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资源流动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货币论文,体系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的提出
迄今为止的各种国际货币体系中始终存在着中心-外围构架。位于这一构架中心的国家担负着提供国际货币的职能，而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输出国际货币过程的对应面，就是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注入实质资源的过程。换句话说，外围国家以支付国际铸币税为代价，获得了使用国际货币的便利。波多(Michael Bordo)和弗兰德若(Marc Flandreau)比较了金本位制下的中心-外围构架和当前的中心-外围构架后认为，在金本位制下，中心国家把货币和黄金固定，外围国家或者仿效中心国家和黄金固定，或者实行浮动汇率。外围国家的大量外债以中心国家的货币计值，因此外围国家容易遭受金融危机和债务失败的打击。货币贬值意味着外围国家债务负担更重，它们不得不在“保持汇率浮动的同时严格限制外国借款”和“投入巨大资源维持与中心国家的硬钉住”之间进行痛苦的选择。在当前的中心-外围构架下，中心国家能够成功地实行浮动汇率，而外围国家的金融市场不成熟，依然需要借入大量以中心国家货币计值的债务，并且同样害怕汇率波动。为了能够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它们不得不选择钉住中心国家的货币。中心-外围构架的形式不断演进，但实质并没有改变，即中心国家对整个构架具有支配权，外围国家只能是被动依附。（注：Michael Bordo and Marc Flandreau," Core,eriphery,Exchange Rate Regimes,and Globalization," NBER Working Paper,No.8584,November 2001.）
我们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在一种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被引入初期，总能适应该时期国际贸易和投资对于国际流动性和清偿力的要求，从而能够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时间之后(往往是几十年时间，例如金本位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都延续了3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国际经济中出现了一些新特点，特别是主要大国之间的相对实力发生了变化之后，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变得不再具有可持续性，或者说变得系统不相容了。此时，旧体系就会被新体系所取代。（注：张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系统相容性分析》，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26～28页。）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外围构架具有动态演进的特征，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彼此之间可能相互转化，经济实力的衰落可以使中心国家蜕变成外围国家(例如金本位制下的英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英国，地位就完全不同)，经济实力的上升或者国家之间的联合可以使外围国家升级为中心国家(例如牙买加体系下的日本和德国升级到未来三大货币区鼎立体系的日本和德国)。第二，中心国家的数量可能发生改变，既可以只有一个中心(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也可以有多个中心(例如金本位制和未来三大货币区鼎立体系)。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外围构架的演进过程中，国际货币的输出方式和实质资源的注入方式也相应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从这种资源流动的视角来分析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外围构架的变迁，并且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方向进行预测，并给出几点具有普遍意义但有待于进一步检验的结论。（注：在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首先明确一下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划分。我们把从1870年至今的国际货币体系划分为4个时期：金本位时期(1870～1914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隔期(1918～193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1944～1973年)、牙买加体系(全球浮动汇率体系)时期(1973年至今)。本文不讨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隔期，因为这一时期里并没有成熟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二 金本位制下的资源流动
在金本位制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与黄金挂钩。实行金本位制的30多年时间里，英、美、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货币的汇率平价几乎没有发生变动。（注：Richard Baldwin and Philippe Martin," Two Waves of Globalization:Superficial Similarities,Fundamental Differences," NBER Working Paper,No.6904,January 1999.）黄金事实上充当了世界货币，金币可以自由流动、自由兑换，甚至自由铸造或融化。金币的自由流动保证了各国货币比价的相对稳定；金币的自由兑换保证了黄金与其他代表黄金流通的金属铸币和银行券之间比价的相对稳定；金币的自由铸造或融化保证了各国物价水平的相对稳定。因此，金本位制作为一种比较稳定的固定汇率体系，促进了该时期国际汇率的稳定、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发展。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深入理解金本位制下的国际货币构架的话，就不能脱离这个时代的特征去孤立地分析。这一时代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三大货币区鼎立的货币体系，英镑区、法郎区和美元区以各自的殖民地为核心进行构筑。在殖民地国家里，整个经济体系和货币制度都严重依赖于殖民者所在的国家。很多殖民地国家甚至没有本国货币；即使在存在本国通货的国家里，也基本上把殖民者国家的货币视为官方认可的硬通货。在这一制度的基础上，我们认为金本位制下的中心-外围构架如图1所示。
图1 金本位制下的中心-外围构架和资源流动
附图
在图1中，位于这一构架中心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美国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该体系是一个多中心的构架)。位于这一构架外围的国家是各货币区的其他国家，主要是各中心国的殖民地国家。以英国和英属殖民地为例，英国把英镑输出到英属殖民地，这往往是通过两种手段，第一种是进口殖民地的资源和初等工业品，第二种是到殖民地进行直接投资，而这两种手段都换来了来自殖民地国家的实际资源的注入。我们也可以把这一过程视为英国向所述殖民地国家征收国际铸币税的过程，英国获得了实际资源，而殖民地国家获得了国际流动性便利(因为殖民地国家的本国货币不能用于国际支付)。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金本位制下，中心国家的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经常项目都保持了持续性顺差(见表1)，也就意味着上述的第一条路径在净值上是反向的，即通过进口发出的银行券又通过出口收回来了，而且收回来的更多。金本位制下的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输出货币而得到实质资源，从净值上只能通过上述第二条渠道(即资本项目渠道)完成。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注入的资源一方面是资源等初级产品，另一方面是大量的黄金。金本位制下的中心国家以经常项目持续顺差和黄金持续不断累积为特征，外围国家则以经常项目持续逆差和黄金不断流失为特征，黄金越来越集中于中心国家手中。
表1 金本位时期各主要发达国家经常项目占GDP比例的平均值（注：整个样本期各国的时间范围为：澳大利亚(1861～1945年)、加拿大(1870～1945年)、丹麦(1874～1914年、1921～1945年)、芬兰(1872～1945年)、法国(1851～1913年、1919～1938年)、德国(1877～1913年、1925～1938年)、意大利(1861～1936年)、日本(1885～1944年)、俄罗斯(1885～1913年)、瑞典(1875～1945年)、英国(1869～1945年)、美国(1870～1945年)。Matthew Jones and Maurice Obstfeld," Saving,Investment,and Gold:A Reassessment of istorical Current Account Data," in Guillermo Calvo,Rudi Dornbusch and Maurice Obstfeld.eds.,Money,Capital Mobility,and Trade: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Mundell,Cambridge,MA.:MIT Press,2001,pp.303-364.）
国家 整个样本期间 1885～1913年
原始经
调整后的
原始经 调整后的
常项目
经常项目
常项目 经常项目
澳大利亚 -3.9 -4.2
-2.4 -2.8
加拿大-3.5 -3.4
-7.2 -6.9
丹麦 -0.2 -1.2
-2.6 -2.6
芬兰 -5.2 -5.1
-5.8 -5.8
法国
2.6
2.63.1 2.6
德国
1.2
1.21.6 1.6
意大利-1.3 -1.30.8 0.8
日本 -0.2
0.1
-0.8 -0.3
挪威 -1.7 -1.7
-3.2 -3.1
俄罗斯-1.0 -0.4
-1.0 -0.4
瑞典 -0.8 -0.8
-2.3 -2.4
英国
2.3
2.34.8 4.6
美国
0.5
0.50.1 0.1
金本位制下的中心-外围构架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构架，金本位制的崩溃有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货币区外围国家不断向中心国家输出黄金，从而无法维持本国货币对黄金的平价。第二，各中心国家内部发生了问题，中心国家之间也会进行商品贸易，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黄金越来越集中在个别大国手里(例如英国)，从而造成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金本位制难以为继。从表1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英国的经济实力很强大，一方面通过经常项目的持续顺差从世界范围内吸收黄金，另一方面通过资本项目的持续逆差向世界范围内输出国际通货。第三，金本位制具有过于刚性的弊端，它使得世界经济的增长受制于黄金产量的增长。上述原因决定了金本位制最后走向衰亡。
三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资源流动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综合实力大为增强，再加上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孤立和封锁，美国就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因此，在二战之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必然是美国承担主要义务和占有主要收益的货币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和美元挂钩，这种双挂钩结构赋予了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适应了该时期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相对实力，各国货币直接或者间接地与黄金挂钩，维持各国间汇率的稳定，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赢得了二战后20年的“黄金时期”。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中心-外围构架如图2所示。美元位于这一体系的中心位置，而其他各国位于这一体系的外围。美国在这一体系下也是通过两条渠道向世界范围内发行通货，并从世界范围内吸收实质的资源。第一条渠道是经常项目渠道，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源源不断地向全世界输出美元，从而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注入。而其他国家通过经常项目顺差获得美元，扩充自身的美元储备，以满足自己进行国际支付和偿还外币贷款的需求。但是，在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在大多数年份都是保持经常项目顺差(见图3)，只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后几年，这一渠道才逐渐显现出来。第二条渠道是最主要的渠道，即美国通过资本项目的持续逆差，主要是美国公司大量到海外投资，不断向世界范围内提供通货。
图2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中心-外围构架和资源流动
附图
图3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的经常项目
附图
资料来源：The White House,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ting Office,2005,p.328.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种单中心的构架，即单一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体系。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两难。国际贸易的增长需要更多的美元作为支付手段，而美元的输出要么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不断累积为代价(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几年)，要么以资本项目的持续逆差为代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大部分年份)。无论哪一种赤字累积到一定水平时，其他国家就会对美元的价值和信誉产生疑虑，于是就会不断把美元兑换成黄金，并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美国的国际收支特点为：经常项目长期顺差，资本项目长期逆差，黄金储备持续减少(见图4)，美元信誉最终难以维系。
图4 布雷顿森林系下美国储备资产变动情况
附图
资料来源：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CD-ROM),September 2004.
四 牙买加体系下的资源流动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这一全球浮动汇率体系被称之为“牙买加体系”。在牙买加体系之下，全球经济的波动幅度显著增强，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频仍。在这一时期内，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美国的新经济以及欧元的诞生是一些为数不多的亮点，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滞胀、日本“失去的10年”、拉美国家的积弱不振和债务危机以及东亚奇迹的破灭和美国新经济下的公司丑闻与经济衰退。可以说，牙买加体系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体系，这一体系对于世界经济的促进作用，相对而言还比不上前面两种国际货币体系。
牙买加体系下的中心-外围构架如图5所示。美元依旧在这一体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而位于这一构架外围的是两类国家：一类是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主要是东亚国家)，这些国家依然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它们通过经常项目顺差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然后以购买美国国债等资产的形式保留这些储备。美国则通过输出美元获得了实际资源的注入，此外这些输出的美元往往又通过出售美国国债的手段回笼到美国国内。另一类外围国家是欧洲国家和拉美国家(包括一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这些国家的投资者购买了大量由美国公司或者美国政府发行的金融资产(如股票和债券等)。美国通过出售金融资产，向外围国家融入了大量的真实资本，并且把这些资本运用于国内建设或者对外直接投资。（注：Michael Dooley,David Folkerts-Landau and Peter Garber," An Essay on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NBER Working Paper,No.9971,September 2003.）
图5 牙买加体系下的中心-外围构架和资源流动
附图
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在与第二类外围国家的往来中获得了两大好处：第一，由于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平均低于实际投资的收益率，通过向海外出售金融资产，美国企业可以赚取这两种收益率之间的差价。第二，向海外出售金融资产，能够把投资的风险转嫁给海外的投资者。特别是对于股票而言，股票的发行商并没有义务承诺一个确定的收益率，而且发行股票并没有还本的压力，此外股票的涨落对于股票发行公司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如果该公司不需要继续融资)。牙买加体系的特征有三：一是美国经常项目持续逆差，资本项目持续顺差以及美国负的净国际投资头寸不断累积(见图6)；二是东亚地区经常项目持续顺差和外汇储备不断累积(见图7)；三是欧洲国家经常项目持续逆差、资本项目持续顺差和储备资产的基本不变。
图6 牙买加体系下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和经常项目变动情况
附图
资料来源：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CD-ROM),September 2004.
图7 牙买加体系下东亚地区外汇储备累积情况
附图
资料来源：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CD-ROM),September 2004.
牙买加体系下的中心-外围构架具有内在的不相容性。在这一体系下，中心国家享受了更多的收益(如铸币税和通货稳定)，而外围国家则承担了更多的成本(如资源输出、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注：匿名评审专家对此处观点以及文中其他地方的类似判断提出了质疑，同时指出这种现象的产生根源是否和货币制度紧密联系仍然有待讨论。感谢评审人的意见，我们对此表示认同。）这种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等分配使得外围国家日益边缘化，并把维持系统相容性的任务过多地集中到中心国家身上。而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事实上常常拒绝履行自己维持系统相容性的责任和义务。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平衡使得全球金融体系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集中体现为该体系下多次爆发的货币金融危机。在过去25年间，大约有80～100个国家出现过金融危机。（注：[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著，黄少卿译：《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现状与展望》，载吴敬琏主编：《比较》，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第1辑，第57～90页。）除了1992年的英镑危机发源于处于体系中心的发达国家外，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的货币金融危机均发端于处于体系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市场经济体。
卡明斯基(Graciela Kaminsky)和瑞因哈特(Garmen Reinhart)考察了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和地区性问题，区分出冲击的3种传递途径：(1)外围国家→外围国家→外围国家；(2)外围国家→中心国家→外围国家；(3)中心国家→外围国家→外围国家。结论为：如果外围国家的危机没有触及中心国家的资产市场，只会在外围国家发生区域性危机，不会造成波及全球的系统性危机；而中心国家出现金融危机后，很容易通过溢出效应影响到外围国家。（注：Graciela Kaminsky and Carmen M.Reinhart," The Center and the Periphery:The Globalization of Financial Turmoil," NBER Working Paper,No.9479,November 2001.）一个自然的推论是货币金融危机在“中心-外围”国家间的危机传染具有单向特征：中心国家出现危机时，外围国家成了中心国家危机的泄洪区；外围国家出现危机时，危机不会继续传染到中心国家。
中心-外围式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国际金融风险逐渐在外围国家累积，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国际货币领域的收益与风险处于严重的不均衡状态。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如果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也很难独善其身，因为金融危机可以通过贸易、金融或者预期心理等渠道进行扩散和传染。如果位于系统中心的发达国家经济出了问题，整个国际货币体系都面临着均衡被打破的危险。因此我们认为牙买加体系注定是一种过渡性的体系，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而必将被区域货币充当世界货币的构架所取代。欧元的诞生和逐渐走强已经使得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初现雏形。为了维持系统的稳定性，必须依靠国家之间进行货币合作，尤其是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南北合作。外围国家可以通过相互间的合作增强与中心国家的对话力量。
五 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三大货币区鼎立体系下的资源流动
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金融的区域化和集团化将成为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发展方向。因此，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很可能出现三大货币区鼎立的结构，即所谓的“全球金融稳定性三岛”。（注：Robert Mundell,"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20th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une 2000,pp.327-331.）我们认为，在21世纪，全球浮动汇率制可能会以货币联盟的方式向新固定汇率制复归，国际货币体系可能呈现出“全球金融稳定性三岛”的基本构架，并且伴生欧元区、美元区和亚元区三大紧密货币合作区的雏形。（注：钟伟、张明：《全球金融稳定性三岛和亚元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工作论文No.6，2001年。随着东亚货币合作的进展，在东亚地区可能形成共同货币区，并且逐渐扩展到亚洲其他地区。亚元区可能采用核心国家的货币，例如日元或者人民币；可能采用区域外国家的货币，例如美元；也可能采用新创立的区域货币，例如ACU(Asian Currency Unit，亚洲货币单位)。亚元区的中心国家包括所有参与东亚货币合作的国家，外围国家是指其他不参与合作但是使用亚元的国家。）
在三大货币区鼎立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依然存在着中心-外围构架(如图8所示)。因为在每一个货币区中都存在着中心国家：在欧元区内是德国和法国；在美元区内是美国；在亚元区内是日本和中国。虽然在货币区内所使用的货币未必是国别货币，但是这些中心国家依然能够控制货币区内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对区域货币的利率和发行量具有决定性的投票权。因此这些中心国家依然可以向货币区内的外围国家征收铸币税——即实体资源的注入，或者在分享铸币税上占据优势，或者在政策外部性上占据优势。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推论，即使在遥远的将来出现了统一的世界货币，那么到时候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国家依然可以通过自己对于世界货币政策的支配性权利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
图8 未来的中心-外围构架和资源流动
附图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发现，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外围构架和金本位制下的中心-外围构架颇为相似。这种从多中心构架向单中心构架发展，再从单中心构架向多中心构架复归的趋势表明，单中心构架只适合全球只有一个主导国家的情况，而多中心构架和全球多极化趋势更相符合。当然，金本位制下的中心-外围构架和未来的中心-外围构架也存在不同之处，即金本位制下主要是由国别货币来充当区域货币，由黄金来充当全球货币；而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区域货币来充当全球货币。
六 结论
第一，在迄今为止的各种国际货币体系内，均存在着不同形式的中心-外围构架。在这种构架下，中心国家向外围国家输出通货，不但能够征收铸币税，而且更主要的是掌握了根据国内具体情况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动性。
第二，中心-外围构架里中心国家数量的多少是与各国实力对比相关的。单中心构架和世界的单极化相关联，而多中心构架与世界的多极化相关联。由此可以断定，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必将出现多中心的构架。
第三，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因为对于国际清偿力的需求增长与该国别货币的信誉之间存在不可调和性。由于中心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或者资本项目的持续逆差，或者储备资产的长期减少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因此该国际货币体系就常常面临着均衡被打破的危险。区域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将成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大势所趋。
第四，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要想维持长期的系统相容性，就必须合理地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分配收益和成本。例如应该在中心和外围国家之间建立分享铸币税的机制，而且中心国家应该主动地承担更多的维持系统相容性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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