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评介艾尔松的《爱达荷华人往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达荷论文,自己的论文,艾尔论文,老百姓论文,往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暑假，我与妻子到美国西北部爱达荷州的博伊西(Boise)探亲。7月的一个下午，我们到已经定为重点保护历史遗址的爱达荷城(Idaho City)参观，这里仍然保持着19世纪中叶古色古香的风貌。据工作人员介绍，19世纪60年代初只有12人进入这处深山老林开发，后来逐渐发展成为20000余人的繁荣市镇，其中华人占多数，爱尔兰人居其次。此镇西北角小山上建有先驱者坟场(Pioneers Cementary)，文献记载有3000多早期移民安葬于此，但现在碑文能够辨认者不及300座。当地人没有忘记华人先驱者披荆斩棘的功勋，在茂密的苍松翠柏中专门留有华人墓地。但墓中已无任何尸骨，因为按照中国风俗均经同乡捡拾运回故土。时已薄暮，残阳如血，山风四起，松涛大作，伫立在这空荡荡的墓地之前，忽忆前人“捡运先友”文：“生计无门，痛洒穷途之泪；营谋失路，勉为异域之行。中怀不得已之情，有梦空回故里；外迫无如何之势，频年久滞他邦。闻解缆，则父母牵衣；说扬帆，则妻儿陨涕。嘱子千言保重，怜夫万种叮咛。含悲不使亲知，毅然就道；忍泪不为妻堕，强以扬鞭。险逾
浪鲸波，自慰劳中有逸；危历狐丘熊馆，爰思富或由勤。踏残朔雪严霜，冒尽蛮烟瘴雨。贸易则劳心会计，采金则竭力晨昏。如斯不遂初心，早丧诚然可悯；似此皆由正道，捐生实属堪悲。”（注：南海佚名：《代同邑故友倡运柩回粤小引》，收于《旅美三邑总会馆简史，1850-1974》，旧金山，1975年，250页。）内心为之震撼不已，众多死者、尸骨捡运者和悼词作者都失落了自己的名字！有谁为我们讲述这些离乡背井死于异域的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以后每逢循着俄勒冈小径旅行，我都怀有隐隐约约的遗憾乃至自责。在沿途各地大大小小的纪念馆与博物馆中，大多陈列着当年华工使用的工具、家具、生活用品，以及他们自己建立的会馆、庙宇的匾额、对联、神像、帘布等等，甚至还有若干珍贵的照片。但是，不像白人早期先驱者那样留下大量的日记和信件，早年的华工绝大多数是文盲或准文盲，除偶尔可以看到他们使用过的中西文混杂的账簿以外，我始终未能探访到其他出自他们手笔的原始文献。据说，曾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并随即荣登非小说类冠军宝座的《绝无仅有——1865年到1869年大铁路的建筑者》(Nothing Like It in the World)一书，其作者斯蒂芬·安布罗司(Stephen Ambrose)也曾为这批早期华人移民“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而深感遗憾。不过他总算在加州大学图书馆找到几本当年人们曾经使用的英汉常用语手册，里面有教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学说的某些汉语：“你能给我弄个棒小伙子吗？他想要每月八块钱？六块他就该知足了。我觉得他非常蠢。每天早上七点来，晚上八点下班。生火，扫地，洗衣服，擦窗子，洗地板。我想扣他的工钱。”（注：康慨：《绝无仅有的劳动者》，《中华读书报》2000年9月27日。）这些当然不是让过去的和现在的中国人听了感到愉快的异域汉语。
幸好我在美西访古之旅期间买到一本艾尔松女士(M.Alfreda Elsensohn)撰写的《爱达荷华人往事》(Idaho Chinese Lore)，这才或多或少弥补了内心的遗憾。此书由当地卡克司顿印刷公司(Caxton Printers,Ltd)于1970年出版，好像从来也没有登上什么显赫报刊的新书流行榜，但却真诚地、详尽地并且力求客观地记录下这数万早期华工的历史状况，并且在1971、1979、1993年连续再版，可见亦颇受读者欢迎。
作者于1897年出生于爱达荷州的格兰基维尔(Grangeville)。1924年毕业于刘易士—克拉克师范学院，并进入普尔曼(Pullman)的华盛顿州立大学，后转入贡札加大学(Gonzaga University)，1927年获理科学士学位，1939年获爱达荷理科硕士学位。在长达42年的教学生涯结束以后，她在建于1931年的圣基尔楚德学会博物馆任管理职务并进行研究。她写作勤奋，品德高尚，是爱达荷州科学院、历史学会、作协的资深成员，曾多次荣获各级奖励。其主要著作除此书外，还有《先驱者在爱达荷县的日子》(Pioneer Days in Idaho County)和《坡莉·伯米司——爱达荷县最传奇性的角色》(Polly Bemis:Idaho County's Most Romantic Character)，可见她的研究工作侧重于爱达荷的地方史，特别是这个地区早期移民（包括华人）的历史。
《爱达荷华人往事》一书共17章：1.导言；2.华人在列维士登(Lewiston)；3.皮尔司市和奥洛芬罗(Pierce City and Orofino)；4.风景如画的角鹿市(Picturesque Elk City)；5.清水站、纽索门、园丘(Clearwater Station,Newsome,Hump)；6.佛罗伦斯与板石溪(Florenceand Slate Creek)；7.爱达荷山，第三个县治的所在地(Mount Idaho,The Third County Seat)；8.格兰基维尔，现今县治的所在地(Grangeville,a Present County Seat)；9.白杨与勒芝柏尔斯(Cottonwood and Nezperce)；10.扣特维尔，深水溪与道格拉斯栅栏(Keuterville,DeepCreek,Douglas Bar)；11.华盛顿（注：指华盛顿州而非世界闻名的华盛顿总统。）在瓦伦的帐篷里(Washington in Warren's Camp)；12.坡莉·伯米斯，传奇女英雄(Polly Bemis,Legendary Heroine)；13.华人在博伊西(Chinese in the Boise Area)；14.爱达荷市、溪、印花丝毛料(Idaho City,Loon Creek,Challis)；15.白银市与兰坝(Silver City and Nampa)；16.波开特罗与哈雷(Pocatello and Hailey)；17.北爱达荷(North Idaho)。作者把华人的工作、生活与整个爱达荷地区的开发联系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可能被遗忘的有关海外华人的历史实录。
作者并非科班出身的历史学者，但她搜集史料之勤奋却给我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除直接征引26种有关爱达荷历史沿革的学术专著以外，她还系统查阅了8种报纸和3种期刊。报纸包括《白杨纪事》(CottonwoodChronicle)、《俄勒冈人日报》(Daily Oregonia)、《荒漠新闻》(Deseret News)、《爱达荷县自由报》(Idaho County Free Press)、《爱达荷政治家》(Idaho Statesman)、《列维斯顿晨报》(LewistonMorning Tribune)、《奥格登伦理评论》(Ogden Standard Examiner)、《司坡克人评论》(Spokesman Review)，其中有4种是爱达荷地方报纸，其他则为邻近的华盛顿州、俄勒冈州和犹他州的地方报纸。3种期刊是：《爱达荷的昨天》(Idaho Yesterday)、《昔日西部》(Old West)、《科学的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此书时间跨度甚大，从1850年一直写到1930年代。一般做过实证研究的历史学者都懂得，在如此卷帙浩繁的20多种报刊资料中抉剔爬梳，需要付出多少时间与艰苦的劳动！此外，她还不辞长途跋涉，实地考察了许多历史遗址并且访问了许多熟悉掌故的老人。
该书是在大量实证工作基础上写成的，而作者又是名符其实的爱达荷地方史的权威，但其著作却丝毫没有学究气，也不像某些美国学者那样喜欢以庞大的理论框架与繁琐的概念术语来炫耀自己。这本书，朴实无华然而引人入胜，很快就把读者引入当时的历史情境。
导言是如此开头的：“1848年1月在萨克拉门托山谷(Scramento Valley)转动水车的萨特尔溪(Sutter's Millstream)发现金子，消息如野火般蔓延，接着是有历史意义的运动——49年淘金潮……墨西哥人、南美人、欧洲人和中国人加入美国人的淘金热潮。1853年以前来美国的华人不超过50。随后他们乘船到来，1865年开始雇用华人修建铁路。他们由于提供廉价劳动而受欢迎。1868-1869年冬天筑路步伐加快。爱尔兰移民在联合太平洋(The Union Pacific)，华工在中央太平洋(The Central Pacific)，与时间、大自然及印第安人奋战。”爱达荷华人往事就这样揭开帷幕。
然后笔锋一转，时间跨越百年。“1969年5月10日，在布里格汉市(Brigham City)以西29.5英里，金穗国家遗址(the Golden Spike National Historic Site)，献建一座游客中心，纪念百年以前由联合太平洋与中央太平洋两家公司修建的太平洋铁路的竣工。”这条横贯美国大陆的铁路的建成，对西部边疆大开放的成功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其自然环境之恶劣，地质结构之复杂，极大地增加了工程的艰苦，何况当时筑路一切都得靠手工完成。
在一百年的时间里，荒漠变为沃土，旷野城市林立，西部不仅与东部互补，而且成为取代东部的新兴经济发达地区，促成了美国傲视全球的繁荣。饮水思源，美国人没有忘记历史，而这段历史就有数以万计的勤劳华工参与创造。
作者以平实的笔法叙述：在雇用华工之始，筑路工程的监督说，“我不会用中国人，不会对华工修建的铁路负责”，完全是一副傲慢白人的嘴脸。但是作为“四巨头”(Big Four)之一的加州承包商克罗克(Charles W.Crocker)却表现出高见卓识。他打断了监督充满偏见的话，满怀信心地说：“中国人既然能够建成长城，他们就一定能够建成铁路！”一锤定音。随后1万广东工人披星戴月，筚路蓝缕，用布满老茧的双手和原始的工具把铁路穿过极其坚固的花岗岩地区，在北美辽阔的荒原上完成了类似中国长城的伟大工程。克罗克在加州议会上发表演说，强调铁路的建成应归功于被轻视的华工，“归功于他们显示出的忠诚与勤勉”。
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艾尔松自然没有忽视华工本身的弱点，以及某些中国商人对他们的重重盘剥，特别是由种族歧视而演发成的一拨又一拨排华逆流。但她始终维护社会的公正与历史的公正，并且摘引了1869年刊登在《科学的美国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美国应当公正地面对华人问题，并及时立法以求吸引与运用这些新加入我们的人口。有些人坚决后对华人入境，这种反对其基于毫无根据的偏见，因此政府的政策应该为每个种族和地区的移民打开大门。我们现在应该向中国人闭关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以前曾说过中国人聪明、勤快、节俭和守秩序等性格，因为我们确知中国人的品格显然已达到过去我们被教导的公民准则的水平……中国人想为我们工作，我们也需要他们，现在应当迅速停止他们以前所受到的苛遇。让我们欢迎他们！”
西进和华工的故事就是这样开讲的。正仿佛现今圣路易斯那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拱形建筑(Arch)，它既是美国东部和西部的分界线，也是西进运动的起点。
美国早期的西进运动是一首悲壮的史诗。1843年将近1000个男人、妇女、儿童，120辆车，5000头家畜在密苏里的小榆树林(Elm Grove)集中出发，他们怀着各种各样美好的西部梦想，迈上2000多哩漫长而艰险的征途。1848年加州发现金矿，更像巨大的磁石一样，在其后数十年吸引着30万人循着荒凉崎岖的俄勒冈小径来到西部。一个早期移民在日记上写道：“我记得很清楚，当父亲说我们要到俄勒冈时，邻居一片喧哗。他们告诉他，他的家庭将会被印第安人全部杀死，即使逃过印第安人，也会饿死、淹死或失踪于沙漠。但父亲着手工作以后丝毫没有退缩，他勇往直前，为旅行做准备。”（注：移民Benjamin Franklin Bonney的日记手稿，1845年。）但邻居的话并非没有根据，仅1852年这一年，估计就有1/10移民死在途中。许多当时移民的日记证实，从普拉特河(Platte River)到拉腊美堡(Fort Lavamie)400哩路上，平均每哩有12座坟（注：Rick Steber,Oregon Trail Souveunir Book,Prineville,1992,p.12.）。我们找不到当时华人移民的日记或书信，但是一家地方报刊《爱达荷政治家》（每周3期）的头条消息，却描述了早期华人移民的到来：“对于老加州人如此熟悉的景观，中国人排成单行移动的长队，利用锹把的中部或是一根竹棍（扁担——引者），挑着装满麻袋的大米、筷子、摇椅和胶靴，昨天上午沿着爱达荷街道走着，引起旁观者极大的兴味……博伊西居民在1865年9月13日看见中国人走在去爱达荷的路上，很少理解他们正在目睹爱达荷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注：Arthur A.Hart,Basing of Gold-Life in Boise Basin,1862-1890,Historic Idaho Inc.,1993,p.22.）所谓重要意义就是指包括爱达荷在内的西部地区开发，以及美国由于西部大开发而走完的富强大国之路。
正是这些用锹把或扁担挑着简单行李的华工大军，以自己的辛勤劳动与聪明才智积极参与了美国的西部开发，而且其中有些不毛之地首先是或主要是经由华人的艰苦奋斗，终于成镇成邑，且为城市化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所以作者深情地回忆说：“西雅图在1916年建立一个华人俱乐部，这是全美第一个此类组织。俱乐部的中心工作之一是与W.G.马格纳生参议员(Warren G.Magnuson)在取消排华律方面进行有效的合作。尽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华人对爱达荷的经济做出主要的贡献。”(In spite of mistreatment the Chinese have made a major contributionto the economy of Idaho)
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布洛赫曾经说过：“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注：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1992年，23页。）本书作者正具有这种优秀史学家的品质，她数十年如一日追寻着早期华人移民在北美大地上的踪迹，而其艰难尤甚于捕捉一般人类成员的踪迹。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些华人缺乏文化，没有留下自己书写的任何文献。她只能查遍相关年代的十几种报刊，不放过任何有关华人往事的蛛丝马迹。她还到处查访与华人有关的原始文献，哪怕是断简残篇、片纸只字。她在旧时旅馆的老登记本上找到若干华人旅客的名字，或是在华人（或白人）用过的旧账本上找到有关当时华人经济生活的若干零星记载。她到处访问许多早期白人移民或其后裔，从他（她）们历历如绘的口述中获知不少文献中未曾记载的华人往事。她就是这样东寻西找，日积月累，含英咀华，融会贯通，把这些数量颇大而又极为零碎的故事编织成为一个整体，从而把爱达荷十几处华人移民的艰苦奋斗与开发之功，比较全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但是该书只有英雄集体的伟大业绩，却没有英雄个人的完整故事。因为该书的主人公是地地道道的芸芸众生，艾尔松讲的正是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像修建横贯美国大铁路这样的辉煌功勋，并非早期华人移民的全部历史，他们日常从事的还是艰苦然而平凡的劳动。最初较普遍的劳动是采金，由于对华人的歧视与排拒，华人比白人采金要承受更多的艰苦与风险。华人或则以低廉工资在白人矿场从事超负荷的劳动，而更多则是在已被白人开采过的废弃矿场，采集留存有限的剩余金沙。华人全凭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即使在不起眼的贫矿也往往能获得较丰厚的回报。但他们的劳动所得要受到重重盘剥，除白人矿主的残酷剥削外，还有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苛捐杂税，以及赌场、烟馆的巧取豪夺。华工难圆衣锦还乡的黄金梦，但他们采集的黄金却增添了美国的富饶，并为其西部开发提供了更多的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在筑路—采矿—农业—服务业的经济流程中，华工富有成效地与白人移民一起，在荒野的山林中与草原上为今日爱达荷地区许多繁荣城市奠立了最初的基石。
作者刻意描绘的就是这些普普通通的筑路工人、矿工、菜农，乃至家仆及小洗衣店、餐馆等等服务业的经营者。他们在北美大地上奉献了自己青春年华与终生劳动，然而他们却失去了自己原有的中国姓名，我们在书上所能看到的，只是Ah Loy、Ah Hung、Ahgee、Ahgow、Ah Duck、Lee Mann、Ye Sing、Hong Wing John、Jim Lee……一大串中西混杂且似是而非的英文拼音。但这些并非抽象的符号，在作者的笔下大多是有血有肉且有个性的生命。
譬如在风景如画的角鹿市(Elk City)颇为知名的华人矿工Lee Mann，1869年刚15岁就漂洋过海来到旧金山。先是在加州金矿工作三四年，随后从俄勒冈山谷购买牛群，经过200哩山地赶回加州矿场出售。25年那年曾回中国，与一个等待已久的姑娘结婚，但仅一年半即离开妻子与出生6周的儿子，因为妻子害怕海上风浪，他只有独身返回美国。1885年来到角鹿市，开一家百货店，同时也向一些矿场投资。1889年4月5日爱达荷县《自由新闻》曾有专题报道：“我们能干的商人Lee Mann创办他那所出色的商店，这是本市重大的进步。”1895年他还挤出时间在当地一所学校读了3个月的书。此后由于排华浪潮，矿场华人普遍出走。Lee Mann损失惨重，也离开生活多年的角鹿市，前往华盛顿州的温纳齐(Wenatche)，在那里经营果园18年之久，但也未能真正致富。1931年重返角鹿市，仍然从事采矿，当时已是77岁的高龄。Lee Mann的家在一条小溪旁，每逢夏季露营休假者经过这座木屋时，他必定招手留客人稍歇并叙谈。已故的A.J.Hoffman老人当年还是在角鹿市一家华人旅馆打工的14岁孩子。Lee Mann很欢喜这个“角鹿市的小家伙”(Elk City Kia)，常往他口袋里塞满糖果。他曾回忆Lee Mann和其他中国人在矿场的生活状况：“他们是耐心、和善、爱开玩笑、工作勤奋和恪守法纪的一群。”另一个早期白人移民Alonzo Brown曾在角鹿市经营过一家小商店，他也回忆说：“角鹿市当时是一处华人矿工营地，我们的生意大多是与他们做的，这对我是新鲜事……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他们被证明是好顾客。他们按照他们的方式生活，如果他们干得好，就放手花钱，如果赚得少，就量入为出。他们按时付清欠账，此后我对中国人有较好的印象。”当地最大的白人矿场主Jim Witt，则把华人称为“最佳采金人(Placer miners)，他们日以继夜工作，勤俭自律，当许多白人失败时他们却成功了。”
该书还叙述了许多无名华人的往事。譬如第15章“白银市与兰坝”写道：“并非所有来爱达荷的华人都进入矿场，家仆或厨师的位置，中国洗衣店、菜园与餐馆也吸引着他们。他们知道，只要那里有矿工与居民，上述这些行业都正在开放。”“华人很少成为宗教徒，虽然其信仰被称为‘异教’，但他们显示出许多基督徒的德性。一般中国劳动者是耐心、自制、刻苦、和善与忠诚的榜样。”书中提到，1860年代白银市有一个勤劳的华人，每天早上到一处很好的山泉挑水，保证每天把泉水灌满每家顾客的水桶，每周只需付给5角钱。由于泉水价廉物美，这个供水制度一直延续到1885年。此外，“某些富有之家雇一个中国厨子或仆人，其工资是每月40美元，中国人对雇主非常忠诚。”“其他中国人利用石英加工厂的剩料进行再加工，他们也缔约去伐木。”如此等等。
全书惟一冠以英雄称号的是坡莉·伯米斯，作者用整整一章加以叙述，其实她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
“坡莉原名Lalu Nathoy（拼音显然不确切——引者），1853年9月11日生于中国边疆一条河流的上游。父母很穷，苦于天灾与匪祸。有一年匪徒抢劫这个村庄，掠走全部粮食。为预防全家在灾年的饥荒，父亲把她卖给一个匪帮头目，以换取种子改种其他谷物。”她为匪帮当了几年丫头，又被蛇头偷运到波特南(Portland)或旧金山，随后又被卖到沃伦(Warren)。坡莉这个名字就是在沃伦取的，那年她才19岁，是骑着一匹有鞍的马来的。起初是在华人洪金(Hong King)开的一家沙龙工作。有天晚上，洪金赌牌失利，把沙龙和婢女坡莉都输给一个白人移民查理·伯米斯(Charlie Bemis)。
1890年，查理被仇人开枪射穿左颧骨，全靠坡莉用编织钩针以自己独创的方式清洗伤口，并且精心护理直到查理康复。
查理终于决定娶坡莉以报答救命之恩，婚礼在1894年8月23日举行，这年查理46岁，坡莉41岁。结婚证至今仍保存在圣基尔楚德(St.Gertude)博物馆，爱达荷历史协会也保存着坡莉的婚装照片，对襟短袄，绸缎长裙，戴白手套，完全是西方服饰，但端庄的面庞仍然显露出中国农村妇女的朴实憨厚。我们在该书封面还可以看见坡莉晚年在牧场饲马的照片，背景是雪山青松，遍地皆白，两匹骏马偎依在她的身边。这个牧场是婚后买的，他们居住在沙门峡谷，这个峡谷有400余公里长，1800余米深，景色相当幽美。他们的牧场仅有15亩可以耕种的土地，但在坡莉精心照管下，生产李、桃、葡萄、樱桃、草莓、黑莓、谷物、西瓜和各种蔬菜，还养有若干鸡、鸭和一头奶牛，此外她还成为一个熟练的渔妇(adept fisherwoman)。由于她的能干与美德，这一带以后被人们称为“坡莉村”(Polly Place)。
1922年8月，一场大火烧毁了坡莉的房屋和所有财物。2个月后，老查理病逝。坡莉送走了相依相伴28年的丈夫，独自一人生活在这辽阔荒野的牧场，而且又与自己的故土相距万里之遥。但她依然乐观、坚强且有尊严地生活着。
1933年坡莉病故于格兰基维尔一家医院，享年80岁。
1933年11月4日，即她病逝的前两天，《俄里冈人》报刊载了她的动人故事，是曾经护理过她的夏娃·维弗尔太太写的。西北地区许多报纸刊登的坡莉讣闻，都摘要引用了这篇文章。坡莉的故事已经永远保存在当地居民忘记中，1943年圣基尔楚德博物馆接受了坡莉生前的邻居与朋友克林卡默捐赠的第一批“坡莉藏品”(Polly Collection)，包括夜礼服上的自制金纽扣、结婚证书、三套衣服、一顶女遮阳帽、一条棕色披肩、一些钩针织品、朋友赠送的银器、几件手饰，还有若干照片，其中有刊登在该书封面的那张坡莉雪山牧场写照。她的最后一批遗物于1964年1月15日被送交同一博物馆珍藏。坡莉的生平已被编成电视剧，我在博伊西休假时，电视台正好每天早上连续播放。
感谢该书作者以坚强的毅力和耐心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几百个坡莉那一辈早期华人移民的生活状况，尽管我们难以从译音中判断他（她）们的确切中文姓名。书中更多地还是描述了华人移民群体的活动踪迹，以及他们的东方文化背景，这样便使该书蕴涵更多的文化氛围与生活情趣。譬如1886年6月8日爱达荷县《自由新闻》以头条消息报道爱达荷山第一个中国婴儿的诞生，说这是一大喜事，许多白人向这个婴儿送礼。同年7月30日该报又报道：“昨夜爱达荷山唐人街的盛事，为最近出生的婴儿命名，新闻界人士参与庆典，天朝人以特殊方式操办，在部分高加索人和天朝人当中，幼者是备受关注的目标。”8月6日这个婴儿再次成为新闻人物，该报报道说：“中国婴儿在本县甚少，这个爱达荷山小家伙成为众多华人关注的中心，也引起当地白人居民的好奇。他的颈上挂着一个小袋，讲究实际地装着客人送的金砂、礼金等等。我们获知，出生60天后需再次剃头，只留一小块蓄辫子。”
中国新年是华人地区更大的盛事。鞭炮、锣鼓、舞龙交织成的热烈气氛，使之成为当地所有居民的共同节日。白人儿童常常盼望这一天及早到来，因为他们可以大饱眼福并且得到华人邻居赠送的糖果。博伊西华人制作的精美龙灯，已成为华人与白人许许多多游行最显赫的装备，如果没有它游行就会失去光彩。华人欢度春节的传统礼仪甚至融入当地美国国庆活动。1889年7月12日爱达荷县报报道：7月4日该县许多集镇的华人为国庆活动增添光彩，“200个华人游行队伍，带着锣、弦乐器并高举龙旗，走在矿区萨克逊市民队伍的后面。”书中还记载了白银城一个著名中国商人Song Lee的丧礼：在死者安葬于中国坟场之前，用各种香料烧烤一头猪，供一大群华人和白人朋友享用。然后伴随着“今夜老镇将有激动时光”(There'll Be a Hot Time in the Old Town Tonight)的曲调，送葬队伍缓缓向坟场行进，乐曲是由雇来的美国乐队演奏的。还有一个中国管乐队，包括一个啤酒桶做的鼓、一枝短笛（疑为唢呐——引者）和钹，当送丧者大声号啕时奏出如泣如诉的东方音调。沿路散布红色纸条（疑即纸钱——引者），借以恐吓可能潜伏在周围的魔鬼。到坟场后把食品与死者埋在一起，确保他在谒见祖先时有一段愉快的时光。当尸体放进墓穴时，乐队再次演奏“麦金梯永垂不朽”(Down WentMcGinty)。这次丧礼举行于1897年或1898年冬季，1921年7月1日的《奥邑雪崩》报(Owyhee Avalanche)曾有详细追述。
当然，作为严肃的历史学者，作者并未把美国描写成为“西天乐土”，更没有把早期华人移民生活美化成为田园牧歌般的画卷。她如实地写出他们的贫穷与苦难，以及历次排华浪潮和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给他们造成的深重灾难。譬如1885年6月的一天下午，8个白人暴徒骑马来到俄勒冈的道路拉斯矿场，突然袭击华人正在休息的工棚，一次就击毙32人，并且抢走他们辛苦采集的13瓶金沙。此事后来被一个美国作家称之为“世纪罪恶”，并且震撼了整个西部乡村。1885-1889年爱达荷的最后一任地区总督斯梯文孙(E.A.Stevenson)甚至企盼国会把华人全部排出爱达荷。该书叙述的那些早期华人移民，大多经历过这些腥风血雨的岁月，并且以坚毅、勤劳和智慧应付排华逆流的多次挑战，顽强地在北美大地上生存和繁衍。需要指出，该书作者始终以浓墨重彩描述华人和白人善良移民之间的诚挚友谊，以及美国某些有识之士对排华逆流的努力抵制。1882年美国颁布排华律以后，华人移民曾一度被驱出太平洋海岸的所有主要城市，但西雅图却是例外。西雅图市民提出抗议，求助于法律，终于被告知，愿意留下的中国人将受保护。历史表明，部分华人移民可能是孤苦无依的，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们的奋斗却并非完全孤立无援。
我并不认为这本书完善无缺，因为毕竟是开创之作，尚未臻于成熟。至少在两方面还有改进的余地：一是由于作者不识中文，她已掌握的有关文献上的中文字迹，有待于进一步核实辨认，可能会发掘出更多内容。同时，美国许多地方传统华人会馆所保存的中文资料，如《旅美三邑会馆简史》之类，也有待于我们努力追寻并与英文资料对照研究。二是可能由于年龄与精力的限制，作者未能进一步扩展研究视角，把北美早期华人移民生活与整个西进运动更为紧密地联结起来，或至少把西进运动作为总体背景加以描述，以便读者加深对华人移民在西进运动中的角色与作用的理解。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充分认识这本书的宝贵价值，因为作者通过翔实的史料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北美早期华人移民生活的画卷，也可以说是一部有关这段历史的较为全面而又可靠的实录。用心的读者一定会从中发现许多很有价值的资料，可供做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华侨史乃至人类学等多方面的进一步研究。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此书发现作者那颗灼热的善良的心。作为具有科学态度的资深学者，她既记述了华工的美德与劳绩，也不遗漏他们的落后与过失（如赌博、械斗等）。而作为充满爱心的人道主义者，她总是把同情放在弱势族群这一边。她谴责白人种族主义的排华逆流，为华人移民的悲惨遭遇诉求公道，还不忘追踪这些早期移民的后裔，为北美华人移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和地位有所提升而感到欣慰。
我们面对的不是一本枯燥无味的学究式著作，阅读这本书仿佛是冬夜在火炉边听慈祥的老祖母说故事，说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但千万不要因此低估了作者的史学水平，因为“回归叙述”(retrun to narrative)乃是西方史学晚近兴起的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向。人们已经厌倦了那些自命不凡的价值评判和华而不实的理论架构，努力回归历史本真，并且把理解看做“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布洛赫语）。“回归叙述”者并非简单地陈述史事原委，而是在强有力的实证工作基础上，寓理解于生动而又真实的叙述之中，并且赋予历史以新的生命，换言之，就是用做学问的功夫来说故事，或是于说故事中体现做学问的功夫。其实，这种主张在中国优秀史学传统中早已有之。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过：“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史记》中如《项羽本记》、《陈涉世家》、《李斯列传》、《货殖列传》、《游侠列传》等等，哪一篇不是生动活泼的故事，好些篇还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其见识，其论断，其人生哲理，其政治智慧，至今仍然焕发出令人折服的学术魅力。德国著名史学家兰克也是重视叙述的，“如实直书”是他终身服膺的信条。弗里德里希·迈纳克赞扬兰克的教皇史和宗教改革史说：“客观叙述、高谈阔论和广阔视野都紧密地、有机地交错结合在一起。就像起伏不定的大海中的巨浪，浪尖上会经常水沫四溅，光彩夺目；在兰克的著作中，事件的叙述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浮想联翩的思考。在他稍后的著作如《英国史》和《世界通史》中，节奏就更不一样了。大海看上去更平静了，浪头之间有了更长时间的间隔，而且不再那么汹涌奔腾了，而叙述的本身就充满了宁静的思考。以他晚年的睿智，兰克更能够在叙述气势浩大、扣人心弦的事件时也委婉陈述，心平气和。”（注：弗里德里希·迈纳克：《1936年1月23日在普鲁士科学院发表的纪念演说》，转引自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5页。）该书作者的睿智与渊博诚然难及兰克，但她那委婉陈述、心平气和以及于细微处发掘人性的学术境界，也颇令人歆羡。
有成就的历史学者是否也能说些故事，特别是说些常被遗忘的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就是我被这本书触发的一点思考。