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1995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热点和难点。即使不考虑1980年代中期就开始出现的提高经济效益、加速科技进步的提法，早在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中央就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党的十七大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取代片面追求GDP指标增长的做法。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经济的强劲增长主要是由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资本积累所带动的。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引发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失衡，受到环境和生产要素越来越大的制约，从而影响到国民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会成为一个如此重要的问题，并引起各界的重视，从各个方面来探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括从市场机制角度对经济发展方式与体制改革的相关性做出论述，如调整经济结构关系、改革投资体制、优化产业结构、追求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由过度依赖资金、人力、资源和环境投入，转向更多依靠提高技术进步；由主要依靠工业转向工业、服务业共同增长，等等(刘相主编，2009；宋群主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编，2009)。
如果说2008年之前探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是针对国内的压力，那么，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则使这种转变变得更加紧迫。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通过加入WTO等方式进一步融进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这固然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处于国际经济分工产业链的下游，主要以国内丰富的劳动力和其他自然资源为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这又使得原有的高度依赖资金、人力、资源和环境投入的做法得以强化，使一些经济结构和要素的扭曲得以长期化。金融危机打破了以往中国偏重出口，以扭曲环境和要素价格来实现物美价廉的商品出口模式。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呼声在金融危机之后变得更加强烈，并成为上下一致、高度共识的问题。
二、政府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
即使从1995年中央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算起，迄今也有十六七年的时间，但效果仍不尽如人意，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难。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探讨，需要通过什么改革才能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到实处。对于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经济来说，政府的角色与定位是无法回避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是政府的转型。如果绕开这一点，单从产业布局、加强管理，甚至科技进步等方面入手，肯定建立不起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很难落实。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及转变困难，在于各级政府具有很强的投资冲动，不少地方热衷于盲目发展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因为这些项目能带来GDP短期的快速增长。因此，要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要把行政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为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功能，减少政府实际支配的资源，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不少学者对此已有过论述。陈清泰(2005)强调政府主导经济增长应转向政府调控、市场主导的经济增长。张卓元(2006)强调政府要把资源配置主导权交给市场，致力于履行应由政府履行的职能。这些思想代表了对如何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积极探索，也充分说明从改革政府的角度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因此，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的界线，把资源配置的主导权交给市场，政府致力于自身应尽的职能，为市场提供良好的运行环境，而不能压制市场作用的空间，过多地涉足市场可以良好运转的领域。应把市场力量作为经济发展的引擎，通过市场的力量来促进技术进步、节能减排和优胜劣汰。
三、利益集团对政府的影响
强调政府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需要我们进一步思索，为什么政府职能转换一直滞后。按照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政府本身并不是超然的，它的行为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Grossman and Helpman,2001)，因此，政府职能转型滞后背后的利益集团影响问题，需要做出进一步探索。
在当今中国，完整的界定特殊利益集团也许是困难的，但的确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特殊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主要有①：
(一)依附权力的资本集团
当今中国，某些公共权力形成权力资本，与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相结合，最终还会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其他特殊利益集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分化、重组，新的利益群体、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不断形成。某些利益集团趁社会转型、体制和制度尚未完善之机，通过贿赂、收买、腐蚀政府官员等途径，或者利用某些政府部门的不作为，使自己的利益尽可能以大众的利益为代价进行扩张，这就是依附权力的资本集团。资本集团的出现，是改革的一个必然结果，但除了那些依靠正当经营积累资本之外，一部分商人和企业家依靠的却是权钱交易而形成的势力。依附权力资本集团的成员通常会进行钱权交易等违法活动，助长集体腐败或组织性腐败。这里一个突出的领域是房地产。一部分房地产开发商是房地产市场的利益主体，在某些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成为高房价最为直接的受益者。2004年以来，我国房地产价格在越来越大程度上由少数开发商决定，即少数开发商凭借其所处的垄断地位，哄抬房地产价格，而地方政府则给予纵容和支持④。
(二)某些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的改革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竞争型国有企业因为亏损累累，政府出于卸包袱的目的而实行了改制，但同时，出于保持国家对重要行业控制力的考虑，剩下的一些行业，主要是电力、电信、石化、金融、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被改组成了国有垄断企业，这些垄断行业，多年来之所以能够以垄断的地位在市场存在，并能以非市场化的方式攫取巨大利润并得到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以经济安全为理论依据的。然而，同样不得不承认的是，目前的大多数垄断行业在得到垄断利润的同时，并没有能为公众提供应有的服务。相反，有些垄断行业在谋取巨额垄断利益同时，往往还会做出种种要挟行为，而置社会公共利益与公众利益于不顾(杨帆，2010)。
特殊利益集团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从动态激励角度看，它可以通过游说或其他参与公共权力的活动为本集团找到政策寻租的空间，这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像奥尔森所揭示的那样，这种影响在很多国家导致的是经济增长的停滞。但在中国，这种影响则比较特殊，由于上上下下都存在追求GDP增长和以GDP增长考核政绩的体制安排，使得中国各利益集团在表面上不可能明显阻碍GDP的增长，相反，它们所追求的是如何从GDP高速增长中谋取更多好处。其结果是，特殊利益集团导致的是经济的粗放式增长，这种经济增长往往单纯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和廉价投入，即通过扩大生产场地、增加机器设备、增加劳动力等来实现。特殊利益集团寄希望于通过各种手段获得廉价资金、土地、劳动力和其他政策照顾，把这些生产要素用于粗放式经营上，而不是用在追求技术效率上。
众所周知，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资本深化”现象(张军，2002)，也就是投资驱动型经济。这是由两方面因素引起的：一是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金在内的要素价格处于较低的水平；二是企业的盈利能力保持较高增长，致使企业对投资的预期利润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土地虽然是我国短缺的资源，但由于长期以来工业用地采取协议方式出让，价格一直偏低。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而竞相压低土地价格，各地兴建的开发区成为优惠地价的重要领域。同样，由于劳动者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导致劳动力成本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至于资金，在国有金融机构垄断和国家金融政策扶植下，以牺牲储户利息使资金成本大幅度降低，导致信贷规模不断膨胀。考虑到物价因素，实际利率水平经常处在较低的水平上，负利率状况也不罕见。与企业融资成本下降同时发生的，是企业盈利能力和利润水平明显上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一些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大幅增长，同时又没有上缴财政，往往被用于扩大投资。当然，一些行业的暴利，如房地产等，也使依附权力的资本集团疯狂扩大投资。以上情况，都导致了粗放增长和产能过剩，使经济调整的风险被放大。而真正到了经济结构必须调整的时候，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又可以通过其强势地位寻求国家的各种政策和资金支持，而拒绝进行涉及自己利益的调整。
四、实证分析
实证研究利益集团对政府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首先要对原有的粗放发展方式作出量化定义。目前，以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核算来衡量经济发展质量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一般来说，经济增长的源泉有两个：一是要素投入的增加，如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就业人员数量；再是要素投入使用效率的提高。全要素增长率反映的是后者，它是指在扣除要素投入增加的影响后，由其他因素带来的经济增长，如技术进步和管理改进等。
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来做分析，利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指数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作出研究。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研究TFP的优点是，它属于非参数方法，不需要对生产函数的形式作出任何预设。
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所涉及的投入产出变量选取，本文以1978—2008年除西藏、海南外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相应指标为样本数据。其中，重庆与四川合并计算。产出指标为各省GDP，数据取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GDP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以1952年为基期，利用以1952年为基期的地区生产总值指数计算而得。投入指标分为资本和劳动。资本存量数据使用复旦大学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张军、吴桂英、张吉鹏、张学良、陈刚等所编制的截止到2005年各省资本存量数据，以同样方法补充到2008年。由于他们的资本存量数据是1952年的价格，2006年以后的固定资本形成按照张军、吴桂英、张吉鹏(2004)所提供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成1952年不变价格。劳动投入则按通行做法以各省就业人员数量度量，在《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缺失内蒙古1979年就业人员数据，以及重庆1985年之前的就业人员数据，对这些缺失数据按趋势作估算处理。计算软件为DEAP2.1。
DEA-Maimquist指数核算TFP的一个作用是分解TFP的构成，把TFP增长分解成技术效率变化与技术进步。计算表明，TFP增长率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而来自技术效率变化的贡献几乎没有，这一结果与傅勇、白龙(2009)的结论类似。这典型地表明了中国经济的粗放式增长。首先，经济增长中资本投资的贡献率比TFP的贡献率要大得多；其次，TFP增长主要是靠技术进步带来的，技术效率变化的贡献不明显。至于技术进步，显然，中国的技术进步基本上还是依靠引进和吸收外来先进技术为主。因此，技术效率变化的低劣突出说明了中国经济粗放增长的特点。
接下来，我们在对政府转型和利益集团影响论述的基础上，对影响TFP增长③的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对TFP增长影响因素作回归分析，我们选取1995-2008年时间区段。这样做是基于数据的易获得性，在下面涉及的影响因素中，有些在1990年代才开始有统计数据。
在影响政府转型的利益集团的有关论述中，应该考虑到，正是地方政府规模膨胀和控制资源过多，干预和主导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并存在各种腐败现象，才使得各利益集团有可寻之机，借口自己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进行政策寻租。这方面最直接的一个反映就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成本。我们选取政府的行政管理费相对文教科卫事业费的比例作为地方政府行政成本的衡量，以该比例的变动率衡量地方政府行政成本的膨胀程度，用以反映地方政府的规模膨胀和干预经济程度。数据选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各地地方财政收支额一栏，其中广西、宁夏缺2007、2008年的文教科卫事业费和行政管理费，重庆缺1995年的行政管理费，均按财政支出的同步比例作推算。
对于国有企业利益集团，我们选取各地国有经济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衡量。数据选自《中国统计年鉴》(1995—2009)“按经济类型分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栏。选取国有投资占比，能够更好地反映国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占用资源的程度，相比之下，国有经济的产值相比投入往往偏低，不能真正反映国有经济占用资源的程度。
在依附权力的资本集团中，我们选取了其中的代表即房地产利益集团，选取商品房销售额占GDP比重来反映房地产利益集团的扩张，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商品房销售额取决于商品房销售面积与房价，这两者，特别是房价的高涨，在商品房销售额中可以体现出来。虽然直接采取房价涨幅指标更为直观，但房价统计存在许多争议。至于房地产开发投资，它更多的是反映房地产开发商对未来的预期，也就是未来房价的上涨，而不是现在。
除了以上这些影响变量，影响TFP增长还存在其他一些控制变量，一般来说，包括以下几方面：
1.基础设施。良好的基础设施一般来说可以改善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从而有利于TFP的提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一般来说基础设施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但基础设施本身的高投入、低回报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指标选取上，我们将各省铁路和公路里程，前者以14.7的换算系数折合成公路里程，进行合并计算后，再除以各省GDP，以体现相对于GDP的增长程度。基础设施相关数据取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各省市“运输线路长度和民用汽车拥有量”一栏。
2.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一般来说反映的是与产业结构变动有关的经济聚集程度对生产率的影响。经济聚集程度的提高，一般表明需求市场规模的扩大，信息交流的便利和企业外部经济的改进。我们按《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的各省市人口状况一栏统计城镇人口比例。不过，由于中国户籍制度的存在，《汇编》中一些省市用非农人口比例替代。河北缺1995—1999年、2001—2002年的城镇人口比例，按《河北统计年鉴》所能找到的2000年非农人口比例对这些年份作推算。吉林所缺数据由《吉林统计年鉴》补充。福建缺失2000年前数据，以《福建统计年鉴》中所能找到的1990年人口普查城镇化率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城镇化率作平滑处理。广东缺乏1995—1999年、2001—2004年数据，所缺各年份比重作平滑处理。四川缺乏数据较多，统计年鉴也不全，鉴于四川重庆合并计算，以及省情类似，以重庆代替，但《重庆统计年鉴》只从1996年开始，不过1年之差不会有太大变化，四川重庆以重庆1996—2009年的城镇化率代替。
3.产业结构。一般而言，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部门流向高附加值部门可以提高生产率，这是从要素配置改善的角度来分析产业结构调整对TFP的影响。考虑到中国处于工业化时期，产业结构变动可以用非农产业所占比重来衡量，这也是通常衡量产业结构变动的做法。数据取白《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的各省市生产总值中工业和第三产业加总所占比例。
4.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按教育程度衡量的有效劳动力。一般来说，人力资本由劳动人口与其受教育年限的乘积而得。不过，这里简单以《中国统计年鉴》中各年各省市按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分的人口中，6岁及其以上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口的比例来衡量人力资本，或者简单说受教育水平。其中，1995年数据是按照1996—1997年、1997—1998年两年的平均趋势推算，2000年的数据以相邻两年作平滑代替。
5.进出口外贸。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外向型。在理论上，对外贸易能促进比较优势产业，对中国而言是劳动密集产业优势的发挥，并通过市场的扩大促进规模效益的提高，以及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等。以《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各省市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贸易中的进出口总额除以对应省市GDP来衡量经济外向程度。
6.外商直接投资(FDI)。一般来说，FDI能够显著补充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国家的资本，形成更快的经济增长。由于汇率基本不变，我们选择《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各省市国内贸易和对外经济贸易中的外商直接投资除以对应各省市GDP来衡量各地引进外资的程度。青海缺1995、1996年的FDI数据，从青海统计年鉴上补充。
7.金融发展。金融深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在金融发展指标的选取上，以各省市金融机构存贷款除以GDP表示金融发展水平。其中各省市金融机构存贷款取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各省市自治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和贷款余额一栏。
8.研究与开发(R&D)支出。R&D的指标选取，与计算人力资本存量一样，理论上应是根据逐年的研究与实验经费支出，按照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出。这里以各地的技术市场成交额代替，指标采取技术市场成交额除以对应各地固定资产投资额，反映科技投资的比重。这种代替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技术市场成交额直接反映企业用于技术引进和开发上的部分投资。技术市场成交额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各年技术市场成交额一栏。其中青海缺2000年数据，以相邻年份作平滑处理。
9.市场化。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经济转型的过程，市场化以改善资源配置和强化激励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其中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低效的国有企业占产出份额的减少，相应地非国有企业份额的提高。以历年除国有及其控股企业之外的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作为市场化的指标，数据选自《中国统计年鉴》工业部分。其中，山西缺失2002年数据，青海、新疆缺失2005年数据，以相邻年份做平滑处理。
基于因变量TFP变化是增长指数，以上所有解释变量也为相应的增长指数，即在原有比率基础上计算出比率的变动率。采取增长指数相当于做了一次差分，数据时间区段上减少1995年这一年，为1996—2008年。在采用的面板数据计量回归中，由于数据做了差分，一般可以认为，在时间截面上，消除了非平稳的趋势。增长率的比较也无需考虑解释变量内生性的问题。在计量方法上，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考虑到各地存在的固有差异因素，以及各年份之间在诸如货币信贷政策、财政政策、土地政策、对外开放政策等宏观影响的固有差异因素，我们对个体和时间都采取固定效应做法，即时点个体固定效应回归模型。采用EVIEWS7.0软件作回归分析，构建了5个回归模型。模型1包含了所有解释变量；鉴于基础设施和城市化通常的高度相关，模型2和模型3分别省略了基础设施和城市化变量；另外，基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及进入新一轮经济景气周期(特别是房地产)，模型4和模型5分别对1996—2001和2002—2008的时段做了回归。结果见表1。
从计量结果可以看出，行政管理费和国有投资的系数都显著为负(模型1)，行政管理费对文教科卫事业费比率的增长提高一个百分点，TFP增长率下降1.2个百分点。王小鲁等(2009)的研究表明，行政成本的增长也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类似地，国有投资对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增长提高一个百分点，TFP增长率下降0.4个百分点。这证实了前面所指出的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损害。对于以房地产利益集团为代表的依附权力的资本利益集团，以房地产销售代表的影响系数为负，表明对增长质量的损害，但并不显著。这初看起来似乎不支持房地产利益集团对增长质量有害的论断。但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必须把房地产在GDP贡献中的特殊机制考虑进来，才能得出完整的结论。房地产业的暴利机制使得房价飞涨，GDP随之增长，而房地产的投入并没有变化，这表明房地产似乎应显著地促进TFP增长才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法用普通的系数显著与否来判断，而应该说，给定房价飞涨的事实，房地产对TFP增长的贡献，除非计量结果显著为正，使得我们无法证实房地产对TFP增长的负面作用，否则，就能断定其负面作用。因此，这一结果正说明了房地产利益集团的有害性质和房地产增长对经济增长的非实质作用。进一步，在模型5中，房地产在其极具景气的时期，贡献却显著为负，也加强了这一判断。
至于其他控制变量，FDI占GDP比重衡量的FDI对TFP增长贡献显著为负，这说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较弱，这与其他一些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如孙辉煌，苏基溶，2009)。也说明，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能主要是在廉价劳动力的配合下，通过扩大资本形成来实现的④。进出口对TFP的增长有促进作用，但不明显，这说明外贸增长促进企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效果可能还抵不上其他领域的低效。在模型5中，进出口的作用显著为正，这可能更加说明入世的作用。基础设施的影响并不显著，基于基础设施变量是折合的公路里程对GDP比重的变化率，这可能表明基础设施相对GDP的超前发展，对TFP增长是否有促进作用可能无法一概而论，原因之一可能是基础设施本身的低回报，如果过于超前，它可能会抵消基础设施的正面作用。至于非农产业，对TFP增长的边际效应不显著，可能是计量的时间段是从1996年开始，通过产业结构变动提高TFP应该在这之前的时期较为显著，那时是中国初步工业化时期，要素配置结构的变动效应较为显著，而到19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主要是非农产业的资本深化现象已经出现了。关于金融增长，实证结果看不出其对TFP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也符合一般的看法。鉴于中国金融机构以国有银行为主，银行本身的粗放增长对TFP增长不可能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也再次证实国有部门带来的经济增长质量问题。以教育水平来体现的人力资本对TFP增长贡献并不显著，除了指标选取的问题，加上模型5的系数为负，我们猜想这可能和同期大学扩招，但就业并没有同步跟上有关。类似地，城镇化水平的变动对TFP增长贡献也不明显，这可能说明除了少数地区，多数地区通过经济聚集效应的边际增长(注意回归是增长率之间的回归)推动TFP增长的效果并不明显。如何提高城市间的群聚和带动效应，如“长三角”城市群那样，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化研究的问题。最后，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增长对TFP增长贡献不显著，这当然不是真正的R&D资本存量，不过，借用这个指标，也可能部分说明了科技成果使用效率的问题。至于市场化，作用也是不显著，这可能与样本的时间范围有关，这段时期国有企业经过重组，由于产业和政策(特别是信贷)上的有利因素，整体效益实现改善。⑤
总之，通过以上回归分析，实证支持了地方政府规模膨胀、国有企业利益集团和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依附权力的资本利益集团对粗放经济增长方式所发挥的实质影响。因此，政府职能转变应从遏制这些利益集团的措施入手。
五、遏制利益集团影响，促进政府转型
(一)减少政府控制的经济资源
政府手里控制着过多的经济资源，毫无疑问就是各利益集团特别是特殊利益集团眼里的盘中餐。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通过税收和正规收费所控制的资源份额明显下降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实际支配的资源量相应减少了，而且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始终大大超过经济增速。政府通过其他途径仍支配着大量资源，特别是民间资源。政府控制过多资源，使得政府难以从微观经济活动，特别是一般性资本形成活动中退出，同时为腐败和各个特殊利益集团寻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特别需要注意政府合理职能界定的问题，控制的经济资源以其合理职能所需为界，以尽量减少利益集团的不良影响，这是遏制特殊利益集团活动的一个重要前提。
(二)降低政府行政成本
建设一个不仅廉洁而且廉价的政府，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的共同追求。降低政府行政成本，需要几个方面工作的配合。首先是加快预算管理体制改革。目前，行政成本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造成。正是在财政支出上缺乏合理可行的定额标准，不规范和不透明，导致公务费用超标严重，行政经费过快增长，财政资金严重浪费。政府的支出既然都应有预算编制进行管理，就应该进一步使预算管理体制真正发挥作用。政府预算必须有广泛的论证基础，要公开、透明，要着重发挥人大这样的机构对预算的监督与审批功能，促使财政预算分配的合理化。其次要改变政府机构与人员臃肿的局面。政府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交汇点。要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行政效率，必须减少政府级次，精简机构和人员。
(三)严厉打击腐败
腐败、政府行政成本膨胀和国有经济强化往往是一种共同存在的现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强化的。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增长中起重要作用的几个领域，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等领域，权钱结合和贪污腐败的现象屡禁不止。周黎安、陶婧(2009)指出，政府规模的扩大会增加地区腐败案件的发生，特别在那些掌握着资源配置的关键权力部门更是如此。这是一个很直观的结论。此外，政府支出的规模越大，基建部分所占比重越大，腐败也更容易出现。这些结论与上面所谈到的在合理界定政府职能前提下必须减少政府控制的经济资源是一致的。目前，在对腐败的执法过程中，成立了纪委、监察部门、检察机关等一系列反腐机构，形成了党、政、司法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局面，但还做不到违法必究。因此，要保证司法的公正性，避免行政干预。为了消除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除了完善司法制度，也要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各级党委纪检部门的监督。对于政府而言，政府的政务活动要公开、透明，这样才能让人易于理解和监督机构易于监察。
(四)建立准入开放和公平竞争的市场
切实建立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打破一些国有垄断企业对市场的垄断和操纵，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在金融、通讯服务，以及各种自然资源及其产品市场等人们熟知的垄断市场上，由于垄断因素排斥竞争，新的企业难以进入。撇开垄断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不论，垄断造成的行业进入壁垒已经对行业自身的增长产生了极强的抑制作用，严重打压其他资本的合理进入，使市场竞争效率得不到体现。因此，打破垄断，在那些实际中不需要国有企业来体现国有经济控制力的领域，鼓励其他企业的进入。
(五)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
房地产本身的要害问题就是高房价所带来的问题。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及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在各种博弈中占了上风。加强房地产调控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2009年年底和2010年国家出台了如“国四条”、“国十一条”、房产税试点，以及提高房贷利率等措施，这些做法有利于引导社会对房价上涨的预期，并把重点放在打击投机投资需求上，为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工具。房地产调控涉及的另一方面是要打破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的联盟。这主要是要打破地方政府推高房价的激励。中央为此进行的调控除了需要遏制地方政府的部门利益外，也要切实解决目前分税制所带来的中央地方财权与事权不一致的问题。着眼于整个财税体制的改革有必要提上日程，以改变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对称的状况。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地方过多介入经济活动，甚至依靠各种投资推动当地经济建设等，也不应再纳入地方政府的职责范围，这也与前面提及的减少政府控制资源的论述是一致的。
(六)建立合理的政府治理结构
实现政府决策和执行的公开、公平、公正，免于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干扰，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是重要的。而要实现监督和制衡，必须要有一个制度化的安排，以便使社会各阶层、各利益团体，特别是弱势团体都能依据一种相对稳定和透明的规则来进行监督与制衡。这种制度化的安排一般而言就是法治。建立法治政府的核心，即在于通过法律的制度化安排，实现有效的政府治理结构，使各阶层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够参与到政府决策中来，使政府真正成为有效政府。
张卓元研究员参与了本文的讨论，并初稿形成后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致谢。
注释：
①对中国利益集团的一个研究综述参见杨靖(2010)。
②还存在其他一些情形，如在改制中瓜分国有资产、公共投资中的暗箱操作等。
③本文关注的是各因素对TFP提高的影响，即对TFP的边际影响。
④需要指出的是，在有关中国利益集团现象的一些研究中，外资集团也被作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而存在。从我们的结论看，这至少说明，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竞争与FDI的大量增长无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着眼于外资来实现转变是不切实际的。
⑤其他几个控制变量之间也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而使回归系数不显著。不过，由于这些解释变量都有明显的经济意义，加上已采用了差分面板数据，故不再做进一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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