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合格共产党员必须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做一个论文,世界观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共产党员论文,人生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70多年了。70多年来，我们党走过了一条伟大的历史道路，她是在同残暴的反动势力进行艰苦战斗的过程中，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进行艰巨复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纠正自身的缺点错误的过程中，在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的支持下，逐步地巩固和壮大起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曾被任何强大的反动势力所征服，不曾被任何艰难险阻所阻挡，她领导着中国人民把革命和建设事业一步步地推向前进。当前，尽管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运动暂时处于低潮，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仍然在中国大地上高扬着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并且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从根本上说，中国的事情要靠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来办，“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是小平同志讲的。只要把我们党建设好，那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在自己选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胜利前进；而只要社会主义在中国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后面这句话也是小平同志讲的。
我们的党已经有伟大、光荣、正确的过去，可以相信我们的党必定会有更加伟大、光荣、正确的未来。我们每个党员都要从党的未来、从中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来看待党的建设问题，来认真对待自身的学习和不断改造的问题。党的建设首位的是思想政治建设。过去我们一般提首位的是思想建设，江泽民总书记1995年1月23日在中纪委第五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把思想政治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首位任务。也是在这个会上，江总书记还提出，提高干部党员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最根本的是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
对于没有确立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同志来讲，有一个进一步学习和锻炼的问题；对于已经基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同志来讲，也需要不断学习和锻炼，解决好在新情况下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新问题，从而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我下面就围绕这样一个主题讲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认真学习和落实党中央关于解决世界观、人生观问题的重要指示
1995年年初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地强调了这个问题。1995年1月19日，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了加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宣传教育问题。他强调要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坚持下去，搞得更好，就需要把它们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宣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引导人们树立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关系。他在中纪委第五次会议上强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于每一个干部和党员来说，都是首要的问题。1995年6月30日，在全国优秀县市委书记表彰会上，他又说，中央一再强调，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年7月11号，李鹏同志在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一项重要环节，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倡导教师和大学生们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同年7月18号，胡锦涛同志在全国青联八届一次会议和全国学联二十二大上向全国青年和同学们提出来，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地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7月21号，胡锦涛在给中央机关干部讲的党课上强调，共产党人增强党性的核心是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1995年9月28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把坚持不懈地加强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着力抓好的一个方面。在这次会上，江总书记向全党郑重提出领导干部要讲政治的问题。从这以后，并总书记又多次从讲政治的高度，谈到了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的重要性和要求。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要“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总书记又重申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由此可见，中央领导同志是把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作为思想政治素质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党性的核心、干部和党员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反复地提出来的。
党中央领导同志为什么把这个问题提得这么高，又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个问题？我领会有两点原因：
其一，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是党员的根本素质。世界观是对整个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正确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唯一科学的世界观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人生观决定于世界观，是对人生的根本的看法，正确的人生观是把个人的得失、苦乐、荣辱等等同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人生观决定人们的理想信念和人生道路，决定人们对党、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从而决定人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作用的大小，贡献的大小以及错误的多少。能不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能不能顺利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关键在人，人的关键则在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抓住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就抓住了提高党员素质的根本，因而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其二，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是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锐利武器。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工人运动与马列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她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革命的政党。从根本上说，党所领导的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前进与后退，成功与挫折，取决于党是否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正确结合起来。正是由于我们党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坚持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从而才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形成了党的正确政治路线，成功地走出了我们自己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道路。因此全党同志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才能提高贯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使我们的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实现共产主义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就是共产党员的理想和信念。在任何时期，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在我们的理想信念上，在我们的宗旨上都必须保持自觉的纯洁性。在民主革命时期，保护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是党的经济政策的三大纲领之一。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党的影响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过，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份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这两者是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今天，党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既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又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通过正确引导、加强监督、依法管理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对此邓小平同志也明确地指出，党和政府越是实行各项经济的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就越要高度重视和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的党员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保持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道德的纯洁性。抓住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的问题，是提高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根本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现在党内出现了腐败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部分党员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没有解决好，离开了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信念。
二、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需要着重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第一个问题是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
科学的理想、信念是建立在深刻地把握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的人生的追求。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已经了解或基本上掌握了这些基本道理。当前在理论界和实际生活中有三个问题是影响了某些同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的。
影响我们的理想信念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应不应该通过革命建立新中国，进而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说中国不应该革命，不应该建立新中国。这本是一个不应该提出的问题，因为这是既成的历史事实，历史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已经回答了应该不应该的问题，但某些理论家硬是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些人恐怕不是钻进书堆出不来，就是另有用意，企图以否定历史来否定我们今天。他们认为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近代文明，按晚清推行新政的路发展下去，中国可以走上民主富强的道路，也就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走下去也可以走上富强的道路。西方列强侵入中国，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还是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殖民地呢？这个问题其实历史早已作了回答。从经济上讲（他们不是说从经济上可以富强吗？），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虽然产生了，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正常充分的发展。据统计，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1920年是4.9%（离1840年鸦片战争已几十年），到1936年是10.8%，到1949年也不过17%，这些数字表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是很微弱的。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不断扩大外资在华的势力，控制中国的经济。据统计，外国在华资本占中国资本总额的比重1894年为60.7%，1920年为70.4%，1939年为78.4%，这就表明绝大部分资本在外国人手上。在外国资本的压力下，民族资本无力与其抗衡，许多民族工业逃避不了破产和被兼并的命运。当时开平煤矿和滦洲煤矿被英国资本兼并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到30年代，上海纱厂的资本家就公开发出这样的呼声：究竟中国纱厂的致命伤是什么？他们自己的回答是：痛痛快快地说，中国纱厂的致命伤在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中国纱厂业的复兴与繁荣必然在现状的变化以后，也就是说把帝国主义打出去以后才能发展。这些事实都说明，那些认为列强是帮助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不反帝可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毛泽东同志曾经作过深刻论断：没有独立、自主、民主、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建设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个不是贫弱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系在一起的。不搞民主革命不可能实现现代化。马克思在对印度的革命的评价上也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
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下的果实的。因为这不仅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发展，而且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于人民所有。这段话对中国也是适用的。
某些文章在美化帝国主义，否定反帝斗争，美化本国的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同时，否定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否定革命。把一场伟大的革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人的激进主义的思想，归之于某些人头脑中的主观意愿和人为因素的结果，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革命不是由谁主观制造出来的，而是客观情势发展的必然。没有革命的条件，革命时机不成熟，任何人也制造不出革命来。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革命，都是在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和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情况下发生的，辛亥革命是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这些革命都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愿而适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近现代的中国革命，可以说是被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逼迫出来的。中国革命的许多先驱者，早年也曾试想过采取温和的改良的方法来推进中国的变革。比如孙中山曾上书李鸿章，建议变法自强；李大钊一度认为共和政治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们对于北洋政府统治下的民国应该采取补台的态度；毛泽东在“五四”时期也主张过实行“呼声革命”，希望以渐进的非暴力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发展。只有当他们看清了反动统治的冥顽，痛感不革命社会就无法进步，人们就无法生存的时候，他们才毅然举起了革命的旗帜。从大革命的失败到开展第二次国内革命的战争，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逼出来的；从抗日战争的胜利到开展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蒋介石破坏和平发动内战逼出来的。革命和改良究竟哪一种好不能抽象地论断，在一个国家的近代变革中，究竟是采取革命的方式还是改良的方式，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国情，革命和改良有互相依存补充的一面，又有互相矛盾的一面。当一个国家内部需要革命而革命的条件已经具备时，在这种情况下鼓吹改良就不足为取，应该给予批评。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对立宪派鼓吹改良给予批驳就是一个例子。就近代中国而言，改良的道路都是失败的，是走不通的；历史的事实是：只有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政权才能建立我们的新中国。
影响我们的理想信念的问题之二，是社会主义能否代替资本主义。这方面的困惑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方面是为什么资本主义还能够发展，个别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还能高速地发展经济，资本主义的前景如何？另一方面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会遇到困难，在一些国家，社会主义发展还遭到挫折。简单地说，也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命力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有生命力还是社会主义有生命力。
先谈为什么资本主义还有生命力的问题。
本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和新老资本主义国家的争夺而引发的，这就证明它的腐朽残暴，不用战争解决不了经济利益的问题。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继续稳定发展，表现在美、英、法、意等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发展缓慢但还是在平稳增长，日本和西德的经济则迅速发展；经济危机是频繁的，但是幅度缩小了，而且每次危机带来的生产下降的幅度比较小。日本即使增长率下降，但仍然能够继续增长，产业工人在就业人数中的比例下降，工资大幅度地提高，生活显著改善，中产阶级扩大，这说明资本主义短期内不至于全面崩溃，还有一定的生命力。
为什么会这样？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资本主义进行了一些自我改革。资本主义改革始于1929-1933年那次大的经济危机，主要内容是国家宏观调控加强了，政府加强了干预，资产阶级内部加强了联系，缓和了劳资矛盾。资本主义为什么进行改革？一方面是资产阶级自身意识到改革的重要性，大危机告诉他们不改革他们的生命就难以维系；另一方面是苏联的影响。30年代苏联经济欣欣向荣，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出现了新的面貌，与西方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公布的斯大林宪法，破天荒第一次规定了劳动人民有享受工资休假的权利，有劳动的权利，就是不能够失业。这在当时对西方的影响非常巨大。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法国有个作家叫巴比赛，访问苏联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对比苏联与西欧，得出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一边是崇高劳作，自由劳动，不被剥削，一边是卑鄙与无耻。当时大危机过去不久，西方经济非常困难，在内外压力之下，半推半就地学了苏联许多做法，结果发现那些尊重劳动者、保护劳动者的措施大大缓和了劳资关系，激发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这些资本主义内部的改革成为它能够继续发展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战争推动了科技，科技促进了生产力飞速发展。电子计算机、核技术、电子工业技术、光技术、合成材料、喷气式飞机、通讯技术还有机器人等等，都是二战中发明的，或是在二战中取得巨大进展的。对现代科学技术起了巨大作用的新三论，即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也是在二战中形成的。二战结束后，美英等国把战争中取得的科技成果转向民用企业，于是爆发了一场新技术革命，使工业生产效率迅速提高，有的产业成倍提高，而生产同样产品所消耗的能源、原材料大幅度下降。劳动生产率成倍提高后，既可以使资本家取得高额利润，又可以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从而扩大了国内市场，加上二战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独立后也在搞工业，形成了许多国外市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了这些市场，使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第三个原因是改变了殖民地的剥削方式，推行他们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带动了资本的国际循环与周转，为西方战后的繁荣与发展带来了机遇。二战之前，各资本主义大国都霸占着大片的殖民地，对殖民地进行直接的统治和残酷的盘剥。二战之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下，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纷纷要求独立，开展了民族解放战争。头十年，宗主国是坚决镇压，后来发现越镇压，反抗越坚决。而且占领殖民地、镇压殖民地人民的耗费太大，得不偿失*
对于宗主国的经济不利，于是承认各国的独立，这是二战后的一个事实。到70年代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基本独立了，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但他们在经济上依附于原来的宗主国或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政治上受人操纵。原来的宗主国和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开拓国际市场和发展资本国际循环的需要，就向这些国家贷款、投资和技术输出，扶持这些国家发展工商业，搞工业化，让他们生产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同时成为推销西方产品的市场，然后在自由贸易当中来剥削他们。这种商品输出特别是资本与技术输出的剥削代替了过去那种洋枪洋炮的掠夺。这种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市场经济模式的扩展和延伸，是他们实现自己利益的一种新的全球战略。这一变化使西方少挨骂，少花军费，少死人，但赚的钱却更多了。第三世界国家名义上是独立了，自由了，发展了，而实际上却被西方国家剥削得越来越穷，南北差距越来越大。有这样一组统计数字，世界上各个国家贫富不均收之间的差距在各个时期的比例，大体上是这样：工业革命初期大体是1:2，到1945年是1:20，1965年是1:40，1975年是1:64，1980年是1:78。看得出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新的剥削办法后，赚的钱是更多了，财富更向他们集中了。
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日本和西德的经济在战后迅速发展，该如何解释？他们的发展除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原因，简单地讲就是两条，一个是军费负担比较轻，还有一个是既利用了冷战也利用了热战。战后他们的军费大幅度减少，钱可用来发展经济，日本军费控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以内。日本、西德利用战后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搞冷战，在世界称霸这样一个机会，趁机赚钱。日本还利用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大赚其钱（日本作为军事基地）。所以现在美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日本成了最大的债权国，德国成了最大的出口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搞资本主义的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战后几十年来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总的算起来还超过我国大陆的发展速度，该如何解释？这也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的优越，因为战后绝大多数和这几个国家地区经济水平差不多的也是搞资本主义的国家仍然发展迟缓。“四小龙”的发展有其特殊性，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繁荣基本上是冷战和热战的产物（热战即朝鲜、越南战争）。美国为了搞冷战，遏制苏联，封锁中国，堵住社会主义的“祸水”，先是扶持西德、日本，然后是重点扶持台湾、韩国，他们认为打仗时这是不沉的航空母舰，不打仗时这是进行和平演变的基地。因此，台、韩得到许多实惠。台、韩还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发了热战的财。还应肯定的是，“四小龙”的政府当局抓住了历史给予的机遇，抓住了有利条件，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很大成就。比如，他们抓住了世界产业大转移的机遇，就是发达国家把夕阳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的机遇。再比如说，新加坡是利用地处太平洋、印度洋的必经之地的优越地理位置，带来了航海、航空、商业等的发展。香港是利用了美国封锁我国，我们大多数对外贸易和进出口只能通过香港进行的条件来发展经济的，没有大陆，香港不可能发展起来，这是香港人也承认的。台湾是利用了国民党政府带去了大量金银、外汇、外资的支持和西方国家给予优惠的贸易来发展经济的。
那么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如何？是能长命百岁呢，还是垂死难逃？决定资本主义命运的还是它的基本矛盾，因而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关键是认识其基本矛盾。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表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已经消除。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继续深化，然而其表现形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上面谈到的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有它一些特殊原因，但这个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看待它的前景、命运，还是要从分析这个基本矛盾入手。当前这个基本矛盾有其新的表现形式，我觉得有这么三点是比较明显的。
第一个特点是这一矛盾由原来主要表现于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转化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的对立和冲突，变为南北矛盾。马克思揭示的资本运动必然带来社会财富在一端积累而贫困在另一端的积累规律，在南北分化的严酷现实中继续得到了充分的显示。南北国家的贫富差距之比，从工业革命初期的1:2到1985年的1:78，财富的集中很明显，这一变化引起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日益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演化为国际资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的对立，以及发达国家垄断资产阶级与第三世界国家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资本的国际大循环，是战后西方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因此西方发达国家集团的总的战略目标在于确保资本国际大循环的畅通无阻。为此西方提出了新的战略蓝图——国际新秩序。现在他们的国际新秩序的两个战略要点已经清晰可辨，一个叫做“垫削”，还有一个措施就是“和平演变”。“垫削”是什么意思？其中的“垫”就是对在工业化过程中落入了发展陷井的，即经济发展不上去，社会动荡不安，经常政变，甚至发生社会动乱的国家实行扶助，防止资本的国际大循环在这些薄弱环节上发生断裂，以便更好地剥削这些国家。由西方国家直接出面或由西方策动在非洲、亚洲和前南地区的冲突热点实施维持和平与经济重建都是“垫”的实例。这些国家对维持和平与经济重建这么热心，一个重要目的是要维持资本国际大循环，以便更好地掠夺第三世界国家。所以我们要从本质上看待这些国家的维持和平。所谓“削”就是对初步实现工业化有望晋升为发达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实行遏制，采用经济制裁、政治干预、军事打击手段，迫使其继续充当资本国际大循环中积累的对象。近年来西方大国断然发动海湾战争，制裁伊朗等发展中大国，利用人权外交频频敲打第三世界国家，其目的都在于削弱竞争对手。对我国也是实行遏制、削弱的策略。和平演变，也是西方在这场斗争中主要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策略之一，其目的就是将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使之成为西方资本积累的对象，以图延缓资本主义的寿命。克林顿几次讲：要尽快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从而在地球上消灭共产主义。这是为了维持美国在国际大循环中霸主地位的另一个手段。西方推行上述战略，控制第三世界国家，必然导致第三世界国家与之矛盾激化，这个矛盾激化必然会促使其国内基本矛盾激化。现在南北矛盾比较尖锐，到激化的时候，资本主义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第二个特点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内部矛盾没有消除，但在新的国际条件下得到了一定的缓解，未来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将使发达国家的内部矛盾重新激化。但是在世界经济多极化的格局下，在资本国际大循环成为当代资本运动的基本方式的条件下，西方的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三世界的发展状态，南北矛盾的发展将促使国际范围内资本矛盾的发展，从而使发达国家的内部矛盾激化，直接的因素是市场缩小以后迫使发达国家的内部矛盾激化。目前资本国际大循环发生在外围的阻塞已经危及中心的稳定与发展。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经济发展低速停滞，社会矛盾重重，政治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这些都是危机的一种征兆。
第三个特点就是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没有走通，意味着世界格局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动，资本主义解决不了世界的问题。所以在南北矛盾激化、资本国际大循环梗塞、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在困境中不能自拔的那一天，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会激化，到那个时候，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是眼前就能看得到的，但是这个趋势是可以看得见的。
再来谈谈社会主义的生命力问题。
问题的焦点是社会主义能否以高于资本主义的速度发展生产力，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失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体地表现在它能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快地发展生产力。以美国国内提供的苏美比较的数字来说，苏联（包括其整个疆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严重破坏的国家，二战中苏联的损失是世界第一，而美国是在两次大战中发了财的大国，但是从苏美发展的速度比较看，苏联是高于美国的，而且是渐渐赶上来的。苏联工业在1913年只相当于美国的12.5%，到1986年占65%，苏联的人均GNP在1929年中占美国的1/10，到1986年就达到美国的一半，苏美的差距在几十年间大为缩短。再拿我国来讲，也用自美国报刊公布的数字，从1952-1978年，中国工业增长率平均达到11.2%，增长速度比美国高出了3倍，80年代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36倍，平均增长率是9%，增长速度比西方七国平均增长速度2.8%高出2.2倍。我国用了4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用了120～150年走过的路程。正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一批原先十分落后的农业国，迅速变成了强大的工业国。什么叫工业化呢？初步工业化是指工业产值大大超过农业产值，工业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占60～70%，高度发展的工业国家还要加上一个城市化，就是城市人口占60%。现在来比较一下西方、苏联、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初步工业国（工业占70%）所用的时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经过很长时间，英国用了200多年，美国、法国用了100多年，日本、德国比较快，也用了六七十年。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曾经靠侵略掠夺殖民地的财富来作为自己发展的资金，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靠自身力量发展工业的，没有剥削别国，还支援贫穷的国家。苏联在1922年恢复到了战前的经济水平，从1928年开始施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38年就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前后用了12年时间。我国解放初期的经济水平比一战前1913年的俄国更落后，还犯过“大跃进”的错误，又遭到十年“文革”的破坏，尽管如此，到1980年我国的工业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2.8%，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也只用了28年的时间。不可否认，苏联综合国力在70年代中期丧失了增长的势头，80年代出现了经济的停滞，我国的经济虽然一直在增长，但是比例失调，国营经济效益不高，在改革开放之前商品十分匮乏，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主要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后，经济体制中的弊端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程度越高，这种弊端对生产力的束*
也就越明显，因为简单的规划已不能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了。苏联经济后来发展出现停滞，还存在着一些其它的原因，有些在我国也存在，比如说军费负担很沉重，援外的负担也很重，另外受到西方国家经济和技术的封锁，还有不善于把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没有正确对待知识分子，这样一些因素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就是医治战争创伤时期，在把贫穷的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时期，苏联搞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是必要的，而且是成功的，这个历史的功绩不能否认。在这两个时期苏联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起了巨大作用，解放了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战胜了资本主义强国的侵略和威胁，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与包围带来的困难，其功不可没。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这种体制与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时候，就应该通过改革探索新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的探索成功了，苏联的探索失败了，我们的成功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苏联的失败就是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找到了新的经济体制形式，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的经济通过改革不仅持续快速地发展，而且过去那些效率低的问题，技术更新慢的问题，消耗大的问题，商品短缺的问题，品种单调的问题等，有的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所以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我们就能够使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只要我们不发生意外，坚持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可以有把握地说，到205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将用100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用200～300年走完的路程；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结论将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示。苏东剧变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而是一批社会主义的叛徒出卖了苏东的社会主义，他们面对历史的错误和经济上的困境，不是坚持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是搞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其实是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苏东剧变的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些结论，苏联演变的过程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激烈的阶级斗争，斗争的核心是政权，这是社会上敌对势力同党内“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分子互相勾结，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夺取政权的过程。第一步是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第二步是在搞乱思想的基础上制造动乱，一步一步地实现他们的目的。苏联的演变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应该全面地综合地分析这些因素，但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是苏共以戈尔巴乔*
为首的集团执行了一条新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经济困难是苏联发生动乱中的一个因素，但不应夸大经济问题在苏联政治动乱中的作用。按说前苏联在经济上的基础比我国强，我们也遇到了困难，但是采用不同的办法，选择不同的道路，结果是不一样的。在苏联演变的过程中，西方敌对势力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支持不同政见者——民主派，支持戈氏所谓改革，鼓励苏联西化分化。当社会主义在前进中遇到了一些困难、问题时，应及时地正确地改革，而戈氏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他所谓的改革实际是搞资本主义。
影响我们的理想信念的问题之三是中国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当前党内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政策，对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形势认同程度是很高的。高校师生的百分之八九十以上持肯定和基本肯定的态度，近几年滚动调查表明，这个肯定的认同度逐年上升。特别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教师、学生当中持肯定的态度一年比一年高。
也有相当部分的人对腐败蔓延、社会治安不好、收入分配悬殊、不少国有企业经营不善等问题的认识不清，对解决这些问题信心不足，从而影响了对社会主义事业前途的信心。应该承认这些正是我们面临的困难，但这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出现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只要全党全国人民对基本理论、基本线路、基本方针和基本的政治原则高度重视，只要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哪怕困难再大也是能够克服的。在困难的时候，在复杂的情况下，对我们每个党员来说都是一个更大的考验。是坚定地跟党走，在时代的列车上继续前进，还是动摇掉队？类似的考验在历史上是有的，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是经受住了考验的，但是也有少数党员掉了队，甚至走向了反面。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来看待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坚定我们的理想和信念，充满信心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迎接它的一个一个的胜利。今天，我们党制定的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的方针和政策，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制定的，是为了明天实现共产主义。不能够错误地理解现行的一些政策，而忘记了我们共产主义的理想。我们应当加强学习和改造，保持党应有的纯洁性，站在时代的前列，无愧于自己的称号，为党和国家继续做出贡献。
（二）第二个问题是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胡锦涛同志在1995年给中央机关干部讲党课中，对党员提出了十个根本问题。在这十个问题上，我们应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决不动摇。对于这十个问题的基本观点，对党员起码有这样三条要求：第一是作为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第二是依此引导教育党员和群众，第三是指导自己的各项工作，这样就有可能坚持好正确的政治方向。我这里只讲一个问题，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意识形态领域当中存在的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是意识形态淡化、政治淡化的思想有一定的市场。我们说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往往被一些人视为假大空，遭到轻视。我们说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但是讲政治却被一些人说成是“左”的一套又来了。我们说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但讲四项基本原则被一些人称为是挥舞四根棍子。在近年兴起的第二次文化热当中，一些人公开宣扬脱离政治，削减政治，削减主流意识形态，这个问题值得我们重视。第二个问题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僵化论、过时论、无用论在一些人当中很有影响。我们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既不能安立中华民族的生命，又不能表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儒学理应取代马列主义。第三个问题就是在淡化政治、淡化意识形态思想的影响下，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许多奇谈怪论。比如说，在政治方面，我们讲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一些人根本否认阶级斗争，称阶级斗争是一种“左祸”，谁提阶级斗争就是“左”，甚至极左。有人把我们党所领导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说成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说教在今天的表现，从而完全否定和根本反对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在经济方面，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宣扬私有化的文章屡见报端。江泽民同志讲，部分国有企业困难不是由于所有制问题造成的，理论界却有人坚持说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所有制问题；有人说社会主义企业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狂想的极左的社会主义；有人还说可能经济发展的规律要逼着我们通过先把国家国有财产分到个人腰包；还有人论证市场化必须私有化；还有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宣扬资产阶级庸俗的经济学，也就是说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和土地来决定的，谁拥有土地，谁拥有资本，他就可以创造价值，因此就没有剩余价值可说，也没有剥削可说。在历史方面，否定我国近代以来的革命成为一种时髦，有人宣称近代以来的历次斗争对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的确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更有甚者，有人把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称之为好事，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有人说中国要富强康乐先得殖民150年。在文学艺术界，主张文学艺术要消解意义，躲避崇高，提倡反映为所欲为的自我的体验。第四个问题是在社会生活领域，社会心态、社会风气、社会治安中的失衡紊乱，假冒伪劣、*
污腐败现象盛行，城乡中封建迷信和殖民化的残渣泛起，“黄、赌、毒”的泛滥及黑社会势力的复活。这些情况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无不与淡化意识形态和“一手硬一手软”有关系。
（三）第三个问题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的核心和原则——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
这需要从理论上弄清人类社会和人的关系，人民群众和个人的关系，“两个彻底决裂”的历史必然性和阶段性，党的纲领和宗旨等这样一系列问题。这些基础理论问题，我不再去重复，只重点讲一讲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该不应该、能不能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
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和经济，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道德原则应当是与其相适应的集体主义，即以社会为本位，国家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从共产党的纲领和宗旨、共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来讲，我们党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我们的党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大公无私、无私奉献就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信念和行动准则，否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个问题在党内来说不该成为问题。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与尊重个人的利益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个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一致的。维护和发展国家集体利益是为了改善和满足其成员的利益，只有充分发挥每个成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才能巩固和发展。当然，社会成员偏离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损害破坏了国家集体的利益，社会就会受损失，从根本和长远来讲，个人利益也会受到损失。个人为国家集体做出贡献的同时，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贡献越大报酬越多。按劳分配的原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正确的，要坚持这个原则。即使是个体工商业者和私营企业主，也必须在国家法律范围内从事劳动和经营，必须摆正国家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个人对国家的贡献与富裕程度不相称、劳与得不相称的情况是不正常的，财富在个人手上的集中，也是应当有限度的。作为共产党员来讲，要服从党的事业和国家利益的需要，在党和国家需要的岗位上做贡献，同时还理当得到相应的报酬，个人的利益和创造性，理当得到尊重。对有些同志来讲，他的岗位对个人来说可能是吃亏的，可能要做出牺牲，包括牺牲个人利益甚至是生命，共产党员要有共产党人的精神，甘愿吃亏，甘愿牺牲。虽然时代的条件不同了，吃亏和牺牲的具体内容不同了，但吃亏和牺牲与战争年代的吃亏和牺牲本质上是相同的，事业上的需要也是一样的，不然就不需要共产党员了，也不需要先进分子了。
有人提出今天应当提供个人主义或叫自由主义，认为只有它才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这种观点恰恰背离了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我们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我们的价值导向就应该是集体主义，而不应该是个人主义。退一步说，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提倡个人主义也是不适宜的，资本主义国家提倡的是与私有制相适应的个人主义，以此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但是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他们也不断地修正个人主义的理论，限制个人主义思想的泛滥，以维护他们本阶级的利益。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西方个人主义理论的变化，从反面来得到一些启发。在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思想当中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私欲、利己心当时成为新兴资产阶级与宗教禁欲主义相抗衡的一柄利剑，是抗击并打败封建阶级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到了17世纪，以英国思想家霍布斯为代表的极端利己主义适应重商主义发展的需要，只强调个体的自私自利，否定个人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公开声称“人对人就是豺狼”。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西方面临的道德堕落问题十分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道德问题，一批西方思想家开始冷静地思考现实问题并提出了他们的主张。18世纪英国的亚当·斯密是一位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合理利己主义的主张，这是对霍布斯等人的激进的利己主义的修订。合理利己主义是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成熟，也就是自由竞争阶段的需要而产生的。其实所谓的合理利己主义也是一种神话，当时马克思就已经尖锐地批判了合理利己主义，他指出：私人利益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和社会相联系的，个人利益的实现总是和他人利益、社会利益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联系在一起的，那种认为个人追逐私利只是利己不损人的观点，在社会的客观生活中是难以想象的（当然利己不是指个人的合理利益）。本世纪30年代，在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面临全面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为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由自由放任向国家干预转变的需要，西方思想家对传统的旧个人主义作出了整体的修订。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他提出了新个人主义，并对旧个人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杜威反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立场是十分坚定的，被美国人称为自由主义的忏悔神父）。他抨击个人主义，绝不是要抛弃个人主义，而是为了挽救个人主义。杜威改良个人主义的基本做法是重新认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在个人主义的教义中加入更多的社会利益的内容。到了七八十年代，随着个人主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日渐显著，西方思想家又发起了抨击个人主义的新的攻势。有些著名学者，如美国的罗伯特·贝拉、丹尼·贝尔等，甚至称个人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癌症，正在从根本上瓦解西方社会。当然他们不可能认识到真正从根本上瓦解西方社会的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的矛盾，而不是个人主义，但他们确实看到了，个人主义思想的泛滥对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极为不利的。一般地说，个人主义思想是私有制的产物，西方思想家想把个人主义像处理垃圾那样抛出去是不可能的。到了90年代，布热津斯基等人对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西方社会包括价值观将受到伊斯兰文明和以儒家文明为主的东方文明的严重的挑战。他的批评不可能解决资产阶级与整个社会的矛盾。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只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继续维护私有制，它的个人主义就不可能被扫地出门。个人主义与社会的矛盾其实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在价值观上的反映，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个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有人认为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因此当前我国社会道德领域的一些滑坡现象不是滑坡，而是正常的现象，并且还不够。这种认识是极端错误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的道德原则就是集体主义，对此要旗帜鲜明，不能含糊。
（本文是国家语委党组书记朱新均同志所上的一堂党课的录音整理稿，略有删节。朱新均同志在讲课中引用了一些文章的材料，他在此向有关同志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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