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改变“理论贫困”局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局面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久前，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波兰和匈牙利进行学术访问。在华沙参加了中波两国关于经济转轨的学术讨论会，就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增长、引进外资、技术进步、社会保障特别是失业问题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等问题交换了看法。会后，访问了两国的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同两国的学者和官员进行了广泛的座谈和交流，从而加深了对东欧国家转轨过程实际情况的了解。
访问归来，思绪万千，感受最深的有三点。第一，当前在转轨国家中正在陷入一种“理论贫困”的局面，因此，必须创建改革的或转轨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以及其他有关改革的理论。第二，种种迹象表明，东欧将出现新的经济增长时期，将来超过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是不可能的。第三，各国都在为全球化未雨绸缪，中国不该落后。
所谓“理论贫困”是指这样一种状况：改革或转轨过程急需理论的指导，但理论的发展却跟不上改革的需要。每一个历史大变革时期的开始阶段都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推翻封建制度的初期，虽然先进的思想家提出了“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打倒了封建制度。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建立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等理论体系却经历了很长时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就是那个时代人类智慧的结晶。转轨过程比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情况更要复杂得多。它不是单纯的纠错，不可能只是“觉今是而昨非”，简单地否定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实践的功过是非，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说清楚的。改革的实践尚且是“摸着石头过河”，更不用说创建理论了。显然，创建改革理论是一个长期的、不断推进和完善的过程，不能仅仅依靠几个天才和精英，需要依靠庞大的理论队伍，在总结丰富的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80年代以前，东欧国家曾经出现过一批著名的改革理论家，他们对旧体制进行了尖锐而中肯的批评，对改革提出了深刻和精辟的见解。比如，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捷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希克，曾经担任过政府的重要官员，还有斯科塔、波兰的布鲁斯、匈牙利的科尔内等等。他们的改革理论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给了东欧学术界重大影响，而且还受到中国学者的极大尊敬，成为他们思考中国改革问题的思想来源之一。但他们多为执政当局所不容，只好跑到国外著书立说。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这些国家的改革已经远远超出了或者突破了他们原先设计的框架。显然，他们的理论对转轨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已经不适用了。但是，照搬西方的经济理论也不行。东欧国家的经济学家坦率地承认，虽然他们也在搞市场经济，但毕竟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具有转轨国家的特点。比如，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等都不同于西方。
东欧国家尚且如此，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点就更多，建立理论体系的难度就更大。因此，探讨转轨过程的理论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目前，正处在“理论贫困”的过渡时期，需要所有热心改革的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经过长期的总结和探索，才能逐步建立起来。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在这方面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只要遵循邓小平同志关于“实事求是”和“三个有利于”的要求，我想我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当然，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发展和完善理论的过程中，借鉴国外的理论，遵守社会化大生产的共同规律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探索和总结适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和理论，尽快改变“理论贫困”的局面。
访问东欧的第二个深刻感受，是这些国家将迎来经济增长的新高潮。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可能先走一步，波罗的海三国以及斯洛文尼亚等国也属于快速增长的国家。俄罗斯也出现了经济增长的亮点，到下个世纪初，也许将步入快速增长的行列。在经济发展方面，对中国将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还有一个事实不可忽视，东欧国家稍后也许还有俄罗斯，将是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强劲竞争对手。东欧各国之所以出现经济强劲增长势头，原因很多。一是这些国家已经逐渐走上法治的道路。不但制定了各种法律制度，公民守法的观念也比较强，执法机关比较廉洁。公平竞争意识好，比如假冒伪劣现象就比我国少得多，居民纳税也比较自觉。二是随着私有化接近尾声，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进行得比较顺利。当然，这同它们国家小、军工企业少等因素有关。三是劳动力素质高，外资流入迅速增加。四是政治环境比较稳定，政府的更迭是在宪法的范围内进行。这也可以看作是实行法治的结果。政府的职能是制定政策和法律并监督其执行，不干涉企业的具体业务。政策和法律只要获得通过，政府更换不会影响其执行。政府权力本身能按选举的结果实行顺利交接。
波兰这几年的经济增长成绩骄人，被誉为“欧洲虎”。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公布的数字，1994—1996年波兰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为5.2%、7%和6%，预计1997年为5.5%。波兰可能是第一个恢复到剧变前水平的国家。
我想，这些对我国的改革是很有启发的。中国人往往对自己的改革成绩有一种自我陶醉至少是自我满足感，总以为我们的改革成绩大、经济发展快。在经济竞争中，最忌讳把对手想像得太弱而对自己又估计得过高。中国国家足球队的失败应引以为戒。当初中国和西亚分在一个组，自我感觉相当良好，自认为对付西亚球队比对付日本队有办法，而对卡塔尔队的实力心中无数，结果吃了大亏。在经济竞争舞台上，更是复杂多变，机会稍纵即逝。
其实，中国改革的成绩不说也存在，更重要的是看到缺点和不足。“行百里者半九十”，更何况前一段中国的改革只完成了好改的那部分，更艰难的还在后头。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十分繁重。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既不能深入也不可能彻底。其中的关键是真正转变政府的职能。现在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经济行为政治化的现象。我听说，有的地方政府组织什么股份制指导小组，要求下边定时、定额完成任务。这样做，非把股份制搞乱不可。而且有的干部很会摸上级的脉搏，尽拣上级爱听的话来说，动不动就说：“我们一贯如何如何”。他们对实际情况并不是不知道，只是怕丢“乌纱帽”。在这种环境下，哪里还谈得上同世界经济接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很可能会流于空谈，经济发展也很难会有后劲。如果说，1978年以前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失误还可以用“四人帮”的破坏或者其他什么原因来解释，那么，今后再出现大的失误，我们就不好向子孙后代交代了。
最后，我还想谈一下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经济改革的关系问题。目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各国都在筹划如何使本国的经济发展同这个大趋势相适应，趋利避害。哪个国家违反了这个大趋势，就可能造成不可称补的损失。这就要求各国的决策者必须具有全球化的眼光，一切重大决策都要建立在全球化的基础上。在同东欧国家学者座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们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问题非常关心，非常了解，而且非常重视。他们对于如何融入世界经济特别是加入欧盟进行了许多深入细致的研究，对利弊得失的估量比较具体。而回头看我们自己，情况似乎要差一些。我们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应该说是成功的，鼓舞人心的。但有一个不足，就是没有考虑到全球化的要求，没有分析2010年时的世界会是一种什么样子，据此决定我们中国应该怎样做。缺了这一块，就显得不完善。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容易说得清楚的，需要对理论问题和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世界经济全球化涉及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很多，比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利弊得失究竟如何衡量，参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承诺的战略设计，等等。目前，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迫切的问题是，官、产、学三方面应紧密合作，探讨和完善我国参加国际经济合作的方针大计和具体措施。不仅要熟悉国际规则和遵守国际规则，而且还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尽快摆脱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还没有“参政议政”权利而将来一旦加入却有“遵纪守法”的义务那样一种被动局面。东欧同行一再谈到，任何国际规则都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不去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损失就会更大。另一方面，在当今世界上，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必须要以实力作基础。国内的改革搞不好，经济实力得不到增强，在制定游戏规则时发言权就不大，影响力就有限。当然，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正如俗话所说，草鞋没样，越打越像。只要按照这个方向去做，就一定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