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行法师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行论文,史上论文,法师论文,地位论文,在日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4月，“西行学会”在日本成立，该会的杂志《西行学》将于2010年7月正式出版发行。该会在成立宗旨中，引用了西行研究学者目崎德卫在《风雅与无常》中对西行的评价，称其是“作为贯穿中世文化全领域的精神传统源泉的巨人”，是“涉及中世文化各个领域的自由人的典型”。①“巨人”和“自由人”是西行学会对西行的定位。该学会以“西行学”的名义，为研究西行搭建了一个平台。近年来，长期的经济不景气使普通的日本国民向往“自由人”西行的生活方式，一股“西行热”在日本悄然兴起，“西行学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宣告成立的。
西行(1118-1190)，原名佐藤义清，出家前是太上皇“鸟羽院”的御前侍卫。23岁那年，这个原本前途无量的青年武士却毫无征兆地抛妻弃子，来到京都附近的东山结草庵隐居起来，自更其名为“西行”，号“西行法师”。在数次变换隐居地点后，他以高野山为中心，数次到陆奥、四国等地出游修行，足迹遍布日本各地，同时也留下了大量优秀的和歌。②西行辞世15年后问世的《新古今和歌集》，收录了他的和歌达94首，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歌人，是收录最多的。他的和歌创作，直接影响了被称为“俳圣”的松尾芭蕉的创作，至今俳句中必有“季语”(表示季节的词语)，也是滥觞于西行。他在长达50年的隐遁生活中，创作了2000多首和歌，较为全面地展现了隐逸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启了隐逸文学的先河。他在和歌中融入了自己对佛教的理解，把隐逸与和歌、和歌与佛教结合起来，扩大了和歌的表现领域。他在大自然中发现了“闲寂”的美，在和歌的创作上使“闲寂”的美学理念得以形象化，丰富了和歌的表现手法。本文试图从西行的和歌入手，探讨他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对后世日本文学的影响。
一 在隐逸生活中开启日本隐逸文学的先河
(一)隐逸与隐逸文学
隐逸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精神孕育出来的独具特色的文学。所谓隐逸文学，顾名思义是由隐士所创造的文学。《广辞苑》对“隐士”的定义是：“断绝和俗世人交往，静静地隐居于山林者。”③隐逸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被称为“隐者文学”，活跃在中世文坛的鸭长明、吉田兼好，被认为是“隐者文学”的代表。二人都是出家隐遁的“隐者”，鸭长明的散文《方丈记》、吉田兼好的散文《徒然草》，与平安时代著名女作家清少纳言的《枕草子》齐名，并称为日本文学史上的“三大散文”。但从日本文学发展史上看，西行的创作年代不仅早于鸭长明和吉田兼好，且作品在对隐逸生活的表现方面更加全面，对后世隐逸文学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作为农耕社会的日本，自古以来热爱大自然的审美意识深入人心，历来不缺少产生隐士的土壤，也向来不缺乏出家隐遁的隐者。作为隐逸文学，其创作主体必须是隐士，其创作的客体即文学作品必须与隐逸生活相关。西行之前的著名隐士行尊、能因、空仁等人，虽也创作了一些和歌，但无奈作品不多，影响不大，尚不能构成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的隐逸文学。在西行生活的平安时代，占据歌坛主流地位的藤原俊成和藤原定家父子虽然在和歌创作上成绩斐然，然而他们却一直生活在京城，其描写大自然风光的和歌大都是凭空想象或从古人和歌中演化而来，因而也与隐逸文学无缘。而西行则从23岁出家至73岁圆寂长达50年一直过着隐逸的生活，创作的和歌多达2400多首。这些和歌不仅是西行情感表述的载体，更是西行50年隐逸生活的真实写照。他把自己的隐逸生活，浓缩在一首首和歌中，使隐逸与和歌第一次在日本的文学史上完美地结合起来，开启了日本隐逸文学的先河，成为日本隐逸文学的代表人物，为日本文学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西行生活的平安时代末期，是宫廷贵族逐渐走向没落、新兴的武士阶级崛起的时代。以藤原氏为首的外戚权倾朝野，以“摄政”“关白”的形式独揽朝政。皇室成员为争夺皇位尔虞我诈，藤原氏一族也为争夺“摄政”权而互相倾轧。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最终酿成了“保元、平治之乱”。另一方面，源氏和平氏两大武士集团连年征伐，战争不断，致使民不聊生，民怨沸腾。黑暗的现实生活，使整个社会笼罩在绝望之中，因此佛教的“无常观”开始大行其道，“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净土宗”俘获了对现世感到绝望的人们，出家隐遁之风颇为盛行。受佛教“无常观”影响的西行，为了追求一个能潜心自由地创作和歌的环境，选择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出家生活。他在出家前用这样一首和歌向自己侍卫的“鸟羽院”辞行：“纵然惜今世，惜亦惜不尽；今日舍此身，舍身为救身。”虽然没有直接说明自己出家的原因，但却明确表示，自己的出家隐遁是一种自我救赎，要想拯救自己，必须逃离现世。
隐逸者的外在特征是草庵与修行，它既是隐逸者的生活方式，也是作为隐逸文学的和歌所应表现的客体。西行的和歌也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
(二)草庵——隐遁者的象征
草庵既是隐逸者的生活居所，也是隐逸者脱离俗世的净土，更是隐逸者的象征，所以日本的“隐者文学”又被称为“草庵文学”。西行出家后的数年在京都周边，壮年的30年在高野，晚年在伊势，50年里所筑草庵达十余个。西行在世时出版的自选和歌集名为《山家集》。所谓“山家”，即山里的人家，对西行来说，“山家”即在“山里”所结的草庵。在西行的和歌里，“山里”、“山家”、“草庵”等词反复出现。其中，“山里”的出现频率很高，笔者统计仅《山家集》就有34首中出现过，以致一提起“山里”、“山家”、“草庵”，很多日本人马上就会想起西行，想起西行的和歌。如，“深山草庵把身安，居此方解世间哀”，“水珠如玉滴檐下，雨后菖蒲饰草庵”，“雪埋山路绝人迹，独居草庵心内喜”，“黄昏水鸟鸣草庵，疑是仙人来投宿”。这一类和歌来源于西行的真实生活体验，是居住在京城的宫廷贵族创作不出来的。
山里草庵生活的艰辛是生活在现代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它不仅有物质生活的匮乏，更有精神上的孤独与寂寞。平安时代的很多隐逸者最终因无法忍受而离开草庵返回京城，留下来的隐逸者也常在和歌中表达着他们的悔意，用石田吉贞的话说就是“充满了号泣”④。而在西行的笔下，草庵生活充满了诗意，充满着“闲寂”的美。西行出家前，曾多次到京都附近的东山拜访隐者空仁。那时，简陋的草庵就成了他憧憬的地方，身穿褐色僧衣的隐者空仁的生活，深深地吸引着刚满20岁的西行。“如有能忍寂寞人，何妨结庵为我邻”，“幽幽山里无人烟，若无寂寞愁更添”。身居草庵的西行，从开始时难忍寂寞，到渐渐习惯了寂寞，甚至开始享受由寂寞带来的身心愉悦，认为如果没有寂寞这个朋友相伴，将会是一件非常令人忧愁的事。这种只有达到极高境界的隐逸者才有的情怀，足以使西行作为隐逸者的代表，载入日本文学的史册。
(三)修行——隐遁者的生活方式
修行，是隐逸者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对隐逸者来说，修行就像淬火一样，可以使隐遁的决心更加坚定。平安时代隐逸者的修行不仅在草庵中，更要到广阔的大自然中去感受佛法。西方文学把游历各地进行诗歌创作者称为“行吟诗人”，日本文学的研究者将西行称为“漂泊歌人”，其含义是相同的。草庵虽然使西行漂泊的灵魂有了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但这种安宁只是人为营造的心理安慰，不可能产生质的飞跃。为了使自己的灵魂真正接近“西方净土”，坚定自己出家的决心，西行数度外出修行，陆奥、伊势、四国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几乎遍及日本各地。石田吉贞认为：“如果隐遁歌人长久地隐居在草庵中，隐遁者的个性就会迟钝，就会对已经习惯了的草庵生活产生妥协，所谓脱离俗世也就变得不彻底了。”⑤可见，外出修行也是隐逸者生活的一部分，而描写这种行为的和歌也是隐逸文学的重要内容。
西行的和歌很多是以修行为题的，如《修行去伊势》、《修行去远方》等。在日本，那些古代名人留下和歌的地方被称为“歌枕”，遍访这些“歌枕”之地，是西行到各地修行的重要内容。据臼田昭吾的调查，西行的和歌中出现的“歌枕”之地共有190处，涉及369首和歌。⑥西行通过对那些“歌枕”之地的探访，在大自然中发现自我，感悟人生。如在陆奥，他追寻能因法师的足迹：“夜宿白河思能因，关隘明月慰我心”；在四国，他探访弘法大师当年结过草庵的遗迹：“无云之山升明月，海岛如冰大师居”；在大峰，他以艰苦的修行表达对“行尊”这个集佛道与风雅为一身的先辈的敬意：“大峰山顶明月照，风驱云雾沉谷底”。日本多山，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旅行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西行的旅行把云游各地与修行有机地结合，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中思考人生，感受万物，探究佛法的真理，从而对隐逸生活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对隐逸与和歌的融合更加自如，隐逸的决心也更加自觉和坚定。最终西行从名不见经传的下级武士变为一个影响日本文学发展的“隐者歌人”，一个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一定位置的传奇“歌僧”。
由此可见，50年的隐逸生涯成就了“歌僧”西行，他用自己的和歌书写了一个隐逸者的多彩人生，忠实地记录了一个隐逸者的心路历程，多角度地展现了一个隐逸者的生活轨迹，勾勒出一个隐逸者的完整形象。正如松本雄二所言，西行是“第一个把和歌的目的与生活方式的一致性带入和歌史上的作家”⑦。西行个人的隐遁生活与和歌融为一体，无法分离，可以说西行是日本文学史上把隐逸生活与和歌完美结合的先行者，是日本隐逸文学的开拓者。
二 在和歌中融入佛教思想
日本最古的典籍《古事记》、《日本书纪》开始出现的“记纪歌谣”可谓日本和歌的雏形，而8世纪问世的《万叶集》则是日本古代和歌的集大成之作。至平安时代，日本的和歌创作达到了巅峰，数量和质量都实现了飞跃，技巧更加成熟，和歌理论也开始出现。西行生活的平安时代末期，宫廷贵族的歌人们由于生活空间局限于京城，满足于在宫廷“歌合”(平安时代的赛歌会)上吟风弄月，因此他们的和歌题材相对狭窄，缺乏深刻的思想内涵。而西行隐居山林，远离主流歌坛，在广阔的大自然中进行和歌创作，这使他的创作空间远大于宫廷歌人。又由于隐逸生活使西行能更好地审视自我，审视人生，也使他的和歌具有较为丰富的内涵。西行辞世15年后下令编纂《新古今和歌集》的太上皇“后鸟羽院”对西行给予极高的评价：“西行别有情趣，且其心颇深，乃难得的和歌天才，天生的歌人。其和歌技巧之高难以言表。”⑧
西行的2400多首和歌不仅描写了隐逸生活的诸多侧面，更重要的是把自己从决心出家到圆寂前的所思所想用和歌真实地记录下来，特别是他在和歌中阐释了自己对佛教的理解，融入了佛家的思想，从而扩大了和歌的表现领域。可以说，这类和歌是西行对日本和歌史的一大贡献。
这一类的和歌可分为两部分：一种是“释教歌”，即直接阐释佛教教义，把佛教的教义教理等与佛教相关的东西用和歌加以表现，如《观地狱图》、《法华经二十八品》、《十乐》等约140余首；另一种是间接表达佛教思想及自己体验的，这类和歌表面上没有直接出现与佛教相关的词句，但其内容却充满着深深的佛意。
(一)释教歌中的佛家思想
“释教歌”中的《观地狱图》共28首。西行看到的地狱图是根据当时广为流布的佛教“六道轮回”所绘制的“六道绘”，是佛教以图画的形式对众生进行教诲的一个工具。它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地狱的悲惨，而且真实地描绘了人世间的丑恶欲望、争斗等形象，力图激起人们对地狱的厌恶和对西方净土的向往。“今观地狱图，心内如汤煮。如此因果罪，我身可有无”，“明知地狱苦，何不积善根？前世若为恶，终踏地狱门”，“愚心生世间，不知轮回转。将踏无常路，悔悟亦枉然”。可见地狱图使西行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在反思自己是否也有那些因果报应的罪孽呢？他悟到人应该在今世积德行善，否则死后就会下地狱，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法华经二十八品》则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到达西方净土，显示了西行对佛教教义的理解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佛教大炽的平安时代，各种佛经纷纷问世，寺院讲经活动遍地开花。法华经是妙法莲华经的简称，是佛教的主要经典之一。经中宣扬三乘归一之旨，自以其法微妙，故称妙法莲华经。西行从法华经二十八品中选取其中的词句作为“歌题”，把自己对佛教教义的理解用和歌加以阐释。如以《安乐行品深入禅定见十方佛》为题，“身居深山心月澄，亦可顿悟世间情”；以《普贤品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为题，“弘愿深如难波海，救赎大网顿悟心”；以《一念弥陀佛即灭无量罪现受无比乐后生清净土》为题，“念佛能灭无量罪，西方净土又重生”。“十乐”是往生集上卷列举的西方极乐净土的十种快乐。西行的《十乐》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境界，展现了因信仰佛教而最终在西方净土往生的种种快乐。如以《莲花初开乐》为题，“极乐往生托莲台，欢乐无限莲花开”；以《圣众来迎乐》为题，“佛者往生圣众迎，心身安乐入禅定”；以《圣众聚会乐》为题，“极乐往生聚一堂，欢欢笑笑乐无疆”。三种类型的释教歌描绘了众生一步步走向西方净土的三个阶段：《观地狱图》使众生认识到地狱的恐怖，从而在俗世积德行善，不做恶事；《法华经二十八品》则是加深对佛理的认识，自觉为走向西方净土铺平道路；《十乐》则描绘了佛者经一生修行最后来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欢乐。西行用这类和歌表达自己虔诚的佛者之心，阐释自己对佛理的认识和对佛教的自觉自省。西行出家的重要原因，是受到佛教无常观的影响，而他的佛心在隐遁生活中也不断得到磨炼，最终达到佛教者的最高境界。
(二)花月情怀中渗透的佛家思想
西行直接表达自己佛教思想的和歌除了“释教歌”外，还有一种间接表达了他的佛教思想及自己的体验，这类和歌大多集中在西行的“花月歌”中。“花月歌人”是后世对西行的另一称呼。花代表着美丽，月象征着纯洁。在平安时代，“雪月花”的审美意识深入人心，并直接影响到和歌的创作。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其中的花多指梅花，而平安时代“和风文化”逐渐取代了“唐风文化”，日本人独特的审美意识开始觉醒，遍布各地的樱花成为日本人的最爱，吟咏樱花的和歌大量出现，“花”开始特指樱花。西行晚年自编的《山家心中集》以36首咏花月歌开始，并在书名旁写下“此集应为花月集”。西行一生创作的咏樱花的和歌达230首之多，咏月的和歌有400首之多。诚然，京都也有花与月，宫廷贵族吟咏花与月的和歌也有相当的数量。然而，此花非彼花，此月非彼月。西行所咏的花不是生长于宫廷之花，也不是在京都所见之月，而是在深山所见之花，在草庵、在修行途中所观之月，是以一个远离俗世的隐遁者的眼睛所观所见，因此，无不打上隐遁者的印记，无不带有佛教无常观的色彩。他并没有把樱花单纯看做自然界的一种植物，把月看做是一种天体，而是把花月与自己的佛家思想紧紧地连在一起，向花月投入的感情具有更深的含义。这种感情从萌芽到形成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咏的歌完全异乎寻常。虽是寄兴于花、杜鹃、月、雪，以及自然万物，但是我大多把这些耳闻目睹的东西看成是虚妄的……这种歌就是如来的真正形象”。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咏出一首歌，就像塑造一尊佛；不断地斟酌着一句和歌，就犹如唱出一句真言。”⑨
1.咏花歌中的佛家思想。
西行对樱花的痴爱，表现在他的230首咏花歌中。“恨无仙人分身术，一日看遍万山花”，“樱花绚烂绽枝头，赏心悦目世无双”，“吉野山樱初见日，憧憬之魂离身时”。对樱花的狂热可见一斑。但西行爱花、赏花、惜花的和歌，渗透着一种佛教的意味，美丽的樱花常常被他附加一种佛教的色彩。如以《寻花欲菩提》为题的“吉野樱绽如雪山，仰慕释迦入深山”，其中的雪山指的是释迦牟尼出家后进入的雪山。吉野山自古以来是很多法华经修行者修行的大山之一，《今昔物语集》中也有很多描写在这里的修行者的故事。在西行的心目中，吉野山与佛祖紧密相连，吉野山的樱花象征着佛祖的慈悲之心。佐藤正英认为，吉野山是西行的“原乡”，即西方净土。⑩因此，西行对吉野山的樱花有着非比寻常的感情。出家隐遁后的西行，每年都深入吉野山寻花赏花，并把吉野山的地名编织在和歌里，写下了一组共60首咏吉野山樱花的和歌，甚至在释教歌中也多次提起吉野山的樱花。
西行咏樱花的和歌中咏落花的歌占有相当比例。日本有“樱花七日”之说，是指樱花的花期极短，七日之内就会凋谢。“春风无情吹花落，醒来犹自黯神伤”，“今夜花落将消散，落英埋身树下眠”。花开花落本是大自然的规律，西行偏爱落花，不仅是由于他那颗爱花的心不忍看到落红满地，更是因为他从樱花盛开时的美丽与凋落时的迅速，深深感到人生也和樱花一样无常。“世间万象如落花，我身如此欲何往。”西行常常感到樱花的快速飘落似乎与自己逃离俗世隐遁一样，表现出对自己厌离俗世隐居山林的肯定。“愿与樱花共飘落，同离俗世赴净土。”对樱花的赞美之心终于在落花中发现了最高的美，在死亡之中发现了生的极限，甚至想与樱花一起殉情，共同凋谢，一颗爱樱花的心最终升华为对西方净土的祈祷。
2.咏月歌中的佛家思想。
西行的咏月和歌更是贯穿于他长达50年的隐遁生涯，春夏秋冬四时不同的月都是他吟咏的对象。“樱花树下望苍穹，春霞缭绕月朦胧”，“夏夜明月穿云出，月光如水池面凝”，“秋夜月光明似雪，又见露珠如玉霰”，“枯野冬月映草庵，胜似春月照花苔”。与偏爱落花相比，西行和歌中的月大都是满月，满月代表着澄净、圆满的“顿悟”。对西行来说，月是真如之月，是伴随着佛教的表象景物。“迷惘之心如浊水，如何映照真如月”，“心月若如真如月，无明长夜现曙光”。把从迷惘到顿悟的希望寄托给明月，即真如之月。“月行远山心相随，身处今世当何如。”“远山”指西方净土，“心相随”指皈依佛门，但自身仍在俗世，应该怎样做才好呢？直接表明了“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思想。“悟得佛法心月澄，真如之月西山倾”，“远眺月隐西山边，我心遥向净土行”，“心向净土待往生，花如紫云迎圣众”。“真如之月”是西行的精神支柱，抚慰着西行的心灵。西行对月的神秘充满敬畏，他用400多首咏月和歌表达了与月须臾不能分离的强烈诉求。
“物化阳春如释尊，望月在天花下殒。”这是西行和歌中最脍炙人口的一首。他希望自己能像佛祖释迦牟尼那样，在初春的月光下，圆寂在美丽的樱树下。而他果然在释迦牟尼圆寂日的次日走完了自己传奇的一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西行与同时代其他和歌歌人最大的区别在于，他的和歌在倾情描写大自然的风光中渗入对人生的深刻思考，融入了自己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后鸟羽院”称他的和歌“别有情趣，其心颇深”，就是这个道理。当宫廷贵族的歌人的代表藤原定家回避即将到来的改朝换代，称“红旗征戎非吾事”时，西行却在和歌中对源平两大武士集团的征伐给百姓带来的苦难表示了极大的愤怒，而当宫廷贵族歌人龟缩在宫廷中吟风弄月、从汉诗和古代和歌中寻找灵感时，西行却行走在大自然中探幽访胜，寻访隐遁的先贤们留下的遗迹，在艰苦的修行中加深对佛教教义的理解，思考人生的真谛。因此，他的和歌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和较深刻的思想内涵，从而能打动一代代日本人的心灵。
三 在大自然中发现“闲寂”之美
平安时代是日本文学史上的黄金时期。假名的出现，“和风文化”代替了“唐风文化”，给日本文学带来了生机和活力；物语、随笔、日记、和歌等各种文学形式百花齐放，特别是和歌创作达到巅峰，形成了“幽玄”、“闲寂”等构成日本传统审美意识基调的文学理念。“幽玄”以雄踞当时歌坛的藤原俊成与藤原定家父子为代表，“闲寂”以西行为代表。前者出自于宫廷，是宫廷贵族的审美理念，其特征是华美、朦胧，而后者则产生于大自然，是隐遁者的审美情趣，其特征是素朴、幽雅。西行在他长达50年与大自然的共生中发现了“闲寂”之美，作为“闲寂”流美学理念的先行者，用自己的和歌诠释着“闲寂”流美学理念的真谛。
(一)西行和歌中的“闲寂”之美
以自然万物为友的“闲寂”之美，是隐遁者在孤独中追求大自然之美的产物，是隐逸文学的重要美学标志。隐居山林与大自然相伴终生的西行，从大自然中发现了“闲寂”之美，他把对大自然的热爱充分表现在“闲寂”美上，把自己的心境与大自然有机融合，使“闲寂”不是作为玄而又玄的理念，而是作为可触可感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幸得世间有深山，逃离俗世把身安”，“深山幽幽无人问，若无寂寞愁更添”。在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寂寞中，西行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和“闲寂”之美。“夏夜明月穿云出，月光如水池面凝”，“水珠如玉滴檐下，雨后菖蒲饰草庵”。这种境界再深入一步，就有了那首著名的《秋夕歌》：“无心之人知物哀，秋夕泽畔鹜飞天。”秋日黄昏，泽畔一片幽静。突然，一只鹜鸟展翅腾飞，划破天际，飞向远方。西行选择了鹜鸟打破寂静突然飞起的画面，展现了以往的和歌所没有的天高地阔的意境，鹜鸟展翅飞起的瞬间的“动”与秋日黄昏的永恒的“静”形成鲜明对照，大自然的生命律动与深山泽畔的永恒寂静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万物的真实都通过这一瞬间的“闲寂”的美而感悟，达到了“闲寂美”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只有排除一切杂念“心如止水”的人才能达到，只有用全部的身心去拥抱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人才能欣赏。“闲寂”之美就是大自然之美，是隐居大自然的隐者之美，寄情于大自然的隐遁者从大自然的一切中都能发现深深的美。正如“俳圣”松尾芭蕉所说：“所见之处，无不是花，所思之处，无不是月。”(11)
西行对大自然的礼赞，在他的和歌中随处可见。无论是对花与月的赞美，还是对山川草木的吟咏，以及对鸟类动物的描写，无不流淌着“闲寂”流的美与无常的美。甚至宫廷贵族和歌中从未出现的海岛风光，也成为他吟咏的对象：“海峡潮风清寒早，淡路海岸千鸟鸣”，“海岸夜阑清霜凝，群鸟齐鸣和海风”。他的和歌集《山家集》以“四季歌”开始，对春夏秋冬四季景物的吟咏也充满了“闲寂”的美感。“春风阵阵送梅香，深山柴庵雅趣藏”，“深山杜鹃声声闻，盛夏野草绿如茵”，“秋夜草庵闻鹿鸣，月影融融入窗棂”，“深冬庭院霜似雪，落叶积水月影寒”。四季风物各有不同，西行以他那诗人特有的敏感与洞察力，细致入微的描写，读来无不给人以“闲寂”的美感。正如石田吉贞所说，读西行的和歌，会使人“感受到深山的清香、原野的芬芳，即使在封闭的宫殿中也能感到吹进来一股高原的清风”(12)。这种美学理念被后世的俳句所继承，而俳句中必有“季语”就是滥觞于西行的四季咏物和歌。如代表春天的樱花、代表夏季的野草、代表秋天的红叶以及代表冬季的冰雪。这样一来，俳句中即使没有出现“春夏秋冬”的词语，人们也能从代表不同季节的景物中感受到四季的存在。
“闲寂”作为一种美学理念，只能在隐遁生活中才能产生。铃木大拙认为，“闲寂”的真正意义是“贫困”，“之所以称其为‘贫困’，是因为它不执著一切世俗的东西，诸如财富、权力、名誉等等。而且，在这种‘贫困’人的心中，他会感到有一种因超越时代、社会而具有最高价值的存在——这就是‘闲寂’的本质构成”。(13)铃木大拙的论述，充分说明了“闲寂”的本质，即排除一切杂念，抛弃世俗的一切，这种境界只有真正的隐遁者才能达到。隐遁者把对生活的要求降到了最低的程度，江户时代的“歌人”、也是西行的崇拜者良宽曾这样描写隐遁者生活的草庵：“寂寞五合庵，庵外数棵杉。庵中无一物，壁贴歌数篇。釜中常积尘，灶中常无烟。唯有东村老，偶敲月下庵。”(14)据说，西行在“二见浦”的草庵极其简陋，地上铺着芦苇，用石头的凹槽代替砚台。夏天，草庵常常被野草遮蔽，冬天常常被大雪掩埋，西行50年隐遁生涯的艰辛程度可见一斑。出家前前途无量的西行，抛弃了世俗的一切，甘愿在草庵和艰苦的修行中度过自己的一生，正是没有世俗杂念的束缚，才能使他成为如白州正子所说的“像空气那样自由的无色透明的人”(15)。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大自然中发现和欣赏“闲寂”之美，才能用全部的身心吟诵“闲寂”之美。
(二)“俳圣”芭蕉对西行美学理念的继承
一种文学形式能否为后世所继承和发展，是它是否具有生命力的具体体现。镰仓时代的“俳圣”松尾芭蕉在《笈小文》中指出：“西行的和歌，宗祗的连歌，雪舟的绘画，利休的茶道，其贯道之物一如也。”(16)芭蕉的这一论述，概括了自己的俳句思想理论。他认为，西行的和歌、宗祇的连歌、雪舟的绘画和利休的茶道，其艺术形式虽然不同，但其艺术精神却是相通的。他如此看重西行的和歌，把它放在几种艺术形式的首位，是因为他认为西行的和歌是自己创作理念的源头，是因为在西行身后形成了一个隐逸文学的系谱，而他则是这一系谱的重要一环。这一系谱的特征是“风雅”，即“闲寂美”，西行的和歌是这种文学理念的充分体现和最好的诠释，而芭蕉则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文学理念并使其最终得以完善。
芭蕉对西行的继承是自觉的，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俳句创作，无不以西行为楷模。他像西行那样结草庵而居，因庵前有棵芭蕉树而名“芭蕉庵”，进而把“芭蕉”作为自己的名号。芭蕉一生也数次外出云游，而西行留下的“歌枕”之地是他必去的地方。《芭蕉文集》中不论是散文还是日记，经常出现与西行有关的内容。在他的俳句中，他曾细读过《山家集》的痕迹随处可见，很多俳句明显透出西行和歌的影子。著名的散文《奥州小路》就是他自觉追随西行“闲寂”的风雅的结果。
芭蕉对西行的继承和发展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对“闲寂”的美学理念的继承。他那首在日本脍炙人口的经典俳句“古池呀，青蛙跳入水声响”(林林译)(17)，明显是受了西行的影响，使人自然联想起西行那首“无心之人知物哀，秋夕泽畔鹜飞天”的和歌。二者的构思和意境异曲同工，都是把瞬间的“动”与永恒的“静”构成鲜明的对比，使读者在领悟到大自然的神奇魅力的同时，感受到大自然“闲寂”流的美。“闲寂”的美学理念是以佛教的无常观为思想基础，佛教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无常的，是瞬息万变的。因此，西行在对大自然的咏叹中也渗透了深深的禅意。在他对大自然顶礼膜拜倾心歌颂的同时，也把自然万物看成是虚妄的，他认为这样的和歌“就是如来的真正形象”(18)。这种把吟咏和歌与佛教的禅意相结合所显示出的“闲寂”的美学理念，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芭蕉的美学理念“蕉风”的形成，就是对西行的这一美学理念继承和发扬的结果。这一点也充分证明了西行是日本隐逸文学的开拓者，充分证明了他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
西行的一生，是隐遁与和歌完美结合的一生。他开启了日本隐逸文学的先河，他把自己的隐遁生活以及对佛教的理解，忠实地记录在和歌之中，使他的和歌在洋溢着“闲寂”美的同时，具有较为深刻的内涵。作为日本隐逸文学的代表，西行可以说是实至名归。如今在日本掀起的“西行热”，是对西行在日本文学史上所占有的地位的肯定，也充分证明了对西行继续研究的必要性。
注释：
①http://kasmashoin.jp/saigyo.html.
②本文引用的西行和歌出自：伊藤嘉夫校訂“山家集”、第一書房、1987年。
③新村出“広辞苑”、岩波書店、1998年第5版、207頁。
④石田吉貞“隱者の文学—苦悶する美—”、講談社、2001年、123頁。
⑤同上。
⑥神作光一‘西行と漂泊’、“解釈と鑑賞”、至文堂、1976年第6号、143頁。
⑦松本雄二‘西行論の覚え書’、“共立女子大学·短期大学文科行文誌‘紀要’”、2000年、15頁。
⑧後鳥羽院‘後鳥羽院御口伝’、“日本文学大系·歌論集能楽論集”、岩波書店、1959年、145頁。
⑨松本雄二“日本文芸史”第二部、筑摩書房、1981年、103頁。
⑩佐藤正英“隐遁の思想—西行をめぐって—”、東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70頁。
(11)松尾芭蕉‘笈の小文’、“日本古典文学大系·芭蕉文集”、岩波書店、1959年、52頁。
(12)石田吉貞“隐者の文学—苦悶する美—”、123頁。
(13)铃木大拙：《禅与日本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6～17页。
(14)石田吉貞“隱者の文学—苦悶する美—”、120頁。
(15)白洲正子“西行”、新潮社、1988年、247頁。
(16)松尾芭蕉‘笈の小文’、“日本古典文学大系·芭蕉文集”、52頁。
(17)转引自郑民钦：《俳句的魅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18)松本雄二“日本文芸史”第二部、1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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