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韬养斋日记》看徐世昌与逊清皇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斋日论文,皇室论文,徐世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5)01-0083-13 徐世昌是清末最重要的几位汉族大员之一。民国初年，作为文治派的领袖，在北洋派系内的影响仅在袁世凯之下。袁世凯死后，徐一度成为左右北洋政坛的关键人物之一。1918年，徐被安福国会高票选为大总统，任至1922年6月黯然去职。对于徐世昌这样一位重要的近代人物，学界已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或总论其一生思想与活动①，或仅就其某一方面的作为展开论述②。从现有成果看，对1912年后徐世昌与清室的关系尚无专门的探讨；除少数几篇论文外，对研究徐氏最重要的史料——徐世昌《韬养斋日记》③还没有使用或用得不够充分。 在专制皇权下，君臣大义居于三纲五常之首，至关重要。专制皇权垮台后，这套君臣伦理的影响短期内并未完全消除。加之民国初年溥仪还在紫禁城内维持小朝廷的特殊格局，这使得清室遗臣与溥仪之间的君臣关系不仅停留在伦理层面，还有许多现实的纽带继续维系。民国初年，北洋政府一些高官显宦和封疆大吏仍有着浓厚的“皇帝”情结，他们总以得到“皇帝”的青睐为荣。“每逢婚丧嫁娶，光弄到大总统的匾额还不过瘾，总要设法让溥仪也‘赐’给一块，才觉得体面。”④徐世昌“在昔为清室重臣，在今曾任民国元首，身处专制与民主体制递变之交，其必具有矛盾的双重人格，殆无可疑”⑤。这种双重人格所导致的矛盾心理，从《韬养斋日记》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本文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韬养斋日记》考察1912年后徐世昌与清室关系的发展脉络，并探究从清室重臣到民国总统转变过程中徐氏复杂的心理状态。 1912年宣统退位前，徐世昌的身份是清室重臣；1924年底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徐世昌基本上过着一位卸任的文人总统的隐居生活。而1912-1924年间，徐世昌则同时兼具清室遗臣和民国政要的双重身份。在近13年时间里，徐世昌与清室之间的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第一阶段从1912年2月宣统退位后到隐居青岛时期，第二阶段从1914年5月出任国务卿到1918年9月当选大总统前，第三阶段从当选大总统到1924年底溥仪出宫。下文拟照此三阶段作一论述。 专制时代，君主给臣子的赏赐，不管是价值连城的宝物，还是普通不过的小物件，对臣子而言均属莫大荣誉。或许是心理上出于对这份荣誉的珍惜，也可能是为日后填写个人履历本的实际需要⑥，徐世昌在日记里十分详尽地记载清室对他前后数百次的赏赐。据粗略统计，仅1911年一年里就多达35次⑦。而到1912年宣统退位前夕，这种赏赐更为频繁。从1912年1月26日到2月10日半个月间，徐世昌受到赏赐就达7次之多⑧。 如此频繁的赏赐与清室对徐世昌的倚重、笼络分不开。自从1897年以翰林身份辅佐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后，徐世昌在政坛上逐渐崭露头角，历任要职。1908年袁世凯被罢黜后，为稳住袁部武力，清廷非但没有像处置袁世凯那样对待徐世昌，反而对其笼络有加。1911年5月成立的“皇族内阁”里，奕劻任内阁总理，徐世昌、那桐并列为内阁协理大臣。8月14日，徐世昌又受命兼任弼德院顾问大臣⑨。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更加倚重徐世昌。11月11日，徐世昌被授为军谘大臣⑩。12月2日，又被派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11)。4天之后，又与世续一起被授为太保，以“保卫皇上圣躬”(12)。这一切主要源于其与袁世凯的特殊关系。据唐在礼回忆：“当时同僚们有这样一些看法：认为袁在政治、军事上做任何事，总离不开徐的策划……实际上当时徐的精力、气度、能力、人缘都不在袁下，并且已经形成了具体的局面，在袁周围徐的潜在势力是最雄厚的。”(13)唐氏这段话是针对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说的，实际上袁、徐二人间这种特殊的关系格局在辛亥年间即已形成。 清廷如此倚重徐世昌，然而清廷之亡，恰恰又与袁世凯、徐世昌里应外合的“双簧”直接相关(14)。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之所以如此，警民(费行简)解释称： 世昌官僚也，其不欲改帝制为共和，情也。以疏逖小臣，数年即跻宰辅，其不欲清室之亡，亦情也。而清室之亡，不亡于他人，实亡于其总角论交同膺贵显之袁世凯。以清较袁，觉袁为亲，于是不得不割其向清之心以向袁。且世昌固知袁最深者也。以其跋扈贪恣，断断无实行共和的思想，特藉之为假面具以酬其代清之宿愿。事成则面具脱而共和取销矣。是临时之假共和制，于官僚党亦无所害。以是二者故，清室之亡，帝制之终，世昌皆不甚厝意。(15) 对于袁、徐辛亥年间的密谋，清室事后未必毫无察觉(16)，但时势所追，也只能继续倚重徐世昌，并通过各种手段不断加以笼络。因此，宣统退位后，清室仍然频繁给予徐各种赏赐。曹汝霖晚年回忆此事时称，进入民国后，“清室认东海为遗老，赏赉不绝”(17)。据《韬养斋日记》所载，自1912年2月12日起至1914年5月徐世昌出任国务卿这段时间里，清室继给予徐世昌数量巨大的各类赏赐(18)。这些赏赐一般在春节、端午等节庆前，或皇室举办重大活动时，但也有不少是平时赐予的。赏赐的物品既包括直接赏给银钱，还包括衣料、玉石、果蔬、饭食、御笔题词等，种类十分繁多。清室对徐世昌赏赐次数之多、规格之高，曾经与徐氏同为内阁协理大臣的满族权贵那桐亦不免相形见绌。那桐在日记里也详记每次受赏情况，相比之下，无论次数还是赏赐的物品都要少得多。 宣统皇帝退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徐世昌仍保留清室重臣的身份，未入仕民国。1912年2月中旬至4月下旬，他以太保差使经常入值毓庆宫。4月28日，请假1个月回河南卫辉省亲，5月2日出发。5月23日回京，停留数日后又告假前往青岛。在青岛与其弟徐世光“商办购地、购房各事”，为日后避居做准备。6月11日，回到北京。7月5日，出发前往日本游历，行至大连口外，因晕船致病被迫由陆路折返(19)。此后半年多时间里，一直辗转于北京、卫辉、青岛等地。其中，11月底12月初，多次奉旨参加内务府筹备处会议，会商裁并内务府各衙门办法，后又继续告假前往青岛(20)。 1913年2月19日，徐世昌从青岛回到北京，恰逢隆裕太后病重。2月21日，徐世昌“闻隆裕皇太后前发肿症，今日又发肝厥之症甚剧，召醇王进内照料内廷一切事务”。次日，“惊闻皇太后夜间丑刻宾天。赶即进内，晤醇亲王、世中堂诸人商量一切，均已预备整齐。申刻大殓，停皇极殿。午后大总统(袁世凯)约商问宫内各情形，派员进内襄办丧礼，筹商用款”(21)。隆裕太后病逝后，袁世凯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服丧27天。由国务院通电发丧，并派员会办丧务。清室颁发哀诏，命王公大臣赏穿孝服百日，汉人中仅有徐世昌等4人获此“荣遇”(22)。从2月底到4月初，徐世昌参与隆裕太后葬礼的各个环节(23)。关于隆裕太后葬礼情况，那桐、恽毓鼎在日记里亦均有所记载(24)，不过他们参加行礼的次数要少得多。 在参加隆裕太后葬礼期间，徐世昌“奏请开去太保差使”。从这一时期的日记看，他此次回京估计就是为了办理此事，隆裕太后病逝倒是意外之事。清室准其所请，但同时又以“当差有年，勋劳懋著，蒙恩赏给太傅衔”，继续加以笼络(25)。如前所述，自1911年12月至此一年多的时间里，徐世昌一直身负太保的差使，此前辗转卫辉、青岛等地均以告假的名义，他还是名符其实的清室重臣。辞去太保差使后，1913年4月7日，徐世昌再次启程前往青岛，在彼处避居近一年时间。关于他为何出任太保，又为何辞职避居青岛，警民(费行简)评论道： 世昌虽助袁氏，而以受清厚恩，终不能遽与之绝，又袁氏有所要求于清室，为己所不能直接谈判者，更不能不任世昌为代表，于是令隆裕授为让帝太保，其头衔虽尊而实闲曹。何者？让帝就学，已有其父载沣照料，又有陆润庠、陈宝琛授读，初不必另求保傅也。故清、袁之际，授受礼成，袁氏已屈就为总统，世昌遂托言国变忧愤，力辞太保，避地去青岛。其去也，世续跽留至哭失声，隆裕亦泣劝其勿遽行，而世昌卒毅然舍之去。盖无此行，不能脱清室职掌，不脱清室职掌，不便为袁氏相国。青岛者，世昌三窟之一，亦即明修暗渡之地也。吾尝谓其为让帝太保时代，即其为袁氏参谋时代也。(26) 这一评论对徐世昌取舍之间的心理状态把握得颇为到位。随着清室与袁世凯之间政权交割清楚，徐世昌已无继续担任太保的必要；袁世凯亟需其公开出面协助处理政务，而要入仕民国，就需先辞去清室方面的具体职务。由于“受恩深重”，按徐世昌处事圆滑的性格，要辞职就得找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托言国变忧愤、避地青岛也就顺理成章了。 对于之所以选择去青岛，而不是去天津或卫辉，警民(费行简)也做过解释，称： 徐氏自东三省归，已营屋置产于辉县，天津亦建广厦，而此行不避于祖宗生长之天津，亦不避于少时间游钓之辉县，乃与张人骏、周馥等翩然共集于胶澳，是盖有故矣。当其将去京师，袁氏挽留亦切，终以遽仕无以对清室，允于二年后出助为理，袁氏等其二年。期太长，驻津则虑袁之烦扰，故宁远适。若河南，则以大局未定，恐致意外，亦不敢居，故宁处海角。然虽居青岛，而与袁氏信使往来，月恒数起，尝对张人骏言，凡此皆为维持清室优待条件，非有他也。时溥伟以宗社党首领亦驻其地，然绝少过从；载振曾一度来访，或谓属其父奕劻私产之关系，虽未能证实，而其与宗社党无连带，则可断言也。(27) 此外，徐世昌之所以选择青岛作为避居之地，恐怕还另有其他方面的考虑。在其前往青岛之前，其弟徐世光已经全家在彼处定居(28)，办事较为便利，且有家居之乐趣。更重要的是，辛亥革命后青岛、大连一带的租界被遗老们视为“首阳山”(29)，宗社党首领恭亲王溥伟等人，以及周馥、张人骏等昔日的达官显贵均在青岛租界活动。由于与袁世凯的特殊关系，徐世昌避居青岛，既可联络旧日同僚，亦可监视宗社党的活动(30)。 徐世昌为人不显山露水，为官八面玲珑。避居青岛期间，与袁世凯及清室方面的联系不断。尽管如警民所说，他有“明修暗度”之打算，但仍然努力平衡与各方的关系，尤其是与清室的关系。1913年10月10日，徐世昌收到北京政府铨叙局致送的勋一位徽章，未予接受，而是函覆铨叙局辞谢，并奉还徽章(31)。民国政府所赠勋位，自然是表彰其为建造民国所立功勋。身为清室重臣，却有建造民国之功勋，大概徐氏自身亦觉得在道义上对清室无法交代，故而予以辞谢(直到后来出任国务卿时才顺带接受)。1913年12月中下旬，徐世昌还专程回京，参加光绪帝、隆裕太后的“奉安大典”的全过程(32)。在典礼上徐世昌被安排作为点主官，事后还被“赏戴双眼花翎”，并获“恭襄典礼，倍著勤劳”的肯定，无疑又是清室给他的特殊“荣遇”(33)。 徐世昌在青岛避居至1914年初，最终决定“出山”。该年2月，徐氏门生王揖唐奉袁世凯之命到青岛迎徐前往北京。徐世昌开始表示不愿去，经过再三劝驾才表示接受(34)。3月28日，他抵达北京。甫一抵达，便周旋于袁世凯及载沣、载涛、奕劻等宗室亲贵之间(35)，为出山预做准备。徐世昌之所以决定此时“出山”，诚如警民(费行简)所言： 袁世凯既改约法，师美国为责任总统制，改内阁总理为国务卿之机要局局长也。任此第一任国务卿者为谁，即隐居青岛之清太保徐氏也。当氏避地时；其表示于清室者，为遭逢鼎革，隐痛在心，从此不预世事；其表示于袁氏，则即仕愧对清室，约二年后出山。而此两种表示，并不得谓为可信。盖氏老谋深算，生平未尝冒然从人，致一次陷危险。彼深知民国初建，党人之嚣张，各派之把持，以袁专断，可决其若水火不相容。与其贸然出而任纷争时代负疑负谤之总理，孰若少缓须臾出为统一时代养尊处优之国卿？所以一蒙特简，欣然即出，盖已计之烂熟矣。(36) 所谓“改约法”，系指1914年3月袁世凯召集约法会议，制订《中华民国约法》以取代1912年的《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徐世昌之所以此时回京，与此事直接相关。此后情况如其在日记中所载： 1914年4月30日，修定约法今日公布。有人知会，今日大总统特任余为国务卿，约吴辟疆代拟呈辞。 5月1日，晨起，会客，吴向之来劝驾，大总统遣来商酌各事。约吴辟疆来办理呈词代为呈递。晚间即奉批敦劝：“万勿推辞。”又派段芝泉来劝驾，并送去年所辞之勋一位徽章、证书。午后写字，小憩。大总统又派孙慕韩来敦劝明日即出任事，久谈……午睡时，世博轩来劝：“出任事，不可推辞。”未晤。(37) 徐世昌此行，本是为出任国务卿而来，所谓“约吴辟疆代拟呈辞”，不过稍做姿态而已。而世续所谓“出任事，不可推辞”，自然代表清室对此事的意见。从清室角度看，对徐世昌继续笼络以为我用无疑是明智之举。清室的这一表态，对缓解其内心紧张起到重要的作用。从此前表示“遭逢鼎革，隐痛在心，从此不预世事”，到决定出仕民国，前后反差甚大，徐世昌身边有遗老情结的友好纷纷表示不解，甚至对其有所责难(38)。经过两年缓冲，又获得清室支持，徐世昌也就心安理得地当起国务卿，5月2日便走马上任。 国务卿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要，然而，在清室看来，担任国务卿的徐世昌仍然不过是臣仆而已。为笼络这位执掌民国大政的臣仆，清室依旧各种赏赐不断。据《韬养斋日记》所载，自1914年5月到1918年9月当选大总统之前，徐世昌所得各类赏赐，不但丝毫没有减少，反而大大增加(39)。 1914年12月底，国民政府派内务总长朱启钤、司法总长陆宗祥与清室内务府接洽，修订清室善后办法七条，其中第三条明确规定：“大清皇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之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对于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他荣典，概行废止。”(40)从后来的实际情况看，这一规定对清室并未产生多少约束力，清室对昔日臣仆的各种赏赐(不限于简单的“赠给”物品)仍然照旧，而臣仆们的具折谢恩亦一如既往地进行。 清室深知徐世昌在北洋派系里的能量，不管是否在国务卿位置上，均极力笼络。据《韬养斋日记》所载，不计寻常礼物，此4年间清廷直接赏给的银钱就累计接近2万元，实际上这已无异于贿买。作为一位昔日的臣子，如此频繁地受到赏赐，不管是满族还是汉族，均属异数。徐世昌对这一切安之若素，受之泰然。清室以臣仆待他，他亦乐于以此自居。据其在1915年6月17日日记中载：“今日蒙恩赏粽子一盘。大总统赠枇杷十篓。”(41)在此前后凡是来自清室的钱物他几乎全部用“蒙恩赏”、“赏”或“颁给”等字样，而来自袁世凯的则用“赠”字。“赏”与“赠”显然大有不同。在潜意识里，徐世昌认可并接受自己与清室之间的君臣关系，而与袁世凯则小心翼翼地避免这种关系。1918年3月，徐世昌请溥仪为《消寒图》“御笔”题额，事后在日记中毕恭毕敬地表示，要“什[世]袭敬藏，永为传家至宝”(42)，态度相当之虔诚。由此可见，在其内心深处传统君臣伦理影响之大。 清室如此不惜血本地笼络徐世昌，换来的最大回报就是其对皇室的极力维护。1917年1月15日，徐世昌、世续领衔在那桐位于金鱼胡同的家里宴请议员，到者200余人，提出所谓的“公民意见书”，要求将皇室优待条件加入宪法，交由参、众两院表决(43)。此事后无结果(44)，具体详情不悉。同月23日，徐世昌登门给载沣、奕劻等人拜年。数日后，奕劻病逝，徐世昌“往哭之”，后又到“庆王府吊纸”(45)。可见这一时期其与宗室亲贵仍维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46)。 这一阶段，徐世昌对清室的维护，主要体现在对张勋复辟一事的处理上。关于此事的由来、经过、结果以及徐世昌的态度，沈云龙在《徐世昌评传》中利用伪“上谕”及事件发生过程中各方往来函电，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考察。以下拟在此基础上，结合《韬养斋日记》中相关的记载，进一步探讨徐世昌在复辟事件中的活动情况。 7月1日，复辟事件发生后，徐世昌被授予弼德院院长一职。其在该日日记中载：“今日得京中信息：张勋恭请皇上复临御天下躬理大政，闻皇贵太妃、醇王、世中堂均不以为然，无力阻止，有哭泣坠泪者。”(47)从中可知，得到复辟消息后，徐世昌没有表现得像一些直接卷入复辟的遗老那么兴奋，而是相对冷静，只是说皇贵太妃、载沣、世续等人不以为然，颇有借彼等之口来表达自身态度的意味。第二天，在复世续函电中称： 尊电浏悉，天祚圣清，复正大位，群情欢洽，矧在老臣。昌素以维持国家，尊崇皇室为主旨。幸际昌明，亟思展觐，但以衰老余生，时当炎夏，辄扰病魔，稍缓时日，再图趋教，并非托故，当蒙鉴原。(48) 在此函中，鉴于君臣之义，按徐世昌的性格及其所处位置，不敢公开表示反对复辟，只是强调自己“素以维持国家，尊崇皇室为主旨”，“尊崇皇室”语意明确，而“维持国家”一语则模棱两可，所维持的国家到底何所指并未明言，亦可作民国理解。函末称病推脱，不过是政客惯用手法，可以理解成故存观望，亦可理解为消极抵制。实际上，此数日他根本没有生病。据其日记所载，7月2日，“晨起，作诗一首，写字，来客甚多。饭后小憩，看书，来数客。晚饭后又来客”。3日，“晨起，作诗一首，写字，来客，九弟自京寓来。饭后来客，小憩，又来数客。晚饭后河干散步”(49)。作诗、写字、会客、散步，悠然自得，淡定自如。见徐世昌毫无动静，7月4日，清室又加封其为太傅，派员专程赴津迎其来京，并另颁“上谕”称： 太傅大学士徐世昌，硕学耆年，公忠体国，敭历内外，德望攸隆。朕以冲龄，兴复方始，典学莅政，辅导需贤，昨已降旨特简为弼德院院长。该大学士忠爱夙著，且与朕躬违离日久，以朕眷注之切，谅亦依恋至殷，自必闻命立行，克期就道。第念先朝勋旧，允宜礼遇特殊。兹仿古人君安车蒲轮，优礼耆贤之义，着邮传部迅备专车，并派曹秉章驰赴天津，前往迎迓，务期即日来京，朝夕纳诲，匡弼朕躬，用副倦倦延跂之原意。(50) 然而，徐世昌仍选择继续观望。7月4日，“晨起，作诗一首，写字，来数客，七、八两弟自京来。饭后小憩，又来客。晚饭后园中散步，光弟来。曹理斋自北京来久谈，夜眠甚迟，不能成寐”。7月5日，“晨起，来客，写字，又来客。饭后来客，小憩，看书，来数客，十弟来。街头有兵经过、驻扎，甚不安靖，夜眠甚迟”(51)。7月6日，清室再次发布“上谕”劝驾，称：“前以兴复伊始，特简内阁议政诸大臣，本为一时权宜之计，亟应建设完全责任内阁，以期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徐世昌着以太傅大学士辅政，即日来京赞划一切，并筹备召集国会修订宪法诸事宜。”(52) 面对清室的一再催促，徐世昌亦陷入两难困境。他无法一直保持沉默，而回应又无从应起。公开反对无以对清室，赞成复辟更无以对民国。此数日间，徐世昌一直忙着与亲信商讨对策，颇感疲惫。7月6日，“晨起，来客不断。饭后小憩，略看书，又来客至晚。马绍眉、路季裳在此晚饭。干臣(钱能训)又来，二更后始去。连日因京中各事，商论甚忙”。7月7日，“晨起，作诗一首，略看书，客来不断。饭后又来客，直至傍晚始尽去，兼有外国客。晚饭后园中散步，又来数客。体中不适，人甚困惫。闻段芝泉、张少轩两军交绥已至丰台。时局阽危，可发浩叹”(53)。 延至7月8日，随着讨逆军的步步进逼，清室不得已开去张勋内阁议政大臣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各差缺，并再次发布“上谕”，称：“驻京军队，仍着严加管束，保持秩序，内阁政务，由王士珍等妥慎办理，并著俟徐世昌来京，会同筹商善后办法。”(54)此时，复辟败局已定，形势已然十分明朗。在7月8日的日记中，徐世昌写道：“闻张勋兵溃败，已释戈不战，张勋诸人已数日不进内。张勋、康有为诸人愿取消复辟，为自保计。如此儿戏，卤莽灭裂，置国家、幼主于不顾，殊堪愤恨。”(55)同日，他致函世续，称： 昨得电话，稍悉近情。复辟一举，张少轩(勋)以鲁莽灭裂行之。方事之初，早知无济。现在外兵四逼，闻张军已不能支。都中震惊，危如累乱。目前形势，第一要义，则为保卫圣躬，切不可再见外臣，致生意外，宫禁尤应严密，望切告禁卫军、护军各统领，将各门严密固守，稽查出入，毋稍疏忽。此事解决，计期不远，果使幼君安住宫中，则优待一事，必可继续有效。昌在外已屡设法转商前途，当竭力维持，以尽数年来之心志。此时我公默为筹划，不使另生他变，俟京中略为安宁，昌当即行来京，共图维系，言不尽意，统希鉴察。(56) 在此函中，徐世昌首先将复辟责任完全推到张勋身上，实际上也是间接为清室开脱；既而表明自己要竭力维持优待条件，尤其关心保护溥仪的人身安全，以换取清室对其此前消极抵制的谅解。此即徐氏与亲信商讨多日后所想之对策——牺牲张勋，维护清室优待(57)。从其个人私利角度看，这步棋确实颇为老到，极富政治谋略。 或许是不满徐世昌将复辟责任完全推到自己身上，7月8日，张勋发表通电，称： 复辟一举，声应气求，吾道不孤，凡我同袍各省多预其谋，(徐)东海、(冯)河间，尤深赞许，信使往返，俱有可证。前者各省督军聚议徐州，复经商及，列诸计划之一……本日请旨，以徐太傅辅政，组织完全内阁，召集国会，议定宪法，以符实行立宪之旨，仔肩既卸，负责有人，当即面陈辞职。其在徐太傅未经莅京以前，所有一切阁务，统交王聘老(士珍)暂行经营，一俟诸事解决之后，即行率队回徐。(58) 在此电中张勋极力为自己辩解，认为复辟是各省督军在徐州会议时达成的共识之一，徐世昌、冯国璋此前对此均表支持。显然，这是对徐世昌责怪自己“鲁莽灭裂”的回应。然后，他将善后责任推给徐世昌、王士珍，希望自己能够全身而退，率军退回徐州，貌似复辟之成与不成与自己毫无关系。 对于张勋的这一通电，徐世昌在7月10日回复称： 昨接号(阴历二十日即阳历八日)电，知执事于复辟一举，降心悔祸，内疚神明，但事已至此，要不急求解决之方，将上贻故主之隐忧，下为国家之首祸。现既辞卸职任，坐待调停，用抒忠告之言，并拟处分之法：执事仓卒发难，遽更国体，假托名义，号召国家，断无幸成之理。迨各军齐集，畿辅震惊，执事负固一隅，进退失据，徒使幼主忧危，外人诘责，京师数百万生命财产，皆有朝不保暮之势，是岂执事初心所及料哉！昌对于国家，对于皇室，素以竭力维持为本旨，即对于执事，十余年同袍谊重，断不忍坐视执事危及国家，贻害清室，犯全国之韪而不顾。且执事虽以复辟为本怀，其实此事之发生，亦只为二三佥壬所强迫，此可为痛哭者也。现在事机日迫，为国家计，惟有迅复共和；为皇室计，惟有维持优待条件；为执事计，惟有速图脱卸；应即日将在京军队交由王聘卿督同江宇澄(朝宗)、吴镜潭(炳湘)，一律解除武装，移驻城外，执事既不操兵柄，自可不负责任。至于家室财产，已与段总理商明，亦决不为已甚，昌当力为保护，将来时事稍定，息影地方，云海苍茫，何处不可自遣。大英雄作事，磊落光明，既已铸成大错，便当及早回头，俾当局略迹原心，默留为保全之地，此昌所以为执事计者，略尽于斯。余由唐君宗源面述。掬诚忠告，惟冀酌行。(59) 徐世昌一方面继续坐实张勋的“复辟”责任，一方面又给他指明出路，即放弃抵抗，解除所部武装，等候调停。在同日日记中，徐世昌载：“饭后又来客，略憩，又来客不断。干臣(钱能训)诸人在此晚饭，代办电报，三更始去。连日为维持皇室，保存优待条件并维持京师地面，调护张勋，甚为忧劳。体中困病，夜不能寐。”(60)然而，对其“调护”苦心，张勋并未领情，7月10日，他痛斥北洋将帅背盟叛友：“变更国体，事关重大，非勋所独能主持，谁非清朝臣子，各有应尽之责。数年以来，密谋进行，全仗众力。去岁徐州历次会议，冯、段、徐、梁诸公及各督军，无不有代表在场；即勋此次到京，徐东海、朱省长(家宝)均极端赞助，其余各督军亦无违言。芝老(段祺瑞)虽面未表示，亦未拒绝……”(61) 见张勋不接受自己的建议，7月11日，徐世昌派亲信吴笈孙携函赴京，苦口婆心劝其主动解除兵柄，称：“事已至此，兄所以为执事计者，蒸电已详言之，望弟有以善自计也。弟既效忠清室，万不应使有震惊宫廷、糜烂市廛之举。大丈夫作事，委曲求全，所保者大，此心亦可照千古矣，望弟屈从。弟之家室，兄必竭力保护。言尽于斯，掷笔悲感。特属(吴)世缃回京，面陈一切，惟希台察。”(62)对此，张勋仍拒绝接受。7月12日，讨逆军攻入北京，“辫子军”一触即溃，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得知这一消息后，徐世昌在日记中写道：“闻京中张勋兵败投降，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屡劝张勋罢兵不听，致有今日。卤莽灭裂，焉能成事，张勋已矣。”(63)既恨张勋不听劝告，又为其落得如此下场深感惋惜。盖其与张勋同属北洋老人，私交素厚。 此次复辟，虽由张勋等人主动发起，清室方面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在讨平复辟后，南方革命党人及北洋军界部分有识之士，纷纷通电要求清算清室的责任，要求取消优待条件，并废除溥仪帝号(64)。但最终在徐世昌等人的极力维护下，不了了之，使得溥仪小朝廷在紫禁城又继续存在长达7年之久(65)。据警民(费行简)载： (张勋复辟发生后)未几，祺瑞果偕梁启超入陈光远营，誓师讨勋。濒行，走别世昌，世昌曰：“此非清室本心，不得以是罪之。即勋亦一时蒙昧，当念北洋同袍谊，听其行。”祺瑞笑曰：“我亦曾食清禄者，宁俟公嘱哉？若少轩者，未必就缚，即就缚亦当纵之。公可勿念。”及乱平，段重登台，时南中颇有坐罪清室，请取消优待条件，而北军官李长泰等亦有是议，世昌乃走京师，晤国璋、祺瑞，议维持清室，履行条件，二人皆署诺。遂返天津。 甚至因此被舆论指责为宗社党首领，徐世昌亦在所不计(66)。 关于徐世昌与此次复辟的关系，溥仪晚年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称徐世昌与张勋并列为复辟运动的两大中心，并详细叙述其在此次复辟中的表现，及此后与复辟一事的关系(67)。革命党人方面，孙中山认为“复辟党”分为两派，一为张勋等人为首的急激派，一为徐世昌等人为首的缓进派。张勋复辟一事，不过是两派之间的内讧(68)。后世研究者亦多批评徐世昌姑息、纵容甚至支持复辟(69)。从现有史料看，徐世昌对帝制的态度颇为复杂。一方面，如前所述他潜意识里一直认可自己与溥仪之间的君臣关系，并竭力维持皇室的优待条件；另一方面，他又未必赞成在当时情况下复辟帝制。洪宪帝制时，他曾予以谨慎抵制(70)。1916年1月2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世界上有三种有志之人：一为有志仙佛之人，一为有志圣贤之人，一为有志帝王之人。求为仙佛之人多则国弱，求为圣贤之人多则国治，求为帝王之人多则国乱，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权者盍审诸。”(71)可见其对求为帝王者并无好感。当然抵制洪宪帝制，未必就反对宣统皇帝复辟。张勋复辟之前，他对复辟一事态度暧昧，但目前确实又未见其卷入此次复辟的直接证据(72)。 对于徐世昌一生行事，马叙伦曾批评称：“其平生所为，直一热中之官僚耳。至或称其不附和袁世凯称帝及反对张勋复辟，要皆为己留地步，谀之则识时而已。”(73)相比于众多热衷于借恢复帝制谋取私利者，徐世昌能够做到“识时”值得肯定。当然，对此也不应评价过高。复辟事件中，徐世昌对清室的极力维护，使其成功获得清室的“谅解”，此后清室仍一如既往地给予他各种赏赐。对于维护清室这一点，沈云龙批评道：“(徐世昌)一面坐观张勋之成败，决不轻于涉险，自谋殊为工巧，一面对清室始终尽其师保之责，卫护不遗余力，不料此一念姁姁之仁，以为曾食君禄之报，遂贻他日切肤之患，溥仪终为日人利用，扮演满洲国傀儡，爱之适所以害之，段、徐犹得及身亲见，是姑息偾事，误人家国，固不得不任其咎也。”(74)这一评论颇切中要害。 1918年9月4日，得益于北洋内部冯国璋、段祺瑞两大军事派系之间的矛盾(75)，在安福国会选举中，徐世昌在436张选票中得到425张，以绝对多数当选为大总统。 选举结果甫出，徐世昌即得到讯息，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有电话报到：今日参、众两院开联合会选举大总统，余得票最多当选。小憩，来客甚众，厅舍皆满。世中堂、段总理、各国务员皆来道贺，并劝届时就任勿固辞，余已拟就函电辞当选之大总统，明日发出……是日参、众两院开选举大总统会，共到院四百三十一(六)人，得当选票四百二十五，投他人票九，废票二，几乎全体一致。”(76)显然对这一结果他颇为自得，9月5日，“发各函电辞当选之大总统。外间来贺电甚多”。很快，“前发参、众两院及各省函电皆有复函电：‘敦劝勿辞，届时就任，以维大局。”(77)这些举动同样只是照例做样子而已。 令人惊诧的是，当选大总统后的徐世昌与此前出任国务卿时一样，竟仍以臣子自居。9月15日，徐世昌在日记中写道：“出门谒醇王谈有顷，答拜陈弢庵(陈宝琛)。访世博轩(世续)，久谈……前此醇王倩世中堂来劝勿辞总统之选举，后又自来敦劝担任被选，世中堂复来劝勉。本拟具折请旨是否准其担任，世中堂以为不必具折，代为面奏。今日见醇王，又再三劝就任而可维持皇室也。”(78)当选大总统后，他还打算向废帝溥仪请示能否批准就任，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这反映了此时徐世昌一种复杂的心理状态——既想出任大总统，又希望取得清室的谅解与支持。既满足自己心愿，又做到各方均不冒犯。 对于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臣子，清室当然希望由其出任民国的大总统，目的就是继续维持对皇室的优待。9月16日，“参众两院议长梁士诒、王揖唐来送选举证书，文官来贺喜者甚众”(79)。同日，“世中堂(世续)为面奏请旨，皇上准其就总统之职并令速就任。四位主位亦云：‘均甚盼其得总统，可以维持皇室。’”(80)19日，“受当选证书，祖宗堂前行礼，合家道喜。亲友来贺节喜者甚众。午刻中秋祀祖”(81)。10月10日，徐正式出任大总统，据其日记载，该日“内务部总长钱能训、大礼官黄开文率诸人来迎进府行就任礼。与前代办总统冯国璋交接，送前代办总统归第。行宣誓礼，两院议长偕诸议员咸在焉。两院议员、文武官僚行庆贺礼，宣言。清皇室代表来谒贺，各国公使率文武馆员来谒贺，西什库主教林懋德等来谒贺。一切礼成后，同僚照相。午后回本寓，来贺者甚众。祖宗堂前行礼，合家道喜”(82)。抑不知接受文武百官觐见时，徐世昌曾否想到过自己的“皇上”和“主位”，想到时心中又是何种滋味？ 在担任大总统的三年多时间里，徐世昌与清室之间仍然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清室仍像此前一样频繁地给其各种赏赐，他也一如既往地受之泰然(83)。当然，此期也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一则清室方面除1918年9月13日赏银1000元外，没有再直接赏赐银钱，不像徐世昌担任国务卿期间那样出手阔绰，这可能与此时清室的经济状况不如此前宽松有关，也可能出于身份、礼仪等方面的考虑。二则毕竟徐世昌此时身为国家元首，双方在一些重要节日互相派员祝贺；少数时候如1919年2月12日、6月1日，1921年6月8日等徐世昌也给清室进呈一些礼物(84)，这在此前的日记里甚少记载。尤为罕见的是，1918年10月16日徐世昌在日记中记载：“今日蒙大清皇帝赠中华民国大总统御笔福寿字一轴、御笔楹联一副、三镶玉如意一柄、尺头八件。”(85)破天荒地用“赠”字，而非“赏”或“赐”。 徐世昌担任总统数年里，在其维持下，清室相对风平浪静。遗老们对复辟一度满怀希望，后又不可避免地归于幻灭(86)。徐世昌在日记里所记与清室相关的重大活动较少。1922年1月21日，他曾参与编纂的《德宗实录》完成，受到赏赐。同年，溥仪大婚，民国要人纷致贺礼(87)。徐世昌除致送礼物外，还进奉银2万元，也受到不少赏赐(88)。 如前所述，徐世昌当选总统本是直、皖两系相持不下的结果。在其担任总统期间，政局发生重大变化。1920年爆发的直皖战争中，直系获胜。1922年夏间爆发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又击败张作霖。随着直系一支独大，徐世昌的总统位置也岌岌可危。不仅如此，南方护法政府一直视徐氏为非法总统，南北双方都有军阀、政客主张徐世昌应与南方的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同时下台。延至1922年6月，在多方势力攻击下，徐世昌最终被迫去职。在6月2日日记中，徐世昌写道： 午刻到居仁堂，约顾维钧及国务员孙慕韩、钱干臣、汪伯棠诸君约计十数人宴集久谈，宣布去职之意。因昨日天津集合旧国会一百数十人，宣布请黎黄陂复职，南北统一。余今日依据约法因病不能行使职权，将印信移交国务院摄行职务，依法办理，余即宣告辞职。发命令后即登车赴津，军政各界文武职官在车站送行者甚众。抵津，军警政治各界及乡人来车站迎迓者甚众。(89) 去职后，徐世昌开始在天津租界里当起了寓公。在其去职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与清室之间还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从1922年6月至1924年10月，共接受清室10次赏赐(90)。这表明，离开总统位置后的徐世昌仍然认可与溥仪之间的君臣关系，继续接受来自清室的各种赏赐。不过从次数上看，这是1912年以来受到赏赐最少的一个时期。这与清室自身变化有关，更重要的是随着徐世昌在政坛上的日渐边缘化，对清室而言其重要性已大不如前。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在推翻曹锟政府的同时还将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关于此事的详细经过，据冯玉祥晚年回忆： 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甚至在中华民国的首都所在地，竟然还存在着一个废清皇帝的小朝廷，这不仅是中华民国的耻辱(稍知事理的人，此时无不以留着辫子为可耻；如今留着溥仪，即不啻为中华民国留了一条辫子，可耻孰甚？)，且是中外野心家时刻企图利用的祸根。民六讨伐复辟的时候，我即极力主张扫除这个奇怪的现象，铲除这一个祸根，可是当时竞未如愿。这次入京，便决心以全力贯彻之。在商得摄政内阁的同意后，便令鹿瑞伯去执行。他带了几个卫士进宫，问溥仪道： “你到底愿意做平民、愿意做皇帝？若愿做平民，我们有对待平民的办法；若是要做皇帝，我们也有对待皇帝的手段！” 溥仪赶忙答道：“我自然应该做平民，无奈许多人跟着吃我，他们迫着我在这里，要不然，我早就走了。” 瑞伯说：“既是如此，就请你立刻迁出宫去，从此做一个良善平民。” 当日溥仪就带着他的嫔妃和需用的东西迁出宫去了，所有宫中的财物，都由吴稚晖、庄永宽、李石曾等名流组织一保管委员会接收之……溥仪被逐出宫以后，段祺瑞从天津致我一电，说我在北京一切的措施，他都以为很对，唯有驱逐溥仪之举，觉得有些欠妥。我真不明白段先生是什么居心？我想，莫不是曾经做过军谘府大臣，磕头磕上了瘾，定要留着溥仪给他过磕头瘾么？当时我就提笔亲拟了一个电稿，我说我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是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91) 徐世昌对溥仪被驱逐出宫、贬为平民一事，到底态度如何，他在日记中只字未提及，现在已难以知晓(92)。按照此前双方关系推论，他对这一做法应持反对态度。然而，冯玉祥作为反直三角同盟之一方首脑，他对即将出任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尚且不买账，更遑论此时早已边缘化的徐世昌。徐即使反对，亦已无能为力，再也无法像张勋复辟时那样维护清室，不管其内心里如何认可君臣伦理，亦不管清室曾给予其多少赏赐。1924年12月9日，徐世昌在日记写道：“晚饭后闲坐，检书。京寓所存宋元板书二箱今日运来。”次日，“由京寓迎祖宗神位来津，焚香安位，合家行礼。京寓诸人亦均接来津寓”(93)。这些细微的举措表明，此时他对局势发展已经失去信心，决定在天津租界度过余生。 不仅如此，在驱逐溥仪后搜查故宫，还发生了一件令徐世昌极为难堪之事。北京政变前不久，恰逢徐世昌七十大寿，1924年10月10日，他收到清室的大笔赏赐，包括：“御笔扁扁(匾)额一方(‘頣性养寿’)、御笔楹联(‘邱壑怡情舵水竹，邦家蒙福颂台莱’)、御笔福寿字一幅、衣料四端、瓷瓶一对、玉瓶玉马二件、寿佛一尊、如意一柄。”(94)15日，他亲笔致函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耆龄、宝熙、侍卫大臣荣源代奏谢恩，函称： 久违雅范，仰企为劳，恒委员到津，展诵华笺，敬聆种切。猥以世昌七十诞辰，仰蒙皇上恩颁御笔扁(匾)额一方，对联一幅，福寿条幅一轴，寿佛一云，如意一柄，衣料四件，瓷器二件，玉器二件，拜宠隆之恩赉，切感悚于私衷。世昌衰朽自惭，修名不立，敢云古稀已届，中规矩以从心，遽蒙异数独邀，望觚棱而稽首。下忱感忭，伏祈代奏谢恩，是为至恳！(95) 此函在搜查故宫时被发现并公开披露，引起反对清室方面人士的极大愤慨。在1925年2月1日发表的《冤哉溥仪先生！危哉溥仪先生！》一文中，吴稚晖对徐世昌痛加指责，称： 这封信若是赵尔巽、陈宝琛写了，原不足为奇。就是徐世昌，当他做袁世凯上卿时节写了，也付诸一笑罢了。偏偏他要在忝窃了民国元首之后，说这种卑鄙无耻的话，屈伏在一个“外国少年皇帝”之下，坍民国元首之台。外国皇帝有内务府，难道民国元首便没有私宅的书记处了吗？否则就叫他儿子或侄儿出面，请内务府转谢转谢，亦何尝不可呢？他这样亵渎民国，其意无非以民国是甚么东西，我止看银子面上，出张一出张，做一回总统，譬如做一位钦差罢了！(96) 对于如此猛烈的抨击，未见徐世昌作出任何回应。以常理推论，他不应不知道，但他选择了沉默。晚年的徐世昌不过问政治，基本上过着文人生活，主要精力用于编纂《清儒学案》。虽然与铁良等人偶尔仍有一些联系，但自北京政变后直至去世，在其日记里未再出现与清室相关的记载。此后政局动荡，与清室相关的重大事件不少，如东陵盗墓、伪满洲国成立等，这些事情徐世昌不可能一无所知，然而在其日记里却没有留下任何的印迹。 通览徐世昌日记，可以明显感受到1912-1924年他徘徊在清室遗臣与民国政要之间的双重人格与矛盾心理。在清政府垮台后长达十几年时间里，他与废帝溥仪之间依然维持密切的君臣关系，享受着来自清室的种种赏赐，参加清室的各种重大活动，在自身出处问题上也一再征求清室的意见。由于受传统君臣伦理的束缚，也受自身性格的局限，徐世昌即使当上民国大总统之后，仍未能摆脱清室的羁縻。直到溥仪被驱逐出宫、贬为平民后，“皇上”、“主位”才从徐世昌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淡出。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缺点。然而，徐世昌毕竟没有像张勋、康有为等遗老那样主动支持或被动附和清室复辟，晚年也没有像罗振玉、郑孝胥等遗老那样追随溥仪出任伪满洲国职务，更没有像汪精卫等人那样沦为替日本侵略者服务的汉奸(97)。或许，这正是在其逝世之后国民政府决定通电褒扬的原因所在。 ①相关成果如：警民(费行简)的《徐世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沈云龙的《徐世昌评传》(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年)，郭剑林的《北洋灵魂徐世昌》(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郭剑林、郭晖的《翰林总统徐世昌》(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年)，景东升的《徐世昌与清末民初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 ②相关论文数量很多，如郭剑林的《徐世昌与东北近代化》(《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3期)、《袁世凯、徐世昌与天津地方自治》(《历史教学》2004年第7期)，张淑娟的《徐世昌与1916年内阁风潮的解决》(《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景东升的《徐世昌与1919年南北议和》(《历史档案》2008年第1期)，高月的《清末东北新政与东北边疆现代化进程——以徐世昌主政东北时期的新政改革为中心》(《东北史地》2008年第3期)，王学斌的《政治文人的鲜明写照——读徐世昌〈韬养斋日记〉》(《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12期)，侯宜杰的《1896年袁世凯被参与徐世昌受聘无关》(《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3期)、《辛亥革命爆发后徐世昌是否密赴彰德会见袁世凯》(《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等。此外，近年来还有多篇硕士学位论文直接与徐世昌研究有关。 ③《韬养斋日记》撰写时间起于1885年2月15日(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一)，终于1939年5月19日，全稿148万余字。该日记内容十分丰富，广泛记载了徐世昌在半个多世纪里生活起居、读书治学、仕途升迁、友朋交往等方面的情况，对研究晚清民国的政治史、思想文化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所引用的是一份未刊的徐世昌日记整理稿，以下不另作说明。在此，对整理者谨致谢忱。 ④溥佳：《清宫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⑤沈云龙：《徐世昌评传》下册，第908-909页。 ⑥那桐在其亲笔所写的履历本里详细记载历年所受的每一笔赏赐，详见《那桐亲书履历本》，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1079-1083页。 ⑦详见徐世昌《韬养斋日记》1911年相关日期。 ⑧详见徐世昌《韬养斋日记》1912年相关日期。 ⑨《韬养斋日记》，1911年8月14日条。 ⑩《韬养斋日记》，1911年11月11日条。 (11)《韬养斋日记》，1911年12月2日条。 (12)《韬养斋日记》，1911年12月6日条。 (13)唐在礼：《辛亥前后的袁世凯》，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166页。 (14)杨家彬：《袁、徐双簧》，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第210-213页。 (15)警民(费行简)：《徐世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辑，第24-25页。 (16)1917年1月，与袁、徐关系极为密切的奕助病死，清廷给予的谥号为“密”。恽毓鼎在日记中评论道：“按谥法，能悔前过日‘密’。是‘密’虽恶谥，然‘悔过’二字，恐老庆尚不足当之。”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775页。 (17)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190页。此事只有像曹汝霖这样熟悉内情的人才能知晓，在贺培新《水竹邨人年谱》(收入本社影印室辑：《晚清名儒年谱》第15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等各种公开刊布的文献里，此类赏赐完全未见记载。 (18)详见《韬养斋日记》1912年2月至1914年5月相关月日。 (19)徐氏一生两次出国均半途而返，另一次是1905年7月的“五大臣出洋”，因遇吴樾行刺而未能成行。 (20)《韬养斋日记》1912年11月20、29日，12月9日条。 (21)《韬养斋日记》1913年2月21、22日条。 (22)其他3人为陆润庠、陈宝琛、袁励准，详见沈云龙：《徐世昌评传》上册，第292页。 (23)《韬养斋日记》1913年2、3、4月的相关记载。 (24)详见《那桐日记》下册，第740-741页；《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第632-637页。 (25)《韬养斋日记》1913年3月12、13日条。 (26)(27)警民(费行简)：《徐世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辑，第25，25-26页。 (28)《韬养斋日记》1912年6月3日条。 (29)陶菊隐：《袁世凯演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13页。 (30)徐世昌在青岛期间与周馥等人往来密切，但有无起到监视宗社党活动的作用，目前仅是照常理推论，尚未见直接材料证明。 (31)《韬养斋日记》1913年10月10日条。 (32)《韬养斋日记》1913年12月相关日期。 (33)后来袁世凯下葬时，亦由徐世昌点主(《韬养斋日记》1916年8月22日条；另见萧景泉：《丧葬琐记》，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第316页)。既为光绪帝点主，又为袁世凯点主，这一特殊经历是徐世昌在北洋派系与清室之间长袖善舞的集中写照。 (34)陶菊隐：《袁世凯演义》，第329页；《韬养斋日记》1914年2月2、3日条。 (35)《韬养斋日记》1914年3月29、31日，4月1、21日条。 (36)警民(费行简)：《徐世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辑，第26-27页。 (37)《韬养斋日记》1914年4月28日、5月1日条。 (38)张达骧：《袁世凯与徐世昌》，吴长翼编：《八十三天皇帝梦》，第207-208页。张达骧的祖父张之万为徐世昌座张瑞荫又与徐氏在奉天、北京同官多年。因此之故，张、徐两家常年往还密切。 (39)《韬养斋日记》1914-1918年相关日期。 (40)陶菊隐：《袁世凯演义》，第417页。 (41)《韬养斋日记》1915年6月17日条。 (42)《韬养斋日记》1918年3月8日条。 (43)《韬养斋日记》1917年1月15日条。那桐亦参加了是日的公宴，不过据其记载，当天到会的议员人数为176人，见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第839页。 (44)1924年11月，溥仪被迫搬出故宫后，许宝蘅等人一起讨论关于优待清室条件的法律问题，未提及宪法，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038页。 (45)《韬养斋日记》1917年1月23、29、30日条。 (46)对于奕助之死，与徐世昌的哀伤不同，恽毓鼎得知消息后大加嘲讽，据其在日记中称：“奕助于初六日病死，年正八十，虽未报丧，吾膝不能为老贼曲也。以宗室元辅而双手献祖宗天下于人，求之历史，竞无其匹。”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第773页。 (47)《韬养斋日记》1917年7月1日条。 (48)(49)(50)转引自沈云龙：《徐世昌评传》上册，第372，372，373页。 (51)《韬养斋日记》1917年7月2、3日条。 (52)《韬养斋日记》1917年7月4、5日条。 (53)《韬养斋日记》1917年7月6、7日条。 (54)转引自沈云龙：《徐世昌评传》上册，第373页。对于当时清室迫切希望徐世昌出面维持的惶急情景，天忏生在《复辟之黑幕》中有一段略带文学色彩的叙述：“讨逆军之声势日大，帝制派各党徒皆托故逃避。自康逆剃度为僧后，清室愈成孤立之势，因与张勋磋商，欲召徐世昌入京，调停时局。张颇赞成其说，谓徐之声望资格及政治经验，确非康有为所能望其项背。当今之世，调和之任非徐莫属。伪帝见张许可，即加徐为太傅大学士职，使其速来。不料徐援张逆前在天津时对于黎黄陂之要求，不先解散国会决不入京前例，电复清廷，有张勋一日不率军队出城，臣决不来京之语。张怒曰：他不来，我偏不去。清廷不得已，又电徐速驾。说者谓走了南海圣人，又请来东海贤人，而清廷惶急状态，宛似叩求救苦救难观世音一般，然亦可怜甚矣。”详见天忏生：《复辟之黑幕》，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8页。 (55)《韬养斋日记》1917年7月8日条。 (56)(57)(58)转引自沈云龙：《徐世昌评传》上册，第373，374，374-375页。 (59)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称：“想出这个妙计的是徐世昌太傅，而执行的则是冯国璋总统和段祺瑞总理。”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群众出版社，2013年，第73页。 (60)《韬养斋日记》1917年7月10日条。 (61)(62)(63)转引自沈云龙：《徐世昌评传》上册，第375，376，380-381页。 (64)《韬养斋日记》1917年7月12日条。 (65)载沣日记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其与徐世昌接触的情况，并称徐氏“竭力维持关于优待条件”。详见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73-74页。 (66)警民(费行简)：《徐世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4辑，第37页。 (67)《我的前半生》一书有多个版本，其中，在群众出版社编辑协助下完成的《我的前半生》批校本、全本和定本(北洋众出版社，2013年)，除“张勋复辟”外，还有“北洋元老”(批校本为“北洋系的元老”)一目，详细记载了徐世昌与复辟的关系；而溥仪在旅顺战犯管理所时期所写的“灰皮本”则仅有“张勋复辟”一目，且内容十分简略，完全未提及徐世昌(详见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灰皮本，北京：群众出版社，2011年，第138-141页)。由此可见，批校本、定本、全本的相关记载主要是群众出版社的编辑根据其他史料写成的，不仅限于溥仪自身的回忆。 (68)孙中山：《在广东省议会欢迎会上的演说》(1917年7月19日)、《在驻粤滇军欢迎会上的演说》(1917年7月20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9-120页。 (69)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460页。 (70)景东升：《徐世昌对洪宪帝制的谨慎抵制》，《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71)《韬养斋日记》1916年1月26日条。 (72)郭剑林、郭晖：《翰林总统徐世昌》，第268页。 (73)马叙伦：《徐世昌不齿于翰林》，《石屋余渖》，《马叙伦自述》，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第226页。 (74)沈云龙：《徐世昌评传》上册，第382页。 (75)关于此事，吴虬在《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中载：“冯年事已高，嗜好复深，经多方面缠绕，已无彻底向前勇气，卒得与段妥协。条件极为简单，即段、冯同去，让徐世昌为后任大总统，由冯、段协力主持选举，促其成功。”(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2页)曹汝霖在回忆录中称：“然选举大总统，河间又想一登宝座。大家一致推重合肥，合肥辞而主张举北洋元老徐东海(世昌)，众无异议，即梁燕孙亦赞成。河间自知声望不能与东海争，遂未竞选，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89页)。颜惠庆则回忆称：“在缺乏更合适人选情况下，拥护中立的候选人可以使政局有回旋余地，为僵持各派所接受，因此在第二届国会选举中，他在436张选票中得到425张，当选为民国大总统。毫无疑问，公众久已厌倦军阀之间频繁的自相残杀，盼望文人执政。徐大总统当选，以其年高望重，在前清、民国丰富的地方、中央的从政经验，足以担当此任。他学识广博，能力非凡，再加上与各系军阀关系深厚，实为大总统最佳人选。”(颜惠庆著，吴建雍等译：《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2-143页) (76)《韬养斋日记》1918年9月4日条。 (77)《韬养斋日记》1918年9月5日条。 (78)《韬养斋日记》1918年9月15日条。 (79)《韬养斋日记》1918年9月16日条。 (80)《韬养斋日记》1918年9月17日条。 (81)《韬养斋日记》1918年9月19日条。 (82)《韬养斋日记》1918年10月10日条。 (83)这一时期徐世昌接受清廷赏赐的情况，见《韬养斋日记》1918-1922年相应日期。 (84)恽毓鼎在1913年2月14日日记中记载：“(恽)宝惠得万寿赏，入内谢恩，见项城进奉寿礼十二色，黄签署名‘臣袁世凯恭进’。”(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第630页)徐世昌任大总统期间给清室呈进礼物时是否称臣，限于史料尚不得而知。 (85)《韬养斋日记》1918年10月16日条。 (86)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第77-78页。 (87)详见溥佳：《溥仪大婚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128-129页。 (88)《韬养斋日记》1923年1月16日条。 (89)《韬养斋日记》1922年6月2日条。 (90)《韬养斋日记》1923、1924年相应日期。 (91)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08-409页。 (92)此事对遗老们震动甚大，1924年11月5日，许宝蘅在日记中记载：“国民军鹿钟麟、张璧入清宫，逼宣统帝移居醇邸，此事前有所闻，不谓竟如此之速。帝之久居宫禁，本非善策，昔年曾为世伯轩太保言之而不见采纳，以致今日受此迫促，可叹！闻同鹿、张入宫者，尚有李石曾，高阳文正公之子也，狂悖如此，可诧！”(许恪儒整理：《许宝蘅日记》第3册，第1037页)1924年11月29日，那桐在日记中记载：“前者夏历十月初九日冯玉祥派兵队进神武门力逼皇上、皇后等即日出宫，皇上携皇后等于下午三时出宫，暂住醇王府，二位贵太妃于十月二十五日出宫，暂住老公主府。今日桐恭进皇上果品四大盒，蒙赏收。”(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第1062页) (93)《韬养斋日记》1924年12月9、10日条。 (94)《韬养斋日记》1924年10月10日条。 (95)(96)转引自沈云龙：《徐世昌评传》下册，第907-908，908页。 (97)郭剑林、郭晖：《翰林总统徐世昌》，第468-469页。标签：徐世昌论文; 张勋论文; 袁世凯复辟帝制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首相论文; 日本内阁论文; 历史论文; 袁世凯论文; 民国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