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是通过批判地继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中国观，并在此基础上加以科学地发展的产物。
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中，马克思恩格斯主要继承了以下关于中国的观点：1、行政机关是否干预经济运作，是区别亚细亚国家与欧洲农业国家的标志；2、是否具有各种得到传统和公众舆论支持、可以同专制君主抗衡的独立的社会机构来保护个人不受政府掠夺，是区分东方专制政体与欧洲的“名义上的专制”政体的标志；3中国社会很久以来就处于停滞状态；农村公社是东方社会制度的基础和亘古不变的原因与保证。
马克思恩格斯又根据新的资料作独立的研究，部分地印证并发展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德国古典哲学家关于中国的观点。他们通过深入探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特殊历史途径和由此导致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经济基础和政治形态的特征，揭示中国传统社会频繁改朝换代而社会结构却不发生根本变动的奥秘，得出了封闭乃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开放则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的科学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论述，早在延安时代就被编成《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作为党的高中级干部理论学习的教材。今天，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对于正确认识传统中国的国情具有借鉴和启迪作用，对于深刻理解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推进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步，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早熟的文明小孩”
马克思认为，“各种古代文明的小孩，在其出生时也有区别：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①这里说出了三种文明的类型：“正常的儿童”－－希腊人，在消灭原始公有制的前提下进入文明，建立以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城邦民主政治：“粗野的儿童”－－日耳曼人，借助军事征服并适应和利用古罗马现成的生产力水平进入文明，建立以封建领主制为基础的贵族政治（典型意义上的封建主义）；“早熟的儿童”－－东方人，在保留原始公有制的前提下进入文明，建立以国家所有制基础的东方专制主义政治。19世纪60年代人类学研究的成果表明，东方式的公有制村社经济－－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欧洲处处构成发端”，但它在西欧仅仅作为社会发展的孑遗，而东方社会则基本上仍停留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阶段。马克思认为，这一点证明了他在19世纪50年代把“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作为社会发展依次更替的阶段的思想。
在马克思看来，亚洲的生产方式表现为两个主要形式：农村公社（原始共产主义）以及各式各样小规模的氏族农业（家庭手工业与此种农业相结合），“这两形式都是原始的形式”。他还说：“自由的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观念，在古代世界，只是在原始社会制度瓦解时代才发生。在亚洲，这种观念是由欧洲人输入的。”②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没有土地私有制之存在”或“没有进到私有制”，是“了解东方世界的真正的关键”或“了解全东方情形的关键”③然而，这并不排斥村社对土地的管理，私人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甚至转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所有权、占有权和使用权的关系作了阐述，他指出，亚洲的农民虽然可以独立经营自己的农业及与农业相联系的乡村家庭手工业，这种独立性也不因小农间的彼此联合从而自然发育起来的村社而消灭，但是，他们却面对着一个与他们直接对立的、以土地所有主资格同时又以君主资格出面的国家，“国家是最高的土地所有，主权在这里，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起来的土地所有权，虽然，私人的土地管理及土地使用及村社的土地管理及土地使用都是存在着。”④的确，历史学家所说的中国古代的所谓“土地私有”决不带有欧式的受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西欧中世纪的君主只有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才有权剥夺臣民的生命和财产，而在一切法律都必须按照君主的意志来制订和修改的东方国家，专制君主则可以任意地剥夺臣民的生命和财产。
东方社会在保留原始公有制的基础上进入文明、建立国家，这的确是“早熟”。然而，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早熟呢？恩格斯归结为地理环境（气候和土壤的性质）和农业生产上的共同使用水源的需要，“这里的农业，主要是建立在人工灌溉的基础上的，而这种灌溉却已经是村社，地方当局和中央政府的事情”，亚洲的政府是适应维护水利灌溉的共同利益而产生的。⑤马克思指出，同样是出于共同使用水源的需要，在西方，如法国和意大利，曾推动私人企业家联合为志愿协会；在东方，却因为文明程度太低，地域太广，不能产生志愿协会，这种需要便绝对要求政府集中力量出来办理此事，由此便产生一切亚洲政府所不得不承担的经济职能。⑥
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农村公社，没有法权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制的存在，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事业需要由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等原因，造就了集经济、政治功能于一身的东方专制政体。东方专制政府“以高居在所有这一切小集体之上的结合的统一体，以最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的资格而出现。”村社的农民既不是“古典的古代”那种意义上的奴隶，也不是西欧中世纪贵族领主制下的农奴，然而却承受着直接来自专制政府的超经济强制的奴役；臣民的生命财产随时可被国家剥夺和侵害，这与西欧中世纪“名义上的专制”但个人生命财产仍有相当大的安全感大不相同。因此，马克思也象黑格尔一样，把东方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社会看作是一种“普遍奴隶制”。在这个社会中，只有专制君主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都是奴隶：“你知道做奴隶的滋味，但是自由的滋味你却一次也没有尝过。”⑦恩格斯甚至认为，东方专制主义的专横，欧洲人根本无法想见。⑧在这种政体下，缺乏对私有财产的安全感的人们不可能把资财作为固定资本或流通资本求未来利润，因而资本主义制度也就不可能在中国产生。
二、停滞性与改朝换代的奥秘
按照马克思的见解，在东方，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既包括印度和俄国式的将农村公社的公有制形式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情形，也包括中国式的自魏晋以后农村公社的经济纽带略为松驰，从专制王朝实行“均田”到土地兼并造成贫富两极化、再到实行或要求实行“均田”的周期性复归的情形。中国社会周期性的“均田”、“均贫富”的要求及其实践，也正是所谓“土农工商四民共戴皇帝，五十年到一百年相杀一次以均财产”的“古来所贵平均之传统社会主义”（章士钊语），马克思称之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这足以揭示中国社会的停滞性和历史上多数改朝换代的奥秘。
从亚洲社会的普同性方面来看，马克思认为，亚洲社会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一次真正的革命，在被西方商品经济的重炮轰开国门以前，它一直停滞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阶段。具体到中国来说，马克思认为，农村社会的形式“过去在中国也是一种原始的形式”，而公社在一定程度上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古老的中国摆脱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由于族权的存在，家庭依然具有经济的职能，完全法权意义上的私有制并没有真正形成，专制制度反因公社在一定程度上的解体而更加强化了。
马克思在他晚年的文化人类学笔记中，明确地认为，象柯瓦列夫斯基那样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印度说成是“封建化”的社会，是错误的。⑨马克思坚决反对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用于东方国家，无情地嘲笑英国法学家“费尔这头驴把农村公社组织称作封建组织”⑩，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乃是马克思对包括中国、印度、俄国在内的东方传统社会的经典表述，既体现着以社会经济形态来说明社会性质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也便于将马克思所说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相区别。
虽然东方传统社会中并没有发生过一次真正的革命，却充斥着因经济和政治的脱出常轨所引起的周期性的社会震荡和改朝换代。但是，这种震荡并没有导致新的社会形态的产生，却总是复归到震荡以前经济政治尚未脱出常轨时的社会状况，使社会呈现出相对停滞的不变性，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亚洲可以看到的静止的（即指‘非运动’）的社会状态”(11)。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作为“社会停滞状况的基础”东方的农村公社和各式各样的小氏族的农业具有顽强的再生能力。在每一次巨大的社会震荡之后，“这些自给自足的村社经常以同一形式重新恢复起来，它们被破坏了，又在原处用原有的名称重新产生，它们的生产结构的简单就是以解释亚洲社会的不变性的秘密。亚洲社会的不变性，与亚洲国家之经常被破坏而重新建立，与它们朝代之迅速更换，恰恰相反。……这个社会基本经济成分的结构，并不被政治范围内发生的风暴所惊动”。(12)
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中国的农村公社在一定程度上的解体，同时也注意到来自社会下层的恢复亚细亚农村公社传统的努力，并以此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 社会震荡和改朝换代。马克思以太平天国为例，揭示了“在中国这块活化石上所发生的革命酝酿”的本质。他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虽然有鸦片战争所带来的种种新的社会矛盾的作用，但就太平天国来说，本质上仍然是中国社会旧制度的代表，“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情形：社会基础不发生变动，同时将政治上层建筑夺到自己手里的人物和种族则不断更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太平天国也是无例外地以“改朝换代”为目的，但这种改朝换代却有其特殊内容，就是“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而其实现的途径则是用“奇形怪状的破坏，用全无建设工作萌芽的破坏来和保守派（即马克思所说的清王朝‘旧有当权者’－－引者）的腐化相对立”(13)针对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之相差，就象中国的哲学与黑格尔的哲学之相差一样。”(14)太平天国“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这见解真是深刻！中国传统生产方式的特点，表现在多数王朝的初期，总是由国家来分配土地，实行“均田”，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贫富剧烈地分化了，大批农民的土地被兼并到少数人手中，因而就再一次要求实行“均田”和“均贫富”，以复归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常规。如果不考虑到后来洪仁玕提出的《资政新篇》的话，太平天国的奋斗目标就仅限于此。“太平天国大概就是中国人脑子里所幻想的那种现身的魔王吧。但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王。这类魔王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15)马克思恩格斯对此不能不感到惊诧：已经是19世纪了，中国“革命”的代表仍然是如此奇特。
由此可见，停滞的生产方式和停滞的社会生活，不正是中国社会屡屡改朝换代却终古如斯的奥秘吗？
三、封闭：“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东方社会停滞不前的更深层的原因就在于东方社会的封闭性，包括社会结构内在的封闭性和对外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封闭一旦被打破，直接的结果就是旧的社会机体的解体。
东方社会基本结构的内在封闭性的主要表现是：1、整个社会完全是由许许多多的各自“闭关自守”的小天地所组成。在这里，公共事业由中央政府办理，除了中央政府和少数大城市以外，全国分为许多村社，这些村社构成完全各自独立的团体，各自成为完全闭关自守的小天地。(16)－－马克思将这种封闭性看作是“农村公社最坏的一个特点”。(17)2、自然经济的自足性严重限制了贸易和交通的发展，从而也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东方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村社农民完全可以不依靠市场、不依靠生产的变迁、不依靠外界的历史运动而生活，因而极大地限制了生产、交通贸易的发展。(18)3、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大工业具有天然的排斥作用。马克思指出，“在中国和印度，生产方式的广大基础就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合为一体，……在中国农业和手工工场业直接结合，这就大大节省钱财又节省时间，因此就给大工业产品以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大工业生产品的价格是包含着这些生产品在流通过程中处处所耗去的不生产的费用。”(19)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使“英国的商品经济对于东方生产方式……革命化的影响，……（在印度）也只是很慢才得到成效，在中国所得到的成效就更少。”(20)4、建立在这种闭关自守的村社基础上的“最横暴的”东方专制主义，使社会更增加了封闭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无论什么地方，从印度起到俄国止，凡是古代村社习俗还保存的地方，这种习俗便做了数千年来最横暴的东方专制政体的基础。”(21)而维护这一基础，正是东方专制政体的首要职责，为此，就必须使臣民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彻底奴化。5、闭关自守的村社造成了人在精神上的自我封闭。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村社的封闭性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使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只关心自己一身一家的私利，对任何外界的风暴都无动于衷(22)。这封闭的村社生活，犹如激不起一丝涟猗的一潭死水，自然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的进步。
东方社会的封闭性还表现在东方专制国家对外采取的封闭政策。马克思明确指出：“与外界完全隔绝，这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23)“这个幅员广大的帝国，包含着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类，它不管时势怎样变迁，还是处于停滞的状态，它受人藐视而被排斥于世界联系系统之外，因此它就自高自大地以老大天朝至善至美的幻想自欺。”(24)
当中国社会还在皇帝的年号和60年一轮回的甲子纪年中蹒跚的时候，世界历史已进入了新文明震天烁地的19世纪，现代化的历史运动挟万钧雷霆席卷全球，它再也不允许中国社会闭关自守。企图借助文化隔离来保存旧中国，是再也不可能的了。“当这种隔绝情形在英国的强迫之下而归于消灭时，便必然发生腐烂，正如小心保存在紧密封闭的棺材内的木乃伊一样，只要与外界的新鲜空气一接触，便一定要腐烂”。(25)马克思所说的“新鲜空气”，包括一切“对于中国的财政、礼教、工业及政治结构同时发生影响的破坏因素。”(26)而旧的中国社会的腐烂，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既包括西欧商品经济对于自我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瓦解，还包括大量白银外流引起的国家财政的危机、旧礼教的崩坏，以及专制政治的加速腐败等等。
马克思注意到，中国社会旧制度代表者们迫于时势，不能不奋起自救，进行拼死的搏斗；注意到新旧制度的代表们在进行这种搏斗时，双方所怀抱的目的及斗争的特点。这决斗的情景，在马克思看来，是十分令人惊叹的：“在这个决斗中，旧世界代表以道德思想来鼓励自己，而最新社会的代表却争取那种以最贱的价格购买和以最贵的价格出售的权利。这是一种多么悲惨情形啊！诗人的任何幻想，也未必能想象出比这更离奇的情景吧。”(27)新旧制度的冲突同时也是维护旧制度的旧伦理与新制度代表们的“恶劣的情欲”的冲突，马克思期待着社会变革时期的“恶”向着社会进步这一更高意义上的“善”的转化。
四、开放：东方社会的唯一出路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东方社会的前途取决于开放：包括国家内部的开放和对外开放。
只有实行国家内部的开放，促使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消灭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才可能有进步。如前所说，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东方社会是在保存原始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国家、进入文明的，并没有经过“真正意义上的私有权”这个中间环节。在西方是从家庭到私有制再到国家，在东方是直接从家庭（氏族、村社）到国家。而只有在古代村社习俗崩坏了的地方，“独立的发展才有了进步”，也才迈开了“经济生产道路上的第一步”(28)。恩格斯对此作了详尽的分析，他指出：真正意义上的“私有权”是伴随商品交换而发展起来的，村社的生产品越是采取商品的形式，即是说越是不为生产者自己的消费而生产，越是为出卖而生产，则这个村社内部那种原始的自然产生出来的分工便越是迅速地被交换所排挤，个别社员之间的财产地位便越不平等，村社土地公有制便破坏得越是深刻。遗憾的是，东方社会并没有真正走出这一步，东方专制政体和历来侵略的游牧民族的更迭的统治，在数千年的过程中未能消灭古代村社的习俗。如今，只有借助于现代大工业的威力，才能渐渐破坏那自然发育起来的农村手工业，使传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日益瓦解。(29)村社经济瓦解了，社会结构由封闭走向开放，工业、交通、贸易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同时，只是由于封闭被打破，促使了旧的社会结构的解体，才给亚洲社会带来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才使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处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马克思明确指出，西方商品经济侵入亚洲瓦解着亚洲社会自然经济的基础，“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30)“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31)在19世纪后期的中国，尽管西方商品经济瓦解自然经济成效甚小，但由于对外界的隔绝情形归于消灭，马克思和恩格斯仍充满信心地认为，“中国已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夜”，“我们欧洲的反动派，在最近的将来势必向亚洲逃跑，一跑跑到中国的万里长城，跑到这个最保守堡垒的门口，那时候，安知他们在那里不会碰到‘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受’这几个大字呢？”(32)
马克思恩格斯把开放看作是现代化历史运动的本质属性，总是热烈讴歌开放的伟大作用，激情满怀地预测开放的前景：开放，使“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33)；开放，将欧美的经济实力“源源流遍于美洲及太平洋的亚洲沿岸，并将顽强的野蛮民族卷入国际贸易漩涡中”(34)；开放，将使太平洋沿岸的经济联成一片，“太平洋两岸将来也会人烟稠密，商业兴旺，工业发展，……那时太平洋所起的作用，将与现在大西洋所起的作用以及古代和中世纪时代地中海所起的作用一样－－就是成为世界交通的大航路”(35)；开放，“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产品也是如此。”(36)
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终于由上个世纪的被动的屈辱的对外开放走向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主动的对外开放，中华民族的航船终于驶进了世界文明的公海，中国已成为环太平洋经济圈的一部分，正在向现代化和充分世界化迈进。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开放是中国社会的唯一出路这一论断的真理性，中国社会文明、开化和繁荣的程度，取决于它的对外开放的程度。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12)(13)(14)(15)(17)(18)(19)(20)(21)(22)(23)(24)(25)(26)(27)(28)(32)(35)《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页、14页、20～22页、15～16页、22页、22～23页、10页、172页、213页、176页、24页、30页、3～4页、3～4页、11页、11页、43页、95页、43页、42页、95页、12页、16页、213～214页、189页、189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5页。
⑧(17)(30)(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28、72、67、68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284页。
⑩转引自[苏]尼基福罗夫《亚细生产方式问题的历史》。
(1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039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