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理论与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涉及到目前再次兴起的关于现代化和现代化理论的争论。在这篇论文中，我建议把趋同性发展的进化观与不同发展路向的观点结合起来。这样，人们也许可以不对历史目的、进步的必然性和“交往对暴力的胜利”等问题进行本体论的论证情况下，就能理解当今各种变化的“惊人的相似性”（令人困惑的相同结局）。
我认为，现代化是在时间上相关联的三个进程：第一，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百年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各种小的团体发展成为今天的现代社会；第二，是落后者的各式各样的追赶过程；第三，是现代社会自身通过创新和改革来战胜新的挑战的努力过程。
显而易见，自1989年以来的东欧“后共产主义社会”转型的问题，给关于现代化的争论带来了新的推动。因而，我以探讨转型研究中的“理论错误”和转型社会的类型学开始本文。在第二部分中，我将探讨对各种不同的发展路向进行阐明的各式各样的理论观点。在第三部分中，我将勾画出当今全球社会的一个三层级结构模型，以及每一层级的各种可能的变体；最扣人心弦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条与西方道路相异的、也许比它更为优越的亚洲现代化之路？最后，我试图对当今的现代化争论作出一个简要的评价。
一
在一个短暂的历史瞬间——1989年的转折前后——社会发展方向问题似乎很明确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解体，和各个地区的权威型社会向民主型社会的令人注目的过渡，被总括地解释为似乎是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胜利，这虽然并不意味着贫乏和冲突的结束，但总是意味着包含有巨大冲突性的发展模式的终结。在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中，在1974—1990年间，约有30个国家开始了向民主体制的过渡。这种情况似乎表明，在结构功能主义的发展观中，被作为确定的基础体制而长期形成的那种东西， 业已完全实现：按照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1969，1971）的说法，是在一个“分化”、“地位提升”、 “价值普遍化”和“包涵”等等的过程中进化的共相发展。
R.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 ）提出的现代化的经典定义得到了证实：
对于现代化，我理解的是源于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政治大革命的一种社会变迁模式（……）。它存在于一些领先发展的社会的经济进步和政治进步之中，也存在于后来者的追随于前者的转变进程之中（本迪克斯，1969，第506、510页）。本迪克斯的扩展论和追赶论，一下子解释了国际社会的分层，解释了由于先进者对自身的捍卫和落后者自身的追赶所形成的竞争，也解释了在长期过程中先进者和落后者的地位在层级排列中的变动。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方面来说，在1989/1990年转折时期，与这种观点相吻合的是如下这种信念：在指令性经济和权力集中型政治消除之后，全面的革新力量将被显露出来，在以前受到阻滞的社会体制的形成过程，将会被加快；同时，许多内在的促进变迁的力量将会被动员起来，从而，经济的增长和政治民主化的成效的迅速产生，将是可以期待的。因此，以一个虽然痛苦的、但是短暂的过渡为代价，看来也是值得满意的。
在发生这场戏剧性事件的6年以后，我们看到， 转型不仅比我们预想的要艰难得多，而且在一些国家中已经成为疑问。关于“现代化的衰败”（Breakdowns of Modernization）， 在许多的有关现代化理论的论文和小册子中被人们大量地谈论着，而且，这个“衰败”被从19世纪至今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南美的发展史所证实；但没有任何人预料到东欧那些处于“后共产主义”时期的转型社会的这种崩溃的退化，它甚至使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阶段水平倒退了。在这中间，我们至少可以识别出在1989/1990年间出现的一些理论错误，如果人们要对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向作重新思考的话，就不允许再犯这些错误。
这些理论错误包括：一，如果说，在旧体制下只有依靠强制的力量才能促成国家和民族的形成的话，那么，对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出现的突然性的退化的意义估计不足；二，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即创新总是反对惰性的、总是同对革新的恐惧不相容的、总是同既得利益不相容的。换言之，在东欧“后共产主义”的社会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部分人，并且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强有力的社会集团，他们反对迅速的民主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变；三，我们在新的国民经济的开端中学习，即资本、技能、和创新等等的关系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状结构是十分棘手的，一个体制的转换会撕破以前长期存在的网络，但这种转换并没有生成、或者很少生成可以构成新的网络的内在力量；四，要指出动态目标的原则，即在这个混乱的环境中转型社会产生了新的竞争者，但社会并没有时间使他们发展起来，并且在这个环境中，同范式的距离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增大了。动态目标也意味着范式社会失去了它们在冷战时期曾具有的可靠性，并且因此在对苏东社会主义崩溃所起的反作用中出现了若干危机征兆。
茨比戈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其名为《大转变》的论著中表现出了广泛的错误：例如对转型社会的期望过高，而且对资本的作用和改造能力的想象过于天真。人们期望转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可是在这个进程中，它实际上是各种因素之间多次冲突的结果，在其中，一个领域可以获得的东西，并不能保证其他领域也能够获得，而且，经济改革的政治前提常常不能及时地、或者同时地被提出来，以致休克疗法是并不适宜的，而且，一个对改革起巨大的保障作用的国家体制在未来是决不可或缺的。布热津斯基作出了一个清醒的结论：
从今天看来，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成效卓著的自由和民主，并不是可以预计的结果，在27个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大约有5个可能是例外。
这5个国家是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 还有斯洛文尼亚和爱沙尼亚。布热津斯基没有提到东德。显然，他认为这些情况都是正常的。
而且从总体上来说，关于转型的社会科学论文证明自己比“大冲击战略”和某些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五百天纲领”要现实得多。据我看来，这就是比较现代化理论作出的贡献。这种观点认为，可以把东欧的发展同那些经历过失败的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早期转型的经验作一比较。
一，1945年之后的西德、日本和意大利。这些国家在战胜国的监督和管理下，也包括给它们以物资支援，开始了它们向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过渡。这是一种“强行处置”（imposition）的形势，即是在自上而下的强制下，在外部力量的强制下推行的过渡。在这些国家中，转型虽然有两项任务——实行民主和市场经济——被列入日程，但没有时间上的压力。它们都是以谨慎的态度、以缓慢增长的期望走出失败的境地的。在这种转型中，被排除的只是旧的精英的一部份，而另一部份的活动又被恢复了。
二，1974年之后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在这些国家中的专制体制被推翻，已经出现了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在这些国家中出现的是“按照协议的转变”（卡尔／施米特尔），也就是在旧有的精英和新起的精英之间就权力转移的方式达成某种妥协。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转型从开始到进入稳定时期，持续了近10年的时间，关于这一点，在 1989 /1990年间许多研究者都对此做过强调。
三，拉丁美洲的转型。对此在这里不能作详尽的考察，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那里，转型中断的次数很多，专制与民主之间变换的次数也很多，而且，经常在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经济增长之后，又出现经济倒退，这样的次数也很多。文献表明（参见Lueschemeyer，1992），拉丁美洲民主化的成功条件之一是保证目前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能够在将来的社会中有牢固的经济地位，而在将来的社会中，下层民众仍是大多数。这种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按照协议的转变”。
四，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首先批驳了依附论学派的“不发达的发展”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渗透会造成不发达。首先，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情况表明，处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独立自主的发展是可能的。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属于今天的增长国家。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居民直至不久前仍然处于贫困状态，而且民主改革迟于、并慢于经济发展。
五，在世界范围内，实行向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转型，只能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是第一个积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投资的共产主义国家，伴随着它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它给予这些投资以广阔的发展活动空间；但同时，执政的共产党对经济活动仍然保持着严格的监督；但是，社会中出现了较严重的分化，比如暴发户（这是一个特殊的新名词）同一般居民之间的分化，城市同乡村之间的分化等等。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共同地在形成一种强大的潜在的冲突；有一种预测指出，如果对这种潜在的冲突不用民主化的方式加以协调的话，那么，它就将有可能转化为斗争和分裂。两个选择的另一个，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它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相对于西方文化来说的独立性以及在政治上和宗教上进行扩展的意义，而低估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然而，至少这些国家也使自己通过发展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来接受现代化的重要成果。
六，如果把东欧的转型社会同上述的各种情况作一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东欧社会的转型，一方面，缺乏外界的压力，同时也没有如1945年以后占领国提供物资帮助的情况；另一方面，这种转型对民主、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同步发展的需要，要求更大的资本和生产能力，并且表明，地域性的资本短缺和时间的紧迫，使新的精英和新企业家的产生十分困难，而有利于旧有的干部和非社会化的结构。在最关键性的情况下，例如在前南斯拉夫，还有原苏联的部分地区，甚至民族统一的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了危险的倒退，就如在这些国家处于稳定的那个时期南美和东亚曾出现过的情况那样。
七，转型过程的艰难，可以从对“非常顺利的事件”即东德解体事件的研究中明确地看到。在这里，社会主义体制被纳入到一个按部就班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和市场经济之中，被纳入到一个“现成的国家”之中（Rose等，1993），它组织了巨大的资本和智力转让，但仍然存在艰难的过渡问题，因为前民主德国的许多社会网络都崩溃了，大量的居民群众必须接受丧失原有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身份以及失业的严重痛苦，而且，加入到联邦德国之中的这种行动，常常被认为是对一种异己规定的接受，是一种软弱无能的表现。
我们可以总括地说转型过程是共同的，从原则上讲，发展目标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民主、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人们企图通过照搬、即对范型社会的基础性的结构的模仿来实现这些目标。这种社会结构就是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大众消费。但在这种发展的时间序列中，在精英同居民大众的关系格局中，在精英协调意见使之一致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情况变异。与此相反，从广义上讲，现代化是一个探索过程，它的结果是未知的。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要解决它们的经济负担、调整行业结构和社会整合等问题的时候，只可能进行改革和创新的尝试，并经受失误。因此，我们把转型理解为在原则上继续开放的现代化的总体性之内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进行“追赶”的现代化进程。但我们同时也看到，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并不是只有一条，而且道路还不是直线、渐进的，对于后进国家来说，也不只有一条卓有成效的实现转型的道路。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把几个被界定的发展路向区别开来，并且对这些不同路向进行尝试性的阐述。
二
社会学家们对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向问题，已经作过许多表述，马克斯·韦伯的表述最为透彻。除了有各种其他的不同表述而外，与此相对的是斯宾塞和迪尔凯姆以及马克思的表述。他们都以一个直线式的前进模式为出发点。韦伯的问题是众所周知的，即西方道路的特殊性问题：为什么只有西方才能在社会、国家和文化等等一切领域中出现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合理化进程呢？韦伯的答案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主义的理论，他把“资本主义精神”同当时的“新教伦理”联系到了一起。而罗伯特·埃里亚斯（R Elias）的文明理论， 同韦伯学说的结论是相同的。埃里亚斯把西方的发展作为一种“唯一性”的事件加以描述，认为它是产生于传统社会的复杂行为链条中的不可预期的后果：虽然没有独具匠心的计划安排，但从其结果来看，却是被校准过了的进程。
一，由于诸多原因，特殊道路理论今天又具有迫切的意义，有一系列作者如K.欧夫那断言：从历史上来说，OECD诸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组织，其结构和结果对全世界其他国家并不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它们首先把内在的增长界限作为基本理由，这些界限明确地不允许西方的生产方式、能源消耗方式和环境负担方式向全世界扩展。进一步谈到的是由民族瓦解过程、种族冲突和随之发生的大量变化所形成的政治难题，这些难题是更进一步的制约。当然首先要谈到的是富裕的西方现代社会本身，它在世界范围内决定着后发展民族在军事、财政等方面的发展条件。今天，这些后来者们也有了从冷战的竞争中获益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使我们想起依附学派和世界体系学派的理论。
二，第二种观点可以被称为“ 十字路口模式”（ crossroad theories）。这是处于批判性的转折点上的社会发展的一个分支情况的模式。这种观点大多都在战略联盟的概念中被表达出来，这种联盟在繁荣或者危机的情况下形成，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决定着进一步的发展。
人们也会把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视为批判性的十字路口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存在着对倒退、停滞和转型作出选择的可能性。克劳斯·米勒（Klaus Müller，1992 ）在他对苏联形势所作的精辟分析之中，说明了对现代化的阻碍，这样的阻碍在俄罗斯可能造成停滞乃至倒退，并被看作一种通行的转型进程。同现代化理论的期望相反，在苏联没有形成一个普遍公认的、具有明确的现代化目标的精英阶层，而在统一的政党被瓦解之后，却出现了许多竞争群体，他们不能在一个方向上联合起来，这就使得社会居民中的不同部分的集团利己主义重新出现，而且，它使得社会普遍交往的正常发育成为困难，最终，在统一的、合作的转型目标形成之前，出现了民族冲突问题，它促成崩溃和停滞。
三，第三种观点强调一个特殊等级的社会内部的各个不同的发展路向。圭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oesta Esping-Andersen，1990）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把现代西方社会内部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路向。他谈到了有选择性的制度统治，因而也谈到了在不同的初始局势下，即大联合的基础上，对于同类问题来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有选择性的格式塔形式。第一条道路是自由的、富裕的福利国家之路，即福利资本主义之路，其代表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尤其是美国；第二种制度是德国、法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合作式的、保守的福利国家；其次是第三种制度，即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
作为对这些分支的说明，这本书中没有论述工业化、经济增长和民主的或多或少的有共同性的问题，而涉及到了对各个等级的动员、政治上的阶级联盟和由此产生的传统及政策风格的各种不同形式。在一个这样的关系框架内，人们也能够考察每个路向之间的相互接近之处和它们之间的过渡，并作出预测：因而，沃尔夫冈·施特里克基于全球化的压力，猜测到有一种弃离本来就“卓有成效的‘莱茵模式’”而走反标准的盎格鲁—美国之路模式的趋势。与此相反，另外一些考察者们则强调内在的、被路向所依赖的复原力量，这种力量能够使瑞典比其他国家更好地组织起福利国家的某种基本建制。
对于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来说，多种反复出现的发展路向之间是有区别的。密歇尔·布里描述了三个不同路向的特点。民主德国即东德，是“由外部控制着体制发生转变”的特殊情况——如上面所描述的那样。在其他国家，如波兰、匈牙利、捷克，我们发现了一种与其相反的“由内部控制的对体制的引进”。这就是文献中多次描述的对立，即一种他律的、促成转变的张力的加入与自律的、艰难的调整之间的对立，在这种调整中，部分原有的干部甚至被要求重返政府。布里分析的重点主要涉及到俄罗斯，而分析的要点是第三条路向：“紊乱的自发的转变”，这种转变并未被意向所控制，但也并不完全是灾难性的和混乱的。由于人际网络的交错无章，出乎意外地产生了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国家社会主义的要素同黑色经济的要素以某种方式混合在一起，它使得制度的延续成为可能，但它是否能够促成一个稳当的转型，还是一个问题。
四，第四种观点，也是特别现实的观点来自制度经济学。我认为，这种观点令人信服地说明，人们能够怎样把革命式选择的前景同制度延续性的前景联系到一起。进行最优化的选择并不是压倒一切的原则，如果它们是次优的，那么，满意的行为操作方式和对体制的调整也将被继续进行。这一点已经由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的下列阐述表明：
现在我来谈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在时间流程中，是什么决定着社会、政治制度和国民经济的各种不同的进化模式呢？第二，我们如何阐明长期以来不断造成巨大亏空的经济体系呢？（North，1990，第92页）第一个问题涉及到不同发展路向的决定性基础，而第二个问题要求阐明，在时间的流程中，进化的选择为什么不消除效率很低的、也被人们觉得并不是最好的体制。这两个问题与一个首先是在技术创新的领域内产生的理论模式有关。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传统打字机键盘上的字母安排顺序被卓有成效的推广着：一百多年以来，键盘上的字母的安排顺序一直是固定不变的，而技术人员确认，存在着许多更有效的安排顺序。
经济学家们用“对路向的依存性”原则来解释这样的事实：某种按有效性标准来说并非最好的技术，能够卓有成效地被维持下去。由于那并非最好的技术的在先出现纯属偶然，而且它不停地提供着日益增长的收益，因而竞争者们不再能赶上它， 其原因分别是（参见：Werle ，1994）：
——通过在对其不断地使用中的学习提高了业绩；
——通过推广各种工艺的可接合性扩展了其用途；
——降低了其费用；
——减少了应用者因害怕其产生危险而进行的抵制；
——将其镶嵌到了一个范围广阔的系统之中。现在的问题是，按照这个“对路向的依存性”原则，发展方向从不断增长着的变化之中产生出来，而这些变化由一个确定的点限定（lock in）在事物的连续进程中；在这种情况下，“对路向的依存性”原则是否能够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被普遍化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从本质上说是肯定的。“存在着两种决定体制变迁路向的力量：增长着的收益和具有高额交易费用的不健全市场”（诺斯，1990，第95页）。在收益增长的情况下，组织和体制可以被维持，尽管存在着进行深思熟虑的选择的可能性。在市场不健全、信息反馈受限制、交易费用高昂的情况下，进化论的优胜劣汰受到阻碍，而且，活动者的主观观念的实行，是在意识形态具有优先决定性的情况下进行的。
诺斯举出了大量的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涉及到北美和南美的发展差异：尽管它们二者都通过革命与其过去决裂，尽管在革命后的拉丁美洲也引进了北美式的宪法。但是，“由此产生的是：……在具有不同体制的社会中引进同样类型的规则系统，却导致了不同的后果”（第101 页）。这一规则对于剧烈的外部干涉（例如革命、战争或者自然灾害）之后的局势也是有效的。当理论没有能力预言这些外部事件的出现的时候，它就断言，在这些断裂之后，旧的体制仍然在起作用。
对路向的依存性指的就是：历史是重要的。如果不追溯体制以增加的方式表现出的进化，我们就不能理解当今的选择行为……（第100 页）。然而，如果这种描述听起来像关于一个不可避免的、预先规定好的发展的研究报告的话，那么，它就是错误的。在这条道路的每个阶段上，都存在着政治的和经济的选择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提供着现实的抉择。对路向的依存性是一种手段，它的目的是以概念的方式对大量的选择可能性进行限制，并且使它们与在时间流程中所作的决定联系起来。它不是这样一种历史：似乎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似乎在这种发展中过去直接了当地决定着未来。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对路向的依存性”的观念和“限定”的观念，也完全可以被批判地应用。可以认为，它们表明了现代的、卓有成效的社会处于这样一条道路上，在这条道路上，它们使更好的（比如强调公正的分配的）道路消失了。而且，它们处于一个表面上成功的道路上，它们忽视了这条道路在长期发展方面的弱点。从原则上来说，这就是现代化批判的论点，就像乌尔里希·贝克在他的“反思的现代化”概念中所提出的论点那样。
三
从现代化和转型的经验中，从上面所说的那些理论观点中，我们能够形成什么样的理论学说呢？我认为，在其中存在着进行如下阐明的充足基础，这种阐明把进化的和扩展的原理与不同发展路向的原理结合到一起。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可以从一个明显分层化了的世界社会出发。OECD各国作为具有“竞争民主”、“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大众消费”的现代化社会，是其中的上层；在进化论的意义上，它们是具有支配性的社会；在扩展理论和追赶理论的意义上，它们是有范式作用的社会。世界体系学派设定了一个主动的支配权（“统治”）；我在这里并无意追随这个理论，而是希望为国际范围的非均等性设定一个结构模式。在现代社会的层级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按照“对路向的依存性”的标准，这些差异可以被理解为制度选择上的差异。这对进行追赶的社会来说，意味着要对范式进行选择，也意味着最低限度的一种可能性，即通过对各种要素进行综合，寻找到一条特有的、同他们体制的潜在能力相符合的道路。
在转型社会的层级上，我们同样可以发现通向现代化的许多不同道路。对西方现代化的最激进的选择，即苏联和东欧式的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在70年代之后失去了力量，并且由于超过了它的负荷而作为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后果，在目前已被排除。结构功能主义的预言，如塔尔科特·帕森斯（1969）所作的那样，在这里被证明其目光是十分锐利的。
第三个群体，也即当今世界社会中最大的群体，就是待发展国家，它们仍然在为他们的人民的最低限度的文明和食物、健康以及教育等基本需求的满足而进行着斗争。这些情况今天同时出现在国际性的、密切交织的网络之中，处于范型社会以及大型国际组织的竞争的影响之下。除此之外，如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把中国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看作是两个特例。这两种社会建构，在民主转型和市场经济转型的意义上，可以在理论上成为促成现代化的选择的出发点。围绕是否存在一条独立的、（东方）亚洲的现代化之路的问题，当前正进行着热烈的争论；它是一条这样的现代化道路；它不仅同西方道路在价值上是同等的，而且是更优越的，它将决定下一个世纪。在此我并不想详谈对在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理论本身中潜存的、反对韦伯的公开命题的一个独立的亚洲道路进行揭示的问题。而只是想对一个理论的和政治的争论作一些提示，这个争论当前在亚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由经济成就同亚洲文化的混合产生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民主，它虽然形成权力竞争，但并不形成权力更换，因为意见一致和稳定的价值，比竞争和更换的价值更为重要。日本的情况在这里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但在日本自身中存着权力更换。而亚洲的社会科学家指出，科层制的权威国家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只对工人、而且也对资本家进行原则性的规范，但这并不能阻止在政治上有很高要求的中产阶级的发展和“文明社会”的扩展（参见Han，1995a）。因此，他们在建设时期允许科层制的权威主义，例如在中国允许它具有领导的职能，但是他们也看到了长此以往将形成的不断增加的政治参与的压力。
第二种争论是在亚洲政治的最高层面上展开的。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政治领导人表示反对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并从规范和整合的角度，提出一条亚洲特有的道路，这种观点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提出，而现在以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为代表。他反对西方的优先性要求，反对西方的享乐主义和个体主义。
当今有成就的国家，是那些在经济中有一个起中心作用的政府、并非完全自由主义的民主政体。（第84页）相对于这种立场，反对派政治家们如韩国的金大中则认为，亚洲的哲学和传统似乎能十分妥善地避免科层制的权威主义而发展文明社会的体制。
在这种争论中，我们不仅对一个独立的亚洲现代化路向的问题获得了一个回答，而且对“继续进行着的现代化”的普遍问题获得了一个亚洲式的回答。
四
在冷战结束之后，我们就曾考察过所选择的基本目标相似的不同的发展路向，把它们作为对未来构想的基本选择。在这种形势下，70年代末已被认为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完善典范已经死亡的现代化理论，得到了一个新的评价和继续的发展。
如果人们把现代化理论的研究领域理解为一种三重阐明，即理解为对现代社会的形成的阐明、对追赶者的奋起过程的阐明和对现代社会的再创新的阐明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把现代化理论作为在“国家名称和年代”的抽象水平上进行应用的一种理论（参见茨阿波夫，1991，第26页），这种理论并不同社会科学的基本范式相竞争，或者同某个这样的范式（例如结构功能主义的或者进化论的范式）相同一。毋宁说，允许并提供对活动者、体制和系统三者进行综合分析、并对整合与冲突的观点进行综合分析，有如对精英理论、创新理论、阶级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所进行的综合分析一样。而且也加强了对现代化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强烈的强调进行化解、或者同时使它们联结起来的意图。
在我可以看到的范围内，当前并不存在对这种被区分的、历史性的现代化研究的令人信服的反对意见——只有很少人像H.U.维勒走得那样远，虽然在许多批判性的保留意见那里，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要素，从而市场经济、民主和普遍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革新（由J.亚历山大1994提出，被称为新现代主义），或者市场组织的社会前提和政治前提的提出，都重新被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E.蒂里亚坎拟定了一个“现代化Ⅱ”或者“新现代化”的纲领，在这个纲领中，社会运动的创新力量和全球发展的影响被包括入一个关于民族国家的内在发展的经典观念之中，可以以广大居民福利的改善程度为根据对这个发展作出评价。同时也承认这样的观点：未被预计的作用能够大大地超过被设计的社会变迁（参见Rudolph，1995）。 对社会的总体驾驭是（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的方案，而从来就不是现代化诸理论的方案。因此，“混乱自发的行动”（Brie，1995）和“旧的东西在新的东西之中”的继续存在的现象，完全可以被现代化理论所解释。
经典现代化理论的观点同新近的现代化理论的观点一样，都包含着一个乐观主义的基本特征，甚至可能是一个全人类乐观主义。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由此就产生了它不再能够同什么样的世界观相协调的问题。在如此限定的意义上，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1993）中拟定了一个不可调和的、持续的文化冲突的模式。那些把对环境的毁坏、从而把现代化的后果看作更为重要的问题的文献，是同现代化理论所作的阐明并不一致的；而那些把战争和暴力所造成的牺牲以及不发达和边缘化看得比整合的业绩和福利成就更为重要的文献，也是同现代化理论所作的阐明并不一致的。
如果把（资本和信息的）全球化既理解为埋葬民族国家的行动能力的巨大倾向， 又理解为埋葬各个文明的不同力量的巨大倾向（Giddens，1990）的话，那么，人们就将拒绝现代化理论所作的如下的“时代诊断”：诸民族国家在21世纪仍将是统治力量，而超民族的联合并不可能丧失其权力，相反，它们将得到巩固加强。对全球化、同时也对均等化的现代化理论持反对态度的强有力的论证，是由圭朗·泰尔本提出的对“走向并经历现代”的四个“入口”或曰四条“道路”进行区分的理论。这四个入口或四条“道路”是：一，欧洲的革命和改良；二，美洲和大洋洲的新世界；三，如日本和埃及那样的由外部促成的现代化；四，由殖民征服所迫使的开放。
在对这些新文献进行了匆匆简述之后，我想以总结的方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因为其理论上所谓的和继续的不充分而把现代化理论扬弃的话，那么，在这个创造性的、理论竞争的形势下，什么是最根本的东西呢？我们可以借助那些在他们对发展所作的分析中从未接触现代化理论的作者，来对上述思想意图进行审查。迪特尔·兴哈斯在对中国的发展所作的一个重要分析中写道：
以不可逆转的经济改革过程为依托的社会多元主义将继续是发展的动力。社会有可能将具有更多的开放性，将具有一个在政治上有其清晰表达的文化……可能会出现一个这样的过程：在民主和国家法制不成熟情况下的一党执政；在法制化和民主化开始之后在党内可能出现不同意见……在民主宪政国家的核心标志出现后多元化继续发展；所有这些都将出现在15至20年时间之中。而拉尔夫·达伦多夫在关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各国同亚洲权威主义关系的一个探讨中写道：
难道现代社会必须面对没有社会凝聚力的经济增长和政治自由——或者没有政治自由和经济增长的社会凝聚这样一种抉择吗？……我们谈论（在今后一个世纪中世界范围内的）关于在人类一直生活着的地方的一切人的福利、无处不在的文明社会和政治自由（的方案）。这就意谓着我们最终并不能只涉及到已特权化了的地区，而必须考虑到整个世界以及同整个世界相适应的各种体制。如果现代化理论没有或者也不能继续提供某种解决方案的话，那么，这种方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它将有可能被人们用新的方式所发现。
*本文已获授权。
注释：
（1 ）Bendix, Reinhard, 1969: Modernisierung inInternationaler Perspektive,in:W.Zapf(Hrsg.),Theorien dessozialen Wandels,Koeln/Berlin:Kiepenheuer,S.505～512.
（2） Brezinski,Zbigniew,1993:The Great Transformation,in:The National Interest,Fall,S.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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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untington,Samuel,1993: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in:Foreign Affairs,Summer,S.22～49.
（8）Lee, Eun- Jeung, 1995: Max Weber und der"konfuzianische Kapitalismus",in:Leviathan 23,S.51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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