，任职于编纂委员会或编纂室的成员共计有28人（见表2）。
反观日本，由于其在安全方面对日美同盟存在高度依赖性，且在确立经济大国地位之后，强大经济实力成为日本追求“政治大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战略资源，所以日本在相关博弈中往往呈现出退让与妥协的姿态。
谢若初表示，日美就贸易摩擦展开博弈的时间节点，大都与时任美国领导人的政权稳固程度密切相关；而将日美同盟作为路径与筹码用于处理日美贸易摩擦问题，已经成为美国领导人缓解国内执政危机的惯用手段。
二战后，贸易摩擦问题既涉及维护美国经济利益这一仅次于维护本土安全的重要战略目标，又与维护美国世界性领导地位的战略诉求密切相关。
在美国看来，贸易摩擦对美国经济实力造成的损害不仅影响其在战后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霸主地位，还会从物质基础层面对美国在军事等领域的绝对优势产生不利影响。无论出于帮助国家走出经济困境的战略需求，还是出于使自身摆脱执政危机的政治考量，利用世界经济霸权及国际货币协调机制，甚至不惜凭借强大军事力量来摆脱国内困境，依然是作为超级大国领导人的美国总统的基本选项之一。
综上总总因素，使贸易摩擦问题早已超出单纯的经济范畴，成为美国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主要争夺领域与基本途径，而这种现象在日美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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