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小说的勃兴和创作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就论文,南社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小说创作与人们对小说的失望已经成为一道十分怪异的文化景观，一方面有那么多的人一天天成为小说家，另一方面人们却很少去问津小说，阅读的圈子正在一天天萎缩。在小说的这种尴尬局面面前，我们想起了本世纪初“南社”的小说作家。探索一下“南社”小说的勃兴和“南社”小说的创作成就，或许能对摆脱现在这种尴尬有一些启迪。
一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小说属于俗文化的范畴，属于下层民众所喜爱而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化。晚清以后，提倡诗界革命的维新派和革命派的“南社”都发现了它的价值，提高了它的地位，强调它的社会功能，梁启超、严复甚至将小说与政治联姻，称之为“政治小说”，把小说抬到了至尊的地位。严复在《译印政治小说》中信奉“小说为国民之魂，”（载阿英《晚清文学丛抄·小说戏曲研究卷》）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主张“欲新一国国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0第7页）维新派的小说理论也影响了“南社”的成员。 叶楚伧就曾在《小说杂论》中指出：“小说势力，与教育有骖勒之功。而陇亩耕织之流，置身不及于庠序，时论不与乎坛坫、瓜棚豆架，皆教忠教孝之言；酒后茶余，系世道人心之运。故普遍之力为教育所弗及。”显然，“南社”作家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到小说的教育功能和社会价值。另一位“南社”作家徐枕亚在《答友书论小说之益》中，在反驳把小说一律视为“淫词邪说，伤风败俗”的同时，认为自欧风东渐以来，小说的面目已经是日新月异，“取才之纯正，可以兴，可以讽，非特不为世道人心之害，且足以改良社会之一助焉。”并把小说的社会功用推到了极高的位置：“窃尝论小说之势力，最足以普及于社会，小说之思想，最足以感动夫之人心。得千百名师益友，不如得一二有益身心之小说，吾言非过也。小说之用，实足以使空疏无学之人亦具普通之知识，消闲无事之时，不忘世界之观念。”1917年4月， 文明书局出版的《南社小说集》的跋语云：“往岁同人协议，佥谓：‘开通风气，棒喝社会，文字之最有力者，莫如稗官家言。’”
“南社”的时代，也是“大众社会”兴盛的时代。20世纪初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工矿、商业、金融业日益繁荣。上海、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开辟为商埠，逐步形成都市社会。这些地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商业繁华，人才汇集，信息传递迅速，文娱设施激增，大众文化也勃然兴起。20世纪初，上海已经有了许多民营出版社，并成立了出版商会。这些民营出版社被认为是新的社会和文化代理人，它们既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垄断，又分解了朝廷对于印刷业的控制。更重要的是，印刷业的这一变化也带来了读者群的变化。非官方出版社的出现还在于它开辟了一个新的、以都市普通人为阅读主体的书籍报刊的生产空间。而书报读者层的扩大，又促进了文化产业的繁兴。在文化上，上海的文人和商人同江南的文人和商人一样，在口味上是相通的。商人和文人甚至可能原本就有同宗、同族、同学的重叠式的紧密的社会关系。大众文化靠文化产业的传播媒介普及，而文化产业又十分追求市场的扩大，并影响文艺家，迫使他们制作迎合市场的商品，进而造成文化的均质性、划一性。因此，能适应公众需要的通俗小说就得以随着报刊杂志的传播而日益兴盛。“南社”的作家并未囿于“精英”文化的圈子内，不知与时俱进。叶楚伧在《小说杂论》中就指出：“作小说而有志于社会， 第一宜先审察一般阅者之习惯， 投其好以徐徐引导之。 ”1914年，王钝根开始编辑《礼拜六》周刊。他在《〈礼拜六〉出版赘言》中就标明《礼拜六》是为适应人们的“休暇”而出，同时认为“省俭而安乐”是大众读者对于小说的内在要求。包天笑在其创办的《小说画报》的卷首中也写道：“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话之文学……自宋而后，文学界一大革命即俗话文学之崛起特起。”他认为：“数千年来语文文学相距愈远，一旦欲沟通之，夫岂易耶？即如小说一道，近世竞争译欧文而恒出以词章之笔，务为高古以取悦于文人学子。鄙人即不免坐此病。”在“南社”作家看来，通俗文化并不是所谓“严肃文化”的对立面。“文人学子”和“一般阅者”应该是一个连续体，不应有上下之别。
当时上海的各种报刊，大都由南社社友主持笔政；各种杂志，也大都是南社社友的地盘，成为南社的一统天下，“当时在上海，若不是南社的成员，不大能够进报馆当编辑。”柳亚子曾这样描写其时的“热闹局面”：“大家都是熟人，并且差不多都是南社的社友。不是的，也都拉进来了。那时候，可称为南社的全盛时代。”以下一些报刊史的史实便是柳亚子这一段话的最好注脚：1909年9月， 包天笑编《小说时报》，至1917年出33期；1910年7月，王西神创办《小说月报》。 这是早期大型的有较大影响的刊物，又是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在1921年沈雁冰接任主编之前，王西神两任主编，所编近6卷；1911年8月24日，王钝根首创《申报·自由谈》，1915年后相继由吴觉述、挑婉雏、陈蝶仙、周瘦鹃等接编；1914年，王钝根开始编辑《礼拜六》周刊；1914年，刘铁冷与友人筹办《小说丛报》，由徐枕亚主编；1915年，包天笔主编的《小说大观》创刊，由文明书局发行。小说杂志而有季刊，《小说大观》为首创。1917年初，包天笑办了一个《小说画报》。包天笑曾说过：“南社是一点没有基础的，既无社址，也没有职务。”没有社址是实，但其实可以把报社看作南社流动的联络站。1912年4月， 柳亚子入《太平洋报》，即遍告社友：“本社因社员加入遍及海内，交通机关急宜成立，现议定于《太平洋》馆内附设交通部。”社友诗、文、词拟交刊《丛刻》及交纳“入社金及常捐”，同年6 月陈去病任杭州《平民日报》总编辑，旋登启事：“本社……社员日众，聚首无从，同人为联络情谊起见，特设通讯处于《平民日报》馆，谨此布闻。”无论是以上海为本部，还是以杭州为支部，均以社员聚集的报社为“挂靠单位”。报社既为社员提供聚合空间，同时也是社员交游之所。由于社员散处，“每以不得见面为恨”，但是对于报社中人似不存在这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报社俨然就是南社的“文学俱乐部”。“俱乐部”色彩最浓，还是“南社”成员开辟主持的副刊与专栏。副刊作为正刊的补充，同时有其独立的内容与风格，既为文人提供一个舞文弄墨逞才显技的空间，又为读者提供一份闲适的阅读感受。这种非政治性的、市民生活的话题形式，其作用大致相当于茶馆酒肆戏园青楼之于文人（作者）与市民（读者）的意义，王纯根“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之说，把“小说”换成报纸副刊也未尝不可。成功的副刊与专栏，影响甚至可能超过正刊，《申报》的《自由谈》可视为典型的个例。正因为“南社”作家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共同感觉和时代的氛围，他们创作的小说不乏畅销的记录。例如刘铁冷等人办的《小说丛报》，“第一期一月后即重印，第二期销数更增。”“出至第四第五期，书刚装订送发行所，即一轰而尽。”在当时影响颇大。再如徐枕亚的言情小说《玉梨魂》，先在《民权报》副刊上连载。这部文言小说轰动一时。出版单行本后，再版数十次，销量达数十万册，成为民国初期最著名的畅销小说。
二
一讲起“南社”作家的小说，人们往往就想起鸳鸯蝴蝶才子佳人。鸳鸯蝴蝶才子佳人，自然是靡靡之音消极颓唐。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生，固然与“左”的思想意识的支配有关，但与“南社”作家“旗帜”与实际的不一致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不妨对所谓“鸳鸯蝴蝶”和“礼拜六”派的《礼拜六》周刊作一个剖析。由“南社”成员王钝根编辑的《礼拜六》周刊，前后共出了200期。综观200期的《礼拜六》杂志，它所刊登的创作小说和杂文等等，“大抵是暴露社会的黑暗，军阀的横暴，家庭的专制，婚姻的不自由等等，不一定都是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佳人小说”。（周瘦鹃《闲话〈礼拜六〉》）在期刊的内容上，确乎与编者所标榜的娱乐消遣性颇多出入。新文艺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也说过：“《长青》、《红》、《快活》、《礼拜六》等近顷风起云涌”，“这些实在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应’”。（《热风·“一是之学说”》）顾颉刚在《我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观感》中曾这样来评述南社主持的报刊：“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和上海的一般报纸偏重黄色情调和滑稽趣味的迥然不同，使得我们做中学生的仰望之若神仙。”南社于上海商业化带来的堕落市俗环境中洁身自守，因而显得“情调”与“趣味”更多士大夫的风雅真淳，甚至有几分浩然正气的君子气象。
纵观“南社”作家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不少“南社”作家是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的，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反对军阀政府的强权政治，这往往是他们共同的思想基础。他们从国家的前途命运出发思索问题，具有一种较强的民族意识。民族革命养成了他们的民族意识的思维定势，更主要的是他们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文人，中国传统文化之中那种民族自尊的爱国情绪是被视为做人的基本标准的。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引发了他们小说创作的激情，创作了一大批激荡着时代脉搏的小说。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处于被瓜分的状态，亡国和不亡国是中国先进分子们首要关心的事情，也自然成为当时言谈之中常提及的问题。对此，梁启超的《新民说》和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都曾提及。在“南社”的作家中，写“亡国奴”的题材在当时也成为一种创作倾向。1919年5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周瘦鹃的小说《亡国奴之日记》。 这本书的封面上，赫然印着“毋忘5月9日”的字样。这虽是一本“编造”的日记，但周瘦鹃认真研究了别国的亡国史，“则觉吾国现象，乃与彼六国时情状，一一都肖”，于是“设身为亡国之怒，草兹亡国奴之日记。吾岂好为不祥之言哉，将以警告醉生梦死之国人，力自振作”。在《小说新报》第七年第五期上，另一位“南社”作家贡少芹发表了短篇小说《亡国奴自豪语》。小说写一对青年误入租界而遭到印度巡捕的恶打，一青年骂印度巡捕为亡国奴，从而引发出印度巡捕的这么一句话：“我是亡国奴，诚然不错，你的国未亡，我也知道，但就目前而论，我这亡国的人，还能够管束你这未亡国的人，你这未亡国的人竟没有权力奈何我亡国的人，怎么样？即此一端，我和你比较也足以自豪的了。还有一层，我做外人的奴隶，并不曾做你国里的奴隶，你休得小觑我。国亡之后还有做奴隶的资格，你们到那亡国时，便是想做奴隶，我只想你们这般瘦怯怯的身躯、文绉绉的模样，未必当外国人的选。我是实授的亡国奴，你们是候补的亡国奴，论阶级你离我差得远呢！”小说的结尾更妙，来了两个华捕，竟将两位青年抓到行里去了。受到青年的责问后，两个华捕的回答是：“他骂的是你，不曾骂着我，干我甚事！”这篇小说的构思十分简单，全是为了表现作者的爱国情绪而铺陈。贡少芹在篇末作小记说，他写这篇小说是“一副急泪辄涔涔下”，是“实欲使我国人闻此事有所觉悟耳！”这篇告白式、宣言式的小说大概就是贡少芹政治态度的自白书，它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南社”作家关心时事政治的强烈愿意。
1903年，苏曼殊创作出一种纯粹以宣传鼓吹为目的的政治小说《惨世界》。男德是《惨世界》中着墨最多的一位主人公，是一个既有古道热肠，又饱受西洋文明熏陶的侠客式革命者，一个为民请命、除暴安良的会党式英雄。他对沦为“悲惨世界”的祖国痛心疾首。他痛斥满清皇帝是“抢夺了别人国家的独夫民贼”，视孔子学说是“狗屁”的“奴隶教训”，他以救民于水火、救国于灾难为己任，见义勇为、劫狱杀吏、救国救危并且联络会党，寄希望于“大起义兵”，用“狠辣手段”推翻暴政。很显然，男德是中国热衷于鼓吹起义的激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尤其是那些重视联络会党、主张武力铲除暴政的激进人士的写照。在清代，会党曾成为具有种族意识的反清分子的秘密结社。因而，近代会党具有强烈的反现存体制、反官方权力的倾向，这一倾向使它们易于接受种族革命的政纲。它们的经济、政治利益既不被现存体制承认，势必寻求非法形式、手段以维护之。于是，近代会党一方面强化了组织、行为方式、信息传播和交换等方面的隐秘性，另一方面增强了需求集体武力行为的迫切性。会党的上述特征，对于武侠小说样式无疑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台湾的叶洪生先生认为：辛亥前后，“能文之士中真正具有侠肝义胆的英雄豪杰”，因清廷腐败而“相继被‘逼上梁山’，”即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党人之豪杰精神与行径，是“民初武侠小说复兴的主因”。（《磨剑十月试金石——〈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总编序》，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包天笑的《碧血幕》，便是一部描写女侠秋瑾革命事迹的小说。王先生的《轩亭复活记》也用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写秋瑾复活，以此来颂扬秋瑾的英雄事迹，悲壮淋漓，激发人心，曾风行一时。
清朝政府的灭亡，留给一般市民的是宫廷生活的神秘性和帝后生活骄奢的传闻，人们需要这方面的了解和谈资。应该说，“南社”作家写的大量的清代秩闻既符合当时读者口味的，也符合“南社”的政治目标：宣传反清反帝，号召群众认清清廷的本质。被称为掌故小说大家的许指严和贡少芹是这类题材的代表。许指严从1919年起接替李定夷，编辑《小说新报》，从而进入创作的高涨时期，先后发表了《京华新梦》、《十叶野闻》、《小筑茗谈》、《南巡秘记》、《三海秘录》等，贡少芹自1922年起开始主编《小说新报》，便写了很多的清代佚闻和传奇故事，如《西后犬》、《胭脂井外史》、《近五十年见闻录》、《黎黄院轶事》、《袁世凯轶事》、《袁世凯轶事续录》、《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谈》、《洪宪宫闱秘书》。通俗小说家冯衡曾这样评价许指严的掌故之书“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三海之盛衰，与国势之隆替互相表里。若合符节，其蛛丝马迹均可一索而得，此尤著者诛伐之意。岂得以寻常笔记目之。”（《三海秘录·序》）贡少芹在阐述自己为什么热衷于此类题材的理由时，更能看出他的创作意图。他说：“清西后那拉氏栖国40余年，骄奢侈佚，为历代母后所未有”，他的那些佚闻“虽微细，确有可纪之价值焉”，因为“其关系乃至大且重耶，即异日亡国之徵，未始不消息”。（《西后犬》，载《小说新报》第四年第四期）显然，他是把他的西太后轶事放到国家存亡的高度来看的。
的确，“南社”的小说中也不乏“才子风流”徐枕亚式才子佳人由后花园幽会到武昌城殉义的故事。对此，我们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武断地作出判断。范烟桥在《民国旧派小说史略》中就把徐枕亚的《玉梨魂》归为“问题小说”，他认为：“辛亥革命以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制度，渐起动摇，‘门当户对’又有了新的概念，新的才子佳人，就有了新的要求，有的已有了争取婚姻自主的勇气，但是‘形隔势禁’，还不能如愿以偿。两性的恋爱问题，没有解决，青年男女，为此苦闷异常。从这些社会现实和思想出发，小说作者侧重描写哀情，引起共鸣……徐枕亚的《玉梨魂》，就是当时的代表作。”可见，范烟桥对《玉梨魂》的评价，并未割裂其与时代的联系，还是比较客观、比较公允的。
三
“南社”时期，在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领域，文化现象呈新旧杂糅的状况。有的文艺形式其内容有新因素，而表现形式仍沿用旧的；有的形式上有所突破，而内容却停滞在原有旧的水平上。总之，这一时期是一个蜕变过程，半新半旧、不中不西、是一个变动的过渡时期，是一个痛苦地探讨新的道路的尝试时期。“南社”成员之所以在小说创作上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一方面是他们坚持不懈地尝试、探索；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他们将群体的优势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早在1903年，“南社”的创始人之一高天梅及其叔高吹万、其弟高卓庵叔侄三人创办的《觉民》月刊，就专辟小说专栏，发表了《侠客传奇》、《女英雄传奇》、《狮子吼》、《迷魂阵传奇》、《人天恨传奇》、《黄金世界》、《邯郸梦传奇》等一批小说。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些小说还缺乏现代小说的形制，未能将“传奇”中的小说与戏曲区分开来。稍后一些“南社”作家的小说创作，也还承袭清代戴震、姚鼐“义理、考据、辞章”的主张，以人物故事来阐述道理或主张。像通俗文学界的前辈作家、《小说月报》的创办人王西神，就曾在1910年7 月出版的《小说月报》创刊号中的《征文通告》说：“现一一身，说一一法，幻云烟于笔端，涌华严于弹指，小说之功伟矣。”这就充分表达了王西神的小说观。写人物故事是为了说法，为了宣扬道理。他的创作小说大半先发表长篇议论，围绕主题思想，充分渲染阐说，然后才转入正文。这一种写法，在“南社”早期作家的小说创作中，可谓比比皆是。
苏曼殊、叶楚伧、姚鹓雏等人的小说，则带有一种“史传”的味道。像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是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它以第一人称写成。有人评论说：“大师撰此稿时，不过自述其历史，自悲其身世耳。乃全编结构27章，以出世佛子，叙人世情关，能于悲欢离合之中，极尽波谲云诡之致，而处处实写，字字凄恻、但觉泪痕满纸，令人读之怆然。”（魏秉恩《〈断鸿零雁记〉序》）叶楚伧长篇小说代表作当推《古戍寒笳记》。虽说作者在书中增添了艺术虚构的自由，但吴绮缘为该书作序，称所记“皆有所本，兼可补史乘所阙疑，殊非一般空中楼阁所可或比。”姚鹓雏的《江左十年目睹记》中人物类多，以假名影射，地名有时也故意错乱，但经考证，十九以真人实地为据。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的《〈江左十年目睹记〉出版说明》中云：“本书著者说：‘野史稗官，聊以备方志国书之考证。’又说：‘龙公百无聊赖，将十年来心头旧事，雨窗月槛，一一重温，酒后茶余，闲闲点笔……’这更足以证明此书的真实性。”即使是后来的一些以小说为谋生手段的“南社”作家，也是从“自传”开始他们的小说创作的。像徐枕亚的《玉梨魂》，作者就从不隐讳它的“自叙传”成分。《玉梨魂》》的故事情节直接来源于徐枕亚在无锡执教时的亲身经历。当徐枕亚在无锡西仓镇鸿西小学执教时，他班上有个学生叫蔡如松，是西仓镇大族蔡铭竹的重孙。他的母亲陈佩芬是个青年寡妇，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因为徐枕亚特别喜欢蔡如松，悉心指导，陈佩芬深为感激，并对徐产生爱幕之心。徐枕亚也深深地爱着陈佩芬。但两人都因封建礼教的束缚，不敢越雷池半步。除佩芬无法报答徐枕亚的爱情，就千方百计地促成侄女蔡蕊珠与徐枕亚结合。徐枕亚只好接受这门婚事，1910年在无锡与蔡蕊珠结婚。（何振球：《鸳鸯蝴蝶派奠基作家徐枕亚》，见《常熟文史论稿》，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2月版）
“南社”的作家还在小说题材的开拓上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叶楚伧的武侠小说、贡少芹的滑稽小说、陆衍文的侦探小说、许指严的掌故、姚民哀的会党小说、吴绮缘的志怪小说等，在当时的社会都有很大的影响。1917年4月，文明书局曾出版《南社小说集》， 便收有周瘦鹃的《自由》、成舍我的《黑医生》、程善之的《儿时》、叶小风的《贼之小说家》、王钝根的《予之鬼友》、赵苕狂的《奇症》、胡寄尘的《黄金》、闻野鹤的《媒毒》、姜杏痴的《蛇齿》、叶中泠的《云》、王大觉的《红爪郎》、孙阿英的《伤心人语》、贡少芹的《哀川民》。这本“南社”小说的结集，无疑是“南社”小说作家的阵容展示。
的确，在新文化运动尚未掀起之时，“南社”作家具备了许多小说创作的优势。曾如《南社小说集》的跋语中说：“社中颇多工于此道者，商于社长，通函征求，不数月裒然成帙，庄谐参半，撰译相兼，众腋之集，成千金之裘；一脔之尝，胜五鼎之味。”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续编》中也曾回忆他在编辑《小说大观》时，“每一册上，我自写一个短篇，一种长篇，此外则求助于友人，如叶楚伧、姚鹓雏、陈蝶仙、范烟桥、周瘦鹃、张毅汉诸君，都是我部下的大将，后来又来了这一位毕倚虹，更是我的先锋，因此我的阵容，也非常整齐，可以算是无懈可击了”。虽说如此，“南社”小说流派的色彩则并不明显，而是有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度和雅量。这大概就是“南社”小说成“势”不成“派”的原因吧。
收稿日期：1998-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