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政策协调：正视“非典”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论文,非典论文,宏观调控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突如其来的“非典”，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了新的变数，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前景，既要预防低估“非典”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而盲目乐观，又要避免高估“非典”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而消极悲观，我们应该正视“非典”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审时度势地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化“非典”对宏观经济的消极影响为宏观经济重新增长的契机，实现抗“非典”胜利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双赢”。
一、“非典”对宏观经济的消极影响
“非典”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有四方面：一是“非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非典”对就业的影响；三是“非典”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四是“非典”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1.“非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非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对产业增长的影响；二是对社会总供求的影响。
（1）“非典”对产业的影响
受到“非典”影响，发展缓慢或受到损失的产业是：旅游、航空和铁路客运、餐饮、部分商业、文化娱乐、会议展览和金融等产业及其与之相关的产业。
受“非典”影响快速发展的产业。自从抗“非典”以来，与抗“非典”相关的产业快速增长，它们是：药品、食品、医疗用品、保健品、纺织、物流、电信、部分家电和零售等产业。
（2）“非典”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
“非典”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社会消费需求和社会投资需求。
“非典”对社会消费需求中的个人消费需求和政府消费需求有不同的影响。第一，个人消费需求有升有降，为了应对“非典”，许多居民取消了旅行计划、减少了购物、参观会展、文化娱乐和聚会活动，因而，个人对家居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增加，对大宗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下降，对高档消费品需求减少，总体而言，个人消费减少。第二，政府消费需求有增有减，政府不仅增加了对抗“非典”的药品和抗“非典”物资的需求，而且对与抗“非典”相关产品的需求也增加，从这一方面来说，政府消费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政府精简了许多其他政务活动，由这些政务活动产生的政府消费需求以及由此而派生的许多相关需求都减少了。政府消费需求减少的幅度大于政府消费增加的幅度，因而，政府的消费需求还是下降了。由于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都减少，因而社会消费需求收缩。
“非典”对社会投资需求的影响，包括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第一，政府投资需求增幅平稳，在建重点项目建设和新开工的重点项目基本上如期进行，有的项目工期还缩短或提前竣工，同时，政府还增加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及与之相关的投资。第二，社会投资增幅下降，包括国内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一是国内投资增长速度放缓。为了防范“非典”，国内投资者取消了许多商务活动和商务旅行，在市场经济中，资金和物资是随着投资者走的，国内投资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减少了，有些国内投资项目就被拖延、搁置或取消。二是外商投资增幅较去年同期下降，一些总部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跨国公司已禁止其员工到中国旅行，在华雇员要到总部或总公司在其他国家的分支机构办事，也已降到尽可能低的程度；再加上有百余个国家对中国等“非典”国家入境人员要严格检查或采取隔离措施，周边国家还暂时关闭了边境口岸，更减少了外商与我国企业的经济交往和进出口贸易；“非典”还影响了国际投资者在华扩大直接投资的信心，有的跨国公司已经考虑减少中国的定单，分散采购或将有的产品转移到南美洲生产，这必然减少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许多跨国公司在华机构能够正常运营，然而，要使这些跨国公司大幅度地增加投资就比较困难了。所以，社会投资中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三是由于政府投资多年来在社会总投资已经不占主导地位，因此，社会投资下降必然导致社会投资需求增长速度放缓。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投资减少有时间滞后期，投资增长速度放缓不会立即表现出来，而是过一阶段时间后逐渐明显化。广东已经出现“各类企业承接订单大幅减少，招商引资活动遇到较大的困难”的问题，说明非典对内商和外商的投资的滞后影响已经显现。非典对投资的滞后影响在今年下半年会比较明显。
（3）“非典”对总供求的影响
受“非典”影响发展缓慢或受到损失的产业的供给大于需求，出现固定资产和人员闲置。受“非典”影响快速发展的产业的供给能力会在需求的刺激下迅速增加。
就总供求而言，由于社会消费需求和社会投资需求都有所下降，总供给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调整，因而，社会总供给会大于总需求。
2.“非典”对就业的影响
“非典”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就业增幅下降，自愿失业、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缺口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等类型的失业都会增加。
自愿失业增加。自愿失业是工人有就业机会、但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水平而造成的失业。一些“非典”流行地区的职工出于对“非典”的不理解而存在恐慌心理，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以及加班工资，自愿离开工作岗位而形成的失业。据报道，有的大城市已经将医院护工的工资提高到每月4千元，但是，护工们仍然纷纷辞职回家。
摩擦性失业增加。摩擦性失业是正常劳动力流动、季节性工作等出现的暂时失业。有的“非典”流行地区的民工本来就会因为农忙或家中有事需要返乡，加之对“非典”的恐惧，想方设法离开城市现有工作岗位的人员增多，因而摩擦性失业较平常年份增多。
结构性失业增多。结构性失业是由于技术进步，工人不能适应经济结构变化而产生的失业。受到“非典”影响，有的产业发展加速，有的产业发展缓慢或受到损失。在加速发展的产业中，有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食品业、零售业等），有的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如药品业的抗“非典”药品的研究和开发），有的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家电业、高级医疗用品业等），还有的是专业性很强的产业（中医药业等），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熟练程度不同和技术水平差异很大的劳动力。因而，快速发展的产业不仅整合了大量在职人员，让一部分隐形失业者重新就业，而且吸收一部社会失业人员，让失业人员再就业。受到“非典”影响发展减速的产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旅游、航空和铁路客运、餐饮、部分商业、文化娱乐、会议展览等产业，从这些产业中游离出来的人员，有的在快速发展产业中重新就业了，但是大部分失业了。这些失业人员主要是非熟练工人，他们不能适应快速发展产业的高技术的岗位要求。同时，在抗“非典”期间，各地都严格控制和检查外来人员，这些失业人员也难以跨地区就业，因而，结构性失业会增加。
缺口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也会比较明显。缺口性失业是劳动力的增长超过经济增长，劳动者多，就业机会少形成的失业。周期性失业是经济波动的每个衰退时期出现的失业。我国人口众多，经济欠发达，劳动力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矛盾本来就存在，在“非典”流行期间，由于就业岗位的减少，缺口性失业增加得比较多。由于“非典”对全国经济的影响，“非典”时期出现的经济增长型波动而引起的周期性失业也显著地增多。
3.“非典”对物价的影响
在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下，物价水平基本稳定。“非典”流行初期，零售物价水平有过短暂的波动，在消费者曾经大量购物的情况下，有的商家乘机哄抬物价，有的制造假冒防“非典产品”，想发“非典”财。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多管齐下：一是集中力量调运物资，增加市场供应量，平抑物价；二是政府进行价格干预，确定商品的购销差价、市场最高限价，严厉查处商家利用“非典”流行，违反物价当局规定的涨价行为；三是政府还加强了市场监管，查处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打击了利用“非典”发不义之财的厂商，保障了消费者利益，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在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下，使得物价水平很快回落，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了社会稳定，创造了万众齐心抗“非典”的良好环境。但是，食品、工业原材料等产品价格仍然有所上升。
4.“非典”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国际收支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非典”对这两方面有不同的影响。
“非典”可能使得经常项目出现逆差。经常项目是指一国的产品（含劳务）进口和出口，它包括货物贸易、无形贸易和无偿转让。“非典”对这三个方面有不同的影响：一是货物贸易，由于国际商务交往的减少，货物贸易成交量有所下降，但是，货物贸易的减少不是立即显现出来，有时间滞后性；二是无形贸易收入减少，由于国际运输、旅游、劳务输出的减少，原定在华举办的文化、体育和商业展览会等活动的取消或易地，无形贸易收入大幅度减少；三是无偿转让增加，在抗“非典”战役开始后，世界上许多同中国友好的国家的政府和组织纷纷提供无偿援助，海外华人捐赠和侨汇源源进入国内，无偿转让增幅显著。然而，无偿转让的增加与无形贸易收入的减少相比，无形贸易收入减少的幅度要大得多，再加上货物贸易的减少，经常项目可能出现逆差。
“非典”可能缩减资本项目顺差。资本项目是指一国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资本项目分为两项：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一是长期资本流入速度放缓，“非典”流行后，部分地影响了国际投资者在华扩大投资的信心，许多跨国公司对华商务活动大幅度减少，因而，新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被拖迟或搁置，虽然国际组织贷款、外国政府贷款等仍然正常流入，然而，长期资本流入总量增幅已经下降；二是短期资本影响较小，在“非典”流行期间，已经签约的合同通过网络和电传等手段可以继续履约，相应地履行这些合同所需要的即期付款、短期银行借款和延期收付款等都正常地进行，因而，“非典”对短期资本市场影响不明显。虽然短期资本市场资本流动比较平稳，然而，由于长期资本流入减少幅度较大，因而，资本项目的顺差可能减少，甚至出现逆差。
“非典”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是：经常项目有逆差后，资本项目顺差可能减小，与加入WTO对国际收支影响的滞后效应相结合，导致国际收支顺差减少或出现逆差。
二、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化“非典”的消极影响为发展契机
中国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遇到非典这样的突发事件，在开放经济中，仅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足以消除非典对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应对复杂经济形势需要适时、果断、配套的宏观调控政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化“非典”对经济不利影响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协调宏观调控政策应该考虑对政府宏观政策的总体思路进行调整，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逐步转向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稳中微降的汇率政策。这样，不仅可以化解“非典”对经济的消极影响、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增加就业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且可以实现从半封闭经济宏观调控向开放经济宏观调控的转变。
1.适度扩张性财政政策直接增加社会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
应对非典复杂经济形势，适度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利于增加政府消费需求和政府投资需求，引导社会投资流向，提供更多的社会投资机会，增加社会投资。适度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为：
第一，增加今年预算支出总量。为了抗击非典，财政支出结构发生了变化。政府增加了抗非典的支出（如财政提供的非典的医疗费和防疫费等费用）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支出。假如与抗击非典支出相关的产业，如药品、食品、医疗用品、保健品等，将在抗非典胜利后继续高速发展，那么，在预算总支出不变的情况下，压缩其他的预算支出，仍然能够刺激经济增长。然而，这些产业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会重新进入平稳发展期，不再是新的增长点。因而，需要考虑非典对财政支出结构变化的影响，增加今年财政支出总量，以保证其他预算支出不变或增加，通过预算支出总量增加，达到刺激总需求和增加就业的目的。增加预算支出总量可以保证财政资金支持的重点项目的投资，扩大政府采购，既保持了适当的支出规模，又可以在国内和国际树立政府的形象，增强国内外企业对政府的信心，有利于推动经济进入较快增长期。至于增加预算支出的来源，既可发行短期国债，也可以将明年预算中一部分用于今年，在经济较快增长后，新增的税收可以弥补预算支出总量增大而形成的财政收支缺口。
第二，扩大减税范围，刺激社会总需求，增加就业。目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对民航、旅游、餐饮、商贸、出租车等受‘非典’影响较大的行业，采取减免行政性收费和适当财税优惠政策等措施。”受非典影响较大的产业减税，可以支持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摆脱困境，恢复部分就业，然而，难以消除非典对失业造成的影响。抗非典胜利后，由恐惧非典而引起的自愿性失业会减少，社会劳动力流动性障碍取消，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会增加。政府将减税的范围扩大，扶持更多产业的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可以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就业，有效地减少非典过后的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非自愿失业。
第三，适时推进税费改革，减轻企业实际负担，促进企业发展，扩大就业。“非典”正是政府费改税的契机。“非典”过后，将中央和地方政府现行的少数几个产业的短期收费优惠政策和减少收费措施扩大到多个产业，并将其制度化，可以在财政预算内税收不减少的情况下，以税费改革减轻企业交费的负担，收到实际减轻负担之功效，有利于增加供给，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和投资，培养更多的税源，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持续地增加就业。
第四，增加转移支付支出。此处的转移支出是指公共财政学含义的社会保障支出。政府在抗“非典”期间适时地增加转移性支付，增强了家庭的购买力和个人消费能力。在抗“非典”胜利后，政府继续增加转移支付，维持或提高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有助于稳定社会和增加消费。由于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这部分人增加收入后，转移支付的乘数作用比较大，有利于经济增长。
第五，增发公债，提高公债的流动性。政府增发公债，调低公债的发行利率，既增加了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和重点工程建设资金，又可以带动金融市场利率水平下降，以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加就业。公债结构要合理，期限要长短结合，以短期公债为主，以提高公债的流动性。短期公债很快就可以还本付息，不会给财政增加长期负担。同时，增加银行系统持有公债的份额，配合扩张性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给量。
第六，通过财政担保或贴息、贷款支持出口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及中小企业发展，以增加供给，缓解结构性失业的矛盾。
第七，加强出口退税和关税征管，为了支持出口，财政可以足额退税。由于进口贸易增幅放缓，关税可能减少，需要加强征管。
2.适度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配合扩张财政政策刺激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和增加就业
适度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社会消费和社会投资，激励抗非典期间被抑制的个人消费需求在非典得到有效控制后重新暴发出来，增加社会总需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适度扩张性货币政策措施为：
第一，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银行利率较低的情况下，调低利率的空间已经很小。为了抵消非典的复杂影响，刺激经济增长，可以启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自1999年中央银行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到6％以后，至今鲜有变化，可以考虑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一到二个百分点，这样，既可以增加银行的贷款资金，又可以使得货币乘数再增加20％到50％，引起货币供应量较大增加，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
第二，在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中央银行买进公债，扩大货币供给量，配合财政公债政策。一方面，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进有价证券，增加货币供给量，能够刺激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多买进政府债券，可以防止大量短期公债发行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增加社会需求，充分发挥公债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三，在开放金融市场中激活金融市场。根据加入WTO的承诺，今年，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开放金融市场。为了通过开放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可以考虑提前开放部分金融市场，将原定2004年开放的金融市场提前到2003年内开放。这样，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与更为开放的金融市场相结合，有利于激活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和信托市场，以金融市场开放促进经济发展。
第四，银行贷款向出口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倾斜，鼓励出口，扩大出口企业生产，增加就业机会。
第五，增加消费信贷，促进有增长潜力的产业迅速地将潜在的需求变为现实的需求。如增加小汽车信贷和住房信贷。在非典流行期间，私家车就成为最为安全的交通工具，因而，抗非典胜利后，私车需求会增加，增加汽车信贷，不仅刺激个人消费需求，也有利于汽车产业发展。房地产业也有些相似的情况，非典使得人们重新审视现有的住房模式，现有的许多楼房，尤其是塔楼，单元面积大、宽敞，但居住小区的人口密度大、通风不良，有的甚至依赖中央空调通风，不利于防止非典，非典过后，人们不仅要住房宽敞而且要通风良好，这种住房新模式，给房地产带来了新的商机，也需要消费信贷的支持。
3.稳中微降的汇率政策刺激出口和吸引外资，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增加就业机会
在抗非典胜利后，为防止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滞后影响，未雨绸缪地采用稳中微降的汇率政策，有利于增加出口，促进国际经济贸易增长，争取经常项目盈余。同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外资重新进入中国，保持资本项目有较大的顺差，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稳中微降的汇率政策措施为：
第一，加大汇率下浮幅度，以促进我国产品出口，减少或消除经常项目逆差。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一直很小。在东南亚金融风暴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尽快复苏作出了贡献。从那时起，人民币在较长时间内都是高估的。为了应对非典对经济造成的复杂影响，特别是对出口增幅下降、外资流向改变对国际收支产生的不利影响，应该加大汇率下浮的幅度。这需要顶住国外声称我国人民币低估、要求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人民币汇率下浮的幅度，让人民币小幅度地贬值，有利于刺激出口，扩大国内需求和刺激外需，通过内需和外需的共同增加，拉动经济增长，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缩小或消除经常项目逆差，改善国际收支。
第二，减少外汇储备。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突破300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足以应付经常项目支付和部分资本项目支付的需要还有余。这部分余额所对应的外汇储备，会因为外币贬值（如美元的贬值）而受到损失，损失部分实际上最终会由中央财政来负担。为了减低外汇储备损失引起的财政负担，应该适度减少外汇储备。将外汇储备减少到支付三个月到半年的国际收支略有节余，就能够既满足国际支付需要，又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还能减少外汇储备的损失。
4.建立常设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部门，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政策协调效应
建立常设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部门，不仅可以增强政府处理突发事件能力、平息、社会恐慌心理、维护社会经济稳定，而且可以有效地解除外商恐慌心理、保持招商引资政策稳定性，还可以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降低社会经济发展成本，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协调的效应。
政府不仅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公共卫生体系，处理类似“非典”问题，而且要建立常设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部门，建立危机预警体系，这样，政府对可预料的危机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政府遇到防不胜防的危机时，可以临危不惧，从容应对。
常设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部门的主要功能是：建立危机预警体系；提出涉及突发事件的一切问题和政策，包括经济、社会、内政，外交、军事等等；编制危机防范、危机管理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组织有关政府研究部门加强危机管理的科学研究；教育公众防范危机的意义和方法；在危机出现时，组织、协调政府各职能部门，利用各自部门的特长，相互配合，实施政府的危机决策，迅速有效地控制危机。
常设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部门是综合的危机预警中心，危机预警体系是由政府各主要部门的危机预警机制构成的体系。政府主要部门要建预警机制，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建立经济危机预警机制，中国人民银行建立金融危机预警机制，财政部建立财政危机预警机制，商务部建立国内和国际贸易危机预警机制，食品和药品监督局建立防范食品和药品危机预警机制，卫生部建立公共卫生危机预警机制，质量监督检疫总局建立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质量和健康危机预警机制，交通部门建立交通运输危机预警机制，民政部建立社会危机预警机制，外交部、国防部和国家安全部建立国际关系预警机制、国防安全预警机制和国家安全预警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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