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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亚洲金融市场动荡的几点认识
1997年7月2日，泰国被迫宣布放弃苦心孤诣维持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西方主要货币挂钩的制度，听任其随市场供求浮动，泰铢汇率随即大幅度下跌，股市立即受到冲击，市场出现一片混乱。8月下旬起， 市场动荡的冲击不断蔓延到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基本因素比较薄弱的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先后出现了贬值。其后，经济基础较强的新加坡元、台币、韩元和港元也受到了强大的贬值压力。10月初，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终于冲破了亚洲的地域局限，向全球扩散，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市场动荡。北美、欧洲、澳洲的股票市场全面下跌，出现大跌大升的波动。到10月底，全球市场的动荡之风再吹回东南亚及东亚地区，货币汇率和股票价格全面下跌，国际游资即将发起攻击的各类传闻不胫而走，稍有风吹草动就掀起抛售风潮。整个东南亚及东亚地区呈现一派秋风萧瑟的景象。这次严重的亚洲金融动荡留给人们许许多多深刻的思考。
这次东南亚金融动荡的形成与发展的原因是内因与外因并存，以内因为主
90年代以来，全球金融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严重动荡的事件，不少是与国际投机资本对一国金融市场的冲击有关。在这次东南亚及东亚金融动荡中，国际投机资本再次做了淋漓尽致的表现。那么，外部冲击是造成市场动荡的主要原因吗？我们应该注意到，有意发动冲击的国际投机者必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跟踪目标国的基本经济发展情况、体制及制度状况，寻找目标国在经济实力应付市场动荡最脆弱，且经济、金融制度中又存在漏洞时发起攻击。这次东南亚及东亚金融动荡也不例外。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东南亚各国及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国外资金不断进入，以“泡沫”经济为主的各种问题也随之产生。房地产市场过热，金融监管不健全，逐步造成银行信贷风险日益增大；投资过热，进口过度增长，国内工资成本上涨过快，出口竞争力下降，逐步形成经常项目下的逆差和财政赤字；资本市场全面自由化，金融调控体系不健全，对大量国外资金流入缺少有效管理，外债水平过高，货币及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受到损害。正是这些老生常谈的问题，使亚洲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危险境地。并且也为国际投机者提供了可以发动冲击的可乘之机。因此，这次亚洲金融动荡的主要原因是内在的客观经济基本因素。国际游资则在特定的时间内，在一个国家或局部地区内，对于金融动荡的形成起到了“导火索”及依势而动、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作用肯定会加剧市场的混乱，并具有相当的破坏性，但不能认为是金融动荡的根源。
“以本币打击本币”的教训
国际投机者冲击一国的货币汇率，关键性的条件是必须直接掌握大量的该国货币，或者是有随时获取大量该国货币的渠道，在这次东南亚金融动荡中，泰铢所受的冲击是个鲜明的例子。泰国在90年代初期放开了对于泰铢出入境的限制，国际投资者可以在泰国本国及海外的银行自由地获取泰铢信贷；曼谷国际银行业务设施也为外国人提供获取泰铢的便利；对于外国人在泰国开立离岸泰铢帐户也处于放任自流状态。显然，国际投机者可以从各条渠道筹措而获取泰铢，包括利用泰铢远期合约的方式，而这一切当被投机者集中汇集成一个相当大的数字时，便可以成为投机者发动攻击的武器。在一个选定的时点，投机者在泰铢现货及期货市场上集中抛售巨额泰铢，对中央银行造成巨大的压力。当银行支撑不住，导至泰铢大幅度贬值后，投机者再用外汇购进贬值后，投机者再用外汇购进贬值后的“便宜”泰铢，去偿还以前通过各种方式筹措的泰铢，从而在汇率差价中实现巨额利润。
国际投机者冲击一国货币汇率制度的方式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即投机者只能运用一个国家的本国货币来打击其本国货币汇率。显然，对任何国家来说，在其整个金融体系中，管好本国货币在境内外的流动是至关重要的。毫无疑问，金融市场的开放是世界各国的一个大趋势。但是，由于金融、特别是货币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核心环节，金融、货币的稳定与否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因此，一个国家开放金融市场必须与其对于金融、货币稳定的控制能力相适应，否则将可能使本国的经济安全失去保证。
对于“金融市场接触传染”的认识
在一个区域内，以至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和金融市场出现连锁性的动荡或危机，一直是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由于近年来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的进程在加快，金融衍生工具及交易在急剧膨胀，金融资产日益虚拟化的程度更加明显，再加上各国在金融体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那样的薄弱环节，因此从理论上说，在全球金融市场上，一旦在某一个环节上发生故障，便有可能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多个金融市场，甚至全球金融市场的危机。而导致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是，一国的金融危机使该国的银行丧失对外支付能力，由于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各国越来越密切的相互间债权债务基础之上，一国对外清偿支付能力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支付能力，从而使整个金融市场上债权债务的锁链中断，引起大范围的金融危机。
但是，这次亚洲地区出现的金融动荡，以至在全球引起的波动，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哪个国家出现严重对外支付困难，即使是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也没有中止对外正常的清偿，那么，是什么在传导着金融市场间的动荡？人们开始注意到现代金融市场上的一种日益明显的现象——“金融市场接触传染”。在国际金融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至少有三个突出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一是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被前所未有地运用于金融业，资金的流动与交易变得越来越迅速和便捷；二是信息产业的高速度发展使信息在金融市场上的透明度越来越高，且传播速度也达到惊人的程度；三是参与金融市场的投资人，其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敏感和脆弱，投机与恐慌矛盾的心理交织在一起。这三个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构成了所谓“金融市场接触传染”的基础，也成了现代金融市场间传导动荡因素的媒介。
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越来越乐于接受各种创新的衍生金融工具，大量从事金融交易活动。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可以保值避险，也可以进行高风险性投机，两者在交易时又往往很难明确区分。因此市场参与者的心理就变得十分微妙，局势平稳时，投资者的金融投资行为非常大胆，而一旦出现风吹草动，非常敏感的情绪会很快转化为金融恐慌心理，并对市场变化做出强烈的反映，或者是果断中止对于某些金融产品的经营行为，或者是大量抛售某种金融工具，甚至全面退出某类产品及某区域的金融市场。这种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动荡。这次东南亚金融动荡的传导机制也主要表现了这些。
东南亚及东亚金融动荡对我国的影响
这次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出现的金融动荡没有对我国造成直接的冲击性影响。原因有两条：一是我国宏观经济因素与周边国家明显不同，由于我国已经连续四年实行对金融业的治理整顿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经济过热的各种因素基本消除，金融稳定的基础十分牢固；二是我国没有放开资本项目的管制，没有给国际投机者提供以“本币打击本币汇率”的渠道。
我国作为亚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亚洲金融动荡也将会给我国造成各种间接的影响。主要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亚洲金融动荡使我国极大地加深了对于金融风险的认识
这场国门之外的金融风潮使我国的各级政府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公司企业以至广大的人民群众受到了一次金融风险的生动教育。各方面都深刻认识到了金融安全的重要性。随着对于这次亚洲金融动荡各种深层原因分析的深化，人们对于金融风险的再认识也会不断更新，这对于我国金融机构和公司企业今后的经营管理，以及对于我国各政府决策机构在今后制定各种政策措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周边国家货币不同程度的贬值将对我国对外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格局产生一定影响
亚洲金融动荡后，东南亚及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汇率都出现了贬值，从今后一段时间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将会处于较低的水平，根据基本经济规律，软货币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出口，抑制进口。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货币贬值无疑会给我国今后的出口形成一定的竞争压力，对于我国旅游等服务贸易出口也形成挑战。竞争的压力将对我调整出口产品结构、地区结构、市场结构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金融动荡加大了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和证券市场价格水平的波动，从而使我国对外经济往来活动的风险增加
这次亚洲金融动荡之后，国际上主要的机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以及各大国际性银行等，都可能对于亚洲及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做出新的分析和评估，不可能每个投资人的判断是一致的，因此，国际资本就可能在不同市场间频繁流动，作为金融动荡后的必然结果是国际金融资本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重新配置。正是由于巨额资金的大量运动，预计今后一段时期，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利率以及证券市场价格水平等将处于较大波动之中，这将使我国金融机构与国内公司企业参与国际市场运作的不确定性增加，今后一段时间，在境外筹措贷款、发行债券以及贸易往来的货币选择等，都可能面临更多的风险。我国外汇储备经营面临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
四、金融动荡使亚洲市场的信誉地位处于弱势，这对我国吸收利用国外资金产生一定影响
这次亚洲金融动荡之后，人们对于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经济体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倍加重视，由于一些体制上存在的深层矛盾是短时期无法解决的，因此今后一段时期，亚洲金融市场的整体信誉地位将处于弱势，国际资信评级机构将会把亚洲的银行及债券确定为较低的信用评级。我国尽管在这次亚洲金融动荡中没有受到直接冲击的影响，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稳中趋强，但出于敏感性的心理影响，周边国家的金融动荡也将会拉低我国的信誉地位。再加上我国金融体制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需要克服和解决的问题，因此，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金融机构的信誉评级可能不会太高，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由于全球资本市场正在进行结构调整，估计今后一段时期流入我国的国外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可能会放缓。同时，我国在境外的筹融资活动的成本有可能提高，筹资难度加大。
树立整体风险意识，建立宏观防险机制
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波，一些不同体制、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结构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都受到了或大或小的影响。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最完备的社会制度，可以避免金融风险的冲击。所不同的，只是风险的形式、程度、范围、持续时间和解决的手段不同而已。所以，从各角度去分析和总结这场风波，都可以得到许多正面的启示和反面的教训。
金融风险的蕴含、积累和爆发，既有其内在的根源，也要有它的客观环境。只要有商品生产，就隐含着风险的因素；只要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就会有社会性的风险因素；只要是经济的国际化，就避免不了出现超国际的、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风险。无论是生产风险、市场风险、金融风险，时时刻刻都存在，人们所能做到的，只是不要使风险酿成系统性和全局性的；一旦风险爆发，也要把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以内。一部世界经济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们认识和防范风险的历史。
东南亚金融风波，至少有个基本的观念值得反思。人们常常对市场经济持有一种轻松的心态，以为依靠市场力量，就能够消弭风险，然而东南亚的金融风波，说明完全开放型的市场经济，并不能与风险绝缘。另一种是以为受政府左右的经济是最可靠的经济，而事实上，政府强干预的经济，也避免不了风险的惩罚。问题是市场也好、政府主导也好，归根到底，还是决定于人们对经济基础、经济环境、经济控制力的正确判断、选择和抉择。如果人们受制于某种观念、意志、行为和制度的牵制，就必然难逃劫数。
在现代经济中，金融有独立运动的趋势，使人们产生金融幻觉，陶醉于经济的惊人奇迹和金融市场的空前繁荣；然而，一旦风险骤然降临，复巢之下几无完卵，“泡沫经济”越大的国家，遭受的损失越惨。过去不久的墨西哥危机、智利危机、阿尔巴尼亚的金字塔计划，至今使人谈虎色变，而今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又席卷大半个亚太地区，并有祸及欧美之势。有人把这次危机的原因归咎于国际投机者，有人责备政府某个领导者，有人对某些国家的政策愤愤不平，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存在，但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和宏观金融与经济的调控能力。中国在这次金融风波中没有受到多大冲击，不能不归功于1993年以来成功的宏观金融调控。
宏观金融调控，它的外壳是对货币总量和金融结构的控制，而真正的根基还是在于经济结构内部。从1993年以来，我国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进行了“三乱”的治理，强化了金融监管，并加大了金融开放步伐，一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谨慎的货币政策、对金融行为的规范与约束，使我国金融体系具有较强的防险能力，这是值得我们庆幸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对金融风险掉以轻心，高枕无忧；必须充分估计到我国经济金融内部潜在的不稳定性、不安全性因素，迫切需要继续强化金融宏观调控能力，增加金融宏观调控手段，以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形成良性的金融运行机制。
防范和消化金融风险因素，是金融部门当前以至今后一个时期的紧要任务，而又不只是金融部门的事情。不能只从金融方面来看金融风险，更多的是要从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方面来看金融风险。如财政支出膨胀、无效投资过大、企业效益低下、产业结构失调、对外负债过重、金融行为不轨、经济金融发展战略失误，都会激化现存的矛盾，诱发新的危机因素。因此，需要有宏观的金融风险意识，要从全局角度来预防和消化金融风险。目前有一种倾向，总是寄希望于用金融手段，特别是企求用放松银根的办法来解决某些具体的经济难题。如商品房卖不出去，希望银行增加住房抵押贷款；企业亏损多，希望银行降低贷款利率，以至于冲销积欠的陈贷；为了解决某些企业开工不足，也希望于银行多提供新的贷款；企业资本金过少、负债率过高，希望增大股票上市和扩大债券发行；等等。这些经济方面的需求，从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来说，都是合理的要求。然而，这些具体困难的解决，靠单一的金融手段是无济于事的；相反，可能事与愿违，会继续扩大金融风险因素，加剧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防治和化解金融风险，同解决现实经济中的具体难题是不是相互对立的呢？泰国、韩国等在解决金融危机中，从本身的需要或国际金融组织提供救援的条件来说，都不得不从宏观管理上寻求解困的途径，实行“一篮子”改革计划。已经陷入风险境地的国家，在紧急的情势之下，只能义无反顾，实行断然的调整政策，并为此而付出昂贵的代价，有时也不得不牺牲一些国家利益和集团利益。那么我们这样的国家，在宏观金融调控方面，要不要有一些更大范围、更具影响力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手段呢？回答是肯定的。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战略角度和从国际环境和全球产业结构急剧变动的趋势来安排化解金融风险的具体途径、政策和手段，才是一种积极的、动态的、相对安全的调控，远比解决若干具体问题更为重要，更为有效。
在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并不意味着信贷收缩。银行不愿意贷款，并不等于风险压力减轻了；企业把欠银行的贷款赖掉了，也并不意味着风险因素就消除掉了。消极的控制和积极的化解，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含义。寻求以市场为导向、以制度创新为动力、以行为规范为基础、以政府威望为支点的宏观调控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一整套防范和消化金融风险的制度架构和政策体系，那么，许多风险是完全可望化解的，至少不会出现突发性事件。目前有不少企业处于“假死”状态，需要区别对待。对没有生命力的企业，不如让它早死，对休眠中的企业，就让它们早一点活动起来。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不可偏废，两个市场都要充分利用。在国际市场上缺少竞争力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还可能找到施展能力的场所；在城市赶不上潮流的企业，在农村市场上还会有所作为。中国是一个国内市场极有潜力的国家，拓展国内市场有广阔的天地。因此，化解金融风险，着力点在于提高金融资产质量、强化金融运行效率、规范金融行为、健全金融体系、发展完备的金融市场。以金融促经济、靠经济带金融，使经济结构逐渐优化，金融体系素质不断提高，就能够从整体上形成防险和化险的机制，那末许多难题就不难找到缓解和消化的途径。
健全金融法制 依法治理金融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在当前好的经济形势下，金融领域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金融体制还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新形势的要求，金融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薄弱，金融秩序比较混乱，乱办金融的现象较为严重，一些金融机构违法违规经营，金融犯罪活动猖獗，金融领域的风险因素加大。从上述存在的问题分析，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金融法制不健全，法制观念淡薄。因此，健全金融法制，依法治理金融是贯彻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首先，应根据深化金融改革和金融业发展的需要，加快金融立法步伐，把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要制定和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方面的法律和规章，明确设立各类金融机构的条件和程序，明确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严格把好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关；严格执行银行、信托、证券、保险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制定和完善各类金融机构业务经营方面的法律、规章，明确各类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引导他们健康发展；制定和完善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使各类决策权力、各项业务过程、各个操作环节和各个员工的经营行为都处于缜密的内部制约与监控之下；根据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需要，抓紧制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方面的法律、法规，使那些问题严重、无法再继续经营下去的金融机构及时退出市场。
第二，加大金融执法力度，维护金融秩序。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应认真依法履行对金融业的监督管理职能。在金融监管方面要逐步实现四个转变，即从行政管理为主转向以法治为主；从合规性监管为主转向合规性监管和风险监管相结合；从现场稽核为主转向现场稽核和非现场稽核相结合；从依靠传统监管方法为主转向依靠现代化监管方法为主。中国人民银行对在金融监管中发现的各种违规问题，应依法予以处罚。各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要树立依法经营的观念，使金融法律法规真正落到实处。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置国家法律、法规于不顾，擅自批准设立金融机构和非法办理金融业务，严重扰乱金融秩序。这些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一般都存在高利率集资、资产质量差、内部管理混乱、家族或个人控制等问题，一旦支付出现困难，就会引发地区性金融风波，不仅扰乱了金融秩序，也直接危害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安定。对非法金融机构，必须一律予以取缔；对非法金融活动，必须一律予以禁止；任何名义的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因参与非法集资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应由自己承担；对非法集资活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一律不准提供开户和结算服务，不准垫付资金。
第三，大力开展金融基本知识、法律、法规、政策的学习和宣传，建设高素质的金融从业人员队伍。按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要求，要在全社会广泛深入地开展金融知识、法规政策的学习、宣传、教育活动，以提高全社会各方面的信用观念和金融市场风险意识，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自觉按经济规律和金融规律办事，支持银行履行职责和依法经营，改变随意干预银行正常业务活动的做法。同时，要加强对广大群众的宣传、教育，自觉抵制各种非法金融和非法集资活动，避免遭受损失。所有的金融从业人员都应该学法、知法、守法，要牢固树立依法经营的观念，提高依法经营的自觉性。
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和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从1979年以来，金融改革一直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前列。金融体系改革的成功主要体现在金融宏观调控方式转变和金融组织体系建立两个方面。但是，货币政策作用的传导需要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开展业务也是在金融市场中进行的。这样，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就成为金融领域中比较基础性的改革内容。事实上，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在某些方面确实成为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的“瓶颈”。所以，金融改革要在金融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
加大国债公开市场操作力度
首先，在逐步取消直接控制贷款限额的情况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现实选择是扩大公开市场业务。公开市场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发生直接作用的场所。目前，我国国债的发行方式进一步市场化，国债的余额具有一定的规模，品种逐渐丰富，流动性也得到了明显的增强，这一切为中央银行实施以国债为工具的公开市场业务提供了可能性。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者参与国债交易，因为参与者越多，公开市场业务的作用也就发挥得越充分；另一方面，市场的作用就是通过资源的充分流动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我国现行的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前提下，货币市场的短期资金与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可以在国债公开市场进行重新组合，进而提高不同市场间的资产流动性。
金融市场应该具有高度统一性
外汇市场从表面上看是一个二级市场网络，即银行间外汇市场和外汇调剂中心。由于通讯技术、制度规章，交易程序、资金清算等条件的成熟，外汇市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一级无形市场，完全实现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汇率。1996年1月， 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开始运行，但同时存在一个并行的区域货币市场——地方融资中心，而且两个市场形成了两个资金价格。货币政策是一个总量政策，货币政策需要一个高度统一的货币市场，所以，我们应该尽早地使规范性较差的地方融资中心并入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网络，甚至取消地方融资中心，最终形成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提高货币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在资本市场方面，中国证券交易市场已初步形成以上海、深圳证交所为中心、以集中交易为主的全国性市场，一些证券交易中心作为区域性市场，也主要代理上海、深圳的交易业务。资本市场统一性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股票发行市场上，监管部门仍然以地区为单位，进行上市公司家数或上市规模管理。第二，可以预料，在未来几年证券投资基金在我国会有很大的发展，而目前投资基金的交易主要在区域性证券市场上进行，要尽快实现全国统一的募集和交易市场。
管理和发展是金融市场的两个方面
相对经济发展来说，目前的金融机构数量并不算少，而且仍处在膨胀阶段。金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意味着市场参与者之间竞争的加剧。为了保证竞争的有序，必须加强金融监管。我们所强调的中央银行独立性不仅仅体现在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还应该体现在旨在保障货币政策顺利实施的金融监管方面。具体地说，就是实现从“一级调控，分级监管”到“一级调控，独立监管”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央银行的着眼点面对整个宏观经济和金融大市场，而不是维护最终导致各地方经济在一个不平等的金融背景中畸形发展的行政区、经济区合一的封闭状态。金融监管将是中央银行派出机构的主要工作。为了使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准确领会总行意图，做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必须尽快跨行政区设置中央银行分支机构，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金融监管体系。另一方面，金融风险的防范也依赖于金融市场的完善。当前世界许多地区发生了局部金融动荡。在这次危机中，我国经济虽然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但应当吸取许多教训。完善的金融市场机制能够缓冲危机的冲击，并能通过市场中形成的信号将危机防患于未然。
引导外资金融机构的结构调整
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必须以补充国内金融市场为宗旨。为保证国内金融体系安全、稳健地运行，应该突出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中的主导作用。针对以外资银行分行为主的在华营业性机构增多这一特点，今后我们应该逐步倾向增加保险机构和投资银行的数量，尤其是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以满足我们急需国际经验的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需要。
通过实践，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发达的金融市场在加强和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实越来越重要，发展金融市场的社会条件也在逐步成熟。但是，金融市场的发展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探索，经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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