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扩大内需的经验教训及对我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日本论文,经验教训论文,启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早在8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内需扩大主导型战略”，其间成败得失各有。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可从其经验教训中获得颇多启示。
一、日本实施扩大内需政策中的经验教训
日本“扩大内需”战略与政策的实施过程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为第一阶段，以应对日元升值和日益激化的国际贸易“摩擦”为主要政策背景。
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虽仍处于较高的景气状态下，但政府与经济学界共同认为，在向21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日本要想在国际垄断资本的联合挤压和后起发展中国家的追赶下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和持续增长势头，避免国际贸易顺差——日元升值——国际竞争力下降导致经济衰退的“三部曲”，必须使国民经济保持4%～5%的年增长率，即实现中速稳定增长；但在当时国际贸易黑字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超过4 %的情况下，继续依赖外需和扩大出口，这一目标很难实现；因此必须将外需依存型战略转变为内需主导型战略。当时政府认为，至1993年为止的“中期结构调整阶段”，如果能确保5%的内需年增长率， 就可以维持国民经济4%的年增长率， 并可使国际贸易黑字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每年减少1个百分点。
这一阶段日本“内需扩大”有四个特点。一是从战略层次提出构想，主要针对中长期发展过程的矛盾。1987年，日本经济企画厅明确提出了“从外需依存向内需主导转换战略”。这意味着政府从一开始就企图在比政策更高程度上干预经济过程。二是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推进调整。1988年，日本通产省产业政策局系统提出了“构筑内需型产业结构”的设想，其中特别强调要对新的内需型产业发展和外向依存型产业向内开拓给予资金、财税、信息、人才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三是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活质量提高为主要的政策切入点。政府提出了“建设和完备国民生活环境”的设想，具体措施包括增加政府“住宅金融公库”的贷款额度，推行地方公债来修筑下水道、电力、煤气等公共设施，大力充实教育、医疗等社会公共投资，促进企业提高工资，鼓励发展进口，缩短劳动时间和改善劳动条件等。四是对前景报有较高的乐观预期。当时虽提出了扩大内需是为了防止衰退的看法，但实际上政府和民间的普遍看法都对日本经济前景充满乐观预期，几乎没人相信衰退会真的到来。正因为如此，政府在内需扩大的同时采取了大力鼓励过剩资本向海外投资的政策。
一般评价，日本这一阶段的扩大内需政策是不成功的，实际上既未起到平衡贸易黑字的作用，也未能化解当时已经高度累积的“泡沫”经济成分。1989年，为应对老龄化社会到来和改善财政状况而开征的消费税更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努力。
90年代初期至今为第二阶段，以应对经济衰退为主要政策背景。这一阶段的国民经济增长情况呈现为衰退——虚假复苏——再衰退的特征见表1。
从表1可见，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1991年～1996年和1997 年迄今的前后两个过程。
表1日本9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情况单位：%
年份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比上年增长
5.6 3.1 0.4 0.2 0.5
2.3
3.9 -0.6 -2.5
资料来源：《经济白皮书》（1996—1998），（日）经济企画厅编。
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中过度膨胀的“泡沫”成分破灭，经济衰退急速显现。199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从1990年的5.6 %急剧下滑为0.2%，后在政策的干预下，于1996年恢复到3.9%。这一过程中的政策作用呈现为五个特点。一是主动“捅破”泡沫，但引发了始料未及的急剧衰退。1990年8月， 为了逐步化解已经过度累积的“泡沫”成分，作为一种“微调”措施，日本银行将银行准备金利率从5.25%提高到6%。 但政策制定者严重低估了日本经济中“泡沫”成分孕育的风险。此举一下形成为“多米诺”骨牌的倒塌效应，银行大量不良资产暴露出来，房地产、股票等投机市场出现连续暴跌。衰退就此开始。二是基本判断失误，政策摇摆不定。在整个90年代初中期，由于世界经济和周边环境仍处于快速增长过程中，再加上对日本过去抵御危机的经验过分迷信，日本的企业界、学术界和政策制定部门始终并不真的相信日本经济已经走入低谷，普遍认为“泡沫经济”破灭所带来的损害只是短暂过程。对衰退形势严峻性认识不足最终导致了1997年初的政策严重失误。三是财政性公共基础设施投入成为抵御衰退的主导力量。1990年～1993年，日本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率分别为4.6%、7.2%、16.6%和12.2%；1995年为10.0%（1994年政府判断民间投资会有所增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下降为－1.0%， 这也反映了当时政策摇摆不定）。四是“特别减税”的效果明显。1994年实行了针对个人所得税的4.5万亿日元“特别减税”（即限当年一次性）政策。这一政策从 1995年起又改为3.5万亿日元的永久减税和每年2 万亿日元“特别减税”。 到1996年，四年共减所得税22万亿日元。五是利率政策几乎失效。1995年，日本全国银行平均年贷款利率由1990年的7.68%陆续下降到2.71%，但1990年到1994年间的企业设备投资仍持续低迷，增长率分别为11.3%、2.7%、－0.7%、－10.5%、－3.5%，到1995年才回复到5.1%；在此期间， 民间储蓄未见受到明显影响， 储蓄率一直保持在13 %以上；1991年到1995年的存款余额增长率分别为2.6%、0.1%、1.5%、2.5%和3.1%。
1997年至1998年，日本的扩大内需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判断严重失误到被动纠正的重大反复过程。
1997年初，日本各界普遍对从1995年开始的经济回升持乐观看法，企画厅判断，经济景气正在扩大中，应继续采取紧缩政策。在此判断基础上，政府推出了“重建财政优先”的政策体系。1997年3月，每年2万亿日元的“特别减税”政策被废除，消费税由3%提高到5%，收入增长和消费受到政策抑制；与此同时，由“财政审议会”提出的削减养老金数额、退休年龄由60岁推迟到65岁、国民医疗保险负担的医药费改为个人负担一部分等政策也使社会支出预期严重恶化。1997年中，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当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从上年3.9 %骤降为－0.6%， 出现了战后的第二次负增长（第一次是石油危机影响下的1974年，为－0.48%）。
1997年初的政策明显失误，防止衰退已经刻不容缓。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不断深化，在内外压力下，日本不得不对“重建财政”政策作出全面调整。“财政结构改造法”被冻结，“积极的财政政策”被再次推出。具体措施中包括继续扩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削减以个人所得税为税基的多种税赋、向老人和儿童发放购买食品等物的购物券、明确冻结医疗改革方案、企业法人税分三年从46%减到40%、政府从日本银行（中央银行）透支来购买商业银行“优先股”（以改变信用紧缩状况）、政府收购“长期信用银行”等一些对社会信心影响大的“不良”金融机构等。可以说，这时政府真正开始不遗余力地采用了一切刺激国内需求的政策。1999年初，日本在1998年通过的补充预算额合计已达到破记录的82万亿日元，其中1998年底前已落实的扩大内需预算就达40万亿日元。但由于世界金融形势的动荡和1997年错误政策的影响，1998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仍惯性下滑为－2.5%。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1998年抵御衰退的政策中并非只是单纯依靠于扩大内需。同年在世界经济整体增长和世界贸易总额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的背景下，日本贸易黑字创历史最高记录， 按日元计算当年增长40.2%。
二、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扩大内需的战略与政策前后历经10余年，总结其经验教训，可对我国有如下方面的重要启示。
（一）依靠降息来增加货币供给和刺激需求的政策作用有限。
根据日本的经验，结合我国从1996年以来连续6 次降低银行利率的效果看，西方宏观经济调控理论认为最为灵敏的利率杠杆有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失效。日本目前银行居民储蓄的年利率只有0.2%左右， 已经降到几无可降的地步，但并未能将民间存款有效地动员出来。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东方文化背景与西方有着极为显著的不同。东方民族的道德观中认为财富的积累是一种“善”，而负债是一种“非善”的行为。这种道德观并不随经济发达程度提高或个人资产的增加有明显改变。在发达国家中，日本始终是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与欧美其他国家各种以“先消费后付款”为特征的商业消费信用卡不同，日本商家发行的消费卡大都是先预付（储蓄）后消费。二是利率杠杆在“通胀”与“通缩”背景下的作用可能存在明显不同。在“通胀”背景下，不论投资者对前景存在多么乐观的预期，收紧货币供给时比较容易使人们“被迫”选择储蓄；但在“通缩”背景下，货币供给增加或储蓄的机会收益减少都并不构成对人们经济行为的“硬”约束。不仅如此，连续大规模降息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人们对前景看“淡”的预期，增加对信贷消费中利率风险的预期。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利率下调对消费者的影响作用已经明显钝化，其政策目标应主要视为减轻企业负担。
（二）扩大投资需求的财政政策要与启动社会投资实现有效连接。
日本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缺陷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财政投入始终未能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扩大。1991年到1996年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与企业设备投资几乎没有形成任何正相关关系，而财政对国债的依存度从1990年10.6%大幅提高到了1996年28.0%，国债发行额从7.2万亿日元增加到21万亿日元，当年国债余额达241万亿日元。政策付出了沉重代价。实际上，1997年“财政平衡优先”政策并非只是源于判断失误，深层次原因是为了避免前期政策缺陷不断累积而导致的财政危机。“通缩”过程中财政政策的反周期调节在我国还是新事物，我们有必要吸取日本的教训。“通缩”是多方面社会经济矛盾激化的反映。政府不应把多方面的矛盾焦点过度集中到自己身上，其中要特别注意防止把财政资金投入从短中期过程拖入到中长期过程，从启动投资需求的带头者、引导者地位拖至至主力军地位。要高度警惕和防范财政扩张陷入债务扩张“陷阱”可能导致的财政危机。
（三）要避免多重政策目标形成“政策竞争”。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财政状况一直较差。1990年时国债余额与地方（政府）债余额与当年GDP之比已分别达44.1%和11.9%，1995 年时更分别提高到46.2%和18.8%；1990年时日本的一般性政府债务余额与GDP之比为65.1%（当年美国同指标为55.6%，欧洲各国平均为59.8 %），1996年和1997年，这一指标上升到88.8%和95.4%。日本社会的“老龄化”趋势更使财政负担雪上加霜。减支增收以改善财政状况和实施扩张财政以避免衰退的“两难”选择导致了日本扩大内需政策的长期摇摆不定。1989年开征消费税是导致“内需主导型战略”有始无终的主因之一；1997年以增加消费税、取消“特别减税”和改革社会保障体系为主要内容的“财政结构改革法”不仅直接导致了对消费的抑制和社会经济预期的恶化，而且也是已连续两年的经济复苏很快夭折的重要原因之一。相互矛盾的多重政策目标造成“政策竞争”和“政策失效”，这是一个在日本学界已形成共识的重要教训。从我国的情况看，不仅财政平衡与供求平衡的政策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而且住房、就业、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实际上也形成了对即期消费的抑制，鼓励间接投资转变为直接投资也与扩大消费形成为一种“政策竞争”。当前，我国迫切需要在多重政策目标中有所取舍。由于供求失衡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暂缓某些以减轻财政负担为目标的改革或政策可能已属必要。
（四）阶段性的“特别减税”做法有参考价值。
在日本税收手段的运用过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特别减税”措施，二是消费对增税和减税的敏感程度。
税收政策历来被认为是相对稳定的。但日本在扩大内需中所采取的一些灵活多样的财税政策有重要借鉴意义。其中，一次性的“特别减税”可被视为是一种具有政策手段创新意义的举措。从我国看，尽管由个人直接缴纳的税种不多，但适度运用“特别减税”政策的可能性仍是存在的。其中，明确设定购房支出可折抵所得税应税收入的期限可作重点考虑。
从日本经验看，社会消费对税收杠杆的灵敏度相当高。1989年和1997年两次消费税改革的初衷都是为了补充社会保障基金的不足，但都导致了对消费的明显抑制。从我国的情况看，补充社会保障基金的任务更为紧迫。尽管我国从收入环节收取比从消费环节收取可能较为有利，但仍有必要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对消费的影响，尽可能寻求对收入预期的负面影响较小的实施途径。另一方面，消费对税收的高敏感度也具有两面性。1996年日本经济增长3.9 %的原因之一是当年国会通过法案， 1997年财政年度开始消费税将提高2个百分点； 由此强烈刺激了人们“突击消费”。当前，有必要评价对银行存款利息征收所得税对促进消费的正面影响。
（五）加大对新型社会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力度的思路具有积极意义。
1998年以来，日本再次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遇到两个问题：一是在有限的国土空间内传统的基础设施已经趋于饱和，继续追加投入可能会面临边际收益（即指追加投资的经济性作用）急剧下降的局面；二是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还面临“替代效应”对政策效果的抵消问题，例如高速公路对铁路的替代、桥梁对港口和船运的替代等。最近，一些学者建议，基础设施建设应当从传统领域转向公众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领域。一方面，这一领域的资本投入余地要广阔得多，而且这一领域的“产出投入比”正处于不断提高过程；另一方面，这一领域的发展不仅可以为社会技术进步提供极大的便利条件，而且更容易引导社会投资需求的扩大。这一思路具有重要积极意义。我国也有必要对基础设施的传统领域和新领域进行经济性评价，财政投入也可考虑转向大规模参与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
（六）扩大内需应纳入中长期战略的范围并加强对生产领域的调整。
日本在提出扩大内需之初是着眼于战略转折和结构调整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具有远见的认识并未真正得以贯彻。应当说，日本后来的政策之所以日益陷于被动，原因之一也在于坐失了主动实现转折的良机。我国目前面临的供求失衡并非只是短期性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研究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有必要注意到三个重要背景。一是从发展阶段看，我国的生产领域已经脱出了“瓶颈”地位，需求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方面。二是从供求关系看，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错位是导致供求失衡的重要原因，生产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是促进内需扩大的关键因素之一。三是作为大国经济，一方面不断扩大内需才能使国民经济获得稳定的增长支持条件，另一方面在扩大内需过程中我们才能有进一步参与国际竞争、抵御国际市场风险和不断获取更大国际比较利益的雄厚基础和条件。因此，对我国扩大内需的研究也应立足于战略高度和中长期过程，重视对国民经济体系的全方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