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民本思想的“人民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民性论文,民本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就是以人为本。在当代中国，以人为本主要就是以民为本。一切为了人民，一切想着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邓小平一生的价值追求。邓小平理论“人民性”的特点，也就是邓小平理论所具有的鲜明的“民本”特色。邓小平民本思想的“人民性”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之中。
一、重视决策的“人民性”是邓小平民本思想的逻辑起点
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围绕谁来决策，决策的目的、宗旨是什么，这充分反映出这个政党、政府的性质。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邓小平从未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作为决策核心人物，邓小平始终不渝地把握住决策必须“为人民”这一点。
早在根据地时期，邓小平就一再强调，党在“敌占区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人民利益”、“凡是能够保护人民利益的事，应努力赴之；凡是招致敌人摧残人民的事，都应谨慎从事”[1](P55)。这说明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就坚持决策必须“为人民”这一点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毅然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呢？邓小平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也同样体现出他的决策“人民性”的特点，他说：“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2](P207)邓小平的这番话，实际上是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一重大决策同为全国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一宗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正体现出邓小平决策“人民性”的民本特点。
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之后，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是什么？这实际上也是一个重大决策问题，对此，邓小平的态度是极为鲜明的，这就是发展生产力。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发展生产力，社会财富才会增长，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得到丰富和提高。邓小平曾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里，邓小平又把发展生产力这一决策同“为人民”联系起来。正因为如此，当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我们一切工作都必须体现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要求。基于一切为了发展生产力，从而更好地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的考虑，从建国之初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了发展生产力这一根本点上：20世纪60年代初，在国民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为救民于水火，邓小平曾提出著名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观点，开了生产力标准的先河；70年代中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发展生产力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艰难时期，邓小平又以巨大的勇气，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这一口号的实质是以发展生产力、搞好国民经济为纲；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又冲破“两个凡是”的羁绊，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提上议事议程；在经过十年改革开放以及三年治理整顿，国内一度出现“左”的倾向，有人主张要走回头路的时候，邓小平又及时站出来大胆说活：“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P370)正是因为他心里想着人民，胸中装着人民，发展生产力这一思想才能持之以恒、毫不动摇。当然，最值得大书特书的还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在我党完成工作重心转移这一重大决策上的巨大贡献，这是邓小平决策“人民性”最为精彩的部分。
二、坚信人民群众是党的事业的力量源泉和可靠保证是邓小平民本思想的重要主张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来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任务，这是我们党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党所获得的成功经验之一。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曾经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懂得，人民是真正强大的力量，只有坚决地相信群众的创造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永远信任人民，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战胜一切困难；反之，轻视群众，脱离群众，我们的事业就要遭受挫折和失败。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被邓小平全面继承并有所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多次强调只有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思想，他说：“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3](P368)为此，他特别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正是以上述认识为基础，邓小平充分地依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实践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明君贤相”，也没有哪一个政党、团体，能够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真正地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因而，他们虽然可能获得一时成功，但却永远不会长久。即使像孙中山那样的革命先贤也未能幸免。毛泽东曾经说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之所以最终失败，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唤起民众”，即没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一个事业没有民众作支持，其失败也便注定无疑了。
邓小平领导全党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群众观点。比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把生产力的基础作用与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统一起来，是邓小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鲜明特色。邓小平在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的思想。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首先表现在改革把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并且转化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巨大物质力量。又比如，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锐利思想武器直接交给人民群众，是邓小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独特创造。依靠人民群众力量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使广大群众从那些陈旧观念中解放出来，思想解放的程度，直接决定着人民群众积极性发挥的程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关键在于尊重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
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是邓小平民本思想的生动反映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这里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就是为人民谋利益。毛泽东也说过：“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他本身决无私利可图。”邓小平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把“为人民谋利益”同“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紧密联系了起来。
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我们曾经有过偏差，存在过许多模糊的、错误的认识，因此在实践中也走过弯路。邓小平从“民本”出发，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去理解、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从而作出了正确的判断。首先，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恰恰相反，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其次，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再次，邓小平反复强调两极分化就是少数人越来越富，大多数人越来越穷，那显然不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后，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基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矛盾的分析，他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3](P163)从以上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邓小平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把握上，一个最基本的尺度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摆脱贫穷状态，走上富裕道路，提高其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里还应该提及的是，邓小平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时，还把握了另一个重要尺度，这便是生产力尺度。邓小平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终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P63)可见，邓小平认识“什么叫社会主义”时，使用的第二个尺度即生产力尺度，最终还是服从于、服务于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这一尺度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贯穿了他鲜明的民本思想。
四、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标准的“人民性”原则是邓小平民本思想的题中要义
改革开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进行这场伟大事业的过程中，我们所实施的各项方针、政策，何为是，何为非；何为得，何为失；何者须变，何者不变，理应有个衡量判定的标准。对此，邓小平的态度是鲜明而且一以贯之的，这就是：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是否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是在改革开放之前酝酿萌发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了“猫论”，这成为后来生产力标准的雏形。其提出的动因就在于救民于水火，及时结束人民群众的贫困状态。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又提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已鲜明地体现出上述“人民性”判定标准的思想。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的“人民性”判定标准更为明确、更加成熟、、更为坚定不移。我们只要细加考察便可发现，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曾就评价标准问题作过多次重要论述，其中最为明确、最为主要者大致有三次：第一次是1979年，他曾经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该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第二次是1983年，邓小平强调：“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与不对的标准。”第三次是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再次强调：“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是人民利益的通俗表述。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邓小平“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4](P296)。党的十三大报告也明确规定：“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此即人们经常说的生产力标准。邓小平不仅倡导上述标准，而且他本人就是以上述标准来“检验一切工作”，尤其是“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典范。每当改革过程中有人对改革开放政策提出非议和诘难以及社会上出现种种模糊认识时，邓小平总是以上述标准阐述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性、不可逆转性。正因为邓小平所坚持的标准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因此，他在回答有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变与不变的问题时，总是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现在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2](P142)他还说：“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2](P83)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强烈的民本思想、民本意识。
五、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是邓小平民本思想的突出特点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就非常重视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实现。早在民主革命后期，毛泽东就提出新的社会体制一旦建立，人民就应该完全拥有掌握自己政府、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力。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还有所发展。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民主，它在各方面都高于、优于资本主义民主。广大人民群众应该享有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民主权利。邓小平在民主权利这一问题上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把社会主义民主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相联系，这也就是邓小平的“综合发展模式论”，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应该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是经济发达、民主政治、高度精神文明三者之复合体。
人民享有民主权利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让人民“衣食足”，这固然是邓小平民本思想之反映，但民本思想的更高体现则是他对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高度重视。对我国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现状以及如何才能实现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等方面，邓小平都有着很深的思考和设想，比如在我国人民民主权利现状方面，邓小平的认识就极为清醒，他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3](P332)尤其是在我们的制度不能保障民主权利实现方面，邓小平看得尤为清楚，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P333)正因为制度、法律在保证民主权利上如此重要，所以邓小平在讲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也同时强调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极端重要性。他极其重视从制度、法律人手来确保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他说要“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邓小平三个“民主化”的提法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理论中前所未有的，是一套具有范式意义的新的话语系统，它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人民民主权利的高度重视，体现了邓小平藏之于胸的深厚的民本情结。
六、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邓小平民本思想的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它之所以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个政党能够从根本上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主人。正如毛泽东所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认识完全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它第一次真正揭示了人民群众这一历史主体的伟大地位，第一次揭示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主体的地位，这是对历史上那种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创造历史的观点的根本否定。作为我党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完全继承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比如毛泽东所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就为邓小平所继承。邓小平曾指出：“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那么，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1](218)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我们在建设中所遇到的大都是新事物、新问题，面对这些新事物，解决这些新问题，既无现成的经验，又无参照的模式，对此，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更应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邓小平所明确提倡的“大胆闯”、“大胆试”的主张，实则就是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反映，当然也是他民本思想的体现。在社会实践的人民性方面，人们谈论最多的有如下几个事例：一是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邓小平就明确表态支持过农村“包产到户”的做法。为什么要支持呢？因为“包产到户”是“群众的要求”，是“群众的创造”，而且“包产到户”是有利于农业生产、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我们只要回顾一下有关“包产到户”的“三起三落”的过程，就可以看出邓小平对社会实践人民性思想的一贯性。第一次“包产到户”兴起于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第二次是在1959年整顿人民公社过程中，第三次是在停止“大跃进”以后。三次兴起，邓小平三次支持，只是由于当时自上而下地追求冒进，“包产到户”两度半途而废。但邓小平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相信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主体的思想却从未动摇。改革开放后，农村率先走到了改革的最前列，安徽凤阳农民“包产到户”的尝试获得了巨大成功。邓小平在当时“左”的思想仍然盛行的情况下，又一次挺身而出，以十分明确的态度支持凤阳农民的大胆实践，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大。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3](P315)由于邓小平的坚决支持和大力倡导，我国农村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在很短的时间内席卷全国，这对促进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邓小平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又一个事例，是他坚决支持农民群众兴办乡镇企业这一伟大创举。我们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中，出现了两大奇迹，一个是上面所说的“包产到户”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个就是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出现开启了农村改革的另一片天地：一是它吸纳了由“包产到户”所带来的大量闲置农村劳动力；二是它所创造的财富可以反哺农业，从而增加农业生产的发展后劲；三是它开辟了农村致富的新途径；四是它已成为国家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对乡镇企业这一伟大创造，邓小平以政治家的敏锐眼光看到其旺盛的生命力，全力以赴给予支持。1987年他曾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2](P238)。在邓小平的充分肯定和热情支持下，农村乡镇企业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且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最终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具有相当规模和相当竞争力的企业，其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更强，为农村商品化、现代化、城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邓小平后来在回顾农村改革的两大奇迹时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2](P382)他还说：联产承包是农民提出来的，乡镇企业也是群众创造的，他的功劳只是把群众的创造加以理论的概括。可以看出，邓小平这种虚心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善于概括人民群众经验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正是他社会实践思想人民性的集中体现，也是邓小平民本思想在社会实践问题上的深刻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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