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办学校发展历程的历史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办学校论文,历史性论文,中国论文,发展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3)04-0123-04
一
中国的民办教育渊源有自，历史悠久。
春秋战国是社会极其剧烈的变革时期，不仅社会阶层发生了很大变动，也是学术文化思想大发展时期，学术下移的社会风气，改变了由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私学开始兴起，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民办教育的黄金时代。当时出现了很多兴办私学的名师，如孔子、孟子、墨子等，他们创立学派，招收生徒，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名垂青史的学术领袖。活跃在政治舞台和学术文化领域的叱咤风云的名士，也大都是私学出身。
秦汉以来，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是由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兴办的官学，但民间办学和私人教授也始终存在。隋唐确立科举制度以后，官办学校成为官吏的养成之所，所学的内容也与科举考试科目有密切关系。科举和学校开始逐渐合流。宋朝王安石变法，将官学教育、考试晋级与考选官吏直接结合。此后历朝都规定，各级官办学校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但官学由此却失去了育人的初衷，日益远离学术，不再是学子研习学问的课堂，而逐渐成为追逐名利的场所，成为一种身份的标志，明清时很多学子空挂学籍，并不到校。
民间私学仍然存在，但其发展却经历了颇多曲折。
宋朝以后的私学与官学的发展呈现了此起彼伏、迭相兴衰的局面，其特点是私学与书院共同兴盛。
宋朝的私学主要有两类：
一是地方上的各类蒙养之学。以普及教育为主，并对学生进行一系列道德行为规范训练，可以看成是对官学的补充，属于基础教育。乡、村、家族私塾、义学等都属于此类。
二是书院。书院兴起源于唐末五代，当时政局混乱，藩镇割据，兵火不绝，官学荒废，私人讲学之风遂兴盛。北宋初年，较著名的有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南宋时有苏州鹤山书院、丹阳丹阳书院等数十所。
书院以研习学术为主要目的，适应了知识分子推动学术思想发展的需要，也是学术思想活跃及学术发展到新阶段的表现。在官学与科举日益合流的大趋势下，在官学日益成为追逐富贵之所而“无所于学”的情况下，书院成为传授学问、发展学术的中心。宋朝书院抨击、反对科举，因此，有些士子弃官就学，或弃官入书院讲学，成为科举取士的逆流。
北宋以后，大兴官学，又将官学与科举合流，绝大多数士子仍热衷于追逐利禄，往往耐不住长守山林之寂寞，书院遂沉寂了一百四五十年之久。
南宋官学衰落，有其名而无其实，科举之法又弊窦丛生，官场之人或趋炎附势，或交相倾轧，忠贞之士多遭不测，因此，书院又再度复兴，知识分子希望能在研习学问中守住一片净土。
辽、金、元三朝官学发达，如辽在五京（上京、中京、南京、东京、西京）同时设立国子学，合称“五京学”，地方上府、州、县分别设立府学、州学、县学。金朝还专门为女真子弟开设“女直国子学”。元朝规定，地方上必须设立社学，“诸县所属村庄，五十家为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立为社长。……每社立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据官方统计，各地学校达到24400余所。元朝初年，南宋遗贤多避世讲学，因此私立书院又有了生机。但元朝统治者不愿看到这些私立书院成为政府的对立物，或者游离于政府的控制之外，于是千方百计将其纳入官学体制的范围，规定书院的山长（相当于院长）由官府委派，属州县学教官，并资助办学经费。
明统一全国后，官学与科举兴盛，书院基本处于衰竭状态。明宪宗成化（公元1465-1487年）年间，官学教育逐渐由盛转衰，沦为科举的附庸，民间学术思想趋于活跃，自由讲学之风渐兴，私立书院又在各地陆续兴起。明世宗嘉靖（公元1522-1566年）时，仅安徽、江苏两省就有18所书院，王守仁（阳明）、湛若水（甘泉）为当时自由讲学之最著名的学者。他们提倡心学，反对理学，反对训诂词章之学，似乎给学术教育界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他们创办书院，广收弟子，也不排斥弟子应科举，走做官之途。政府也力图将书院纳入官学系统，因此，还分拨给一些著名书院学生参加科举的名额。但当统治者认为他们的思想干扰了统治阶级对思想文化实行严格控制政策的贯彻实施时，也不遗余力大开杀戒。自嘉靖十六年至熹宗朝大宦官魏忠贤当政，民间书院遭到四次禁毁，借口是“邪学”、“供亿科扰”、“群聚党徒”、“摇撼朝廷”等罪名，极力压制私学。当时最有名的东林书院学者，被指斥为“党人”，在魏忠贤的授意下，各地官府尽毁天下书院。
清朝书院一直存在，但康熙以前，始终处于被抑制状态。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清政府才由抑禁变为提倡，喻知各省设立书院。在官方的干预下，书院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各地书院皆由封疆大吏控制，申报官府备案，政府拨给经费，实际成为官办或半官办之学，自由讲学的传统不复延续，转而为训练八股文，以应付科举考试为教学目的，学子入院学习，无非是“四书”八股文，五言八韵诗。自由入学的传统也被破坏，入院须考试，名额有限，功课由官方和院方分别主持，学生按考试成绩领取每月的膏火（津贴），实际已形同地方儒学。书院加入了与地方儒学一起竞争科举的行列，活力也就逐渐消失殆尽。
二
晚清时期，社会危机呈全面爆发之势，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已经腐朽，无法培养选拔出真才实学，整个官僚队伍素质低下，吏治败坏。
鸦片战争的失败，内忧外患的交织，不仅加剧了清朝的统治危机，也促使一批思想敏锐、头脑清醒的有识之士正视现实，力主改革教育和选举制度，改造科举制。19世纪40年代，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和60年代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影响最大。清政府在面临统治危机和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开始对官僚机构和教育选举制度进行了一些改组与改革。
龚自珍和魏源都提倡“经世致用”，是清末学术思想上“开一代新风”的代表人物。他们指出：挽救危亡，强国御辱，必须惩治腐败，举用人才，改革不合理的教育和选举制度。他们揭露，当国家内外交困、急需人才时，却因官场腐败、学用脱节，造成人才奇缺，而这种状况的形成，与科举制有直接关系。他们认为：科举所试学非所用，戕害和埋没人才，既误人子弟，又使国家深受其患。因此积极主张变法，“天下无数百年不敝之法，亦无穷极不变之法”。针对当时国家二患，一为“人才之虚患”，一为“人心之寐患”，呼吁应从造就人才方面入手，进行改制。具体到选举制，他们主张八股文取士已“既穷既极”，已是穷途末路，应坚决废除之，而采用“讽书射策”作为考试内容，即让应举考生对时事、政事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废弃过去“代圣人立言”的束缚，朝廷从中可选拔出真正有用之人。他们虽然没有提出废止科举制的主张，但却触及到了科举制的要害——八股文取士。他们的观点不仅在当时鼓舞了一大批主张改革变法的有识之士，也给后来的洋务派和维新派以很大启发。
真正促使清政府有所举动的是洋务派。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封建官僚中的实权人物，因主张和实施“资取洋人长技”，练兵、造船、制器、兴学、培训人才，而被称为洋务派。他们对选举制度的改革，一是在保留科举制的前提下，对考试内容进行部分调整，如摈弃小楷试帖，另开洋务科；二是另辟途径，培养与选拔急需人才，主要是兴办新式学堂，选送留学生。新式学堂以新的教学方式培养实用型的外语、军事、科技、工业人才，留学生赴欧美选修也多以实用型专业为主。这样一种培养人才的模式，在促成新式教育体系形成的同时，也加速了旧的选举、教育体系的衰亡。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1860-1895年），官费留学生共200多人，他们学成回国后，大多成为各洋务企业的技术骨干。但由于新式学堂仍然没有摆脱封建体制的束缚，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控制，也未能突破旧的体制。
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化程度，也宣告了洋务派推行“新政”的破产。面对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日益成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要求改变现状，变法图强，并提出了一整套政治纲领。康有为认为“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人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举”，梁启超也主张“新政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他们指出人才为变法之本，变科举为立学校的前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废科举，但已将新式学校与旧式科举对立起来，实际是从育才环节改革原有选举体制，从而根除科场、吏治的腐败之源。
维新派关于改革选举体制的主张与主要举措如如下：
（一）变科举，兴学校
这是从育才环节改革选举体制。戊戌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改革已腐朽到极点的科举制，废八股取士制，“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以考试成绩为主，不再凭楷法优劣定高下。同时，兴办中央及地方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新式学堂以普及和培养实用型人才为主，逐渐从科举的附庸地位中独立出来，为新式教育体制的确立扫清了障碍。
（二）选派留学生
凡受学数年，考试成绩优异者，选送到国外留学。看到近邻日本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1889年8月18日，光绪皇帝下令各省选派一批留学生赴日本深造。以后，又陆续增派。
（三）破格选才
维新派认为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是阻挠改革的重大障碍，必须破除常格，不次拔擢，才能“力拨乱之任”。变法期间，光绪皇帝不拘常格起用了一批新人主持和推行新政，如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以四品卿衔入值军机处，梁启超加六品衔，负责译书编报。
（四）设置课吏局
清朝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吏员把持衙门事务，各官署录用吏员又无严格的考试程序，因而造成吏员总体文化素质低下。百日维新期间，一些省份注重整顿吏员队伍，如广东省在广州设立洋务课吏局，经考试和考核录用从事洋务的吏员。
（五）提出行公举，设议院
维新派认为根治中国吏治腐败的关键在改革选举制度，应仿照欧美各国，建立资产阶级制度，设立各级议院，议员由公举产生，选举之权、官吏升降之权、国家大事的议定，都由议院决定。凡二十岁以上，无残疾，读书明事理者都有公举权。由于遭到顽固派的强烈反对，上述主张并没有付诸实施。
（六）改革官制
维新派坚持“变官制”是变法维新的重要内容。变官制，一是精简机构，二是裁汰冗员，三是核校贤否。变法期间，光绪皇帝下令裁撤中央机构中的詹事府、通政司、鸿胪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等官署，将有关事务归并到内阁及六部。当时“京师冗散卿侍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者将及万人”，地方上也有相应的裁撤举措。但裁撤之举遇到很大阻力，不少督抚自恃为慈禧太后新用，藐视维新之令，全国仅有三省裁去武官383人。
戊戌维新虽然最后以政治失败告终，但它对旧教育和选举体制的瓦解、新选举和教育体制的确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科举制的最终废除，新式教育体制的形成以及近代文官选举制度的建立正是几代改革人士不懈努力的结果。
三
近代教育体制形成的重要标志是近代学校的创立。近代新式学校与官办学校并行，也涌现出一批私立学校。当时的私立学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各类教会学校。教会学校经费来源为宗教团体和个人，以宗教教育为主要目的，同时教授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课程。
教会学校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的创立和发展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的加深，而逐渐由通商口岸延伸到内地各省份，在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成为帝国主义侵华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了一批传教士和帝国主义在华文化代表。但是一百年左右的办学，不仅打破了中国固有的封闭式的教育体制的藩篱，引入了西方先进的教学方法、教学理念、教学内容，也为中国培养了为数不少的新型人才，他们很多人成为此后中国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的中坚。如金陵女子大学、协和医科大学等，都是很具影响和实力的高等院校。
第二类私立学校是在民间私人设立的书院、私塾等基础上，逐渐引入新式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而发展起来的。如1878年，张焕伦在上海创立的正蒙书院；1906年，邵章、孙智敏等创办的杭州女塾；中国公学、南开女校等也开风气之先。兴办私立学校的资金主要来自富商、士绅、官僚、留学生、企业家、社会团体及海外捐助等。私立学校的数量甚至一度还超过了公立学校。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等都是私立学校大发展时期升级或创办的国内外知名大学。
但私立学校的发展历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新中国建国前，受到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种种干扰。民办学校维持和发展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社会安定，二是经济发展，但旧中国多灾多难，战事不断，刚兴起的民办教育风雨飘摇，举步维艰，屡受挫折。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师资的困乏，经费的短缺，在战火中颠簸流离的师生，苦苦支撑着民办教育的一片天地。
新中国建立后，对所有制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原已难以维持的民办学校，失去了继续办学的社会基础。近代民办学校的兴办里程由此划上了一个中止符。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迎来了教育大发展的新机遇。新世纪迎接的新挑战，促进教育事业向更广阔和更深入的领域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义务教育更普及，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轨。如何充分利用和进一步大力发掘社会教育资源，是推进教育与新时期相适应，并逐渐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条件。因此，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民办教育事业再次兴旺发达。目前已形成多层次、多方式、多渠道的办学体系。
民办教育由于用人制度灵活，资金来源多样，办学场所和所设专业更注重社会需求，不仅起到公办学校补充的作用，经过20多年的良性发展，已成长为我国教育的重要生力军，成为教育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成千上万的学子步入民办学校的课堂，成长为国家的有用人才，很多社会和国家稀缺专业人才都是民办学校的毕业生。
但是，应该看到，我国目前的民办学校，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还有很多的发展空间。一是民办学校的地位与公立学校尚有差距，一些相关政策还没配套和落实，影响了民办的定位和办学积极性；二是私立学校因起步晚，很多学校存在师资队伍不稳定、生源素质与公立学校有差别、办学资金没有保证、对私立学校毕业生就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歧视等。
我们应该给予民办学校更大的发展空间，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繁荣我国新时期的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