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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2)02-0138-07
现代学术是在批判地继承传统学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在传统学术里，经学无疑 曾占据着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所以系统地总结现代学术与经学遗产的关系，对搞清现 代学术与传统学术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本文拟从思想史的角度，对现代学术和清末两 种经学遗产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一
在晚清学术史上，经今古文之争无疑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今文经学一方代表是康有为 ，古文经学一方主帅是章太炎。双方互相攻讦，争执不下。这场争论虽然随着清朝覆灭 和民国肇造渐趋停歇，但这场经今古文之争一直在潜在地制约着现代学术的建立和发展 。
晚清的经今古文之争并不始于、也不仅限于康章二人的争论。今文经学在清代的复兴 ，实始于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和刘逢禄。关于复兴的原因前人已有很多研究，一般认为有 三方面：第一、整个清学有种复古的趋向，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以复古为解放” ，而清学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孔子之道之真，以为文献愈近孔子，其可信度就越高，因此 从东汉的许、郑、贾、马之古文经学而上溯至西汉的今文经学，今文经学由此而兴；第 二、乾嘉汉学虽极一时之盛，但其经世意识渐趋湮没。而道咸以降，内有太平军叛乱， 外有强敌入侵，于是经世意识空前强化，智识阶层中的一些士人从公羊说里寻找微言大 义以求挽救时局也就很自然了；第三、清代经学一般都在宗族内部传授，最初庄存与及 其家族重提公羊说，是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分不开的，今文经学复兴是与和珅权贵斗争，为清朝统治寻找存在依据的结果[1]。
清末今文经学派除了康有为外，还有在他之前的宋翔凤、龚自珍、戴望、魏源等人， 以及与他同时的皮锡瑞。王闿运、廖平等人也都持今文经说。康有为就是在看 到廖平书后，才尽弃旧学而建立起他的今文学说来的。但康有为和皮锡瑞、廖平及其他 前人的今文说有很大不同。相比较而言，康氏主张更大胆、武断，并且其最终目的是推 行政治改良和变革。而皮锡瑞、廖平等人治学虽也时有妄断，但基本上还能存一个为学 而学的态度，在考据史实上还不出清学正统派的严谨路数，所以章太炎对皮、廖的经学 主张有时还能加以赞誉，而对康有为则完全不能容忍。
清末古文经学派也不仅章太炎一个人，孙诒让、刘师培都是其同道。其实清学正统派 都应算作古文经学派。因为自东汉的许、郑、贾、马以来，今文经学湮没无闻，古文经 学一直处于主流位置。尽管清代的阎若璩、姚际恒、崔述等人也怀疑《古文尚书》、《 周礼》、《诗经》等的真实性，但自惠栋、戴震以来的经学主流都以许、郑、贾、马为 宗，所以说自惠戴以来的清学正统派的经学主流就是古文经学派。
当然，越到清中后期，清学正统派内部的门户之见越淡薄，应该说清代的今文经学和 古文经学之间的壁垒一直都不十分森严。就清学而言，不管是今文的还是古文的，都是 所谓“汉学”，只不过今文经学乃承汉学末流而起，渐起反动而已。到清中后期更出现 了一种学兼今古、调和汉宋的倾向。像阮元、俞樾，扬州学派的刘氏，岭南学派的简朝 亮、邓实、黄节这些人，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康有为集清代今文经学之大成，始对整个“汉学”作极猛烈的抨击。他说：“始作伪 ，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又说：“后世汉、宋互争， 门户水火，自此视之，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郑学， 非汉学也；即宋人所尊述之经，乃多伪经，非孔子之经也。”[2]他在学生陈千秋、梁 启超等弟子协助下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构造了自己 的经学体系，对所谓汉宋学术实施猛烈轰击。
清学正统派学人一开始对康有为的学说反映消极。如孙诒让就似不愿与康正面辩难， 他认为像康这样的“狂生”哗世三数年而已，将不胥时而落，不用辩难以自熏劳。可见 在章太炎之前，经今古文之争并不厉害。章太炎自谓24岁(光绪十七年，1891)时才开始 分别古今文师说，而这一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才刚刚刊行，章太炎不同意康说， 但也只成驳议数十条而已。后来他还因为一度在政治上同情康梁的遭遇而没有继续反驳 康有为，但随着政治分歧的逐渐加大，章太炎对康有为的反驳愈益激烈，章也因此逐渐 自坚壁垒，晚清的经今古文之争到了他们才算达到了顶点。晚清与汉代的今古文之争有 很大的不同，所争学术内容既有很大差异，所争目的也不在立不立官学。应该说康章二 人对旧的经学营垒都有很大的破坏，都对旧的今古文之争有很大的突破，但总的来说他 们的争论仍未跳出传统经学范畴。
晚清今文经学随着康梁变法而声焰大张，在全国范围内得以宣传，在学术界和思想界 都引起了很大反响。梁启超称康有为三书为“飓风”、“火山大喷火”、“大地震”， 是非常形象的。但变法失败，康梁逃亡，今文经学遂失其地位，渐渐在官方和民间的讥 弹下归于沉寂。而古文经学则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而大张旗帜。章太炎、刘师培都是革 命功臣，自然古文经学地位也就提高了。1912年10月，马良、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曾发 起“函夏考文苑”，意在全国提倡严肃正当的学风。所拟的考文苑名单除了他们三人外 ，还有严复、刘师培、黄侃、王闿运、钱夏、陈汉章、陈庆年、陈三立、屠寄 、沈曾植等人，马良在名单后特别注云：“说近妖妄者不列，故简去夏穗卿、廖季平、 康长素，于王壬秋亦不取其经说。”[3](P659)很明显地排斥今文经学，而提倡古文经 学。梁启超所以能列入名单，是因为他流亡日本后已逐渐远离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而重返 清学正统派立场[4]，故能为古文派所容。但他实际上也不属于古文经学派，他虽为考 文苑发起人，以后却并未与闻其事就很能说明问题。
经学本身是中国旧政治的附属物。冯友兰曾称：“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 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5](P492)这种界说比较符合实际。近代以降，在外强的 刺激和新的经济方式、文化势力的入侵下，中国社会内部变化也很剧烈。旧有的帝国统 治方式已经难以容纳新的各种因素。而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帝制的废除，经学也最终 将丧失自己的部分诠释权，近来有学者认为民国前后经学逐渐从“知识资源”转变为“ 学术资源”[6]，相当有道理。可以说，康有为的今文经说是经学为维护帝制做的最后 一次努力，其努力的失败也就意味着经学时代的结束。到章太炎的古文经说已经是基本 从学术角度来探讨经学了，这也许意味着经今古文之争将基本结束。但随着经学时代的 结束，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这两份学术遗产并没有被遗弃，它仍作为学术资源和思想资 源被后来的学人们所采择吸纳和重新评价，批判地接受这两份遗产正是20世纪初年新学 人们所面临的问题。
二
康、章之后，真正从经学角度继承并发扬光大其门户的并不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很多，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晚清经学之争主要是党见之争，有时为了党见两派都不免 曲抹对方证据之真。党争既止，经学之争自然也就会停。而随着经学地位的跌落，后来 的学人们即使对经学问题仍有研究，也基本上只争事实而少问门户，其性质已是史学而 非经学。所以说大体以民国为界，此后治经学者多为经师，此后则多为学者、史家，这 是康有为等与胡适、顾颉刚等学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不过，无论如何，许多重要的 经学问题，其争论在不同的条件和意义之下仍在继续却也是不争的事实。由问题的延续 ，而必然有观点、理路和方法的延续。历览民国初年的学术界，许多所谓“新”学人在 学术取径上都自认于或在一段时期内明显地倾向于今文经学或古文经学立场，其原因即 在于此。
上世纪20年代兴起的“疑古”思潮和随后形成的“古史辨”派就与晚清的今文经学有 直接的学术渊源。胡适、顾颉刚、钱玄同作为疑古辨伪思潮的最早发起人和有力推动者 ，他们的很多学术主张就是承继于晚清今文派。
胡适当年初进北大上课，就撇开尧舜禹不谈，而直接从《诗经》讲起，与笃守古学的 陈汉章形成鲜明对比，其实他就是因为受了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一章《上古茫然无 稽考》的影响。胡适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称：“康有为称这一种为‘托古改制’ 极有道理。古人言必称尧舜，只因为尧舜年代久远，可以由我们任意把我们理想中的制 度一概推倒尧舜时代。”又说《春秋》确含有微言大义，而不单是一部史书，认为论《 春秋》的真意应该研究《公羊传》和《谷梁传》，晚出的《左传》最是没有用。他还坚 信《周礼》是伪书，是西汉托古之作。无怪乎章太炎说：“胡适所说《周礼》为伪作， 本于汉世今文诸师，《尚书》非信史，取于日本人，六籍皆儒家托古，则直窃长素之唾 余。”[7]由此可见胡适与今文经学之联系。而顾颉刚提出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 说”，并发起《古史辨》，除开胡适对他的影响，他受康有为的影响也很明显。他早年 从《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茫然无稽，就感到极惬心餍理， “对于长素先生这般的敏锐观察力，不仅表示十分的敬意”。他由此得到暗示，知道上 古史料大都靠不住。他后来就坦承“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然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 明白指出上古茫然无稽的启发，到这时而更倾心长素先生的卓识”[8](P43)。他后来写 成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及《汉代学术史略》等著作，论及经今古文之争问 题时，也多采康氏今文说。而钱玄同更是始终相信康有为首倡的刘歆窜乱群经说。他和 胡适一起与顾颉刚信札往来，讨论古史，将辨伪书的方向进一步推向疑古史，促成了疑 古运动的形成。而《古史辨》派的后起者如童书业、杨向奎、何定生、谭其骧等顾门弟 子和顾的朋友周予同等人，他们在论学上也多与晚清今文经学相近。总的来看，民初疑 古思潮确是顺着康有为今文经说发展而来的一个自然结果。钱穆就曾说：“古史辨也是 一个以复古为解放的运动，沿袭清代今文学的趋势而来”；“顾先生在此上，对晚清今 文学家那种辨伪疑古的态度和精神，自不免要引为同调。所以古史辨和今文学，虽则仅 不妨分为两事，而在一般的见解，常以为是一流”[9](P619-621)。这种说法很能反映 时人对顾及其同志与晚清今文经学关系的普遍观感。
其实除疑古派外，像20年代在北大任教的孟森、蒙文通等人在学术上多信今文说，再 加上崔适，可以说当时在北大今文学的势力是很大的，而他们被时人称为今文派也确非 偶然。
章太炎及其所代表的清学正统派也即古文派对民初的学术界影响同样不可忽视，甚至 更大。因为早在胡适进北大之前，章氏一门弟子就早已在北大占据要津。除开钱玄同不 论，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黄侃和周氏兄弟在学界都已是具有相当影响的学者。当 时老北大沈尹默被人误认为是章门弟子，他不否认，反而窃喜，也正可说明章门一系势 力之大。而当时在北大的还有刘师培、陈汉章等旧派人物，他们在学术上正和章太炎相 近，也都是古文经学派。但这些人与胡、顾、钱这些“今文派”相比，显得相对守旧， 其中黄侃正是当时著名的守旧派(黄侃也曾正式拜刘师培为师，所以说他是清末古文经 学两大师的弟子)。刘师培在北大时还曾支持学生薛祥绥、张煊、罗常培等办《国故》 ，以与毛子水、傅斯年等办的《新潮》相对抗，在当时也被目为顽固守旧。所以相对来 讲，胡、顾、钱等“今文派”当时不管是在文学革命还是整理国故上都敢于打破旧格局 ，思想上比较趋新，而刘师培、陈汉章以及黄侃、沈兼士等“古文派”在思想上则比较 守旧。所以说，晚清经今古文之争到民初已换了面目，趋新还是守旧大体可反映它们的 区别。
与趋新和守旧相比，信古和疑古更能反映后经学时代里经今古文学之争发展所代表的 差别。一般说来，偏于今文学的疑古，偏于古文学的较信古。以信古而言，陈汉章自不 用说，章门弟子也多信古。据冯友兰回忆，民国四年，沈兼士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 ，也用了一学期的工夫，才讲到周代[10]。由此可见，晚清至民初的所谓“古文派”对 于中国古代文献传说的态度恰与胡适顾颉刚等“今文派”的疑古态度相反。
当然学术思想上趋新者并不都疑古，由古文派演变而来的学者也不一定全守旧。例如 傅斯年是黄侃的高足，合当算是古文派一系，但他当年就对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 史说”表示支持，站在胡适钱玄同这些人一方，还主办《新潮》，竟与刘师培等唱对台 戏。不过他与黄侃乃至上溯至章太炎、刘师培等古文经学派在学术上的师承渊源关系确 实不能忽视。清学正统派重视训诂考据、音韵小学的传统在他早岁已留下深深的烙印， 并实际上影响了他一生的学术方向。他后来虽然留学德国，但最终落脚点仍在从语言学 入手研究历史，将德国学术传统与清学传统结合起来了。他后来提倡史学就是史料学， 开创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考古发掘以寻找实物考订古文献，包括他写作《性命古训辨 证》等著作的题旨和方法，都分明自清学正统派而来。而由他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刊》的作者，也大都是朱希祖、马裕藻、沈兼士、张星烺这些近于古文派 的人。 而据钱穆回忆，傅斯年当年常邀请他参加有伯希和等学者参加的宴会，必向人介绍他是 《刘向歆父子年谱》的作者，钱认为“孟真意，乃在破当时经学界之今文学派，乃及史 学界之疑古派”，而他和顾颉刚虽有不同，但“精神意气，仍同一线”，所以继此以往 ，他和傅斯年意见反多不和，而他也认为“孟真与颉刚虽一时并称适之门下两大弟子， 但两人学术路向实有不同”[11](P167-168)。由此可见，傅斯年所代表的学术方向与顾 颉刚代表的古史辨伪的方向恰是异趣的，他们后来失和看来也有学术上的原因。可以进 一步说，史语所和古史辨派所代表的差异正反映着晚清经今古文学在民初史学内发展方 向的差异。
当时持信古态度反对顾颉刚的不仅是章门弟子，刘掞藜、胡堇人、柳诒徵等 许多学人都不赞同顾的疑古主张，他们对《尚书》、《诗经》及《说文》等古书及古代 尧舜禹的传说持相信态度。另外，像王国维、罗振玉以及柯劭忞、沈曾植这些以前清 遗老自居的大学者也都不赞同疑古主张，他们在学术上一般都近于传统古文派。以王国 维为例，他很早就对康有为等维新人士不满，凡著作中提及他们名字时就以□□□加以 避讳。而他流亡日本后改治古史，目的也正为驳正康有为以来的疑古风气。罗振玉就说 他当年曾劝诫王国维“专研国学……并与论学术得失，谓尼山之学在信古，疑《尚书孔 注》、疑《家语》，所疑固未尝不当，及大名崔氏著《考信录》，则多疑所不必疑，至 今晚近变本加厉，至谓诸经皆出伪造……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 枉不能反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反经信古末由也”[12]。到了20 年代王国维对顾颉刚等人的疑古也多有批评。
由此看来，信古和疑古的争论实在是由晚清经学之争自然发展而来的，只不过经学问 题已转化为史学问题，尤其集中在古史方面。原因是近代以来，随着帝制尤其是科举制 度的废除，知识分子固已不能再通过读经仕进，经学本身也已逐渐不能成为服务时下政 治和绳墨个人行为的标准，因而经和经学的地位不断跌落。而随着西方科学理念的不断 深入人心，经典的权威渐渐被科学所代替。经典和经学也成了被科学理念审查和重估的 对象，章学诚和章太炎的“六经皆史”，也逐渐发展成了胡适等人的“六经皆史料”。
三
如果为了凸显晚清经学之争与现代学术之间发展的内在理路，将胡适、顾颉刚、钱玄 同等称为“今文经学派”，将沈兼士等章门弟子以及王国维、罗振玉等人归入“古文经 学派”，也未尝不可，因为他们毕竟在学术主张上对经今古文学各有偏主。但是，不管 是 胡适、梁启超、顾颉刚，还是钱玄同、王国维、沈兼士等，他们其实同时接受了两种经 学遗产。他们已经基本上超越了经学的门户之见，能够凭其理性合理地接受和选择前人 留下的学术遗产。
钱穆虽然承认当时一般的见解都将顾颉刚与晚清今文经学家归入一流的说法，但他又 认为：“顾先生的古史辨，所处时代早已和晚清的今文学家不同，他一方面接受西洋新 文化的刺激，要回头来辨认本国旧文化的真相，而为一种寻根究源之追讨……自然和晚 清的今文家未可一概而论。”[9](P620)他看清顾不过是根据今文学派的态度和议论来 为自己的古史观张目罢了。其实顾颉刚在他那篇著名的自序里说的非常清楚，康有为对 他的启发虽很重要，但章太炎的影响也显而易见，而他对康有为和章太炎的学说是依其 理性择善而从的。有学者就说：“顾氏对他们的学说都只取一部分，舍一部分，对康有 为，舍的是尊孔的精神，取的是疑伪言论，对章太炎，取的是反孔精神，舍的是章氏对 古文经的信仰。”[13](P57)所以能如此，是因为清末今古经学激烈冲突之下，都尽力 揭破对方弱点，使观战的人消解了信从宗派的迷梦。因而古史辨运动与晚清经学联系脉 络清晰，而联系的又并非今文经学一种。
胡适和钱玄同同样也适用于这种评论。从胡适来说，比之今文经学，他与古文经学的 联系似乎更密切些。他曾自称学术上最感谢章太炎先生，在墨学上他就曾从章那里获益 不少，当时就有人认为他应该是最能继承章衣钵的人。蔡元培曾称赞胡适禀有“汉学” 的遗传性，梁启超称赞他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他一辈子服膺汉学，把清儒 治学方法当作“科学”方法加以宣扬实践。而且他并不一味疑古，而是一直徘徊在顾颉 刚和傅斯年之间，后来基本偏于傅一边。1929年一次他与顾颉刚见面时就讲，他不疑古 ，要信古了，还把顾吓出一身冷汗。而自来学术界一般都承认他与古文经学派有很深的 学术渊源，由此可见胡适与晚清经学遗产的关系。
钱玄同虽曾一度专宗康崔的今文经说，但他1917年后思想改变，打破“家法”观念， 觉得“今文家言”十九都不足信。他对顾颉刚讲，他对于他们那种“相信”的态度实在 不敢苟同。他讲笑话说，今文家好象莲香，古文家好象李女，千万不能上他们的当(按 莲香为狐，李女为鬼，见《聊斋志异·莲香》)。顾颉刚评论钱玄同一身受了章太炎和 崔适两人的相反思想的影响，对今、古文家都不满意，认为这两派都犯了从主观成见出 发的错误，所以钱玄同主张用今文打倒古文，用古文打倒今文，一起揭露他们的真面目 。
而像王国维、罗振玉这样的学人，虽然他们主张反经信古，和古文经学派很像，但他 们并不专门研究经学，贡献主要在史学方面，是清中后期经学向史学转向的代表人物， 并且他们既不盲目信古，也不反对一定范围内的疑古，对清代的疑古成就也大都接受， 所以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古文经学派，同样也接受了两种经学遗产。据周传儒回忆， 王国维在清华时，“揭示治中国学，非通说文不可，群经中讲尚书，尚书五十几编，真 伪各半，一般说，今文大致可信，古文全部不可信。汉鲁共王壁中书，晋梅赜所上书， 皆伪……三礼中，否定周礼，以礼记为晚作”[14](P25)。可见王国维实际上接受了自 阎若璩至康有为以来的今文经学成果。还有像钱穆这样的学者，很多人因为他写过反驳 康有为的《刘向歆父子年谱》而把他当成古文派，实际上他最反对门户之见，并不属于 哪一派，而是对今古文经学遗产兼收并蓄的。
现代学人大都一身承受了两种经学遗产，现代学术也正是在批判地接受这种遗产的基 础上建立起来的，与传统学术紧密相连。作为传统学术，清末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对现 代学术都有深远影响。相比较而言，今文经学与疑古思潮联系密切，其贡献偏于思想方 面，对于启蒙大众、传播科学理念作用很大，建树最大的领域在史学方面；而古文经学 与乾嘉经学一脉相承，与五四前后“新国学”、“新汉学”的勃兴有直接关联，其对现 代学术的贡献偏于学术方面，对保存传统学术有重要作用，其学术薪火多在语言学、文 字学等方面传衍。当然，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学术上，这两种经学遗产都对现代学术 有重要贡献，都对现代语言学、文字学、史学、哲学等学术门类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但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颇具诡论意味的是，清末今文经学尊孔，到了现代学人那里却 成了打碎传统黄金观念、疑古辨伪的有力武器；清末古文经学反孔，在现代学人那里却 是维护传统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的学术依据。而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反传统和维护传统 这两种倾向实际上也是承清末的两种经学之争而来，今文经和古文经其实分别是反传统 和维护传统的学术思想资源。这两种倾向在现代学术思想史上不断交锋、碰撞，延续了 整整一个世纪还没有结束。而不管是承继今文余绪的疑古派如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 ，还是承继古文遗响的王国维等，虽然对传世文献及其中所载古史传说的态度和处理方 式不同，宗旨有异，但其本于考据、崇尚实证、断以理性的学术精神则一致，对经典取 “研究”的而非“信仰”的学术态度一致。正是这种理性精神和研究态度，奠定了现代 学术大厦的根基，使他们虽承继了传统经学遗产但终究不是经师，而是现代学术大师。
收稿日期：200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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