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与大众文化”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大众论文,人文精神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文精神：为大众文化引航
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人们的生活都显得十分匆忙。真的坐下来读审美型的纯文学的人，已为数不多。电视连续剧、纪实文学、流行音乐、互联网文学作品、CD、VCD、卡拉OK、“波普”艺术、具像摄影作品等统治了人们的闲暇时间。在诸如此类的大众文化产品的轰击下，人们传统的审美观念坍塌了，人们的种种欲望又被刺激了起来。既然大众文化来势凶猛且已影响到了每个人的生活，那么如何规范和引导大众文化，就成了人文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课题。
我个人对于大众文化的看法是矛盾的。一方面，我觉得大众文化是时代的产物，是深受大众的欢迎的，它的娱乐休闲的价值，是不容怀疑的；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现在的大众文化，就其深层的价值取向而言，又是令人担忧的。
这里我想从我个人的见闻谈起。每到年底，挂历和各种美女图之类的艺术品，铺天盖地而来，人们享用着这些大众文化产品。可是当那些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高高兴兴地把画面逼真的美女图挂历之类的东西拿回家时，我内心的隐忧就像那水底的污浊的沉渣浮上水面来了。
为什么我会感到隐隐的忧虑？这需要从大众文化本身的性质说起。所谓大众文化是指那些通过科技产品生产出来的、可以无限复制的、适合大众品味的、通俗的流行的文化产品。由于这种产品被纳入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从而具有了区别于以前的产品的特征。大众文化对于商品的生产部门、销售部门和商品的消费者都是有意义的。生产销售部门可以赚钱，这不用多说，大家很容易理解。就消费者来说，则可以得到赏心悦目的快乐，也即娱乐。一个消费者能用金钱买来快乐，这难道不是高兴的事情吗？但意义的消解作为当代流行的一种特性，则是消极的，不能不让人感到担忧。我所说的意义，就是指人文意义，即人的生活目的与价值问题。意义消解就是指这种大众文化产品中，只给人提供感官的刺激与快乐，不给人提供人生意义的引导。作品平面化，丧失了底蕴。如前面提到的挂历，各种裸露的搔首弄姿的美女像挂历，就是这类产品中最具典型性的文本。这些美女让读者看了受到感官的刺激，引起某种快感，但在这些美女像上面绝对读不出人的生活的意义。假如把这些美女像一张一张贴在农村家庭饭堂的墙上，那么原本阴暗的饭堂会鲜亮起来，看着这些美女像吃饭也许会刺激食欲，某个小伙子也许会盯着其中的一位“美女”，欣赏她，觉得他的意中人就是这一位，可当他回过头来瞥见他的不那么美的媳妇时，他可能会觉得这不是他的意中人，她顿时变得不真实，他的意中人在墙上。结果假的变成“真”的，而真的却成为“假”的。真实感的丧失，就是这类大众文化产品的一种效应。同理，当通俗歌手用他们吵哑的嗓音唱起歌颂“红太阳”的歌曲时，原有歌曲的意义被消解了……对现实感的消解，对人生意义的消解，就是当代文化产品的重要特征之一。
我们总是强调对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的引导（当然这也必要），却很少讲人文精神的引导。自然，意识形态与人文精神是有联系的，但这两者又是有区别的。意识形态主要从政治上来规范，涉及到的问题是有限的。人文精神则主要规定：(1)人是什么？(2)人活着是为了什么？(3)人与他人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人文精神的核心是规范人生的意义。这样，人文精神就幅射到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文化领域则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大众文化中有无人文精神，是关系到这类产品有无灵魂的问题，关系到把大众往什么地方引导的问题。越是在商品大潮中，人们往往越会见利忘义，这就越要通过大众文化加强对人的引导。
我在看一些流行艺术作品时，感情是复杂的。我知道大众需要诸如电视连续剧《还珠格格》一类的作品，它给劳顿了一天的人们带来了笑声，给疲倦的精神带来了一点振奋，这不是很好吗？但是我知道这些作品情感“糖份”太多、太甜。要是人们天天都看这类作品，那么吸收的“糖份”就会太多。换句话说，人的感觉就会被这些作品中有“毒”的思想感情“五花大绑”，人的思想感情就会异化。似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自己的机智而得到皇上的青睐，而轻易成为“格格”什么的。只要我们能赢得皇上的欢心，那么皇上的仁慈则是我们生活美好起来的保证。这可能吗？当然不可能。但可惜的是，我们的大众文化产品却用精美的外衣包装着如此陈腐的观念。这种状况，不能不让人感到担忧。
所以，我觉得像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在我们今天还是实用的，因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和当年阿多诺等人面临的情况非常相似。既然这样，现在有一些人站出来喊一喊、说一说，指出大众文化有很多毛病、有很多坏处，就很有意义。必须有这么一种批判的声音，有这么一支制衡的力量，大众文化才不会滑得太远。
印刷媒介与中国大众文化批判
进入1990年代之后，一种名叫大众文化的东西通过大众传媒顽强地在人们的面前浮现，以致终于成了气候。最早对这种东西作出反应的是人文知识分子。在由《旷野上的废墟》所引发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王朔作为大众文化的符码受到了人文精神倡导者的猛烈批判。大众文化的载体——大众传媒则被作家张炜推到了审判的前台：“电视主要是用来学外语、看新闻的，最好不要养成利用电视消遣的习惯。这是个不良的嗜好。一个知识分子戒电视，应该像戒烟一样，要有决心和毅力。利用它来消遣，长了会变得浮浅、烦躁。因为生活的色彩离电视上花花绿绿的色彩相距较远，你转过脸再看生活就会不耐烦，会发火。电视画面闪动得也快，还有光的刺激，使你无力边看边好好思想。长了，你会放弃思想。”（《生命的呼吸》P242）从此，批判大众文化的声音便不绝如缕。几年之后，甚至连大众文化的制作者和代言人王朔也反戈一击，开始与大众文化划清界线：“大众文化这东西就是俗，谁弄谁俗，谁也跳不出大众文化这掌心去。这里头谈不上什么人文追求。要说里头有什么人文追求人文精神，都是扯蛋。”（《美人赠我蒙汗药》P28）
不需要举太多的例子我们就会发现，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仿佛有一种天然的拒斥感、本能的厌恶感和莫名的仇恨感。可是仔细想想，大众文化在80年代刚刚登陆的时候（当时主要是港台的流行音乐，武侠言情小说），知识分子并没有把它视为洪水猛兽，为什么到了90年代却与它结了深仇大恨呢？是大众文化带来的大众民主危及了知识分子集团的特权吗？是大众文化的崛起导致了 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从而挤兑出他们更多的牢骚和怨言吗？是大众文化的庸俗与浅薄唤醒了知识分子残存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吗？这些原因估计都有一些，但我以为更关键的原因还不在这里。
马克·波斯特在分析启蒙运动时指出：“启蒙运动这一思想传统具有根深蒂固的印刷文化渊源。……句子的线性排列、页面上的文字的稳定性、白纸黑字系统有序的间隔，出版物的这种空间物质性使读者能够远离作者。出版物的这些特征促进了具有批判意识的个体的意识形态……印刷文化以一种相反但又互补的方式提升了作者、知识分子和理论家的权威。”正是在这种印刷文化中，个体被构建成了理性的、自律的主体。（《第二媒介时代》P84）
波斯特的分析提醒我们，思考中国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的矛盾根源须注意到80年代那个印刷文化系统和知识分子在这个系统中所形成的知识谱系。与90年代相比，80年代还是一个电子媒介相对匮乏的时代。人们不知道电脑为何物（网上漫游当然只是天方夜谭，读书人在“删除”和“插入”时还很不方便）。电话对于多数人还是奢侈品（异地的恋人只能通过写信这种传统的方式诉说相思之苦，“历时”的等待重演和强化着荡漾了千百年的古典情感）。没有卡拉OK（这意味着自我表演和小范围的狂欢无法实现）。也没有VCD或者DVD（这又意味着视觉的晚宴乃至感官的放纵还无从谈起）。电视倒是从无到有，逐渐开始普及（但是频道稀疏，没有多少可看的节目，电视痴呆症还稍嫌超前）。人们唯一可去的地方是电影院，在开禁的外国片和国内的探索片中集体享受情感的历险（但是在人们当时的心目中，电影这种标准的西方大众文化产品却是典型的高雅文化）。种种症候表明，丹尼尔·贝尔所谓的“视觉文化”时代在80年代的中国还没有来临。
在视觉文化的贫困中，读书人都在干什么呢？当然是在读书。他们读马克思的《手稿》，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美学》，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除此之外，他们还在《恶心》、《等待戈多》、《变形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体验到了一种生命的虚无与荒诞，并把这种虚无与荒诞定位成“异化”；又在《老井》、《北方的河》、《红高粱》、《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执着与张扬，并把这种执着与张扬提炼成“崇高”。是的，在印刷文化时代，读书人都能够平心静气，每日沉浸在线性排列的白纸黑字中孤独地思考、审美地想象。在那个由文字构筑的巨大空间中，他们磨砺着思想、放飞着理想、提纯着情感、澡雪着精神，自然，也积蓄着批判的能量。于是，启蒙的心态诞生了，自律的主体生成了，高雅的审美趣味已经落地生根，精英的欣赏格调早已呼之欲出。
被这样一种知识谱系构建出来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90年代出现的世俗性、他律性、平面化、感官化、宣扬享乐主义、弥漫着中产阶级趣味、被电子媒介催生和规范的大众文化如何能不生气、撮火？然而，当我听到和看到对大众文化批判情绪化的声音和文字时，我就想，知识分子尽管言辞激烈，但大众文化依然风风火火、我行我素，这是不是意味着知识分子的批判方式存在着问题，否定性的思维方式需要转换，精英化的心态和立场需要调整？在西方，自从威廉姆斯的文化研究所诞生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严厉声讨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正，如今，许多学者已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语境中唱起了大众文化的赞歌。中国当然不是西方，在一分为三的文化空间里，主流文化已经与大众文化共舞，精英文化又在与大众文化调情，这意味着中国目前的文化语境与西方相比更为扑朔迷离，中国的学者也没有必要和理由跟着西方最新潮的大众文化研究邯郸学步。但是仅有情绪化的批判显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确实还需要心平气和、扎扎实实的研究。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转型中我不禁要问：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准备好了吗？
意义缺失的大众化时代的艺术
九十年代至今，大众文化在中国文化市场形成过程中，获得了这个时代一个重要的文化权力，扮演起这个时代文化英雄的角色。
大众文化如何获得如此“辉煌”的胜利？
一方面，大众文化是在市场中按照市场运转的，通过市场交换在全社会流通的文化产品。但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又以它对情感的怀疑和超现实的个人价值来掩盖自己的市场性。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没有了，艺术彻底地进入日常生活，并成为众多消费品中的一类。
在乐观主义者看来，这种文化折衷主义立场虽缺乏省思批判精神，但它同时也暗含着某些理想成分，暗含着某种乌托邦的元素。透过作品的热闹情节，大众文化不仅在消闲上吸引读者，但同时也反映出读者内心无意识的渴求，间接满足群众混藏的、期望美好的欲求。还有拥护者坚持说：大众文化也有精品，许多流行杂志有人文专版，可见，大众文化也关怀人文精神。持这样观点的人大概忘了，大众文化完全是按市场需要来关注人文精神的，因而这种关注并不是出于人自身的一种最内在的需要，反而使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时尚，一种可以营利可以升值的消费品。这也必然导致对于自身存在的终极关怀永远不会成为大众文化的目的。
杜夫海纳认为：审美对象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感性的完成（物质属性），二是某种完全蕴含在感性中的意义（意义内涵）。而大众时代的艺术，审美的物质属性被无限延伸，审美内涵则被漠视，意义缺失，因而审美想象被中止，审美被直接付诸于感官，审美体验过程因为不符合市场原则，被作为奢侈品弃置一边，严肃艺术与流行艺术的区别被强制取消，艺术的感性价值、观赏性成为第一，并且是唯一确定的价值，而艺术的理性价值、意义因素甚至深层情感价值，却变成可疑的附属物，纯属个人的领域而不予过问，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中感叹：“那些终极的、最高中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这就是《上海宝贝》等作品风行的原因之一。在类似这类的作品中，因为不再追求意义了，审美变成感官的直接享乐。生活在表面上呈现出来的多样性实质上是单调空虚的，生存的根本性伤痛成为物质世界的愉悦表演，心灵对人生的深情体验被分解为漫不经心、不经意的调情。
面对人在现代社会时常体会到的痛苦绝望，大众文化用卡拉OK或热线电话来实施救治。制作精美的MTV向人们昭示什么是最单纯的幸福，在这种滥情表演中，人生的真正艰辛与疾苦是被视而不见的。由于不再去追问深层的意义，大众化时代的艺术只创造一种对冷酷现实的平庸的补偿，它很少去启发一种认识现实的意识，更不用指望去启发一种改造无情现实的热情。
由于意义缺失，在大众文化许诺的虚幻的幸福中，自我成为游戏的主体，同时又是一个纯粹的看客，“看”的欲望被绝对化，表演(performance)就是为看或被看。无限的观看和被看，成为最后的风景。性和暴力作为一种表演也变得不可缺少。在看与被看中，人生的艰辛和自我的沉沦都溶解了，禁忌与敬畏都迷失在忘川般的快乐之中。由于这种欢乐并不是建立在对存在的整体性关怀之上的，它在根本上其实是把现代人对自我命运的悲怆感最大限度世俗化。换言之，商业意义是大众文化唯一关注的意义，所有艺术产品都被置于单纯商业意义的系统中，这样，“艺术的全部功能就颠倒过来了，它就不再建立在仪式的基础上，而开始建立在另一种实践——政治——的基础之上了”。（本雅明《作者作为生产者》）大众文化在进行机械复制和生产的过程中，却把这“另一种实践”——意识形态（包括政治）——回避掉了。事实上，正是意识形态把我们错置(misplace)在自然(nature)和时间(time)之中，而大众文化则教导我们把这种错置看成是一种不可改变的、自然的事实。“这样，就把它（指意识形态）变成一种非历史的真实，也就是一个万能的历史真实，在此意义上，那种（指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是不可变的，并以同种形式贯穿于我们所谓的历史。”（Althusser "Ideologyand The State"，见"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Newleft Books,1971,P151）君不见，当年让万人空巷的《渴望》传递的形象（慧芳）依然是“女人应该如此”的全方位牺牲，并把它看成天经地义；《雍正皇帝》、《还珠格格》风格看起来全然不同，骨子里唱的依然是“天子圣明，臣罪当诛”的老调。这恰恰是大众文化滞后于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的表现，而意义缺失，是其落后性和保守性的根源所在。在这种错置中，连革命本身都被看成是一种可以消费的休闲的方式：
至少在资产阶级国家里，这个运动把革命的反映转变为娱乐对象，使其轻易地在大城市的‘卡芭莱’酒吧中找到市场，因而它的政治意义确实在许多情况下已是耗净了。把政治斗争从一种果断的行动变成娱乐性冥思的对象，把它从一种生产方式变成一种消费品。（本雅明《作者作为生产者》）
于是，反叛变成了沉沦，创作让位于制作。在大众文化中，艺术不再是心灵的必须，它仅仅是有用的：艺术是存在的，但不是自律的。因此，如何在大众文化盛行的今日让人们对灌输给你的东西保持警觉，对大众文化保持理性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即使退一步说，“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令人新鲜的事，但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反以自己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是令人惊奇的事。”（霍克海姆、阿多诺：《启蒙辩证法》，第148页。）一种不再长叹着“哀民生之多艰”的生活当然使人轻松！——谁愿意天天面对本雅明所谓的“意义的总额恰好等于死亡的在场和衰朽的力量”？但是我们真的能在一个由机械复制虚拟的狂欢的大众时代永远背对着意义那双充满崇高与敬畏的眼睛吗？
大众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批评
20世纪90年代以降，大众文化以非意识形态的消费方式全方位地侵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化生产与文化工业挈入了文学“写作”（不是“创作”！），知识分子则放弃启蒙的角色，走向职业化、学院化，蜕变为专家、学者和职业工作者，转入职业化的知识运作。于是，在幻象丛生的文化地形图上，我们看到，作为天下之“公器”的文学批评的面影日趋模糊、暧昧，丧失了其内在的本真意义。
有论者把当下文学批评的精神失落归于“偏”、“繁杂”、“简”和“权”。而在我看来，“一言以蔽之”曰“假”。没有基本的价值操守，没有基本的价值判断，没有基本的价值尺度；在“怎样都行”的引导下，批评家以个人化、私人化、时尚化的写作姿态，热衷于“制造”热门话题，热衷于“语言狂欢”的表演，“自命经典”或“经典通胀”的“伪批评”铺天盖地，一如北京初春的“沙尘暴”。在太多的“宏篇巨著”里，我们看不到对于现代人的精神本质的揭示，看不到我们所处的时代表现出来的独特的精神与心灵苦难，看不到批评家自身对生存和艺术的切肤体验，看不到他们清晰的态度和意义图像的朗现。由于从不出示心灵，“批评家已死”，成了不争的事实。什么时候，我们的文学批评才有一点“人气”和“向上”的思想呢？
此刻，追溯批评的历史本源，考察其初始的文化动机，显得特别的重要。按照韦勒克的考证，在希腊文中，“批评”的词意为“判断者”，它与文本和词义的阐释密切相关。“批评”在古希腊实在是稀松平常的事，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批评乃是一个有文化的公民的日常活动。”到了中世纪，文法家、批评家和语言学家这几个词几乎可以互换，因为他们都是那些弘扬古代文化的人。17世纪，“批评”的涵义逐渐扩大，不单指一系列实践性批评，还包括传统称之为“诗学”或“修辞学”的文学理论。而在20世纪的英语世界，“批评成了像是整个世界观甚至哲学体系这样的东西。”无论如何，鉴别、判断、分析和阐释仍然是批评不可放弃的义务，是批评话语应有之义。在古代中国，“赋诗断章，余取所求”是先秦的批评纲领。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并将批评的功能归结为“兴、观、群、怨”，其“思无邪”就是一个批评的范本。从汉儒的“知诗之为经”到后来的“知诗之为诗”，文学批评话语渐渐独立于经史，但“讨论瑕瑜，另裁真伪，博参广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承担价值的鉴别和判断始终是批评话语的文化功能所在。我们的批评家或者滥用这一功能，或则已然忘却。
现代社会，是一个大规模的话语生产的时代，话语生产的意义决不亚于物质的生产。众多的话语类型组成了一个扇形的社会话语光谱，这是社会文化的意义配置方式。不同的话语类型承担不同的文化功能，彼此之间的冲突、抗衡或合作折射出社会文化内部的主流、支流与矛盾对立因素。话语生产无疑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话语光谱中，话语关系的分配体现了权力与利益的分配，话语生产的霸权一如物质财富的占有。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权力，生产怎样的话语，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文学批评话语虽然没有实践的意义，但“它始终坚持使人提高和上升”，在完善现代人格塑造乃至推动社会的进步中，有着独特的价值。庄子就说过：“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审美是人的自由境界，而真正的文学批评必须是“美”的，作用于人的灵魂的。
与大众在同一个平面上观察事物的批评家是没有出息的：大众看到的只是纷繁复杂的现象，即所谓“生活的原生态”；他们只有日常性，没有超越性；他们的观念通常只对生活负责，充斥着物质主义的实在气息。我们的批评家在所谓的“共享艰难”中，满足于使自己的“书写”成为文化“说书人”的叙事行为；他们以为不断地接近大众的眼光，并投合他们的趣味，便是我们时代的普遍真实。这种运用眼睛远大于心灵所得的“真实”是虚假的，因为它未能代表我们所处时代的本质，未能维系、解释、敞亮生命存在的意义。鲁迅说过：“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纵欲。”大众文化以及大众的世俗关怀都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只是人之为人的“最低纲领”，仅仅满足于此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有“最高纲领”，不断超越自我，抵达新的生命存在高度。文学批评不是纯粹的职业化知识运作，它必须通过审美的、艺术的视点介入社会；形成某种学理上基本的“共识”，筑造价值对话的平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回到真实”——敢于接受现实问题的挑战，关注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价值，依附于自己的心灵或良知，发出真实的声音，传导当代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把文学批评当“学问”来做：那些无关痛痒的“学问”已经“过剩”了。
参与对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批判或编码，并且游走它们之间，是人文知识分子所禀有的一种“特权”，更是不可推卸的使命。遭遇强大的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甚至可能还有精英文化的夹击，“哪有什么胜利可言，顶住就是一切！”（里尔克）我们真正的批评家能挺身而出并“顶住”否？
大众文化的生态
当代传媒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冲刷出一个多媒体时代的文化环境，大众文化的崛起成了当代文化领域的重要现象。在新的文化批评空间里，书刊以网上传播方式为主导的形态，大量的书籍以多媒体的光盘形态存在。由新兴的电子媒介所传播的文化形态，成为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感官接触的主要对象。畅销小说、肥皂剧、时装表演、流行音乐以其商品性肆意地侵入文化领域，到处蔓延。大众文化之所以在90年代的中国蓬勃发展，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转换有着密切联系。自从解除了种种的文化封锁之后，影视文学、MTV作为新型大众文化的艺术品类已经出现；书刊以越来越精美的外观设计形象吸引着读者。电子传媒培养了当代公众对于视像之美的爱好与兴趣，精美的出版物正在顺应电视普及之后大众视觉形象的敏锐的感觉能力，这无疑是影视将其强大的影响辐射至视觉文化世界的表征之一。媒体、广告则尽可能在营造一种消费的享乐的文化氛围。在一种与欲望和解的暧昧气氛中，资本忽然化作这个年代的万能语言。电子传媒在表面的新奇、大众化和选择自由中，营造了极其丰富的视觉文化风景线；另一方面，电子媒介表面的平等性与民主性又隐含着对于贵族精英文化专制的抵卸。无庸讳言，这些都成为大众文化具有强大的控制功能的重要原因。
然而，大众文化借助影像的逼真也剥夺了人们的怀疑能力，观众在接受了画面的同时又认同了其背后的价值观念。大众在共享文化空间时放弃了思考，在虚拟的真实中接受了种种意义的暗示。他们已没有能力发觉这种真实的可疑之处，同时也没有能力发觉这种真实背后可能的虚假。在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在美好现实的召唤下，在美妙动人的音乐声中，真实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文化制造商们借助包装制造出华丽的平面化形象，商品性消解着各种形象的精神内蕴。当商品性成为大众文化的首要的标准之后，低品位、粗鄙的文化垃圾也就充斥着文化市场，造成文化生态环境的恶化。如今，大众文化已经以种种方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大众文化研究的深远影响，对于大众文化传媒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
对于这样一种文化景观，许多追求深度的学者对于大众文化一直抱着一种严峻的批评态度。法兰克福学派的众多理论家——诸如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都曾对大众文化作出了猛烈的抨击，将大众文化讽刺为按照商品的原则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并将大众形容为完全变动的主体。同时，亦有为数不少的作家对于大众文化的社会影响提出过严峻的批评，他们抨击大众文化让人趋向时尚而失去自我，以单调的文化快餐将一代人喂养成为缺少文化个性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大众文化受到如此非议，是由于它们取消了个人化、独创性、自由度。台湾学者杭之对大众文化做过这样的描述：大众文化是“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通过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等大众传播媒介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其明显的特征是它主要是为大众消费而制作出来的，因而它有着标准化、拟个性化的特色。”（《一苇集》，三联书店，1991年，第141页。）由于市场的需要是大众文化制作的唯一准则，在文化市场中它又必须遵循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所以制作商们必须借助媒体的炒作与文化商品包装的新颖刺激来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大众文化市场上那么多的各领风骚三五天的歌星、影星就是根据市场的原则炮制出来的商品。由于大众文化的标准是建立在消费性基础之上的，明星们的一切包括其隐私都可以当作商品出售。当那些明星们成为商品后，他们走向市场其实就是走向物化，所谓的个性已被巧妙置换成“拟个性”，真正的个性已荡然无存。
阿多诺说，精英文化是一种自恋的艺术，一种拒绝进入交换关系不为大众接受的艺术。面对90年代大众文化的登堂入室，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必然都会作出反应。在貌似繁华的当代文化语境中，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可谓尴尬至极。面对大众文化的冲击，他们的发言权遭到了破坏，批判的声音已被淹没在众声喧哗的大众文化之中。自认为是文化标准创立者和评判者的精英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鄙夷和压制已宣布无效，顾影自怜或徘徊观望也已无济于事，于是他们便纷纷分化，一些人成为大众文化的制作者，就如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向商品化的转变大受好评。影视导演一声令下，多个作家争相为其创作的现象在大众文化氛围中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精英知识分子本来就不是什么预言家，其任务并不是一定要对未来的文化生态作出什么惊世的预言。精英文化对流行歌曲的态度的转变是可以看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界限已渐趋模糊。最初对崔健的排斥到现在的一些学者把他的歌词列入经典诗歌的行列便很能说明问题。李欧梵先生就认为香港的一些流行歌曲、电影的历史感非常强，背后影射的问题非常严肃，并不是随意的插科打诨，其中商业化和精英化的界限已不存在了。当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要持有一种批评立场。跟着媒体广告走，就像希腊女妖塞壬的歌声和美貌一样使人忘掉对意义的追求，只会使其丧失批评的精神立场。
大众文化亟需“身份确认”
尽管中国的大众文化已经经过八十年代的草创和九十年代的勃兴的二十年的创业期，甚至形成了从亚文化圈蔓延进文化圈（如大众文化类期刊和影视作品进入精英文化人家庭）、由民间进入学院（如武侠言情作品在大学校园的由地下转向公开，甚至进入研究课堂）、由江湖走向庙堂（如民间与官方合作“制作”娱乐性的影视作品）的星火燎原之势。大众文化仍然是“身份不明”，因为并没有得到主流文化，特别是精英文化的充分肯定，甚至受到了后者的顽强“阻击”。因此，尽管产生了流行音乐（爱情歌曲和摇滚乐为主）、大众影视（生活言情片和暴力片为主）、通俗文学（武侠言情小说为主）、流行期刊（生活休闲言情文章为主）“四大家族”，具有越来越大的市场和受众，但是在一个具有“自命清高”（中国文人特性）和“附庸风雅”（中国百姓风格）传统，而且从众心理极为严重的国度，无论是大众文化商品的制作者和消费者，目前都需要“身份认同”。制作者更是有“名不正言不顺”之感。所以出现一个奇特现象：越来越多的文人“下海”或者“触电”制作大众文化产品，甚至有文人意识到大众文化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黄金产业，却没有一个文人敢“文责自负”地站出来。
因此，有必要思考几个倾向性较强的问题：中国非工业时代或者非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大众文化”吗？如果照搬西方的“大众文化”概念，强调大众文化的生存境态的“市场性”（市场需求第一）、生产目的的“盈利性”（投资效益至上）、制作手段的“资本性”（资本运作垄断）和“制作性”（机械复制、批量生产、科技含量）、传播方式的“广告性”（广告策略、媒体炒作）和“垄断性”（文化资源及文化市场垄断）……那么，很难将中国长期存在的“下里巴人”文化或者民间文化归入“大众文化”范畴。如果接受西方的“大众文化”的一个概念"popular culture"（另一术语是"massculture"），并将此术语译为“流行文化”，把“流行性”作为大众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它与中国百姓长期接受的“喜闻乐见”的下里巴人文化、民间文化有何异同呢？如果强调大众文化的市场经济特性，由主流意识形态，甚至完全是由政府行为的文化品，如“春节联欢晚会”和一些影视作品是否也应该纳入“大众文化”呢？如果强调大众文化产生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及传媒时代、广告时代的“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大众文化的消费者理所当然主要是市民，它可以纳入“市民文化”中，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文化中是否也有“大众文化”呢？如果强调大众文化的世俗性、民间性和文化层次和审美水准的通俗性甚至低级性，认为大众文化是“群氓”的文化而不是“群众”的文化，那么，知识分子是否也是“大众”中的一员，是大众文化的消费者呢？甚至还可以发出这样的疑问：目前被界定为大众文化产品的那些商品，如生活类期刊（如发行量数百万份的《知音》、《家庭》）、休闲性影视（如贺岁片）、搞笑性晚会（如模仿秀）等，是否真的具有人们，特别是国人已经习惯了的“文化”概念中的文化意味，尤其是“有文化”常常与“有教养”等同的“文化”意义”是否应该如有的文人退而求其次甚至带有歧视地把它们定为亚文化圈或者泛文化中的商品？……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是想说明西方语境中的大众文化概念进入中国本土后发生了巨大变异。特别是现实中国，存在着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人群、不同阶层甚至不同职业之间的巨大的文化差异；中国的市场经济也非完全的自由竞争的资本经济。这些正是目前中国大众文化研究者，特别是本身是精英文化的代表，又生活在“西学东进”的狂潮中的学者极端忽略的。
今日中国的大众文化，不只是“泊来品”，也不只是历史传统，如通俗文化传统的回光返照，还是改革开放特定时代的产物。特别是受到极端压抑的国人的自主意识和文化的自主意识觉醒的产物。这三者都会带来生长的“极端”，造成其生态环境的复杂。以致目前的大众文化的利弊相生，如目前在学界争论最激烈的重视“当下生存关怀”与重视“人文关怀和终极关怀”两大观念。从现实看，“现实关怀派”更适合今日国情，却难逃“急功近利”之嫌；从长远看，“终极关怀派”似乎更有用，却带有“不食人间烟火”之弊。但是，利，仍然远远大于弊。
尽管改革开放已二十年，国人务实多了，但对现实生存的重视仍然不够，特别是文人，重精神轻物质、重未来轻当下、重结果轻过程的自命清高的“旧习”仍然严重存在。在此呼吁文人，特别是精英文人不要再当大众文化的挑刺者和旁观者，为了源远流长且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不至于完全沦落为只关注当下、只重过程不管结局的及时行乐的"mass culture"（“群氓文化”），变消极防守为主动出击，抢占市场当大众文化制作者，在“盈利”的同时，不要忘记“提升”大众的文化品位，甚至加点“启蒙”。不仅有助于提高受众的欣赏水平、开发个体的人的智能和提高群体的文化品位，有助于改善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更能够解决大众文化产品制作粗糙、炒作火爆、商大于文、见利忘文甚至见利忘义等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