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异性论文,中国公民论文,当代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6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 —5116（2000）02—0001—04
公民文化（The Civic Culture）也称公民政治文化（The
Civic Political Culture）， 由美国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于1956年首次提出，后被各国学者广泛采用。所谓公民文化或公民政治文化就是指处于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下的权利义务主体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过程、政治产品等各种政治现象以及自身在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态度和倾向，它包括公民的政治知识、政治情感、政治价值、政治理想、政治信念、政治安全感、政治效能感和政治技能等。以此来分析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我们便会发现它具有一致性与差异性的矛盾，体现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静态结构特征。
一
公民政治文化的静态结构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社会公民政治文化各种类型和要素排列组合而形成的一定关系。撇开政治文化生生不息的运动，从理论上透视一定时期某一社会的公民政治文化，就会发现任何一个社会其公民政治文化都不是某一单一类型或单一要素所构成的清一色的、完全均一的系统，而是存在着不同的类型、不同的要素，这些要素和类型之间有些基本一致、有的则正相反，这种千变万化的亚政治文化组成了政治文化复杂的结构体系为政治文化的“共时性结构”。公民政治文化的静态结构可以在两个方向上加以分析，一是从纵向也即从垂直方向进行划分，公民政治文化可以分为大众阶层公民政治文化和领袖阶层公民政治文化。二是从横向也即水平方向来剖析，公民政治文化可以以职业、阶层、年龄、区域、民族、种族、宗教、语言、受教育程度、社会团体和性别等不同标准划分出不同的公民政治文化结构类型。通过分析公民政治文化结构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交汇、互动，有利于我们把握它们对政治体系和政治行为的错误复杂的作用。
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一致性首先表现在其纵向分布上领袖阶层公民政治文化与大众阶层公民政治文化的基本一致，这种基本一致主要表现在：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信仰，也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具有共同的政治情感和政治认同倾向，即爱祖国、爱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国家制度、支持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赞成和维护国家宪法、法令及政策。在对政治现象的评价上，也具有基本一致的政治价值观，在对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的认识上也具有基本一致的态度倾向。
建立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之上的上述两个阶层之间的公民政治文化取向的一致主要是政治文化性质的一致，也即由共同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思想影响形成的政治理想、信仰及价值观的一致，这种一致是社会主义公民政治文化区别于资本主义及其一切社会公民政治文化的重要标志。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社会的统治权属于资产阶级，尽管它有所谓的普选制度，那只不过是“每隔几年重新选定一个资本家阶级的管家罢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群众仍然属于被统治阶级。因此，大众公民政治文化即被统治者的公民政治文化与少数统治者的公民政治文化是建立在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阶级分野的社会结构之上，由此决定了两个阶级公民政治文化的根本对立。社会主义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包括从事社会管理的领导阶层、干部阶层与一般人民群众和社会公民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对立与冲突，他们只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社会分工的不同，是阶层的区别。干部来自于一般群众，服务于一般群众，其本身也只是一个职业与众不同的公民。这种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他们在政治理想、信仰和价值观等实质性政治取向方面的基本一致。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公民政治文化的一致性，也表现在其水平方向的分布上，即各不同职业、年龄、民族、社区、教育水平、甚至不同性别的公民之间政治取向的基本一致。
二
公民政治文化的这种一致性只是当今我国公民政治文化的一个方面，在我国现阶段公民政治文化结构内，各要素在政治文化的水平和程度上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和不平衡。其主要表现在各阶级阶层、各职业团体、各地区、各民族、各年龄层次、各文化层次及性别不同的公民之间，包括政治认识、政治热情、政治评价、参与意识、效能意识、政治安全感和政治自信心各变量的吻合与分歧，包括人们对政治制度、政治结构、政治权力、政治人物、政治过程、政治改革、政治透明度、政策产品的偏好和取舍等等。
不同阶级阶层公民的政治文化取向，存在着各个变量上的差异。
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它与现代化的大生产相联系，是我国公有制经济的中坚力量——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者和使用者。多年来工人阶级经济和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培育了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热情、政治责任心、集体意识和宽容精神。他们比其它阶级阶层具有更高的政治安全感、政治效能感、政治自信心、政治自豪感与优越感，因而愿意参与政治也不怕参与政治。对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有一定认知，因而能够比较理智地选择自己的政治行为，他们既关心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政策产品，又特别关注国家大局的稳定与发展。上述政治心理品质在上海等工人集中的城市表现的特别突出，新时期涌现出的李素丽、徐虎、王涛即是其中的典型。最近几年国有企业改革遇到困难，不少亏损企业的工人生活水平下降，影响到工人阶级的政治态度，产生失落感。1996年8月，吉林省总工会对全省100个企业近万名工人进行调查。当调查工人的“主人翁”地位时，28.1%的人认为工人已沦为雇佣劳动者，18.1%的人认为工人在企业中已没有地位，这两项加起来为46.2%，也就是说已有近一半的工人认为自己在企业中已丧失了“主人翁”的地位。[1]因此中央决定提高下岗工人的生活保障金， 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又专门研究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是因为国有企业和工人阶级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基础。
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要同盟军，由于其人数众多，因此至今仍是中国政治稳定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封建制度的超经济剥削使得这一阶级的经济基础十分脆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因素。建国以后，通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从五十年代后半期开始，极“左”政策使得农村经济发展十分缓慢，至“文革”结束时，全国有近40%的农民吃不饱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首先就是从农村发端，得益于改革最早的就是农民。20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5倍，1978年全国农村共有贫困人口约2.5亿， 占当时农村人口总数的1／23，[2]目前已减至4200万。有近1.2亿的农民在当地乡镇企业工作，还有近1亿人外出进城打工。 收入的提高和眼界的开阔使农民的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家庭联产责任制和农村基层民主的推行增强了农民的权利和法律意识，唤起了他们参与政治的热情。但是总的来看，农村小生产经济仍占较大比重，封建传统政治心理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对政治活动最为关系的是政治人物和政治权力，现代政治知识缺乏，往往用封建传统的一套来解释政治过程的变化。诚然，他们具有较强烈的政治认同感和支持感，但其背后隐藏着较多的对政治体系和政治人物的盲从、恐惧、被动的服从等封建传统的东西，其政治知识、法权意识、反抗意识、参与意识、参与技能、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自信心都最差。
知识分子阶层是我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从事脑力劳动的职业特点又使其在社会地位和政治心态上不同于直接与现代大生产紧密联系的一般劳动者，并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本身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亦愈益增多。这一阶层是社会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的载体和传播者，是知识经济的主要开拓者，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对客观世界不停的探索和研究，一方面使其最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世界，另一方面又培养了渴求真理、不畏强暴、不善盲从的心理品质。由此，他们的参政意识、权利意识和反抗意识都比较强，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都比较高，对政治现象的关心往往着眼于宏观建构，而非局限于自身利益的得失。这也使得他们成为政治运动的排头兵和政治改革的极力推动者。但他们的集体意识、政治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差，值得指出的是，这个阶层的政治效能感、政治安全感和政治自信心都十分薄弱，这似乎与其阶层的其它特点是矛盾的，却又是真实的。多年来的政治运动没少使他们遭殃，由此逐渐形成一种政治恐惧心理。知识分子的劳动特点也决定了他们的一些弱点，与封建思想联系较少，却较多地带有西方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有些人情绪不稳，易走极端，所言所行往往脱离实际流于空谈。
管理者或谓干部阶层，主要是指党政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干部阶层基于根本利益的一致与一般公民有比较相同的政治取向，他们具有较高的政治热情和政治敏感性，注重从全局而不是某一方面看待政治体系，对政策反馈、政治发展尤其政治稳定给予较多的注意，大多数干部忠实于人民的利益，不计自己的荣辱得失。然而由于其具体利益的差别，他们的政治取向与普通公民仍有不同。有些干部害怕改革触及自己的既得利益，竭力维持旧秩序，或执行政策不力，使政策变形；有些则腐败堕落，蜕化变质，成为人民的罪人；有些则失去政治信念，成为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俘虏。
个体所有者与私人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后多种经济成分发展的产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鼓励发展个体、私营以及“三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1978年，我国工业产值中由公有制经济创造的占99.2%，非公有制经济仅占0.8%，到1996年， 工业产值中公有制提供的占67.5%，城乡个体经济占15.5%，其它经济成分等占17%。[3]1978年，我国有城镇个体经营者15万人，1996 年已达2703万户，超过5000万人。私营从无到有，至1996年末已达82万户。[4]作为一个阶层的个体所有者和私营业主群体出现。 这个阶层大多由原先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管理者阶层转化而来，其本身的现实利益正是体制改革的产物，因此对当代中国政治具有一定的感情和认同。生存在市场经济的波涛之中，大政方针的变化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特别关注政治，要求参与政治、影响政治，渴望自由、平等、法治和稳定的政治环境。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商海的经历培育了他们的政治知识和参与能力，但市场经济自发因素的作用及利润动机的驱使，使他们追求的政治文化有崇尚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倾向，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正是由于这一群体的崛起使得共产党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削弱了，对此我们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认真研究。
从区域结构来看，不同地区或社区之间公民的政治文化取向是不同的。
公民政治文化区域差异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其空间分布特征，现阶段这一差异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内陆地区之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历史、地理的影响，经济文化一直处于最发达地位，对外开放最早、与外界交往最多，市场经济发达。改革开放以后，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开发西部，西部某些地区发展速度也曾超过东部某些地区，但从总体上看，差距仍然较大，参见下表：[5]
1978、1995年东西部人均GDP及差距变动（单位：元／人）
东部西部绝对差距
1978463.7
258.8 212.9
1995
6777.4 2945.33832.1
由此东部地区公民的开放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较强，封建主义政治文化的影响较小。西部地区市场经济发展慢，交通信息闭塞，农业人口比重大，城市化水平低，公民的参政意识、参政能力都不如沿海地区，封建主义政治文化影响大，公民的政治偏好也不一样。当然，南北方公民的政治文化也存在差别，南方市场经济发展快于北方，所谓“南方人重钱，北方人重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民政治心理上的这种差异。
都市和乡村的公民政治文化有着较为显著的差别，这一点在东西部地区都是一致的，从这一意义上讲，东西部的区别主要是东西部农业地区的区别。城市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居民的经济地位、文化素质高，了解的政治信息多，自然其政治知识和参与能力等都比乡村居民强。中国百分之八十人口所在的农村，尤其是偏僻山乡，市场经济不发达，宗法观念、血缘礼教等仍支配着人们的头脑，政治上的盲从、恐惧与服从意识十分强烈。这些地方是传统政治文化的集结地，现代政治意识和政治概念还没形成，政权纳入族权运行，现代政治文化被包容到家族和亲缘文化里，与城市公民政治文化相比形成较大反差。
从年龄结构来看，不同年龄的公民其政治文化也存在差异。
社会学把不同年龄层次的人观念上的差别称为“代沟”，分析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年龄结构也可看到这一现象。基本上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出生为线，也即现在50岁上下分为中老年和中青年两个基本年龄层次，那就会发现他们在公民政治文化的一系列要素上都具有或多或少的差异，见下表：[6]
问题:一个有野心,肯奋斗的人,应该得到社会尊重
态度赞同 有点赞同 很难说 反对 有点反对
大学生
59% 31% 10%
退休职工 13% 21% 66%
它表明不同年龄层次公民政治观念迥异。1994年北方某大学新生有近50%赞同“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1993年南方某大学有81%的学生认为“个人的意志神圣不可侵犯”，1992年东北某大学有68%的学生表示“欣赏西方的政治民主”，1995年中南某高校有53%的学生认为“多党制非常重要、分析与制衡非常重要”。[7] 可见年轻人的价值选择与年龄大的人差别较大。另有调查表明，年龄结构与政治知识、政治动机也有关系，年纪轻的，现代政治知识较多、法律意识较强，而年龄大的则较差；越年轻的越想参与政治，而年纪越大则越少有这种想法。
不同年龄层次的公民政治取向的差异，主要缘于他们个人经历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社会化不一样。年轻人没有新旧社会对比的经历，所受的教育和所接触的东西也与以前有所不同，他们精力旺盛，对新事物敏感，摄取的新知识多，参与要求强，中西方的对比往往在他们心理上产生一种对西方价值观的偏好。
从公民所受的文化教育来看，不同文化程度公民的政治文化存在着差异。
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一书中通过确凿的数据揭示了教育与公民参与的关系，即教育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钥匙。在我国仍然如此，调查表明，在对公民权的认识上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有95%的人作出了正确回答，初、高中文化程度的是89%，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中只有50%能正确回答。[6]公民的文化教育程度高，对政治的认知就深， 能比较多地了解政治过程，因而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自信心强，参与愿望迫切。受教育多还与公民的就业机会多、经济和政治地位高联系在一起，由此造成社会交往、参与政治实践机会的增多，从而形成较高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
以上从不同角度分别探讨了目前我国公民政治文化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差异，因标准不同，这些分法又有交叉。除此以外，这种差别还表现在不同社会团体、不同民族、不同性别和经济收入的公民之间。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静态结构内多姿多彩的差异性。
早在1926年，毛泽东同志就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作出精辟分析，找到了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和革命对象，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5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证明，什么时候我们能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什么时候我们的事业就能无往而不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渐确立了这样的共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既是实现现代化的保证又是现代化的目标。21世纪即将到来，我们要顺利实现既定的目标，必须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保持社会的稳定，而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对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差异性有清醒的认识。
[收稿日期] 1999—12—23
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政治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