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赋话的粘附与分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03)06-00104-06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到宋代出现了以“话”为形态的批评方式，论其时序，首先是“诗话”，继之出现的有“文话”（含“四六话”）、“词话”、“曲话”、“赋话”、“经义话”与“小说话”等。结合诸“话”内容，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自北宋欧阳修撰《六一诗话》始肇其体，各类“话”例皆依次而出，如唐宋词盛而有词话，元明曲盛而有曲话，明清八股盛而有经义话，小说盛而有小说话，惟赋早盛于汉而至清乾隆间始出赋话。二是各类“话”例皆有相对独立性，但亦有相兼，如诗与词，四六与经义等，然最突出的是“赋话”受容于诗话与文话，尤以诗话兼容赋话为多，直至清代“赋话”体始独立。合此又可见一现象，即古代诗、赋话的粘附与分离，其中彰显的历史演进与理论内涵，宜为辟发。
一
对诗话的产生及性质，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以“论辞论事”概述其体，颇受学界重视。如郭绍虞认为章氏所言“论诗及辞”与“论诗及事”二例“最好”，因为“仅仅论诗及辞者，诗格诗法之属是也；仅仅论诗及事者，诗序本事诗之属是也。诗话中间，则论诗可以及辞，也可以及事，而且更可以辞中及事，事中及辞”。[1](P.2)考赋话缘起，名称初见宋人王銍《四六话序》：“銍类次先子所谓诗赋法度与前辈话言，附家集之末，又以銍所闻于交游间四六话事实私自记焉。其诗话、文话、赋话，各别见之。”王氏将赋话与诗，文、四六话对举，值得重视，惜其赋话未见，且历宋、元、明三朝，亦无冠以“赋话”之名的著述出现。所以到清乾隆间浦铣刊刻《历代赋话》时，在《自序》中感喟：“宋汝阴王銍性之撰四六话一卷，自序云：“诗话、文话、赋话各别见。’顾赋话未见其书也，岂为之而未成欤？抑失其传欤？夫诗话之作伙矣，赋则错见于诸书，未有集其成者。”袁枚为浦氏《历代赋话》作序亦云：“唐以后，诗有话，诗余有话，独赋无话。……柳愚先生创赋话一书。”[2]而观清代赋话之制，其“别立一宗”在于脱离诗话而独立，然其内涵或探讨渊源流变，或研究风格体制，或注重辨析考核，或展示作法技巧，或搜罗史料掌故，多渊承诗话之旨。如果探究自宋以来诗话兼融赋话以及清代赋话脱离诗话而别立之因，我以为首先应从文体学批评的视角看等诗、赋话产生前诗论与赋论的关系。
诗、赋理论的结缘始于汉人的辞赋观，代表说法见于班固的两段话：一是《两都赋序》“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二是《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后序：“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春秋以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夫志之赋作矣。……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据此有三层意义：其一，汉人论诗专指《诗经》，赋源于《诗》为其根本。其二，班氏强调赋源于诗在于“讽”“颂”作用。其三，《汉志》所言“不歌而诵”的“赋”即诵《诗》意，重在社会作用，只是在诵《诗》之社会作用消失后方有“失志之赋”的出现。以此为例，可知汉人诗、赋粘附的思想要在《诗》之“用”，并无“体”的意义或艺术审美内涵。然随着汉赋创作的兴盛，所谓“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3](p.1)，诗、赋理论至魏晋时代又进入一由枯附而分离的阶段。其时视诗、赋相同者仍传承汉人赋源于《诗》的观念，所不同处在改变其单纯的‘功用”理论而上升到一种“体”的认知层面。如《文选》卷四五皇甫谧《三都赋序》解“赋者古诗之流”云：“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又解“不歌而诵谓之赋”云：“然则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显然已将“古诗之流”与“不歌而诵”引申为赋体定义。也正因这一时期赋“体”观念的确立，出现了诗、赋分离的批评，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论述与刘勰《文心雕龙》分立《明诗》与《诠赋》篇章，最为典型。与持诗、赋粘附观念者不同的是，从文体论区别诗、赋之异者所言“诗”已不限于狭义的《诗》三百篇，而是取广义的诗歌创作，这为今后诗话与赋话的理论表述提供了广泛的审美基础。
与汉晋诗、赋理论范畴不同，唐宋时代诗、赋批评的粘附与分离又出现一新的畛域，即围绕“诗赋取士”而出现的大量指导士子场屋竞技的诗格、赋格类的撰述。诗格起于初唐，至中晚唐而盛，宋代渐衰，代表作今存者如上官仪《笔札华梁》、元兢《诗髓脑》、崔融《唐朝新定诗格》、旧题王昌龄《诗格》、旧题白居易《金鍼诗格》、郑谷等《新定诗格》、僧齐己《风骚旨格》、王玄《诗中旨格》、王梦简《诗洛要律》、僧神彧《诗格》、旧题梅尧臣《续金鍼诗格》等[1]。而唐宋以来赋格，据《宋史·艺文志》著录有白行简《赋要》、浩虚舟《赋门》、范传正《赋诀》、纥于俞《赋格》、和凝《赋格》、张仲素《赋枢》、马偁《赋门鱼钥》，吴处厚《赋评》等，惜皆亡佚。今存同类撰述，仅有唐代无名氏《赋谱》和宋代郑起潜《声律关键》两种（注：唐无名氏《赋谱》存日本五岛庆太氏藏抄本，近年始转录回国，初见《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严寿澂译［美］柏夷《〈赋谱〉略述》。郑起潜《声律关键》今存宛委别藏本。）。另有文话或杂录中收有少量的赋论，如北宋李腐《济南先生师友淡记》收录秦观论赋语十二则，即类同《赋谱》，系讨论律赋作法与技巧的。而考察诗、赋格撰写内涵及形式，其重声律、重格式，教人科试诗赋之法门，是完全相同的。如崔融《唐朝新定诗格》论诗之“九对”，其“字对”云：“字对者，谓义别字对是。诗曰：‘山椒架寒雾，池
韵凉
。’‘山椒’即山顶也，‘池’傍池竹也。此义别字对。”无名氏《赋谱》论赋之句法：“凡赋句有壮、紧、长、隔、漫、发、送合织成，不可偏舍。壮（三字句也）：若‘水流湿，火就燥’；‘悦礼乐，敦《诗》《书》’；‘万国会，百工休’之类，缀发语之下为便，不要常用。”同是用创作例证法则。又如僧神彧《诗格》论“破题”、“颔联”，“诗腹”。“诗尾”等，系唐五代教人试诗用“齐梁体格”之作法，而郑起潜《声律关键》论“五诀”（认题、命意、择事、琢句、压韵），正是教人作棘闱“八韵”律赋之范式。二者统合于诗赋取士制度，殊为一致。但是，诗赋取士作为制度虽合为一体，且诗、赋格之教人作法也尽相同，然诗、赋毕竟有“体”的差异，所以唐宋诗、赋格又独自成篇（书）。翻检全唐五代诗格，睢旧题贾岛撰《二南密旨》“论六义”涉及“赋论二。赋者，敷也，布也。指事而陈，显善恶之殊态。外则敷本题之正体，内则布讽诵之玄情”，属泛论六义，非指导场屋赋之作法。而赋格专论律赋，亦不兼融诗体（注：按：日僧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著录佚名《诗赋格》一卷，已佚，是仅见诗赋格合成一例，引见《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第577页。）。这种形态的分离到宋以后出现的诗话大量兼融赋话又发生的较大变化。
二
诗话体批评与诗格体批评有一大异旨，即在改变其为场屋服务及教授技法的功用，而为自由品鉴的论事及辞。作为第一部诗话的欧阳修《六一诗话》即自言其撰著要旨在“以资闲谈”[5]，且开宋人风气，关于这一点，文学批评界有人直谓“‘诗话’是对于‘诗格’的革命”[6](P.220)。换言之，诗话作为一种对诗人诗作的品评，是迥异于为场屋文学服务的“诗谱”“诗格”的。赋话则不然，因为其成书晚至清代，其与赋格相较，已不具备宋代诗话之于唐五代诗格的所谓时代“革命”性，所以在宋、元，明三代，没有专书的“赋话”论事及辞或以资闲谈，则基本依附于诗话著述而零星存在。
从赋话粘附于诗话的形式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
1.有关诗人的记事言及辞赋
例如：尤袤《全唐诗话》卷之三：“（刘）禹锡久落魄，乃作《问大钧》《谪九年》等赋，又序张九龄事为诗，欲感讽权要。”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汪辅之在场屋，能作赋，略与郑毅夫、滕达道齐名，以意气自负。既登第，久不得志，常郁郁不乐，语多讥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第五：“荆公以诗赋决科，而深不乐诗赋。试院中五绝，其一云：‘少年操笔坐中庭，子墨文章颇自轻。圣世选才终用赋，白头来此试诸生。’……熙宁四年，既预政，遂罢诗赋，专以经义取士，盖平日之志也。”又同书卷第十七：“傀儡之戏旧矣，……晏元献公尝为《傀儡赋》云‘外眩刻琱，内牵缠索，朱紫坌并，银黄煜爚，生杀自口，荣枯在握’者，可谓曲尽其态。李义山作《宫妓》一绝云：‘朱箔轻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支。不须更看鱼龙戏，终恐君王怒偃师。’是以观倡不如观舞也。”吴师道《吴礼部诗话》：“何钦无适好写竹，赋云：“栾兮娟娟，玉立兮露寒。翠青葱兮荟蔚，风鸾舞兮琅玕。风之来兮天之庭，过岩谷兮韵秋声……’词旨清绝可爱。后阅赵石泉道士诗集，云是海陵王 山父作。”顾起纶《国雅品》：“倪隐君元镇，高风洁行，为我明逸人之宗。……集中所载《赠王生》云：‘君其慎语默，世事岂余闻。’《秋夜赋》云：‘恬淡其寡欲，荣名非所忻。’可想见清节。”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朱元晦究心古学，于骚则注释灵均，于赋则发扬司马，于诗则旨归伯玉，于文则考订昌黎。”这类例证在诗话中最多，是以记事为中心而以赋附诗的。
2.谈创作现象兼及诗与赋
例如：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古之圣贤，或相祖述。……班孟坚作《二京赋》拟《上林》《子虚》；左太冲作《三都赋》拟《二京》……退之《南山诗》，乃类杜甫之《北征》。”吴聿《观林诗话》：“庾信《鸳鸯赋》云：‘昔有一双凤，飞来入魏宫。今成两株树，若个是韩冯。’盖符中切。半山《蝶》诗云：‘岂能投死为韩冯。’乃皮冰切。”吴
《优古堂诗话》“睹木兴叹”条：“魏文帝《柳赋》：‘在予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围寸而高尺，今连拱而九成。’……文忠诗云：‘人昔共游今孰在。树犹如此我何堪。’荆公诗：‘道人从何来，问松我东冈。举手指屋脊，云今如许长。’……意皆相沿以生也。”杨慎《升庵诗话》附录“古诗文宜改定字”条：“颜延年《赭白马赋》：‘戒出豕之败驾，惕飞鸟之踌衡。’‘出’字不如‘突’字。白居易诗：‘千呼万唤始出来。’‘始’字不如‘才’字。诗文有作者未工而后人改定者胜，如此类多有之。”[7](P.945)谢榛《四溟诗话》卷一：“晋傅咸集七经语为诗，北齐刘昼缉缀一赋，名为《六合》。魏收曰：‘赋名《六合》，其愚已甚；及观其赋，又愚于名。’后之集句肇于此。”又卷三：“凡袭古人句，不能翻意新奇，造语简妙，乃有愧古人矣。谢庄《月赋》：‘洞庭始波，木叶微脱。’盖出自屈平‘洞庭波兮木叶下’。譬以石家铁如意，改制细巧之状，此非古良冶手也。王勃《七夕赋》：‘洞庭波兮秋水急。’意重气迫，而短于点化，此非偷狐白裘手也，许浑《送韦明府南游》诗：‘木叶洞庭波。’然措词虽简而少损气魄，此非缩银法手也。”李东阳《麓堂诗话》：“文章如精金美玉，经百炼历万选而后见。……如李白《远别离》《蜀道难》、杜子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新婚别》《兵车行》，终日诵之不厌也。苏子瞻在黄州夜诵《阿房宫赋》数十遍，每遍必称好，非其诚有所好，殆不至此。然后之诵《赤壁》二赋者，奚独不如子瞻之于《阿房》，及予所谓李杜诸作也邪。”其或考字义，或辨音声，或记本事，或论艺术，皆举诗、赋例说明一种创作现象，是出于论家诗赋同类思想而以赋附诗的。
3.专条评述赋家赋作
例如：杨万里《诚斋诗话》：“东坡《赤壁赋》云‘扣舷而歌之，歌曰’云云，‘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山谷为坡写此赋为图障云‘扣舷而歌曰’，又曰‘其声呜呜，如怨如慕’。去‘之’、‘歌’、‘然’三字，觉神观精锐。”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二：“《芜城赋》云：‘板筑雉堞之殷，井干烽橹之勤。崪若断岸，叠似长云。观基扃之固护，将万祀而一君……’《园葵赋》云：‘仕非鲁相，有不拔之利；宾惟二仲，无逸马之忧……’鲍明远赋有思致，然太拘狭，开拓不去。略存二赋于此。诗工于赋，押韵用事，往往切题。”杨慎《升庵诗话》卷三“古赋形容丽情”条：“《九歌》‘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予兮目成’，宋玉《招魂》‘娭光眇视目曾波’，相如赋‘色授魂与，心愉于侧’，枚乘《菟园赋》‘神连未结，已诺不分’，陶渊明《闲情赋》‘瞬美目以流盼，含言笑而不分’，曲尽丽情，深入冶态，裴硎传奇，元氏《会真》，又瞠乎其后矣，所谓‘词人之赋丽以淫’也。”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语赋，则司马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致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扬子云曰：‘诗人之赋典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又卷六：“赋至何李，差足吐气，然亦未是当家。近见卢次楩（楠）繁丽浓至，是伊门第一手也。惜应酬为累，未尽陶洗之力耳。”谢榛《四溟诗话》卷一：“枚乘始作《七发》，后有傅毅《七激》、张衡《七辩》……诸公驰骋文词，而欲齐驱枚乘，大抵机括相同，而优劣判矣。”又卷二：“傅咸《萤火赋》：‘虽无补于日月兮，期自照于陋形。当朝阳而戢景兮，必宵昧而是征。进不竞于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骆宾王赋：‘光不周物，明足自资。处幽不昧，居照斯晦。’二子皆有托寓，繁简不同。”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五：“苏长公极推秦太虚《黄楼赋》，谓屈、宋遗风固过许，然此赋颇得仲宣步骤，宋人殊不多见。”如此专条论赋，在诗话中例证极多，然观其内容，仍以论事及辞为要。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一类别，表现出赋话在粘附于诗话之同时，已有渐趋独立之趋势，因为如果将其论赋诸条抽绎汇编，即为后世以专书形式出现之赋话的雏型。
按：以上三类，系自宋迄明诗话中常见的现象，而清代诗话虽仍援前例有之，但较前朝明显减少，其因即在赋话与诗话在批评家眼中渐次分离。由此，我们通过数例比较，明清两代诗话含赋话又较多出现与前此相异的两种现象，即：
4.论《诗》《骚》而及于赋体创作
例如：谢榛《四溟诗话》卷二：“屈宋为词赋之祖。荀卿六赋，自创机轴，不可例论。相如善学《楚词》，而驰骋太过。子建骨气渐弱，体制犹存。庾信《春赋》，间多诗语，赋体始大变矣。”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骚盛于楚，衰于汉，而亡于魏。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以《反骚》视《离骚》，以《九怀》视《九辨》，以《宓妃》视《神女》，以《景福》视《灵光》，无论作述，优劣较然。求骚于汉之世，其《招隐》乎？求赋于魏之后，其《三都》乎？”乔亿《剑谿诗说》卷上：“《三百篇》《楚骚》外，如汉、魏、六朝名赋，皆诗学之丹头。扬子云曰：‘能读千赋，则能为之’，非为材料也。如此然后尽文章之变态。”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引冯定远语：“诗至屈、宋，变为词赋。”其论或凝合骚、赋，或辩其异趣，均含有赋源于骚的史观。拓而言之，骚、赋又皆源于《诗》。再观数例：王士祯等《师友诗传录》：“问：‘昔人云诗贯六义……’阮亭答；‘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雅，四曰颂，五曰比，六曰兴。夫六义之序，以赋次风者，何也？元晏先生所云：赋也者，因物造端，敷弘而体理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美；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是赋者古诗之流也。’”鲁九皋《诗学源流考》：“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自春秋迄战国，又数百年，于是屈子兴于南服，作为《离骚》、《九歌》、《九章》之属，以上继《风》、《雅》、《颂》之音，其徒宋玉之徒和之，号为《楚辞》。遭秦灭学，旋废其业。汉兴，……司马相如、扬雄又沿其流，作《子虚》、《上林》、《羽猎》、《长杨》诸赋；东都班固、张衡继之，而《两都》、《两京》等赋出焉。”此类论诗史而考镜源流，将汉晋赋论如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刘勰《诠赋》“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纳入诗话品评，这也标志了诗话作者逐渐改变前期的“以资闲谈”而对赋“体”的重新审视。
5.汇多则赋话或分卷专门论赋现象的出现
考宋元时期诗话，赋论多因人而散见书中，惟诗话总集按类书之法编纂，如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三汇总“晦庵论楚辞”多则，兼及于赋。而至明清，诗话专集已大量出现将其零星赋话汇总情形。区分而言，又可归为三种类型：一是因“体”分类，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论诗体，兼及骚赋多则。如论“作赋之法，已尽长卿数语。大抵须包蓄千古之材，牢笼宇宙之态”条；论“骚览之，须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赋览之，初如张乐洞庭，褰帷锦官，耳目摇眩”条，皆古今论赋中的精美表述。二是因“时”分类，如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二论“楚诗”，即骚赋专论。乔亿《剑谿诗说》卷上继论三百篇后亦列骚、赋论近十则。而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周汉”，论屈、荀、宋及汉赋诸家，是按诗史时间划分论赋；其《杂编》卷一又专述骚赋，属分体之论。三是分“卷”论赋，最典型的是吴景旭《历代诗话》，其卷七论述《楚辞》，卷十二论述赋体，虽多属名物及词语考证，然观其编排体例，已彰显了赋话在诗话中的相对独立性。至李调元《雨村赋话》、《雨村诗话》、《雨村词话》的分立，刘熙载《艺概》中分立“文”“诗”“赋”“词曲”“书”“经义”六篇，完成了赋话由对诗话的依附到分离的过程。
三
据现有文献，赋话专书出现于清乾隆年间，即其时撰著并刊行的李调元《雨村赋话》与浦铣《历代赋话》（后附《复小斋赋话》两卷）。按时而论，李著自署成于“乾隆四十三年”，初刻于四十四年779年），浦著则初刻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李著当属刊行的第一部《赋话》。然浦氏叙成书经过，自谓初稿于乾隆二十九年，成于四十一年，因“无力付梓”，故延至乾隆五十三年始刊行，所以其《自序》说“诗话之作夥矣，赋则错见于诸书，未有集其成者”，沈德潜题《序》也谓其“创赋话一书”。同样，李著《自序》亦谓：“古有诗话、词话、四六话，而无赋话。……因汇为一集，名曰赋话。”对照其说，可知两人治赋话之学互不相知，皆为首创（注：按：当时文士为浦著题序者除袁枚尚有孙士毅、杨宗岱等，皆言独创，可见李著虽刊刻在前，然流传未广。而浦著撰集，耗时甚久，两书故无相袭可能。）。继李、浦之后，清世赋话多出，举要有孙奎的《春晖园赋话》、王芑孙的《读赋卮言》、江含春的《楞园赋说》、林联桂的《见星庐赋话》、姜学渐的《味竹轩赋话》、刘熙载的《赋概》、程先甲的《赋话》等十余种（《赋话论》）[8]。从数量上看，清代赋话无法与数以百计的诗话相比，但其“别立一宗”的现象及意义，是有未可轻估之价值的。
清代诗话兼容赋话数量的相对减少和赋话分离于诗话而独立成书，既有当世文学创作及理论衍展之因，又与文学批评思潮的历史演进相关，试为归纳，作以下几点探讨：
首先，元明以来文学辨体思潮以及由此隆盛的“尊体”批评意识，成为赋话与诗话分离的理论基础。唐宋以律赋取士，故出现教授律赋作法的赋格，也因此在赋域出现古、律赋之辨，即清人陆葇所云“古赋之名始于唐，所以别乎律也”[9]。迨至元代由废诗赋取士到恢复其制，始尊楚、汉以古赋应试，而第一部赋学辨体论著即祝尧的《古赋辩体》也应运而生。祝著辞赋按时段分为“楚辞体”、“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唐体”与“宋体”五类[10]（按：祝著《外录》另设“骚体”类，收录历代仿骚作品。），专属古体，而与唐宋应制律体划出疆界。这种在当时极现实的为科举服务的辩体撰述，在明代却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影响。继祝著后，出现了一批如吴讷《文章辨体》、黄佐《六艺流别》（含诗文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张懋贤《诗法撮要》、王用章《诗法源流》、许学夷《诗源辩体》等“辨体”论著。这种辨体意识，构成了明人诗论重“诗骚传统”、“诗必盛唐”，文论重“文必秦汉”，词曲论重“当行本色”，赋论重“祖骚宗汉”等历史批评与文体批评的观念。许学夷《诗源辩体》自列凡例，认为其编“以辩体为主”，论诗如此，而兼及楚汉时代骚赋，更是多处征引祝氏之论以为证。如其卷三十六载：“祝君泽《古赋辩体》，采屈、宋、两汉、三国、六朝、唐、宋人诸赋，辩其体制之不同。……其辩以为：‘骚人之赋与诗人之赋虽异，然犹有古诗之义，词虽丽而义可则；宋玉、唐勒而下，则是词人之赋，词极丽而过淫荡。’又云：‘俳体始于两汉，律体始于齐梁，至宋则以文为赋。’其论甚确，当是赋家一善知识。”观诸家辨体之论，虽按时分类辨“体”中之“体”，但其辨体本身已内涵分体而“尊体”的意识。所谓“诗赋各有体制”（谢榛《四溟诗话》卷四），已渐成当时诗赋评论家的共识。而元明两代的诗赋辨体与尊体发展到清代，如浙西词派之“雅正”，桐城文派之“雅洁”诸说，均尊体理论的表现。而落实到诗赋批评，内涵是各尊其体愈明显，而形式则表现在依附于诗话之赋话相对集中，且渐次分离而独立。赋话著述的出现正是这种由辨体而尊体之理论的结果。
其二，清廷科举重新试赋及对赋体文学的重视，是赋话与诗话分离的现实需求与历史动因。诗赋创作自唐以后，存在文人创作与应制考试两条线索，诗格与赋格即后者的产物。就赋域而论，宋以后科场变化较大，其中元人“变律为古”（李调元《赋话》）与明人专以制艺（八股）取士最为显著，致使律赋退出科场，赋格亦销声匿迹，文人赋作的品评即论事及辞的赋话较多地附见于诗话著述。然而，也正因为元、明辞赋复古与文人化创作意识的提升，形成了对唐宋场屋律赋的理论反省，“祖骚宗汉”成为一时赋之为体的根源意识。清代赋话作者显然继承了这一本根意识，但同时又接受了一个现实，即清廷对科试律赋的恢复。考清代试赋，首开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试题为《璇玑玉衡赋》一篇、五言排律《省耕诗》一首。当时“中外翕然，竞以文辞相应”[11]。而为使举子有规可循，康熙帝亲敕大学士陈元龙编纂《历代赋汇》，并御制《序》称：“赋者，六义之一也。风雅颂兴赋比六者，而赋居兴比之中，盖其敷陈事理、抒写物情，兴比不能并焉，故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由是以来，兴比不能单行，而赋遂继诗之后，卓然自见于世。”继而，康熙对汉晋制作与唐宋考赋均以高度评价，使其推尊赋体意识形成对古、律赋的兼容”[12]。自此，终清之世，虽常科进士乡、会试承明制不考诗赋，但特科如博学鸿词和童生院试、翰林院馆试及书院童试科目皆有律赋（偶有用古赋者），私塾蒙师亦多以诗赋课生，以致有黄滋爵《国朝试律汇海序》之赞叹“国朝试律之盛，远轶三唐”。正是考赋的现实需求与对古、律赋体的兼容思想，成为赋话独立且兴盛的动因。试观李调元《雨村赋话·自序》为赋话正名云：“徐铉之集唐宋津赋为《赋苑》二百卷，李鲁之《赋选》五卷，杨翱之《典丽赋》六十四卷，唐仲友之《后典丽赋》四十卷，马澂之《赋门鱼钥》五卷，搜辑则该博矣，决择则精粹矣，然只帖括之津梁，而非作赋之法门也。故虽体物浏亮，为士人占毕之具，而其中有蕴奥焉，尚隐而未发也，故亦不可以赋话名。”很显然，一方面李氏所言“蕴奥”在不拘于唐宋为“帖括之津梁”的赋格类工具，而重赋体艺术与作赋法门，一方面他又明言其论于“溯流穷源”中“尤津津于声律之学”，视赋话为有关声律技巧的专门学问。结合他的赋话完成于其在连州试院主课期间，可知为科试现实服务与倡扬尊体重法理论在赋话中是融通的。
其三，赋专集的大量出现及律赋批评的自觉，与赋话脱离诗话而独立成体相辅相成。宋元以来诗话大量的出现，固有多种原因，其中与唐宋以降诗家诗集的滋盛不无关联，由此来看清代赋话专书的出现，同样与赋家专集的滋盛有着紧密的联系。考查历代赋集，清以前数量有限，是至清人始多以汇集其成的专门形式彰显其赋体创作。分而述之，清代有赋总集、选集、别集计数百种，而《同馆赋抄》类的场屋赋汇集也成一代风气[13]。探究赋集与赋话的关系，有两方面比较突出：一是清代赋集绝大多数是律赋，这取决于科试律赋的文化制度，而诸家赋话的品评重点亦在律赋，其精髓即在律赋批评的自觉。以李调元《雨村赋话》与浦铣《历代赋话》、《复小斋赋话》为例：李著首《新话》六卷，论列汉魏迄元明赋，对唐、宋律赋论述尤多；后附《旧话》四卷，系采录旧籍史料编成。浦著《历代赋话》二十八卷（正、续集各十四卷），均为辑录旧籍史料，而其所附《复小斋赋话》两卷收录作者赋论二百六十余则，重点评述唐宋元明律赋，兼及汉魏六朝古体。与李、浦二著论前朝律赋以供当世创作参摹不同，林联桂《见星庐赋话》十卷除首卷论“赋”义，余九卷皆评骘当朝律赋，取资均为诸家赋集，再看孙奎的《春晖园赋话》两卷，上卷纪赋家本事，下卷言辞，即谈作赋旨趣，意主律赋之鉴赏。因为从赋体文学批评来看，楚汉大篇兼包才学，更重气象，惟律体小篇，尤重声辞，正合于“津津于声律之学”的赋话，所以清代赋话是由律赋鉴赏而推扩于古赋的。二是清代赋话的评论大量取资于赋集序跋及评点文字。比如李调元《雨村赋话·新话》对律赋的品鉴，基本录自汤稼堂《律赋衡裁》的“例言”与“余论”（注：汤稼堂《律赋衡裁》，亦名《历朝赋衡裁》，北京图书馆藏有清瀛经堂藏板。按：汤氏“例言”计八条，“余论”计四十八则。），且在其《自序》中直言不讳“杭郡汤稼堂前辈刻有《律赋鉴衡》一书，颇先得我心。……日与诸生相指示，时用纸条摘录其最典丽者各数联，以教之使知法。而又间以稼堂所评骘者，拈出之以定其归”。又如前引陆葇《历朝赋格·凡例》中有关“古赋之名始于唐”的一段言论，亦全见录于林联桂《见星庐赋话》。同时，清代有的赋话实附赋集而存，如姜学渐《味竹轩赋话》即附录其所编《资中赋抄》[14]，朱一飞的《赋谱》亦冠于律赋选本《律赋拣金录》卷首[15]。合此两端，可见赋话分离于诗话是以大量律赋创作及赋集编纂为基础，换言之，是当时律赋创作的繁盛与自觉，才出现“别是一宗”之理论著述赋话的。
其四，通过研究赋话的理论内涵，可以看到赋话与诗话赖以产生之文化基础的差别，并由此决定两者批评体式的不同。清代赋话数量不多，内涵则颇博杂：有类编旧闻的，如李著《旧话》和浦著《历代赋话》；有记事及辞的，如李著《新话》、浦著《复小斋赋话》；有如赋学专论（包括源流、体制、风格、结构、鉴赏）的，如王芑孙《读赋卮言》、魏谦升《赋品》、刘熙载《艺概》；有专教作法的，如汪廷珍《作赋例言》、江含春《楞园赋说》等。也有一种而兼众制的，如姜学渐《味竹轩赋话》有“赋学一则”论赋体艺术，“初学律赋一则”教律赋作法，“赋话数则”论事及辞。以此与清代仍以论事及辞为主的诗话相比，确实已见差异。推而论之，自宋代诗话的产生，即以唐宋大量文人诗歌创作为基础，形成对依附场屋文学之诗格的扬弃；而清代赋话的产生基础更多的却是清廷恢复考赋的文化政策，所以其内涵又形成对诗（赋）格（考赋性质）与诗话（文人性质）体式的兼容。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赋话与诗话的分离，不仅因赋话自身内涵丰富，也同样在于二者日益显现的理论内涵的差异。比如根据诗歌的特性，诗话品评多“体派”意识，如，“盛唐”、“大历”、“江西”、“河汾”、“诚斋”、“铁崖”等；而赋以“体国经野”、“敷演无方”的特征而表现出非文人化倾向，尤其是长期的“献赋”与“考赋”制度决定其宫廷文学气象，所以赋话品评更多的是“体类”意识，如“骚体”、“散体”，“骈体”、“律体”等。作为对赋体艺术的总结，清代赋话表现出的历史性批评（自楚汉迄明清）与专题性批评（如律赋评论与作赋法则等），均非诗话所能涵摄，这也是赋话从对诗话的粘附渐次分离而最终独立的重要原因。
［收稿日期］2003-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